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旅西士人的游記和日記是研究近代中外關系史、近代中西文化碰撞的重要文獻。這些文獻始自1847年容閎、黃勝、林鍼等人赴美的活動。近年，隨著“數量龐大的原始檔案不斷被出版或公布，在近代史料學上具有獨特價值的近代報刊，也不斷以數據庫等形式得到整理”[1]，史料基礎不斷擴充。從容閎的《西學東漸記》、斌椿的《乘槎筆記》到張德彝的《航海述奇》七種、郭嵩燾的《倫敦與巴黎日記》，再到載澤、戴鴻慈等“五大臣”的出洋考察日記，一時文獻繁多，數以百計。自上世紀80年代鐘叔河主編的《走向世界叢書》始，相關研究層出不窮，可謂汗牛充棟。

從研究角度言，相關研究涉及西方國家形象、西方社會生活、西方社交禮儀、晚清外交發展、中西文化碰撞、人物思想研究等，已經十分豐富。隨著跨學科研究日漸推進，更多學者也對比較文學、旅行文化理論等研究方法與視角進行了借鑒。但對于這些史料中所展現的西方女性形象，則少有著述提及。除了對王韜《漫游隨錄》中女性形象的分析[2]外，僅有《霓裳、才媛、階層——晚清出使日記中的西方女性（1866—1895）》一文。該文以1866-1895年的出使日記作為研究對象，從晚清外交官的視角討論了他們對西方女性的關注焦點和思想態度?？上湮牡氖妨暇S度較單一，長于梳理，卻短于分析。

晚清士人對于西方女性形象的歷史記錄，是他們在面對具有強烈視覺沖擊的新事物時的直接反應。對于士人在面對西方女性時的態度轉變，以及他們在不同時期以不同身份面對西方文化時的表現與個體差異，則需要符合歷史背景的系統分析，以立體地呈現出清人接受西方文化的復雜過程。本文擬梳理此類文獻，輔以時行報刊作為論證材料，以男性視角下的西方女性作為切入點，探討旅西士人在直面西方文化時所秉持的時代觀念及其變化。同時，也欲通過其中對西方女性的外在形象、內在品質的記述，探究晚清士人由此而對中國女性乃至中國文明展開的反思，從而更好地理解這一時期中西交往碰撞所產生的文明現象。

一、異人見之有千像

見面第一眼，印象很重要。早期出洋而又能留下記錄的士人，以涉外官員最多。辦理“夷務”的官員對西方女性的第一印象，便來自與中國傳統女性截然相反的服飾打扮上。

早在1839年，林則徐在廣東主持禁煙之時，曾巡視澳門查禁鴉片，就在日記中寫下過初見西方女性的第一印象：

是日無論男婦，皆倚窗填衢而觀，借夷服太覺不類：……婦女頭發或分梳兩道，或三道，皆無高售。衣則上而露胸，下而重裙?；榕浣杂赡信該?，不避同姓，真夷俗也。

澳門街上，西方婦女的奇裝異服顯然與林則徐固有印象中久居深閨、含蓄保守的女性大有不同。無論當時的林則徐再如何“開眼看世界”，落在視覺所見的實景上，上衣露胸、婚配不避同姓這些行為都是不倫不類的。

19世紀40年代時，看似開明的人物在認識西方女性時還帶著天朝上國的高傲與偏見。但在已經經歷過第二次鴉片戰爭的19世紀60年代，即使是不起眼的小官，出洋后面對西方女性，也會多上一分新鮮感與欣賞之意。

1866年，總理衙門奏請選派曾任山西知縣的斌椿率團赴歐游歷，考察西方社會風俗。于是，年過花甲的斌椿成為首位由清政府派遣赴西的使團代表，他也自詡“中土西來第一人”。作為一個已逾六旬的正七品知縣，斌椿的仕途生涯已是放眼可見終點。第一個出洋的外交官，品秩竟這般低下，可見清政府對外交的輕視。心知即使游歷歸國也是升遷無望，索性，斌椿便在《乘槎筆記》中暢所欲言，述其所好：

約亥刻赴飲，兼見（法相國杜大臣）夫人?！鞴俜蛉藠檴櫰鋪恚瑹o不長裙華服，珠寶耀目，皆袒臂及胸，羅綺盈庭，燭光掩映，疑在貝闕珠宮也。

二十五日，卯正三刻啟行?！瓔D女來觀，有衣貂皮者，面容娟好。聞此國秀鐘女子，誠然。

斌椿之好，是在西方女性的曼妙身姿、新奇打扮；是男性對女性不加掩飾的直白欣賞。其所記，雖有“袒臂及胸”、“面容娟好”等對女性著裝、相貌的描寫之處，言語稍顯大膽，但不難看出是一個中國傳統男性驀然看見西方女性的打扮后的正常反應。其文字帶著男性自身的獵奇與享受之意，不算露骨。然而外交使臣不多記西洋風俗，卻不務正業記些吃喝玩樂的內容，也正反映出斌椿位低權輕的身份。

按理說，皆是初使外國，出洋時間也僅有數年之隔，士人初見西方女性時的感官應該相差無幾，無外乎是獵奇、驚艷?？芍緞傇凇冻跏固┪饔洝分械挠涗洠瑓s與斌椿的日記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風格。

