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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曾有“京城文化坐標”之譽的風入松書店，在北京大學“南門”外重新開業。

據了解，老風入松書店由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王煒于1995年創辦，以高品位的選書標準和濃郁的學術氛圍備受關注，書店于2011年與讀者暫別。

此次風入松的重新回歸，不僅僅對北京這座城市，對人文氛圍的構建，都被寄予更多的期待與關注。

本期政邦茶座，邀請到風入松書店的主理人丁永勛先生，他既是老朋友，之前與我一樣，都曾長期從事評論寫作。

本期政邦茶座嘉賓：丁永勛 知名評論人，資深媒體人。北京風入松書店主理人、首席選書人。

政邦茶座主持人：高明勇 政邦智庫理事長

高明勇：“風入松”此次“歸來”，重新進入公眾視野，作為主理人，這幾個月的時間，經歷了很多的外界關注和媒體報道，最大的感觸是什么？

丁永勛：最大的感觸，在今天開一個書店，可能不是一個“好生意”，但絕對是一個“好事業”。尤其是對于愛讀書、享受分享樂趣的人來說，可以創造一個空間，讓更多好書與愛書的人相遇。在籌備書店的一年和經營的這三個月，感受到公眾對好書、對好書店的需求超乎想象。

雖然不斷聽到有書店因為各種原因關閉的消息，但也有更多新的、不同類型的書店開業。問題的關鍵，不是“書店”不行了，是“書店”是否在賣書之外創造了不可替代的新價值。比如有知識體系的圖書展陳、有主張的好書推薦、讓人靜心的閱讀環境，甚至一個休憩、約會、打卡的地標。

高明勇：作為九十年代進入校園的“北大人”，“風入松”三個字，意味著什么？時隔二十年，有什么變化嗎？

丁永勛：“風入松”跟北大是天然地聯系在一起的。我們有個理想，一個好大學，周圍至少要有一家好書店，國外的著名大學都是如此。那時候風入松就是一個地標和接頭地點，也是“第二圖書館”。

另外，風入松也是國內最早的一批民營書店，是最早可以隨便看書、提供開放式陳列和閱讀環境的書店。跟圖書館和傳統的柜臺式書店相比，它最大的特色是按照知識體系的選書和開放式取閱的展示方式，以及可以隨便翻看，買不買都可以的氛圍——這是記憶最為深刻的地方。這些“傳統”，新“風入松”都盡量保留發揚，并根據年輕讀者的需求，增加一些新的設施和服務。

高明勇：我也記得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到“風入松”書店的情形，北大南門外，沿著樓梯拾級而下，在樓梯拐角處，抬頭看到書店的標語，德國詩人荷爾德林的那句詩“人，詩意地棲居”。我是學中文的，當時看到這句詩，還是猛地讓人一驚，是種驚喜。你怎么理解？

丁永勛：“風入松”是一個優美的詞牌名，三個字本身就能帶來自然、靜謐的氛圍，而“人，詩意地棲居”，又來自西方詩人和哲學家，可以說，中西融合又完美契合。

這句話來自荷爾德林的詩，原文是“人，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后來海德格爾在闡述自己的哲學觀時，引用并發揮了這句話，甚至寫了一本書（編者注：《在通向語言的途中》）。他們的原意，是在工業革命和二戰前后那個時代，人需要用閱讀和思考，用接近自然的生活方式，防止人為技術所累、為工業化的規制所累。

換句話說，也就是希望在一個靈魂漂泊的時代，找到一個歸依之處，來安頓自己的心靈。這個尋找的路徑，就是自然→思想→閱讀→書籍，因此把這個意象和一家書店結合在一起，就比較貼切。

