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南方醫科大學教師因救人上課遲到被罰”的話題登上微博熱搜，引發業內及社會公眾的廣泛討論。

網傳學校發布的查處通報顯示，2024年5月10日上午，2019臨床醫學（英語授課）班級《Pediatrics》課程上課前，授課的俞莉老師發現其科室的患兒病情危重，疑似腦出血，死亡風險高，遂留下來緊急處理，導致未能及時趕到教室，上課遲到29分鐘。最終被認定為教學差錯，予以扣除當月獎金2000元、全校通報批評以及取消年度考評評優評先資格。

對此，不少網友認為教師遲到的原因是臨時搶救病人，這比上課更為重要，校方不應予以如此之重的處罰。隨后，南方醫科大學也在6月16日公開回應質疑稱，已關注到該校第一臨床醫學院教師被通報的網絡信息，正在核實情況，后續將跟進處理。

“對于學生來說，老師遲到，他們也許缺的是一節課，但對于患者來說，如果醫生臨陣離開，也許會因此喪命。無論作為一個人，還是作為一所醫科大學，其價值排序都應該是生命排在最前面。這是大眾的樸素認知，也應是涉事機構所應具有的價值坐標。”

6月16日，紅星新聞刊發的評論文章《教師因救患兒上課遲到被罰，校規之上應有人性良知》在諸多媒體評論中頗具代表性。該文指出，盡管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仍有待調查，“但整體看，再復雜、再曲折的事件，也不能脫離情、理、法（規）視角”。

文章強調，“無論如何，校規之上應有人性，有良知，也應有普遍的公序良俗。這名老師是否真的受到了委屈，乃至遭到不公平對待？期待調查還原真相，用徹底而全面的調查給出答案。”

新京報評論文章《醫學教師因救人上課遲到被處分，公眾為何不買賬？》則試圖闡釋了公眾質疑的樸素認知基礎。

文章寫道：“一所醫學院，除了培養學生精湛的醫術以外，醫學倫理、價值觀與職業操守也都是重要的教學內容。可以說，俞莉老師用親身經歷為同學們示范了何為‘救死扶傷、濟世活人’的醫者天職，這是一次成功的、生動的醫德教育。反之，醫學老師若是為了完成教學任務放任病患不顧，一旦出現意外，會讓同學們如何看待自身的職業呢？”

作者更進一步指出，“如果救人者事后不是得到了褒揚，而是受到了處罰，那么很多人在救人前，就要考慮會不會被罰、值不值得，越來越多的人會因為顧忌，在最后一刻猶豫了，社會的良知底線也必然節節退后。”

除了“救人比教學更重要”的常識，也有媒體針對校方處罰的程序和原則提出了質疑。

比如澎湃新聞6月16日刊發的《馬上評｜教師因救人遲到受處分？校方需給出合理解釋》一文指出，“對教師作出處理，還應該舉行聽證會，聽取當事教師的申辯。那么，學校在對當事教師作出處理時，聽取過當事教師的申辯嗎？既然校級層面開展調查了，不妨回溯這一決定做出的過程是否具備程序正義。”

文章稱，“或許在校方看來，已經把對教師責任的認定從‘嚴重教學事故’降低為‘教學差錯’，對當事教師進行處理，體現了相對寬容的原則。然而，扣發獎金之外，還取消評優評先資格，無疑意味著學校否定了當事教師在面對‘救人還是上課’時的抉擇。”

極目新聞《極目銳評|醫生因救人上課遲到被處分，說“已是最輕處理”實在荒謬》則從行政理念與實際操作之間關系的角度作了分析。

文章認為，“或許，做出這一處罰決定的相關人員，還覺得學校已經充分體恤了俞醫生的難處，還生怕舉報她的人不服氣，所以才在通報里非常詳盡地記錄了俞老師因為救人才遲到了29分鐘，并且之后還妥善安排了授課的全過程，無論從通報的字里行間，還是從這位工作人員‘真誠’的回應來看，都可以感覺到，學校行政理念之僵化，處理問題思維之機械，與社會大眾觀念之嚴重脫節。”

在作者看來，“一所醫科大學究竟應該向學生，向大眾傳遞什么樣的價值觀，應該如何從制度到行動去踐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光靠嘴巴說還不夠，得拿出實際行動來。”

而科普微信公眾號“返樸”則刊發了一篇來自執業醫師視角的論述《先救人還是先上課？醫生不該面臨如此選擇》，指出“南方醫科大學發生的事件很可能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多個環節都存在問題的結果”。

文章稱，“醫療系統里臨床、科研和教學三方面任務的矛盾由來已久。雖然一般說‘醫教研’，教學排第二位，但眾所周知教學產出最少，又耗費時間，在人員和資源不足的情況下是排在末尾的。大醫院知名專家走穴講課越來越多，學校授課越來越少，醫生授課積極性都不高。很多醫生上課就是為了完成職稱評定的指標，一旦指標完成，授課熱情就會急降，找下級醫生或者門徒（畢業留院的研究生）代課早就不稀奇。”

“這次南方醫科大學發生的事件很可能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它不是一個科室的問題，也不是一個醫學院校及其附屬醫院的問題，很可能是一個全系統的問題。”文章從更高層面拋出了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