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由知名美術史論家方聞先生主持，在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舉辦了一場圍繞董源《溪岸圖軸》真偽及斷代的“‘中國畫的真實性’國際學術研討會”，從而引發了啟功、傅熹年、楊新、高居翰、古原宏伸等對于一件一千多年前的曠世名跡的激烈討論。而這件董源《溪岸圖軸》的主人便是書畫收藏家、鑒定家王季遷先生。

《王季遷藏畫集》前不久由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澎湃新聞特刊發此書編者田洪先生的代前言《“溪岸”漫步——王季遷先生的古畫收藏》，同時刊發何慕文先生的追憶文章，在何慕文看來，“王季遷代表了收藏與創作相結合的中國文人藝術傳統。收藏是他學習傳統的一種方式，他于六十余年間集藏的名跡也成為20世紀最重要的中國古代書畫私人收藏之一。”

上海博物館曾于2012年11月3日至2013年1月3日舉辦“翰墨薈萃：美國收藏中國五代宋元書畫珍品展”，這次特展是繼2002年“千年遺珍：晉唐宋元書畫國寶展”、2005年“書畫經典: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中國古代書畫藏品展”和2010年“千年丹青:日本、中國唐宋元繪畫珍品展”之后的又一次饕餮盛宴。

此次展覽，展出了來自于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波士頓藝術博物館、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及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收藏的五代董源《溪岸圖軸》、北宋李公麟《孝經圖卷》、黃庭堅《草書廉頗藺相如傳卷》、趙佶（傳）《摹張萱搗練圖卷》范寬（傳）《雪山樓閣圖軸》、巨然《溪山蘭若圖軸》、南宋佚名《明皇幸蜀圖軸》、馬遠（傳）《春游賦詩圖卷》、陳容《九龍圖卷、元代趙孟頫《竹石幽蘭圖卷》、任仁發《九馬圖卷》、王冕《墨梅圖軸》、吳鎮《老松圖軸》、倪瓚《筠石喬柯圖軸》與陸廣《丹臺春曉圖軸》等六十件展品。

在展出的這六十件上溯五代、下至宋元的跨越近五百年的書畫珍品中，除了其中十件為美國二十世紀最為杰出的著名中國書畫收藏家顧洛阜“漢光閣”的舊藏之外，另外還有歷經我國現代收藏大家譚敬、張珩、程琦、張大千、王季遷等遞藏的展品近二十件。而這其中，王季遷先生的舊藏就有十二件之多。它們分別是五代董源《溪岸圖軸》、北宋李公麟《孝經圖卷》、趙令穰（傳）《江村秋曉圖卷》、南宋馬麟《蘭圖頁》、元代王冕《墨梅圖軸》、劉貫道《銷夏圖卷》、倪瓚《筠石喬柯圖軸》、張渥《九歌圖、褚奐書辭卷》、羅稚川《古木寒鴉圖軸》、陸廣《丹臺春曉圖軸》、趙原《晴川送客圖軸》、徐賁《溪山圖軸》。這些展品，除倪瓚《筠石喬柯圖軸》、張渥、褚奐《九歌圖并辭卷》及徐賁《溪山圖軸》和劉貫道《銷夏圖卷》現分別為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及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收藏外，其余八件均為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收藏。

以中華民族之千年墨緣為紐帶，自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就與來自中國的、最后成為全世界公認的杰出中國古代書畫收藏家、鑒定家、畫家王季遷結下了長達四十年的不解之緣。

王季遷（英文名C.C.Wang），又名季銓，字衡才，號選青，早年別署王遷、紀千，后取《中庸》“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之意而署名“已千”。

1907年2月14日（農歷正月初二），王季遷出生於江蘇蘇州東山（東洞庭山）石橋村的莫厘王氏世家，排行老五。其祖父仁寶（字晉良，號榖卿）、父叔榮（字友三，號益生）均先后任職于晚清河北轄地的霸州、固安、獻縣等州縣的官衙。明代著名學者、宰相王鏊之兄王鎜（字滌之）為王季遷第十四世祖。

 蘇州洞庭東西兩山，向為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明四家”等吳門畫家的游息之處，元代著名書畫家趙孟頫就曾創作有《東西洞庭圖》。莫厘王氏家族自宋南渡遷往蘇州東山后，逐漸成為江南貴顯的東吳世家。而王氏家族所推行的吳門文藝之風，則一直影響著明清蘇（州）嘉（興）杭（州）松（江）太湖流域地區文人士大夫的詩文及書畫創作。在這樣一個有著良好傳統文化熏染的家庭里，王季遷早年即耳濡目染中國傳統書畫，十四歲時就善畫人物，其繼母（東洞庭山陸巷葉景南次女）就攜王季遷拜表舅、“過云樓”主顧麟士（字鶴逸，號西津漁父）為師，研習書畫。