1868年，志剛與蒲安臣一同作為辦理中外交涉事務的使臣出使歐美各國。在他的日記中，抄述西方女性的文字就平實得多：

西洋之跳，乃其通俗。男女相偶，女扶男肩，男攜女手，進退有節。

其洗之也，皆著澡衣，男僅裩襠，女加背心，攘臂擲足于平灘淺沙之上，微潮卷至，搏躍而樂。

志剛的字里行間并無大膽出格的描寫，透露出克制的穩重。這與志剛的身份分不開。此時的志剛，是花翎記名海關道，諳熟洋務；也是總理衙門的章京，晚清外交部門的機要秘書。他比斌椿更接近政治核心，正處于上升期，仕途前景光明，其文字正是身份的重要反映。從知縣到章京，此二人使節身份的變化，亦反映出清廷外交態度的轉變。

在記錄自己眼中的西方女性時，斌椿無所顧慮、志剛一筆帶過，也有人閃爍其詞、拐彎抹角。劉錫鴻便是其一：

十八日，再往柏金哈木宮見其國主。各國使并其夫人咸集……凡婦女皆肉袒，不以男子擠擁為嫌。手捧花冠，裙采不一色，其后折疊數層成蜂窩形，曳地五六尺。無男女，但識面皆與握手。

跳舞會者，男與女面相向，互為攜持。男以一手摟女腰，女以一手握男膊，旋舞于中庭。……女子袒露，男則衣襟整齊。然彼國男子禮服下裈染成肉色，緊貼腿足，遠視之若裸其下體者然，殊不雅觀也。

在上述兩則《英軺私記》的描寫中，劉錫鴻對于西方男女在舞會上的互動表現，發出了“不以男子擠擁為嫌”、“殊不雅觀”的感慨。他大呼有傷風化，儼然一本正經。但細察其文字，如“肉袒”、“袒露”、“裸其下體者”等詞摻雜其中，又尤其顯眼。他一面喊著非禮勿視，一面又在舞會上目不轉睛，一飽眼福，更不吝筆墨，在可能被呈上慈禧案臺的日記中一書再書。

1877年五月十五日，劉錫鴻與使團又赴蘇格蘭公會的舞會，觀西方舞蹈。他對此事印象深刻，留有日記記錄：

十五夜，赴蘇葛蘭公會看跳舞……蘇葛蘭服式與倫敦殊，男女皆于左肩搭紅色棋盤紋絨段，而束其馀于腰。男子不褲而靴，有以紅帶繞膝以下抵足，如行滕然者。……女袒其上，男裸其下，身首相貼，緊摟而舞。

盡管他的日記中關于女子的內容并不多，然當其筆下出現女性之時，往往更多描寫其衣著相貌如何，且不吝以“女袒其上，男裸其下，身首相貼，緊摟而舞”等詞加以形容。劉錫鴻雖有心克制日記中對女性的描寫，希冀塑造自己正人君子與憂國憂民的使臣形象；可在巨大的視覺沖擊下，其內心的真實想法仍舊表露無遺。在面對衣著差異巨大的異域女性時，劉錫鴻的見識和品行可謂一觀即破。

談到劉錫鴻，便不得不提郭嵩燾。

1876年八月，劉錫鴻奉旨副使英國。此次西行的正使正是郭嵩燾。正、副二使不合，在出使途中，兩人矛盾愈發加深。之后更有劉錫鴻向朝廷洋洋灑灑羅織郭嵩燾十大罪狀，弄巧不成導致二人皆被解職召回，恩怨糾纏不可謂不深。因為品性與觀念的差異，劉錫鴻和郭嵩燾對于所見之女性亦有不同的描寫，并體現在各自的外交日記中。

同是出席西方宴會，便觀郭嵩燾在日記中所記：

法國公使邀陪巴西國主聽音樂，……巴西國主夫婦在焉，或時起就婦人談。西洋君民尊卑之分本無區別，巴西國主至舍其國遨游萬馀里外、與齊民往還嬉戲，品花聽樂，流蕩忘返，亦中國圣人之教所必不容者矣。

初見西方女性與男性共舞時的親昵舉動后，郭嵩燾確實留意到西方女性與清代女性的巨大差異。但落筆至外交日志中，他寫下的不是舞蹈和服飾如何抓人眼球，而是西方國家無尊卑等級之分的“無序”之景。郭嵩燾斥責“無序”的言外之意，便是擁護“有序”。郭嵩燾的思想雖然“趨新”，但畢竟厚植于“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學理想之中，難以完全超越時代。

巧合的是，除了以上兩位欽派的主副使臣，隨行翻譯張德彝也在《隨使英俄記》中對五月十五日蘇格蘭的舞會進行了描寫：

赴蘇格蘭跳舞會，……而巴西國王與后亦在焉。蘇格蘭服式與英、愛二處不同。男女皆于左肩搭紅色棋盤紋氈一條，寬逾半尺，而束其馀于腰旁。男子著黑絨短衣，不褲而靴，有以紅帶繞膝以下抵足；女子皆袒胸露臂，與他無異。鼓樂喧天，跳至寅初始罷。

張德彝對英國女性的描寫穿插于舞會布景、男女服飾等內容中，筆墨不多，點到即止。同文館出身的譯官，學識水平和思想境界雖然比不上科甲出身的郭嵩燾，政治高度有限。但好在張德彝的游記詳細寫實，多與西方的風土人情相關，對女性的記錄反而不像劉錫鴻那樣遮遮掩掩卻言詞露骨。

