近年來，為了實現單位GDP（國內生產總值）減排目標，中國許多地區采用了限額、罰款等行政規制手段，有些地區甚至通過控制工業發展速度來減排，給人產生一種發展與減排之間是矛盾的錯覺。我們認為，要實現發展和減排的雙贏，一個重要的前提是需具備全局視角和一般均衡思維，不能把目光局限在一時一地的得失上。然而，當前對于如何在減碳與經濟發展之間找到平衡，學界和政策界仍存在許多模糊的認識。這不僅不利于地區間的平衡發展，還可能加劇經濟發展與減排之間的矛盾。

有鑒于此，本文通過分析《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以及《中國工業企業污染排放與治理微觀數據》等權威數據和資料，試圖厘清中國能源利用效率的空間與結構差異及其發展趨勢，進而探討在當前轉型發展階段，為實現“雙碳”目標應如何協調與發力。

能源利用效率差異與區域產業結構關系密切

基于對2000年以來中國GDP和GDP能耗等數據的客觀分析，研究揭示出以下關鍵事實：

事實一：中國不同地區和部門在能源利用效率上存在顯著差異。

圖 1 ：人口、能耗和GDP空間分布
注：份額是指占全國的比重。替換其他年份的人口、能耗和GDP空間分布關系圖，結論類似。 本文圖表均為作者自繪

圖1表明，2010年中國各省份在GDP、人口及能源消耗占全國的比例方面有顯著差異。理論上，如果各地區在人均GDP和單位GDP能耗上表現一致，那么這些線條應該呈現出重合變化趨勢。然而實際數據顯示，這三類線條之間存在明顯的偏離，突顯了人均GDP和單位GDP能耗在不同地區間存在顯著差異的現實情況。

圖 2 ：部門單位GDP能耗

進一步地，圖2展示了不同地區各部門的能源利用效率比較。數據顯示，同一省內，農業和服務業部門的能耗差異不大，而制造業部門的單位GDP能耗則普遍高于農業和服務業部門。這表明，每個地區內部從農業向制造業再向服務業轉型的產業結構調整階段，雖然能夠提升該地區的人均GDP，但同時也可能導致單位GDP能耗在一定階段內出現先上升后下降的現象。隨著經濟進入后工業化階段，產業結構進一步向服務業調整將有利于碳排放的下降。

事實二：能源利用效率和人均GDP之間存在較強的正相關。

圖 3 ：歷年各地區人均GDP和單位GDP能耗
注：2000-2015年各省人均GDP和單位GDP能耗關系。左邊是名義GDP能耗；右邊是實際GDP能耗（2000年不變價格）。

圖3顯示，從2000年到2015年的各個時期均體現出中國各省人均GDP和單位GDP能耗之間都存在強相關。具體而言，經濟發展越好、人均GDP越高的地區，其單位GDP能耗越低。

事實三：能源利用效率在空間上出現分化。

當前，盡管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建設正在推進，但地區間的市場分割仍然相當嚴重。如果某些地區在發展政策上采取了疏散式布局，或者在缺乏經濟集聚效應的情況下，政府過度發展能耗較高的制造業，忽視服務業的發展，那么全國范圍內的單位GDP能耗就很難降下來。

舉例來說，自2003年后，為了縮小地區差距，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平衡地區發展的政策（以下簡稱“區域發展政策”），引導建設用地指標、轉移支付等向內陸地區配置，客觀上使得內陸地區的能耗呈上升趨勢，不利于資源向能耗低的地區集聚，也不利于全國“雙碳”目標的實現。

圖 4 ：歷年單位GDP能耗變化回歸系數
注：2000-2019年省級層面回歸結果，回歸控制了省內的人均GDP、二產占比、三產占比及省份虛擬變量。全國系數是指全國所有省份樣本，控制了其他變量后，各年份虛擬變量回歸系數，揭示不同年份下的能源利用效率變化。沿海系數和內陸系數分別是指沿海省份樣本和內陸省份樣本，年份虛擬變量回歸系數。需要說明的是，如果加上90%的置信區間，沿海系數統計上不顯著，內陸系數和全國系數在2003年后系數統計上顯著大于0。