1928年，王季遷赴上海就讀于東吳大學法律系，課余在其“雙林書屋”習畫并師從吳湖帆品鑒名跡。這一時期，王季遷常往返于上海、蘇州兩地。1930年，王季遷與朱鑄禹、潘博山、朱守一、鄒澄淵等人一起在蘇州創辦“鳴社”；1944年，在上海與徐邦達、應野平、江寒汀發起成立“綠漪社”，并由徐邦達主編《綠漪集畫》。

1935年，時年28歲的王季遷由吳湖帆推薦與吳湖帆、葉恭綽、張珩、蔣穀孫等人一起受邀作為首次在倫敦英國皇家藝術學院百靈頓廳舉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上遴選參展的175件歷代書畫名品的評審委員。

當時，時任德國駐滬領事文德雯夫人孔達女士慕吳湖帆之名，經常出入“梅景書屋”，借讀大量中國畫史著作及歷朝書畫名跡，并結識了王季遷，倆人志趣相投，歷時三年，合作編撰《明清畫家印鑒》于1940年1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該書六十年代初又作增補，累經香港中文大學、臺灣商務印書館、吉林文史出版社再版印行，歷時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是中國古代書畫研究與鑒定的重要著作。

 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這一時期，王季遷先生除先后飽覽“過云樓”與“梅景書屋”所藏大量的古代碑帖、書畫名跡外，還隨業師吳湖帆結識了“虛齋”龐元濟、“木雁齋”張珩、“大風堂”張大千、“嵩山草堂”馮超然、“安持精舍”陳巨來、“二弩精舍”趙叔孺及葉恭綽、陳定山、周湘云、蔣榖孫、孫伯淵、丁惠康等一批二十世紀最為杰出的書畫收藏家、鑒定家，這也為王季遷成為二十世紀最為杰出的中國古代書畫鑒藏家奠定了基礎。

1947年，受劉海粟盛贊西方藝術思想之影響，王季遷只身先赴日本，繼而又與張碧寒、丁惠康二人同赴美國，飽覽日本與美國的公私藏中外名畫，為時一年。次年，王季遷與妻鄭元素及兩個女兒先移居香港，翌年（1949年）赴美國紐約定居。1956年，王季遷受邀回香港與丁衍庸、曾克專等人創辦香港新亞書院藝術專修科，次年改為香港新亞書院藝術系，并出任系主任。

作為收藏家的王季遷，其在海外收藏中國古代書畫的歷史可追溯至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就在王季遷剛到紐約不久，即從美籍猶太裔古董商侯時泰手中購入北宋武宗元《朝元仙仗圖卷》，繼此卷名跡之后，又于1968年在張大千處購入五代董源《溪岸圖軸》。

北宋 武宗元《朝元仙仗圖卷》局部

我們知道，歐美現代的藝術博物館之藏品來源主要是通過自費購藏及接受捐贈這兩種途徑。從上世紀五十年代迄今，主要搜羅中國古代書畫名跡的顧洛阜、愛德華·埃利奧特、阿瑟·姆·賽可勒、約翰·艾略特及王季遷等藏家的藏品大部分分散入藏于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弗利爾美術館、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波士頓藝術博物館、舊金山亞州藝術館及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等公私博物館。

1973年，時任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亞州部主任的方聞教授，即通過其積極游說，在以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董事局主席、前美國財長道格拉斯·狄隆名字命名的“狄隆基金會”的協作之下，王季遷先生將其收藏的北宋屈鼎（傳）《夏山圖卷》、趙令穰（傳）《江村秋曉圖卷》、米友仁《云山圖卷》、南宋李唐《晉文公復國圖卷》、馬和之《毛詩豳風圖卷》（又名《詩經圖卷》）、李嵩（傳）《貨郎圖》團扇、趙孟堅《水仙圖卷》、元代趙孟頫《雙松平遠圖卷》、錢選《王羲之觀鵝圖卷》、王冕《墨梅圖軸》、倪瓚《虞山林壑圖軸》、方從義《云山圖卷》、王蒙《丹崖翠壑圖軸》、趙原《晴川送客圖軸》、盛懋《秋林漁隱》團扇等25件宋元繪畫精品以“半賣半捐”的形式轉讓于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1997年，時隔24年，王季遷先生又將南唐董源名跡《溪岸圖軸》、五代佚名《唐宮七夕乞巧圖軸》（又名《乞巧圖軸》）、元代趙蒼云《劉晨阮肇入天臺圖卷》、柯九思《臨文同墨竹圖軸》、王蒙《素庵圖軸》、吳鎮《竹石圖軸》（又名《高潔凌云圖軸》、張遜《石上松花圖軸》、姚廷美《雪山行旅圖軸》、明代陳子和《古木酒仙圖軸》、劉俊《訥諫圖軸》（又名《謁覲圖軸》）、呂紀《崖下花鳥圖軸》（又名《鴛鴛芙蓉圖軸》）、清代朱耷《二鷹圖軸》等12件藏品由唐騮千家族同樣以極優惠的價格收購入藏（承諾日后捐贈）于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方聞與何慕文兩位資深的中國繪畫史專家在針對此次入藏于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十二件王季遷舊藏所特意編印《溪岸漫步—王季遷家藏中國繪畫》一書的“答謝稿”中指出：“作為長期居住在紐約的居住者，王季遷先生一直確信他的收藏品能夠更好地滿足美國公眾收藏領域中的興趣愛好者，并且不吝惜的在博物館中展出藏品，盡可能讓更多書畫界人士、藝術愛好者得以親炙這些藝術作品。包括這組出讓的藝術藏品在內，王季遷先生視每一幅作品為掌上明珠，以高度的責任感為其鑒定并尋找合適的收藏者”。