三位使節，三種日記，可謂對比鮮明。劉錫鴻出身魚販之家，年紀尚輕便中舉人，自視頗高、不甘人下，卻無可奈何屈居副使。他無法平衡自己在心氣與地位上的落差，郁氣堆結之下，便將對自身處境的不滿表現在記錄的女性形象上。他眼中的西方女性難免不甚文雅。郭嵩燾家道富庶，歷任鹽運使、按察使、巡撫，是幾經官場沉浮的朝廷重臣，又以侍郎之職出任駐外公使。他雖記西方女性，但未止于述奇，由此引發的是他對西方禮樂秩序的思考，深邃透徹、嚴謹守禮。張德彝自幼家貧，接受外語教育，一直被按照翻譯技術人員的方向培養。譯員記事講究實用性，他筆下的西方女性也真實而鮮明，展現出與中國女性不一樣的異域風情。

相同的情景，不同的見識，劉錫鴻、郭嵩燾、張德彝三人在出身、品性與作風方面的差異可一目了然。也無怪乎郭嵩燾被稱贊為“一個卓爾不群的政治家”，有深邃的見識和超凡的勇氣。而劉錫鴻只能是“政治庸人”，且“在思想見識和政治取向上，愈往后愈趨于保守迂腐，出洋后的見識甚至不及未曾跨出國門的一般官員”[3]。

1877年十月，曾代理知縣的黎庶昌作為參贊隨使德國，記錄西洋見聞。黎庶昌早年為曾國藩幕僚，博覽群經，學問文章之道講究“多識、格物、博辨、訓詁”，頗具文人風采。他筆下的《西洋雜志》多以文人“經世致用”的眼光去觀摩西方世界。日記中大多是西方婚嫁、工廠學堂、斗牛賽馬、錢幣游娛等社會生活各方面的詳述，客觀寫實，更像是“反映十九世紀西洋生活的一卷風俗圖，畫面奇特，色彩新鮮”[4]：

女服極其艷麗，或袒露胸背，男亦衣履整潔?！訑凳偃耍灾环N粉白裈襪，儼若肉色，緊貼腿足，若赤露其兩腿然。腰間用各色輕紗十數層，縫為短衣緊束之。結隊而舞，則紗皆飏起，此又極變幻之致矣。

在黎庶昌的日記里，雖有像“袒露胸背”、“若赤露其兩腿然”之類的字詞，但諸如“紗皆飏起，此又極變幻之致矣”的語句又顯露出乍見窈窕淑女后的文人風流。如此描寫角度在其日記中并不多見，蘊含著由衷的欣賞之意。與時代稍前的斌椿、劉錫鴻相比，即使是小小參贊，黎庶昌在審美層面也已經開始接受西方女性的衣著表現。

從1839年林則徐游澳門，到1866年斌椿作為第一位官派使節游歷英國開始，至1877年，劉錫鴻、郭嵩燾、黎庶昌分別赴英、法、德等國開展外交。在這一動態的對外交往過程中，晚清外交使臣的身份逐漸從位卑小官轉變為地方大吏，士大夫從談洋色變轉變為以通洋務自雄。晚清在遭受西方器物與文化的沖擊后，思想文明與對外觀念終于發生變化。

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在于，雖然旅西士人認知中的“儒家永恒女性形象在面對一群袒胸露臂的異國女性時，瞬間被無情地粉碎了”[5]，但中西文化觀念的差異依然存在。19世紀60、70年代，旅西日記中“女服艷麗”、“袒露胸背”之類的記述是常見內容。到了70年代后期，此類詞匯的出現頻率漸趨減少。其原因不是觀念差異的縮小，而是獵奇心理的減弱。旅西士人的身份地位在變高，中西交往的頻度在增加，他們對西方女性的記述，以及這些記述所反映的觀念變化便清晰可見。隨著愈發頻繁的接觸，這些士大夫逐漸適應了原本陌生的西方文明，習慣了西方事物的新奇之處，對西方女性的開放、奇異之處也就愈發司空見慣。當外在的儀態和衣著不再成為沖擊旅西士人的強烈視覺刺激時，文明的交流便會向更深的層面進展。

二、巾幗亦可比須眉

物以稀為貴，也以稀為奇。當旅西士人眼見的西方女性越來越多時，那些奇裝異服、大膽奔放的景象就不稀奇了。既然西方女性的外在不足以使士人們驚奇，那么更吸引他們的方面，自然轉向了女性的內在氣質與品質。

首先注意到西方女性與中國女性氣質大不相同的，多是文質彬彬的意氣書生。他們自謂文質兼備，不與官僚為伍，與人接觸交往自然更重內在品質。

王韜年輕時便與西人多有交往，1867年應理雅各邀請而游歷西洋。他雖無外交官之名，卻也稱得上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他一路所見繁雜，在了解西方女性不俗的見識和地位后，不由發出“巾幗不讓須眉”的慨嘆：

女子與男子同，幼而習誦，凡書畫、歷算、象緯、輿圖、山經、海志，靡不切究窮研，得其精理。中土須眉，有愧此裙釵者多矣。國中風俗，女貴于男?；榧藿宰該衽?，夫婦偕老，無妾媵。服役多婢媼，侯門甲第以及御車者則皆用男子。