高明勇：不少知名大學的旁邊都有一些特色書店，比如北大、清華附近的萬圣書園、風入松，比如南京大學附近的先鋒書店，我記得當年讀書時，南京市廣州路門口的先鋒書店，被學生們成為“南大的第二圖書館”。我之前也寫文章談過自己的“城市觀”，“要想了解一座城市的煙火氣，像當地人一樣在家門口吃個早餐，像當地人一樣在廣場晨練，像當地人一樣在夜市上吃個宵夜。要想了解一個城市的精氣神，就去逛逛這個城市的大學、書店和故居。早餐、晨練、宵夜，大學、書店、故居。這六個要素，構成了我對一座城市的丈量、觀察、思考與想象的方法論。”（《城市文脈的掌紋與溫度》）你如何看待書店與大學的關系？

丁永勛：確實，一所好大學，周圍一定要有一家甚至好幾家好書店。在國外很多幾百年的高等學府，比較有歷史的城市，不僅是歐美，甚至荷蘭、捷克、葡萄牙這樣悠久的古老國家的城市、小鎮，都是這樣的。它可能不大，也不時尚，但是一直都在，頑強地堅守著。

我看我的同鄉兼朋友張豐最近寫他在美國訪學，專門寫了大學城附近的書店和咖啡館。他自己讀很多書，本身也開書店，可能有更深刻的體會。

在國內，我們上大學的時候，大學周圍也有很多書店的，除去賣教材教輔、考研書的書店，學術類的書店也不少，比如北大附近的就是風入松，以及后來的野草、博雅堂，距離清華比較近的是萬圣書園，北師大對門有個半地下室的老舊書店，叫盛世情書店，聽名字有點像錄像廳（哈哈），也非常有特色。我們那一撥兒的窮學生當年都是這幾家的常客，經常在那里流連忘返，至今記得每家書店的味道。

高明勇：我知道你以前在媒體做評論，目前的工作主要是“選書人”。從“評論人”到如今為風入松書店做“選書人”，對于選書來說，評論經歷對你最大的幫助是什么？

丁永勛：其實，做新聞尤其是做評論的，如果對專業能力有自我要求的話，第一，要求知識面寬一點；第二，要有一定的分析和思考工具。當然如果有更高的要求，還有第三，文字要好，簡潔明白是低要求，生動有力吸引人是高要求。

因為評論的事實和對象可能涉及各個領域，你要指點江山，不能止于簡單的道德判斷，還要對這個領域的知識有基本了解，才能發現本質、形成觀點，說出一二三來，而不是單純地表達立場和傳遞情緒。

所有這些要求，都需要多讀書。從事媒體工作，光靠課堂上學習是不可能的，尤其是評論，一般很少實際采訪，坐而論道比較多。無論是掌握領域知識，還是掌握思考工具，大多時候主要都要通過讀書實現。

高明勇：你認為自己最大的優勢是什么？挑戰是什么？

丁永勛：我本身也是熱愛閱讀的，并且讀書很雜，說不好聽一點，是缺少一門專精學問，有點萬金油。但是也有好處，就是什么都懂一點，各領域的經典著作和代表學者，都是知道的。某個學者有什么代表作，又出了什么新書，哪些出版社凈出好書，哪個廠牌出書質量比較一般，大致是了解的。這些都對成為“選書人”很有幫助。

此外，就個人而言，我很早就有強制自己保持閱讀的習慣，每年都要求自己必須讀50本（每周一本）好書，要是經典的，有創見或者繞不過去的書，休閑消遣的讀物不算。同時，要寫出讀后感或讀書筆記。以前是寫電腦文件夾里，現在有了微信和記事本小程序，就發在朋友圈，也算滿足一種分享的心理需求。