經過四十年的不懈努力，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中國古代書畫藏品在添入以王季遷與顧洛阜兩大藏家舊藏的二百余件中國歷朝書畫名跡而可謂執歐美博物館領域收藏中國古代書畫之牛耳。尤值稱道的是，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鑒于王季遷先生在收藏中國古代書畫上的杰出貢獻，歷時兩年、耗資1400萬美金在該館二樓特辟“王季遷家族藝術館”，將王季遷先生歷時七十年的六十余件中國歷代繪畫舊藏永久陳列于此。

但頗為引人注意的是，王季遷先生除在1949年去美國前收購入藏的元代趙孟頫《幼輿丘壑圖卷》、劉貫道《銷夏圖卷》、倪瓚《虞山林壑圖軸》、張渥《九歌圖、褚奐書辭卷》、明代陸治《銷夏灣圖卷》、清代石濤《山水圖冊》、王鑒《己丑仿古冊》等少量古代書畫名跡之外，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開始，在王季遷漫長的收藏生涯中，匯聚了十至十一世紀以來最為重要的中國古代著名畫家的作品。尤其是五代宋元董（源）巨（然）與元四家山水，以及明清所涵蓋的重要流派，這些豐富的收藏，完全得益于他身居海外的優勢與際遇。王季遷先生的這種收藏經歷，則完全有別于蘇州“過云樓”顧文彬家族之顧麟士、吳大澂家族之吳湖帆所擁有前代迭傳的遞藏經歷。

盛世出收藏，王季遷先生在1949年定居紐約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世界資本主義的重心開始轉移到了美國，它在全世界范圍內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金融體系，尤其在軍事、工業、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的實力有著明顯優勢。國民生產總值持續十多年以每年4％增長，尤其從1961年的5233億美元，上升到1971年的10634億美元。反映在藝術品投資與收藏領域，成立于1744年的英國索斯比（蘇富比）拍賣公司就在六十年代初進軍美國紐約。在此之前，由于受當時西方輕視中國傳統書畫的影響，中國古代書畫名跡（尤其是宋元書畫）僅入藏于顧洛阜、盧芹齋（華人）、瀨尾梅雄（日人）、威廉·H·摩爾夫人、愛德華·埃利奧特等少數畫商與收藏家手中。但王季遷并沒有完全依賴從畫商或者收藏家手中購入藏品來充實自己的收藏，他獨具慧眼，敏捷地意識到在當時紐約索斯比（今名蘇富比）盛行拍賣西方藝術品（主要以古董、油畫為主）或者是中國瓷器的年代，如將中國古代書畫也通過這種拍賣途徑來流通市場，會吸引更多的美國人來投資與認識傳統的中國古代書畫。

1971年秋，王季遷先生首開先河、慷慨地在紐約索斯比拍賣會上將自已收藏的朱守志《仙源百醉圖》冊頁、張翀《白鵝圖軸》、朱鷺《墨竹圖卷》、孫枝《十八羅漢圖卷》、文嘉《山水圖卷》、陳淳《秋月秋花圖卷》、魯得之《墨竹圖卷》、朱耷《荷菊牡丹圖軸》、王原祁《仿黃公望山水圖軸》、髠殘《仿黃公望山水圖軸》、黃鼎《空山寂歷圖軸》等三十六件明清書畫推向拍賣市場。1997年秋，紐約蘇富比拍賣會舉辦了“王季遷藏品專場”，一次性推出了南宋佚名《夜宴圖卷》、元代吳鎮《竹石圖軸》、明代張龍章《胡人出獵圖卷》、沈周《雪山圖卷》、文徵明《竹蘭圖軸》、唐寅《桐庵圖卷》、陸治《溪山清遠圖軸》、戴進《踏雪尋梅圖軸》、清代石濤《風溪憶昔圖軸》、朱耷《松鹿圖軸》、吳歷《杜陵詩意圖卷》、汪士慎《梅花圖軸》等三十七件家藏來進行拍賣。