依王韜在《漫游隨錄》中所言，西方女子精于“書畫、歷算、象緯、輿圖、山經、海志”，無疑遠勝于囿于閨閣的清代女性，甚至與清代男性相比也不遑多讓。這很大程度歸功于西方的教育制度。教育為一國根本。使臣出使外國，對不同于本國的教育制度往往需保持敏感。訴諸筆下，也應是觀察細致，內容詳盡。

同時，經歷思想解放與革命洗禮，西方工業社會下的巾幗力量得到更好的展現。政治議事、工農生產、文學創作等領域處處可見女性的身影，甚至可見女性處事比男性更加優秀，令人欽佩。晚清士人游歷歐洲，若有心察之，便不會忽略女性在西方近代社會的重要作用。故而，在日記中稱頌贊揚女性者并非少數。

1874年，祁兆熙護送第三批留學幼童出洋赴美。在考察了西方的書院教育與工廠勞作之后，他在《游美洲日記》中寫道：

初四日癸酉禮四。……方到之日，女師為理衣箱，派書幾，……西人有皇家義塾，男女識字。即大學堂中，大半女師。因女子在家心靜，學問且多勝于男子。

唯紗線間格穿于機頭之上，則用女工。上機織布拋梭亦機器，速于人力。布既成，女工修整機頭，分層色裝箱矣。

祁兆熙赴美前曾在海關工作多年，通曉洋務。他成長于租界林立的上海，出洋前就已接觸過不少西方女性。此番出洋，更加深了他對西方女性的了解。他能留意到女工在西方工廠的重要作用，大方認同“女子學問勝過男子”的優秀，也在情理之中。

無獨有偶，“不讓須眉”一說也被早先參與對外事務的人員所提及。1876年，李圭作為中國工商業代表至美國費城參加世界博覽會，寫下《環游地球新錄》。他對西方女子的“須眉氣”便頗為贊賞：

于是，舉國女子，都不滿意，以為輕視女工，即輕視我婦女也。……凡婦女所著各種書籍、繪畫、圖卷、針黹之物，并各各巧技妙法，悉萃于此。另一室用陳女塾器具、女師法程。即居院執事之人，亦盡選婦女為之。……舉止大方，無閨閣態，有須眉氣。心甚敬之，又且愛之。

婦女靈敏不亞男子，且有特過男子者，以心靜而專也。若無以教導之提倡之，終歸埋沒，豈不深負大造生人之意乎。

李圭以“須眉氣”形容西方女子的品質，已屬正面肯定。此時李圭僅為寧波海關稅務司霍博遜的文牘，行秘書之職，是尋常“寫字先生”，尚無功名和官職。當“婦女靈敏不亞男子，且有特過男子者”一類的語句被反復寫下，連李圭這樣一位不起眼的非正式代表都注意到西方女性的自強與獨立品質，其后的外交官便沒有理由不去關注這一現象。

而后，向來正襟危坐、日記中多言政事的郭嵩燾寫“婦人之學有專精，亦司教事”，正面肯定了西方女性教育的成功之處；又言工廠運作流程中多有“婦女為之”，女性在其中的力量無法再被忽視：

四歲以下為一堂，七歲以下為一堂，十歲以下為一堂，十五歲以下為一堂，皆婦人教之?！瓔D人之學有專精，亦司教事。得寧與科格蘭分教婦女之授讀為童子師者。蓋凡婦女入學五年，粗有成，可以授讀，則就此學館課以授讀之方。……兩年學成，國家遣人就試之，取中者記其名。乃令入各小學館授讀，試其能否，然后給以文憑，聽人延請課讀。……凡共聚三齡以上童子千一百人，婦女學習課讀者二百馀人。

其機器亦絕奇……隨疊入下方盒內，自然整齊，皆婦女為之。其旁各屋，亦有用人力黏封者，亦皆婦女也。

西方之婦女，可入學，可做工，享授讀權利以謀業，操工廠機器以謀生。西方的社會環境之于女性，與晚清相比可謂天差地遠。西方女性總歸可靠自己的雙手自力更生。郭嵩燾見此情形，難免思及自身亦是不拘小節、出身富商家族，多有留意并述于日記，雖不十分顯目但也足以引起注意。

如果說郭嵩燾是近代外交的“先鋒梯隊”，那么作為晚輩的曾紀澤便是接續前人事業的“第二梯隊”，也是繼郭嵩燾之后又一位使西重臣?？梢哉f，曾紀澤是“真正開始擔負起比較繁劇的外交工作的‘洋務派’干員”[6]。1878年，曾紀澤出使英法大臣，駐使英國。這位精練能干的外交官，確實看到了西方女性果決勇敢的氣質，并在日記中寫下：

第二船之炮燃二次，皆金登幹之妻持電發機。古人稱婦人在軍，兵氣不揚，英人殆無是說。四船，進退各燃二炮。

中國古之婦人，少有隨軍之舉，更別說操持兵器行動?！皨D人在軍”足可見西方民風之開明和女性之優秀，然而在了解英國習俗與婦女對于女性權利的訴求之后，曾紀澤還是發出了“人心之難饜也”的感嘆：