現在作為書店“選書人”，相當于把愛好和工作結合起來，而且把分享范圍擴大了，對我來說是很幸運、幸福的事。

高明勇：作為“選書人”，你有沒有一個相對明確的標準？

丁永勛：在符合風入松書店“人文學術類”的整體定位基礎上，有兩個明確的標準：

一個是“經典書”，就是經過時間的檢驗、全世界廣泛讀者人群檢驗的好書；

另一個是“通識書”，就是按照一個正常的社會人，不管學什么專業，做什么工作，在生活中和職場上都需要的基礎素養和能力，提供和提升這些能力的好書。

具體體現，就是風入松書店二樓主展陳區的12個專題薦書，其實就是按照這些通識能力分類的，比如思考與邏輯、閱讀與寫作、審美能力、社會交往能力等。

高明勇：我個人理解，很多時候讀書是一件比較“私密”的事情，把“個人的興趣”轉化為“公眾的興趣”，你如何考慮？

丁永勛：能有機會實現這種轉化，是一種幸運和幸福。按照馬斯洛需求理論，人都有分享的需求。尤其是分享知識和好書，好知識的價值并不因為分享而減少，反而會增加。

當然，每個人的興趣和閱讀視野是有局限的，自己喜歡的書不一定別人都喜歡，更不一定賣得好。但是這樣的書店多了，生態就豐富了，各種好書甚至小眾的書，都有機會找到自己的受眾。這也是獨立書店的價值之一吧。

高明勇：過去這些年，“實體書店”的生存狀況時常進入公眾視野，趕上疫情這幾年，以及當下的短視頻時代，是否需要重新理解“實體書店”？在你看來，日趨嚴峻的形勢下，“實體書店”應該有什么特別的內涵和外延嗎？

丁永勛：我認為哪怕互聯網、短視頻甚至AI發展再快，在可見的未來，實體書和實體書店都不會消失。就像互聯網和電子閱讀出現這么久，實體書也沒有被消滅，那種直面紙張和白紙黑字的感覺、是不可取代的，真正的好書反而獲得了不受局限的推廣渠道，能夠觸達以前沒辦法想象的群體。比如董宇輝賣書，一場直播可以賣50萬本，這在以前不可想象。

當然，實體書店的功能早已不止于賣書，甚至可以說賣書已經退居到第三、第四的位置。與電商相比，如果拼齊全、拼價格，實體書店肯定沒有優勢，但是獨立書店的優勢是推薦和篩選，是建立體系化的知識，是提供體驗和空間。可以說，信息越過剩、越蕪雜，獨立書店在這方面的功能與價值就越大。

高明勇：陳平原老師說，現在不是開實體書店的好時候，光有情懷是不夠的。“我不希望風入松只有開始的風光，我希望它能夠長期延續下去，所以要思考可行性、可操作性方面的問題。”這應該也是很多人的關注點，你如何思考“長期延續”的問題？

丁永勛：辦書店不可沒有情懷，但是不能靠情懷活著，不能靠讀者的同情活著。目前我們還不太擔心生存問題，因為有一個堅持公益心態、愿意安靜地做點長期主義的事兒的北大校友提供支持，至少堅持個五年、十年沒有問題。

當然我們也在尋找能夠自己養活自己、甚至實現平衡的辦法。說實話，很難，但是有希望，也有充分的心理準備。現在我最擔心的不是不賺錢，而是書沒有選好、環境和服務沒有做好，導致很少有人進來，或者停留時間很短。那就背離了發起人和我們運營團隊的初衷。

高明勇：短視頻時代，很多人已經很少讀書，或者不讀書了，何況電商的“價格戰”，多家出版社聯合抵制電商平臺的活動，不僅僅出版社，書店更是備受沖擊。書店業是否已經步入“末路”，你如何看待這個行業？

丁永勛：如前所述，我認為出版業和書店沒有進入“末路”，反而是好書可以獲得空前的傳播和更多的觸達率。

當然，作為一個編輯出版專業出身的人，現在是書店人，我也弱弱地呼吁大家應該關注出版業的一些訴求。這不是一個新問題，2000年代初那一波線下價格戰的時候就出現了。圖書是一種特殊的商品，并非價格越低越好，如果這個價格體系和生態被破壞了，會造成劣幣驅逐良幣，大家都不用心去做好書，不去花成本搞原創、買版權，最終讀者和行業都受傷，也會傷害到整個國家的知識生產與創造力。就我所知，這一點，在西方很多國家，明確立法新書是不能打折賣的，或者不能低于某個折扣賣。西方不是講市場經濟嗎，價格自由競爭，為什么會這么規定？這個問題至少可以調查研究，看看是否有可以借鑒之處。（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