在上世紀末的最后三十年，紐約與香港的佳士得及蘇富比接踵推出的中國古代書畫拍賣，尤其是香港佳士得自1994年秋季迄今連續舉辦的三十九場“中國古代書畫專場”拍賣，讓許多藏家尋覓到了自已的珍愛。同樣，王季遷的一些藏品也得自于海外活躍的拍賣市場，譬如1994年6月，紐約佳士得舉辦的“中國古近現代書畫專場”拍賣中，王季遷競得民國上海著名收藏家周湘云舊藏的明代丁云鵬《白描陶淵明逸事圖卷》（又名《靖節高風圖卷》）及謝時臣《蜀道圖軸》（又名《劍閣圖軸》、《關山行旅圖軸》）；1997年3月，在紐約蘇富比的“中國古近現代書畫”專場拍賣中，又將明代文嘉《秋水夕照圖軸》及清代鄭板橋《蘭竹圖冊》收入囊中。尤其是在1999年3月紐約佳士得舉辦的“中國書畫拍賣會”上，王季遷以143萬余美元成功智拍競得曾經清代陸心源《穰梨館過眼錄》與龐萊臣《虛齋名畫續錄》著錄的北宋郭熙名作《溪山行旅圖軸》，成為上個世紀位列中國古代書畫拍賣成交紀錄排名第七的拍品，一時傳為美談。

從“過云樓”到“梅景書屋”，再到“溪岸草堂”，對于中國古代書畫在近百年的流布、遞藏，王季遷先生作出了杰出的貢獻。勿庸置疑，正是由于王季遷竭力推行在美國的拍賣場上拍賣中國古代書畫名跡，使人們在熱衷西方藝術的同時得以認識和投資中國的古代藝術品，也使大量的、流傳有緒的中國古代書畫名跡顯山露水。

王季遷先生的珍藏，幾乎半個世紀以來，一直受到西方的中國藝術史學者及鑒賞家和收藏機構所關注，許多為紐約大都會、克利夫蘭、波士頓、芝加哥、堪薩斯等美國一些博物館所收藏，包括普林斯頓大學博物館。他的收藏，不但轉讓與博物館及流通于拍賣市場，還將其書齋“溪岸草堂”作為美國高校師生從事中國藝術研究的觀摩場所及學習的課堂，給海外學者研究中國古代繪畫提供了幫助。譬如，知名中國藝術史學者方聞先生就王季遷1973年捐贈給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二十五件藏品撰寫了《宋元繪畫》一書，并對其中傳為北宋屈鼎《夏山圖卷》作品的年代與作者進行考察，通過系統扼要的分析與闡述，于1975年出版了個案著作《夏山圖》；知名中國繪畫史專家班宗華與韓文彬教授聯手對同樣藏于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王氏舊藏李公麟作《孝經圖卷》進行了專門研究。而海內外跨世紀的對于王季遷藏董源《溪岸圖軸》真偽及斷代的討論，就是1999年由方聞先生主持、在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圍繞董源《溪岸圖軸》而舉辦“‘中國畫的真實性’國際學術研討會” 所引發的海外中國藝術史家高居翰、古原宏伸、何慕文、石守謙、謝柏軻等學者對于一件一千多年前的曠世名跡所進行的學術解讀。

 縱觀王季遷先生八十年的收藏人生，自十五歲開始向母親借五百大洋購入王翚贗品《山水》乃至五、六十年代憑籍其眼力先后購藏北宋武宗元《朝元仙仗圖卷》、五代董源《溪岸圖軸》，再到二十世紀末累計收藏的一千多件歷代法書名畫，尤其是這些名跡均與吳湖帆、葉恭綽、張珩、周湘云、狄平子、譚敬、蔣穀孫、蕭壽民、張大千、陳定山、朱省齋、陳仁濤、吳普心等一批二十世紀最杰出藏家的遞藏引成了一條藝術品收藏鏈，它肇建了近現代對于中國古代書畫鑒識、遞藏的歷史。也使謂歷時久的中國傳統書畫得以有緒傳祚。