英國敬重婦女，相習成俗，他國視之已為怪詫，而婦人猶以不得服官、不得入議院預聞國政為恨。甚矣，人心之難饜也！

曾紀澤的日記少見馳騁之議論，也不大談論公事。他的文字中，罕見政治立場與思想流露，多是與家人、朋友或應邀赴會的日常記錄?！芭c內人、仲妹久談”或“與內人、女兒一談”的字句常常見于其日記。曾紀澤的妻子與妹妹隨曾紀澤駐居西方多年，常在拜訪往來時與西方女性交談、接觸，言談舉止或多或少應會受到西方文明的影響。

而曾紀澤與妻、妹談話無數，接收到西方文化對女性影響的反饋，卻甚少為之所動。他看到“金登幹之妻持電發機”的場景，在主持船炮工作這樣通常屬于男性的領域見到了女性的身影。曾紀澤卻究竟忍不住以女性不得干政的成見對女性“服官”、“入議院預聞國政”加以批評?？梢娝麑ε宰非笳螜嗬南麡O態度。推而廣之，也可看出，晚清政治家乃至整個社會大環境中，主流聲音仍是對女性參與政治持反對態度。當然，“人心之難饜”的感慨不僅是曾紀澤在英國見聞女性議政有感而發，卻還像是他面對同樣得隴望蜀、步步攫取清朝權益的沙俄時的忿忿不平之言。

19世紀70年代的外交官們多贊嘆于西方女性“不讓須眉”的不凡，卻又較少詳述這一奇景的發展軌跡。但到了1891年出使英國之時，早期反對“以堂堂中國而效法西人，不且用夷變夏乎”[7]的薛福成認真考察歐洲的工業發展。他特別觀察了歐洲的政治、軍事、教育、法律等制度，在深入了解西方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之后，逐漸轉變了自己的變局觀。在《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中，他對西方教育不論男女、貧富的開明進行了深入反思，轉而主張向西方學習：

西洋各國教民之法，莫盛于今日。凡男女八歲以上不入學堂者，罪其父母。男固無人不學，女亦無人不學。……德國之兵多出于學校，所以戰無不勝。推之于士農工賈，何獨不然？推之于英法俄美等國，何獨不然？夫觀大局之興廢盛衰，必究其所以致此之本原。學校之盛有如今日，此西洋諸國所以勃興之本原歟？

無疑，薛福成看到了西方強盛不獨有火炮、槍械之先進，更有教民之法、學校之策。學校有教無類、男女皆收的教育方式使國民素質得以顯著提高，人才不致被埋沒，何愁不強盛。但他在突破“中國女子不能入學堂”固有觀念的同時，到底仍是未變思想，尚且堅持著“婦嫁從夫”等始終順從男性的綱常倫理：

西俗貴女賤男。男子在道，遇見婦女則讓之先行。宴會諸禮，皆女先于男。婦人有外遇，雖公侯之夫人，往往棄其故夫，而再醮不以為異。夫有外遇，其妻可鳴官究治，正與古者扶陽抑陰之義相反。女子未嫁，每多男友，甚或生子不以為嫌。所以女子頗多終身不嫁者，惡其受夫之拘束也。此其夫婦一倫，稍違圣人之道者也。

在薛福成看來，西方女性地位高，男女貴賤相反，當然與中國“貴男賤女”的風俗大相徑庭。西方男女貴賤顛倒，對中國男性的強烈沖擊自不待言。不過因為此時清廷是慈禧執政，他不便在日記中對此事大發議論，只好以“稍違”一詞稍稍顯示不滿之意。他雖未大加批判，本質卻對中國“男尊女卑”之道存在維護之情。

自19世紀70年代旅西日記中關于“不亞男性”的記錄開始，19世紀80年代之后，諸如曾紀澤《出使英法俄國日記》、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戴鴻慈《出使九國日記》、載澤《考察政治日記》等的記錄中，已經罕見對女性外在形象的描寫。取而代之的，是對女學堂、工廠女工此類更為深層的內容之敘述，并且逐漸淹沒在對公司、紡織廠、槍炮廠、議會堂、博物館的敘述之中，日記中的性別化描寫被愈發弱化。西方女性不再被頻繁冠以“花瓶”的標簽，而是走出閨閣，參與社會分工。

這一時期，親歷過西方女性入學、做工、從軍之景后，晚清旅西士人對她們拋頭露面的大膽行為已見怪不怪。他們也意識到：在西方國家，女性在社會生產中的重要性愈發突顯。而西方女性無論在受教育或是從事生產方面，甚至不遜于國內男性。此階段的旅西士人中，外交要臣不在少數。食君之祿，忠君之事，當他們筆下有關女性的內容越來越多時，這些西方女性的干練知性風范終于開始促使他們對國民與文明進行反思。

三、鑒異俗而蘊新變

士人旅西見識諸多異俗，在西方女性方面多有思考。李圭見“重興女學，使皆讀書明理，婦道由是而立，其才由是可用”。洪勛察挪威“妃宮執事官一，典禮隨朝皆女官”。薛福成觀古歐洲婦女守禮嚴苛，今卻“婦女之為用，果不異于男子”。李圭一介秘書，人微言輕，無法直接將對西方女性的觀察、對西方文明的思考落實到政令舉措中。幸運的是，《環游地球新錄》曾被呈予李鴻章過目，其中建議開辦中國郵政的見解更得到了他的贊許。對于“重興女學”、“讀書明理而立婦道”之類的建議，李鴻章自不陌生。他不會因為一人之言而草率上書興辦女學，但總歸對西學了解更多，對婦女之事也更加留意。洪勛與薛福成奉旨西行考察西方，見女性地位大變，訝異之下自有揣度。19世紀末的士人們意識到西方“各國當勃興之際，一切政教均有可觀”[8]，再不能不行變通。時局之變已然箭在弦上。