圖4顯示，自2003年以來，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和中西部內陸地區在能源利用效率上出現了明顯分化。沿海地區的單位GDP能耗呈下降趨勢，而內陸地區則為上升趨勢。

國內大循環改革將顯著降低單位GDP能耗

通過將區域間能源生產和利用等引入空間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并結合中國的相關數據，本研究從全局視角量化分析了暢通國內大循環對能源利用效率和增長的影響，結果表明：實施暢通勞動力和商品流通的國內大循環改革將顯著促進人均實際GDP的增長，同時顯著降低單位GDP能耗。

具體而言，第一，暢通勞動力流通（流入城鎮的遷移成本下降1/4），城市化率會提高9.4個百分點，實際GDP和社會總福利分別增長6.4%和8.6%，單位實際GDP能耗下降6%，同時服務業就業占比增加4.6個百分點。

第二，暢通商品流通（降低區域間制度性障礙引起的貿易成本）將推動實際GDP增長7.9%，社會總福利增長2.9%，單位實際GDP能耗下降7.3%。

第三，上述效應會隨著經濟集聚效應的增強而擴大。同時，技術進步也將大幅促進經濟增長并進一步降低單位GDP能耗。

回到我們最開始的問題，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間是否存在此消彼長的替代關系？

本研究發現，從全局來看，在存在要素配置障礙的經濟環境中，經濟增長、結構優化和環境保護之間并非不可調和的矛盾。特別是在后工業化發展階段，通過經濟的集聚發展和要素資源向高效率地區的有效配置，不僅能推動經濟增長，還能通過規模效應和再配置效應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為此，圍繞實現“雙碳”目標和經濟增長的共贏，本文提出以下幾點政策建議：

首先，在辯證認識“雙碳”目標時，應具備多維和全局的發展觀。即必須從全國整體的角度來評估“雙碳”目標的實現。這意味著需要充分尊重經濟發展規律，同時進一步破除商品和要素跨地區配置障礙，充分發揮規模經濟和統一大市場對經濟現代化的推動作用。

其次，采用“全國一盤棋”的空間思維應對“雙碳”目標。通過破除體制機制上的障礙，進一步暢通國內大循環，建立起全國統一的商品和要素大市場，推進人口和經濟在地區間的優化配置，從而實現產業結構優化、經濟增長和單位GDP排放下降的多贏局面。這種做法將能真正促進綠色轉型在經濟發展中的推進，也使得在綠色轉型中實現更大規模經濟發展成為可能，從而使中國經濟在集聚發展的過程中逐步實現減少碳排放的目標。

最后，借助全國統一碳市場有效推進“雙碳”目標至關重要。僅僅依賴剛性的行政手段來推動各地區減碳控排，很容易使各地區陷入“各自為戰”的誤區，引發減碳與經濟發展的矛盾。相反，逐步推廣地區間碳排放權交易等市場化手段，建立全國性、多層次的統一碳市場，利用市場力量發現真實的“碳價格”。這樣一來，市場將指導哪些地區需要減排，甚至哪些地區可以考慮增加碳排放，從而有效激勵企業采取減排措施。同時，這種市場化手段也有利于優化全國范圍內包括能源在內的生產資源配置，可以更好地平衡經濟發展和減碳等多維目標。

綜合來看，破除區域間要素和產品市場的分割，暢通國內大循環，是實現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生產要素向高生產效率地區集聚，不僅能夠提升整體生產效率，還能顯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并且，這一過程也將帶來產業結構轉型效應，有助于實現社會福利和減碳的雙贏。因此，為了實現“雙碳”目標，必須從全局視角、以全國一盤棋的思維推進政策和市場改革，促進綠色轉型和可持續發展。

（本文作者鐘粵俊系華東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師，奚錫燦系復旦大學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中心副教授，陸銘系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本文原題為“在集聚中減碳：暢通國內大循環的環境效應”，見于《世界經濟》2023年第10期，經作者改寫后授權澎湃新聞發布，具體技術細節請參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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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三角議事廳”專欄由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市社會科學創新基地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研究中心和澎湃研究所共同發起。解讀長三角一體化最新政策，提供一線調研報告，呈現務實政策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