元代 佚名 《唐開元八相圖卷》局部

王季遷先生酷愛中國古代書畫，生活卻十分儉樸，一生傾注大量的心血和財力庋藏中國古代書畫名跡。而用王季遷先生晚年回顧自己收藏歷程的表述則極為真切：“余生無他好，自幼弄筆，骎老彌勤。與大師手澤摩娑朝夕，雖無難未嘗輟離。益智頤神，使余欣然而樂，怡焉以安，但得之舒卷展冊間爾。季遷搜求名跡，不同於好事聚積敵富也”。

（《“溪岸”漫步——王季遷先生的古畫收藏》代前言）

——————————————

延伸閱讀

王季遷獻身藝術的一生

何慕文（Maxwell K. Hearn）

王季遷（1907-2003）代表了收藏與創作相結合的中國文人藝術傳統。收藏是他學習傳統的一種方式，因此，他的收藏是深化并豐富其繪畫表現力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他于六十余年間集藏的名跡也成為20世紀最重要的中國古代書畫私人收藏之一。王先生1949年定居紐約，他的收藏在此后成為美國公共收藏機構中國畫收藏的重要來源，包括大都會博物館收藏的近六十件作品。

王先生的收藏包括了20世紀初流出清宮收藏的大量杰作，在很多方面具有獨特的歷史價值。他的收藏最豐富的部分是十到十四世紀的中國繪畫，包括宋代的雄渾壯美的山水、人物敘事畫、花鳥畫，以及宋代宮廷畫院的畫師繪制的優美冊頁。他的收藏也反映了文人畫從十至十一世紀的開端，到元代繁榮的完整發展歷程。大都會現在的展覽正是得益于他的收藏，能用數件關鍵性的宋畫和大部分元代重要畫家的作品，深入地縱覽文人山水畫的發展狀況。王先生的收藏中還有極為豐富的十六世紀蘇州畫家以及十七世紀個性派和正統派畫家的作品，顯示了明清文人畫傳統的延續；而明代畫院制作的宮廷畫則以花卉和敘事人物畫為代表。

作為收藏家，王先生的成功主要源于他作為畫家所受的嚴格訓練，以及早年浸淫于豐富的中國早期繪畫。他出生在蘇州風景秀麗的洞庭西山地區，后來到上海就讀，成為律師。在20世紀30和40年代的上海，王先生與當時許多頂級的藝術家和收藏家交往。他受到蘇州同鄉、著名藝術家和鑒定家吳湖帆（1894-1968）的指教，從臨摹古代大師的傳統經典開始學習繪畫。通過他的老師，王先生得以結識許多重要的私人收藏家，尤其是龐元濟（1864-1949）。他曾在1935年參與在倫敦皇家藝術學院舉行的 “中國藝術國際展” 的展品評選，這個難得的機會讓他看到了國立故宮博物院珍藏的許多名跡。

這一時期王先生學習繪畫的另一途徑是通過與德國藝術史學者維多利亞·孔達（Victoria Contag，1906-1973）的合作。他們共同編纂了現代第一本中國畫家和收藏家印章的目錄。這本書1940年在德國初版，1964年修訂并以英文再版，名為《明清畫家印鑒》（Seals of Chinese Painters and Collectors）。編寫工作使王季遷得以過目和拍攝很多公私收藏的作品，進一步提高了他的鑒賞力。

王先生收藏的作品的重要性可以由方從義（約1301-約1392）的手卷《云山圖》后面的吳湖帆題跋來證明。跋文力證這一手卷的藝術價值，也祝賀的他得意門生1948年從北京帶回了這件作品（跋文的原文和英譯詳見大都會博物館網站，藏品號1973.121.4）。

王先生對古代繪畫的熱愛與他的繪畫訓練相得益彰，在他1937年夏創作的《仿郭熙山水》中可以得到印證。 這件罕見的王先生的早期作品，表明他的繪畫受到老師吳湖帆先生的影響，吳湖帆1933年創作的冊頁《仿趙孟頫雙松幽谷圖》可以作為參照。 吳湖帆系吳大澂（1835-1902）之孫，繼承了正統派深入學習古代大師的觀點。他把這種認識傳授給他的學生們，其中包括王季遷和前北京故宮博物院繪畫鑒定專家徐邦達（1911-2012）實際上，王的作品并不是對老師繪畫的單純臨摹。在協助為1935年英國皇家藝術學院展覽挑選畫作時，王季遷應該見過郭熙著名的《早春圖》，但是他對郭熙畫法的詮釋卻更多地體現出與趙孟頫的書法性線條的密切聯系，這在趙氏從郭熙模式發展而來的《雙松平遠圖》中可以得到印證。此畫后來被王先生收藏。