二十世紀初，在晚清婦女生活中，孕育出了“女報”、“女子團體”、“婚姻自由”等新因素。在婦女思想中，也產生出“男女平等與女權意識”、“賢妻良母與國民之母”、“娶妻嫁夫與英雄英雌”等熱烈討論的新議題。這些在《女子世界》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女子世界》的發刊詞中，金一將中國女性的作用抬升到極高的程度：

女子者，國民之母也。欲新中國，必新女子；欲強中國，必強女子；欲文明中國，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國，必先普救我女子，無可疑也。

金一為金天翮筆名，他出身江南同里鎮望族，1903年所作的《女界鐘》是晚清女權主義的代表作。[9]他在其中指出，“民權與女權如蟬聯跗萼而生，不可遏抑也”，將女權革命視為民權革命的基礎[10]。

化名為丁初我的主編丁祖蔭積極為女權革命奔走，在刊物頌詞中也處處可見贊歌：

欲造國家，茍非招復女魂，改鑄人格，合無量數之雜駁分子，開洪爐而大治之，女子其終死，國家其終亡。

夫女界之萌芽，不茁則已；一旦光輝而發越之，其天性良于男子者萬倍，其腦力勝于于男子者萬倍，其服從之性質，污賤之惡風，淺薄于男子者且萬億倍。

《女子世界》的主筆丁祖蔭、金天翮、柳亞子、蔣維喬等人多為秀才出身，會將目光投向“女子世界”，與他們接觸的日本女權思想不無關系。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前半期“女權”一詞在日本流通，20世紀初從日本傳入中國。[11]作為接觸過新學的青年，他們對這一思想不會陌生。此外，他們中有多人是愛國學社成員，又與有旅日背景的章太炎、鄒容、吳稚暉、蔡元培等人有來往。金天翮與蔡元培關系深厚，他參加愛國學社便是應蔡元培之邀請。蔣維喬與章太炎同為愛國學社教員，金天翮、柳亞子與章、鄒在學社中也是意氣相投，往來密切。那時秀才們的女權思想，其實也大多來自旅西、留日的出洋士人。

1903年，梁啟超至北美旅行，作《新大陸游記》。他觀察到美國“女尊男卑”的風氣，特別強調不僅上流社會如此，在尋常婦女之間亦有平等主義的體現：

至其內容實權，亦有甚進步者。其在專門高等之職業，日與男子相爭競，如女醫生、女律師、女新聞主筆、女訪事、女牧師、女演說家，皆日增月盛。其他如各官署、各公司之書記，各學校之教師，尤以女子占最大多數，男子瞠乎后焉。

梁啟超注意到美國女性在職業上的競爭力，甚至在官署等工作之所都形成了“女子占最大多數，男子瞠乎后焉”的局面，他無疑是震撼的。但中國無女醫生、女律師、女演說家等，更遑論合法的女官吏、女政治家。

伍廷芳出使美國時見到女性參政的情形亦不可謂罕有：“女子亦有彼選舉權，曾有一女子選舉時亦以候補總統稱于時”；“某州有一檢事長缺出，候補當選者二人，一為男子，其一則青年之女律師也”[12]，女子已有參政雄心。載澤使英時亦見英國“刻計有稽查官一百九十四員。內有婦人數員”、“倫敦恤貧局三十一所。公舉局員，……今局員多婦人”[13]。

西方女性參政已不稀奇，在中國卻未得到重視?！杜邮澜纭酚锌姆Q“中國女子，不患無權，患無馭權之資格；不患無馭權之資格，患無馭權之預備”。其文將女學置于優先地位，為“女權”還是“女學”優先的爭論打上了句號，也代表了雜志社的最終認識[14]。連發行、流通范圍相當可觀的《女子世界》都是如此，晚清其他地區的士人對于女性參政等女權主義的回應便不言而喻了。

然而，沒有社會地位的實際改變，晚清女性的處境就很難迎來實質性的改變。

比如康有為，他是清末婦女新生活的倡導者，樂于為女性奔走。他提倡著一夫一妻制度，卻也在《歐洲十一國游記二種》中表現出局限的一面，將對婦女運動的支持僅局限于宣傳之形：

婦女亦天生也，不貽婦女以獨立，則抑女過甚而不仁；然茍盡聽婦女以獨立，則息息行樂，以顧其有生之身，誰肯劬勞受苦，而育分身之子？

擁有一位妻子、五位姨太的康氏主張男女教育平等，卻又不希望女性太過獨立。他游歷歐洲多國，見西方女性之獨立，卻言“吾于法美婦女之趨勢有懼焉”，亦不認可中國女性在此處效仿西方：“今之學者，不通中外古今事勢，但聞歐人之俗，輒欲舍棄一切而從之，謬以彼為文明而師之?！埛翘撔囊圆烊f理，原其始而要其終，推其因而審其果者，而欲以淺躁一孔之見，妄為變法，其流害何可言乎！”