1947年，完成《仿郭熙山水》十年后，王先生第一次來到美國，1949年起定居紐約。在這里的前二十年，王先生發現大部分美國人并不能接受文人畫風格的繪畫，所以他嘗試了更具裝飾性的風格，包括花鳥題材。他還參加了藝術學生聯盟的課程，在那里接觸到西方藝術傳統，如印象主義、后印象主義、立體主義。傳統訓練使他強調筆法，西方藝術則教會了他構圖和色彩的重要性。同時，王先生開始認識到抽象表現主義和中國傳統繪畫之間的理論聯系：它們都強調抽象，自我表現，認為隨興的意趣高于刻畫細節和嚴謹技法。

在20世紀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后期，王先生創立了一種獨特的山水畫風格，融合西式色彩、構圖以及“偶然性”效果（包括用揉紙蘸墨，然后拍在畫面的方式，引入紋理效果）和中國傳統的意象和筆法。將范寬和董元所代表的高山大川的寫實性的宋代范式，與元代文人畫的構圖素材和抽象筆法--尤其是倪瓚的極簡風格--結合于一體。他試驗不同的色彩、光影和空氣效果，而能集傳統繪畫之大成。

20世紀60年代，王先生開始成為在美國的中國畫收藏家中的一個主要人物。在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1968年舉辦的劃時代展覽《蒙元統治下的中國藝術（1279-1368）》及由何惠鑒和李雪曼（Sherman Lee）合編的同名展覽圖錄中，有十三件元代繪畫出自王先生的收藏。其中有三件最終入藏克利夫蘭博物館；其余仍歸王先生擁有，但在多年后最終入藏大都會博物館。

 大都會博物館進入中國藝術品收藏領域始于1879年獲得塞繆爾·埃弗里（Samuel Avery）的1300件中國瓷器。在隨后的幾年中，本地收藏家的重要捐贈，以及由亞洲藝術部頭兩任主管博施-賴茨 （S. C. Bosch-Reitz，任職于1915-1928年）和普愛倫（Alan Priest，任職于1928-1963年）組織的重要征購藏工作，幫助博物館獲得了佛教雕塑、古代青銅禮器和各類工藝美術的重要藏品，但中國繪畫精品的收藏卻相對滯后。大部分的繪畫藏品來自兩次批量收購。第一批是由福開森（John C. Ferguson ，1866-1945）收集的大約198件作品，1913年以聯合購贈的方式進入館藏。第二批是古董商白威廉（A. W. Bahr，1877-1959）收集的142件作品，1947年被博物館購入。雖然這兩批都包含了一些有價值的作品，但現在大部分被當作研究參考品。直到1970年博物館慶祝建館百年之后，這一情況才開始轉變。當時的館長托馬斯?霍文（Thomas Hoving,1931-2009）和董事會主席道格拉斯·狄龍（Douglas Dillon，1909-2003），重申了博物館創始人的目標：創建一宗真正的百科全書式的收藏。他們意識到當時的遠東藝術部（1986年改名為亞洲藝術部）的人員、收藏以及展廳遠遠落后于所有其他的藝術部門，并開始著手改變這一狀況。狄龍先生（他本人并不是亞洲藝術收藏家）也親自投入這一部門的振興。1971年，博物館聘請普林斯頓大學的愛德華·桑福德專席藝術與考古學教授方聞先生任遠東事務的特別顧問。

那年秋天方先生聘請我作他的業務助理。我那時剛剛取得耶魯大學藝術史的本科學位，我的老師班宗華（Richard Barnhart）教授也是方先生以前的研究生。畢業前夕，我決定去拜訪方聞博士，以尋求在博物館開展職業生涯的可能。出乎我的意料，他提議當他在普林斯頓繼續教學和研究工作時，我協助他在大都會的工作。那時，大都會亞洲藝術展品的短缺（只有大廳二樓回廊中展出的中國陶瓷和一個展廳的早期中國佛教雕塑 ）使我猶豫不決，但一個朋友睿智的忠告說服了我，我在那年十一月開始工作。

方教授認為，要建立一個相當規模的收藏，博物館不能僅靠零星購藏名跡，更要獲得重要的整體舊藏。他的首要目標是購買王先生的二十五件宋元繪畫。我并沒有參與談判的過程，但當我第一次陪同方博士去王先生家的時候，我就預感到方教授的用意。購買時機是1972年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鈴木敬來紐約訪問之際。鈴木敬正在為出版《中國繪畫總合圖錄》做準備，想拜訪王季遷，特別想看著名的北宋山水《夏山圖》。這幅畫王先生認為是燕文貴所作，后來成為大都會藏品中的精品。方聞當時顯然不想因為鈴木敬表現出的興奮之情和贊揚之詞而影響價格，因此，畫卷剛一打開就卷合起來，方先生不停地卷畫，讓鈴木敬來不及評論。