還有外交大員曾紀澤。他奉旨出使英國、法國，思維已較開放。不但通得外交權變，也明白西方的風俗與禮節?？上?，他雖常帶家眷參加沙龍酒會，卻礙于“中國名教攸關”，要求妻女“只可間與西國女賓往來，不必與男賓通拜，尤不肯與男賓同宴”[15]，恪守內外有別之禮。出使歸國，曾紀澤僅任兵部侍郎，雖入總理衙門，處境卻極邊緣。只見他往譯署辦公，卻無要事相委。從外交要員轉變為閑官散職。曾紀澤在歐洲攜眷頻繁出入舞會、與西人交往過頻是重要原因。

一朝重臣尚且有如此遭遇，余人亦然。十九世紀末，駐美公使伍廷芳仿行英國公使自乘電車，拜訪美國外交部。“然中國大員之曾作美游者，見之詫為奇事，返國后，控諸北京政府，以余為自忘尊榮，有失國體。之數人內，亦有具新智識而明于美之風俗習慣者，不意竟聯名控余，斯誠欲索解而無由矣?！?span style="color:#7f8c8d;">[16]只因這樣的小事，堂堂公使便在朝廷上被聯合控告，看似開明之士在國內竟又變得保守起來。政見且難公開，又談何女性。

新舊思想碰撞之下，曾紀澤、伍廷芳的遭遇，康有為的游記皆表明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思想轉變之難，非朝夕之間能成。

但保守的，也不止男性。1903年，單士厘隨丈夫錢恂游日本、朝鮮、西伯利亞、圣彼得堡等地。她出身書香門第，文化素養深厚，丈夫亦思想開通；又曾以使節夫人的身份旅居西洋，見多識廣為當時婦女罕見。其日記《癸卯旅行記》是清末“女學漸萌，女智漸開”的成果，分明點出了對中國女性施行教育的重要意義：“教育之意，乃是為本國培育國民，并非為政府儲備人材，故男女并重，且孩童無不先本母教。故論教育根本，女尤倍重于男。”

只不過這樣勉勵女學的卓識婦人，在與兒媳相處時也不免苦口婆心提起婦德、婦學之類的話題，告誡兒媳后輩要謹守婦禮、婦道，慎勿效仿西方女性的“逾閑”之舉，更多數中國女性的想法可想而知：

中國婦女本罕出門，更無論冒大雨步行于稠人廣眾之場。予因告子婦曰：“今日之行專為拓開知識起見。雖躑躅雨中，不為越禮，況爾侍舅姑而行乎？但歸東京后，當恪守校規，無輕出。予謂論婦德究以中國為勝，所恨無學耳。東國人能守婦德，又益以學，是以可貴。夙聞爾君舅言論，知西方婦女，固不乏德操，但逾閑者究多。在酬酢場中，談論風采，琴畫歌舞，亦何嘗不表出優美；然表面優美，而內部反是，何足取乎？近今論者，事事詆東而譽西，于婦道亦然，爾慎勿為其所惑可也?！?/span>

思想觀念尚不及改變，改變只好先從身體的解放著手，首先遇到的便是女性纏足問題。纏足使女子被嚴格地束縛于家中，無法外出參加勞作，接受學堂教育亦無從談起。于是，才有了鄭觀應、康有為等人高呼強國必須提倡自生自長的天足?？涤袨楦前呀淅p足視為維新變法的主要內容，站在民族尊嚴和救亡圖存的角度上反對纏足。

至1902年，慈禧終于頒布懿旨勸禁纏足：“至漢人婦女，率多纏足，由來已久，有傷造物之和。嗣后縉紳之家，務當婉切勸導，使之家喻戶曉，以期漸除積習。斷不準官吏胥役，藉詞禁令擾累民間”。此事之后的放足雖非一帆風順，間或還有“以身殉足”的駭聞，但政令已出，觀念終于悄然生變。

纏足之后，女性學堂便成了繞不開的話題。

1898年，經元善在上海自辦了第一所近代女校“中國女學堂”，開一時私立女學之風。但官方卻對女學不置可否。直至1904年頒行《奏定學堂章程》時，清廷仍堅持“惟中西禮俗不同，不便設立女學及女師范學堂”[17]。女子接受學校教育的權利在學務綱要中尚未得到承認。

1905年，載澤在考察日本時得見日本的強盛不僅在于政治改革，而且在于教育普及。他在《考察政治日記》中寫道：“自維新初，即行強迫教育之制。國中男女皆入學?！粣u效人，不輕舍己，故能合歐化漢學，熔鑄而成日本之特色?！倍笏忠娪鴳椃ㄖ小芭畬W階級及管理之法，大致同于男學。蓋歐美風俗，男女教育并重也”。

載澤歸國之后，著手推動建立女子學堂、促使女子接受學校教育。在官方的支持下，創辦于1905年的北洋高等女學堂、建設于1906年的北洋女子師范學堂和正式成立于1908年的北洋女醫學堂也被逐一籌辦。隨著《女子師范學堂章程》和《女子小學堂章程》的頒布，女子學堂才被納入了清政府的官方教育系統之中[18]。不過，廢纏足僅是女性身體的解放，興女學所教仍不離持家教子。學西法易，易思想難，此為一顯例。