這批畫被大都會買下后，這件《夏山圖》又成為當時因其引發的爭議中的焦點。因為霍文館長知道中國畫領域中摹本和偽作眾多，所以堅持這批畫都要經過三位頂級專家的鑒定：納爾遜藝術博物館（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館長史克門（又譯，席克曼，Laurence Sickman），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Cleveland Museum of Art）館長李雪曼以及耶魯大學教授班宗華。三人都認為《夏山圖》是一幅杰作。但當作品展出時，一篇刊登在著名藝術評論周刊《鄉音（Village Voice）》上的文章稱《夏山圖》為贗品，還引用了著名學者傅申的觀點稱此畫并非燕文貴所作。但《鄉音》的文章并未提及：傅申博士雖然質疑將此畫歸于燕文貴名下的傳統觀點，但他認為畫上宋徽宗（1101-1126年在位）的鈐印是真的。實際上，在1973年展出王季遷這批畫時，方聞在圖錄中已經指出此畫不是燕文貴所作，很可能是燕文貴流派的畫家屈鼎（活動于約1023-約1056年）的作品。他的推斷得到了謝稚柳（1910-1997）等專家的認可。

這批畫中年代最早的是《夏山圖》，其他畫作來自于與南宋畫院相關的主要畫家，如高宗時期的李唐、馬和之和米友仁，以及南宋末年的馬遠和馬麟。還有一系列讓人眼前為之一亮的元代文人畫家，如元前期的錢選、趙孟頫、李衎、羅稚川，以及元末的倪瓚、趙原和方從義。

20世紀80年代，我有幸與王先生更加熟悉。我發現他是一位熱情而慷慨的老師。我經常在他的邀請下到他家參加星期日下午的繪畫課。王先生通常會掛出一幅畫——可能是他的收藏，也可能是一幅二玄社的復制品（他最喜歡收藏在臺北的范寬的作品），要六、七位年輕藝術家加以詮釋，其中張洪最引人著目。因為我是初學，王先生讓我去臨摹他畫的一塊文人畫式樣的石頭。紙、筆、墨俱備后，他通常開始勾勒形象，以展示優質筆法。他特別注意筆劃的轉向，以及轉筆時容易因筆肚的膨脹而引起的失控，導致線條喪失所有力量。保持線條的緊致猶如扭轉強韌的鐵條，一直是我難以達到的目標。

1997年，在大都會博物館中國繪畫展廳落成開放僅僅十六年后，由于藏品數量急劇增長，重新裝修并擴大展廳。這是博物館歷史上的重大事項。在博物館董事唐騮千（Oscar Tang）的支持下，方聞與王先生談妥，購買第二批畫。展廳擴建的費用由唐騮千和道格拉斯·狄龍共同承擔。為了表彰王先生對在此領域的非凡貢獻，把其中一間新展廳命名為“王季遷展廳”以示敬意。

第二批入藏中包括了數件1973年未能獲得的重要的宋元繪畫，如歸于董元名下的10世紀名作《溪岸圖》。當《紐約時報》公布此事時，引用了王先生的一句話：“這是最好的繪畫，堪比《蒙娜麗莎》。”第二件早期作品《乞巧圖》以庭院建筑為背景，是現存最早、最宏偉的絹畫之一。這批畫中有六幅元畫的杰作，從早期趙蒼云的白描人物畫《劉晨阮肇入天臺山圖》，到元中期吳鎮和柯九思的墨竹、張遜和姚彥卿的山水，直至王蒙晚年的杰作《素庵圖》。鑒于大都會的明代職業畫家作品的收藏偏弱，這批畫也包括了呂紀、劉俊與陳子和的畫。年代最晚的杰作是八大山人氣勢磅礴的《二鷹圖》。

第二批購藏也引起爭議。卡爾·奈金（Carl Nagin）在《紐約客》雜志上發表文章，宣稱張大千（1899-1983）曾經收藏過的《溪岸圖》實為張的偽作。 本領域的兩位重要人物高居翰教授（James Cahill）和已退休的克利夫蘭博物館館長李雪曼都贊同這一論斷。為正面回應這場爭議，大都會博物館于1999年舉辦了一次研討會，博物館里有 750個座位的格雷絲·雷尼·羅杰斯（Grace Rainey Rogers）大禮堂座無虛席！高居翰、李雪曼和日本學者古原宏伸（Hironobu Kohara）應邀發言，啟功、石守謙等學者堅持認為這幅畫系早期作品。直到今天，大都會展出《溪岸圖》仍然標示為“傳董元”的10世紀繪畫。

為配合1999年的研討會，我舉辦了《藝術家兼收藏家：王季遷家族收藏的中國繪畫精品展》，向兼為藝術家與收藏家的王先生致敬。展覽通過大都會博物館、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收藏的王氏舊藏，和其家族仍擁有的作品，全面展示他的收藏興趣。展覽中的元畫尤其豐富，有三件趙孟頫和四件倪瓚的作品，另外還包括從清代早期正統派畫家王翚、吳歷、王原祁到石濤、八大山人和羅聘的繪畫。展覽以王先生本人的一系列作品收尾。

最重要的是，展覽顯示了王先生的收藏興趣跨越四個朝代和近千年中國繪畫傳統，其中經典文人畫家占有優勢地位——從最早的宋代文人藝術家李公麟、米友仁和趙孟堅，到元代大師趙孟頫、吳鎮、倪瓚和王蒙，直至清初正統派畫家四王和吳歷。但也可以很明顯的看到，王先生也尊重院畫傳統名家，上迄馬和之、馬遠和馬麟，下至明代職業畫家如呂紀、劉俊和陳子和。

作為鑒定家，王先生最顯著的特質是他評價藝術品的方式。他認為同行中謝稚柳的評估可能太“松”，而徐邦達常常過“緊”，他則別具一格地運用百分比值，例如他可能會說某一幅畫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為郭熙所作。同樣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洞察力。有一次，王先生和班宗華在大都會庫房審定一件1929年入藏博物館時舊題為李公麟的作品（參見大都會網站，藏品號29.100.476），我正好在場。班宗華的博士論文是關于李公麟《孝經圖》的研究（此件作品曾為王季遷舊藏），他否定這件畫為李公麟，隨即轉身離開，而王先生則繼續觀察這幅畫，最后說“這當然不是李公麟所作，但是誰的作品呢？”他不僅要辨明一幅畫的真偽，還有意深入了解，這種精神留給我深刻的印象。正如方聞過去常說的：“一幅繪畫沒有對與錯，它就是它。我們只是需要了解它告訴了我們什么。”

王先生對筆法的細致深刻的觀察反映他從事鑒定的原則。他經常在畫中尋找一些筆墨最為自由和個性化的細節，作為鑒定的根據。他常把筆墨比喻成歌劇演員的聲腔，堅稱每個男高音都有其獨特的音色――比如卡魯索或帕瓦羅蒂――不同的手澤應該也可以區分每一個藝術家。

王先生通常不會在他收藏的作品上書跋，但總會在得意的藏品上鈐蓋一枚或多枚印章，到晚年還常在寓目但未收藏的作品上鈐印。這成為他的一個認證標識。他常以這種方式鼓勵年輕的收藏家向他展示藏品，并提供意見。

總之，王先生希望他的藏畫得到珍視和分享。正如他曾隨他的老師通過直接接觸作品來學習一樣，他意識到培養后輩的創作和鑒賞能力的唯一途徑也是直接面對名作。正因此，他非常欣慰地看到他的很多收藏進入了大都會。大都會除了擁有在亞洲之外最大的中國繪畫展示空間外，以方聞先生命名的庫房和研究室還為學者和學生們提供觀摩未展出藝術品的機會。因此，當大都會1997年獲得他的第二批藏畫時，王先生說：“我將這些畫視同自己的子女。讓《溪岸圖》進入大都會就像看到我女兒嫁了一個好丈夫。”

今天，由于道格拉斯·狄龍、唐騮千、方聞、約翰·艾略特（John B. Elliott, 1928-1997）、厄爾·穆思（Earl Morse, 1908-1988），以及韋爾夫婦（Guy [1914–2006] and Marie-Hélène Weill [1920–2015]）夫婦的幫助，大都會的中國繪畫收藏中包括了近六十件來自王季遷舊藏的作品。還要感謝顧洛阜（John M. Crawford, Jr.，1913-1988），使大都會也擁有了張大千舊藏的一批作品。因此，可以公平地說中國以外，沒有哪一個博物館比大都會更能體現傳統中國文人的審美趣味。這套由田洪主編的 《王季遷藏畫集》，完美展現了王季遷先生畢生收藏的精品近一百五十件，其中包括有大都會博物館的數十件藏品。

王季遷舊藏的作品今天分布在美國許多頂級的收藏機構，這是王先生對這個領域最為恒久的貢獻。他帶到美國的藏品提升了美國收藏的整體水平，他敏銳的鑒賞力激勵了幾代學生。他不僅培育了一代學者和收藏家，而且他帶來的這些作品現在已經成為很多重要收藏機構的基石，創建了中國繪畫研究的基礎，對于他畢生的心血和鑒定生涯而言，這是一份恒久的遺產和見證。

（張卉、邵彥譯，經作者本人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