在清末文明之變的舞臺上，載澤、康有為、梁啟超、丁祖蔭、金天翮等人逐一登場。晚清士人對女性運動的關注從廢纏足、辦女校等形式逐漸深入到女權思想層面，為女性解放奔走的士人身份更多地轉變為出身不高但以讀書為業的知識分子。他們比位高權重的朝廷大臣更易于接受西方文化，為了扶大廈之將傾的救國目標撰文章、辦女報、創女校。雖其身在野，卻在晚清切實掀起了變文明的新潮。

但在思想尚未完全解放的時代變局下，他們的反思又自有局限性。中國父權社會的權力秩序尚未遭遇挑戰，旅西士人們即使對西方女性的行為加以肯定、予以贊賞，回國之后卻必然仍擁護現有的父權統治局面，國內士人更是如此。就連秋瑾、陳擷芬、杜清池、呂碧城等曾經旅日、創辦新式女學的女性，也無法脫離舊秩序的窠臼。更多的中國女性限于宅院，止于耕織，沒有救國憂民的覺悟，也對女權革命一無所知。在這似乎風靡一時的思想喧騰中，她們只能憾然被排除在外，難以留下自己的聲音，甚至無法理解女性解放的意義。此時的中國，極少有人愿意因為遙遠國度的異樣價值觀而改變固有的思維觀念。思想變化至此，進步與保守并存，新學與傳統兼具，皆是時代發展之結果。

四、結論

從林則徐到斌椿，再到郭嵩燾、曾紀澤、載澤，他們所見的西方女性在舉止打扮上大同小異，本質上俱是開放、大膽的。但在他們筆下，所描繪出的女性形象卻各有不同：有人記下了奇裝異服的域外風情，有人記下了學堂工廠的忙碌身影，也有人記下了政界職場的爽利英姿。日記中姿態各異的西方女性是每個士人自身思想與對外觀念的真實映射，反照出身份與時代對旅西士人日記書寫的影響。個中小小的“異”，也將男性視角的復雜性體現得淋漓盡致。士大夫筆下的西方女性形象，不僅構成了后人觀察近代女權變化的一組切面。更重要的是，這些記述事實上展現出晚清中西文化沖突過程中，觀念之變化的一面萬花鏡。這面鏡子，照的是西方女性，映的卻是士人思想之變，和近代觀念的發展。

晚清國門初開，異國機器轟鳴、女子熱情洋溢。始涉重洋之士見聞此情此景，視覺沖擊感撲面而來。他們或直言無隱，或獵奇驚艷，或一本正經草草記錄，卻大多未能免俗。其后國門漸開，隨著旅西士人對西方社會愈發了解，他們逐漸接受了西方女性的“奇服”，也為她們的獨立、自強而贊嘆。半個多世紀，士人們從最初的驚詫新奇到見怪不怪，再到由西方女性而引發對國內性別關系的思考，呈現了由外向內的文化融合過程。但異域見聞更多是茶余飯后的話題，舶來的思想依舊難與傳統觀念分庭抗禮，廢纏足、開女學、辦女報等舉措多屬迫于大勢的自救之法。不過是想借西來之“用”，補中國的“體”。但此時風潮已起，仍可見得時代的前進與文明的蛻變。

注釋：

[1]吳義雄：《國史、國際關系史與全球史：晚清時期中外關系史研究的三個視角》，《史學月刊》2017年第7期，第12—15頁。

[2]這一方面的研究論文主要有：魏欣《晚清域外游記中的西方女性書寫——以王韜<漫游隨錄>為中心》，《社會科學文摘》2020年5月，第106—108頁。李軍鋒《王韜域外游記對西方女性認同的文化意蘊》，《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S1期，第16—18頁。此兩篇論文皆簡要提及了王韜對晚清中國女性處境的反思。

[3]王維江：《“清流”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7月，第296頁。

[4]黎庶昌：《西洋雜志》，喻岳衡、朱心遠校點，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第8頁。

[5]董佳貝：《霓裳、才媛、階層——晚清出使日記中的西方女性（1866—1895）》，《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第116—125頁。

[6]鐘叔河：《曾紀澤在外交上的貢獻》，鐘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Ⅴ》，長沙：岳麓書社，2008年10月，第11頁。

[7]鐘叔河：《從洋務到變法的薛福成》，鐘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Ⅷ》，長沙：岳麓書社，2008年10月，第45頁。

[8]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北京：朝華出版社，2017年12月，第273頁。

[9]熊月之：《金天翮與<女界鐘>》，《史林》2003年第3期。

[10]夏曉虹：《晚清文人婦女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1月，第212頁。

[11]譚紅花：《丁編<女子世界>（1904-1906）作者群體的女性觀》，碩士學位論文，寧夏大學，2020年，第6頁。

[12]伍廷芳：《美國視察記》，長沙：岳麓書社，2016年8月，第27頁、76—77頁。

[13]載澤：《考察政治日記》，鐘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Ⅸ》，長沙：岳麓書社，2008年10月，第600頁、610頁。

[14]夏曉虹：《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18頁。

[15]《曾紀澤日記》，劉志惠整理，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11月。第二冊，第846—847頁。

[16]伍廷芳：《美國視察記》，第56頁。

[17]陳學恂主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教學參考資料·上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7月，第534頁。

[18]夏曉虹：《晚清文人婦女觀》，第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