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魯舒天

由旅美導演李芳芳執導的電影《無問西東》，自2018年1月上映以來，口碑始終呈現兩極分化的趨勢。面對豆瓣評分（7.6分）已屬近年來國產電影上乘的該片，贊者稱之“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批者斥之“放縱說教、情懷兜售”，由評論產生的矛盾與分歧似乎無法調和。

一

對《無問西東》，我站在力挺的一面。電影公映不久，我寫過一篇名為《<無問西東>里的選擇，是這個時代難以想象的從容與高貴》的文章，在頗受謬贊的同時，也無心插柳地生成了我的首篇“10萬加”之作。

某種程度上，我一貫堅持的偏文藝風、重思想性的寫法是不符合新媒體“爆款”寫作基本規律的。在我的觀察中，“流量殺手”的普遍特征是雞湯化和口水化：作者只是致力于將人所共知的簡單道理用復雜的筆法道出來，受眾所圍觀的不過是些炫技表演，這個過程很難產生知識增量與價值拷問，其實質難免淪為雙方各取所需、心照不宣的共謀。

不禁想起木心先生早有的那個論斷：“弄虛作假者最容易被認作富有才華，因為太多的人是弄虛而弄不成，作假又作不像，另有太多的人更是不知道什么是虛什么是假。”

在許多人眼里，“將復雜的東西寫簡單”遠不如“將簡單的東西寫復雜”來得更有市場。由于習慣“深入”的人太少，“深入淺出”的步驟便愈發難以辨認，其價值也不可避免地會被低估。這是時代之癥，非一人或一事即可扭轉。

二

巧的是，《無問西東》恰是那類稱得上“深入淺出”的電影。

對很多觀眾而言，這部“文藝與商業”界限不明的院線電影恰如其分地提供了通往西南聯大、飛虎隊乃至政治運動批斗現場的入口。缺乏相關認知經驗的年輕一代，與《沖天》、《南渡北歸》與《巨流河》等文藝作品之間的緩沖距離，也得幸是由《無問西東》式的誠意之作完成了構筑與填補。

我的意思是，將矛頭直指敘事結構與鏡頭表現的批評者，首先不應選擇性地忽視上述前提。況且，一部電影的敘事、配樂乃至剪輯的成敗，本身亦是見仁見智的環節，是有必要經過內行充分討論的。網絡輿論動輒冠以“災難性”的鑒定意見，卻又在闡述論據時只顧朝著對“偉光正”、“理想情懷”等標簽傾斜負面情感，對電影技術的剖析竟不置一詞，可見其立論之初的虛偽。

我承認相較那些蓋棺定論的經典，《無問西東》在技術與藝術這兩方面均存在顯而易見的差距，從電影的角度評判，它當然不是完美的。然而，這部電影最令人耳目一新的地方，或許恰在它超越了電影的角度，即從那種“具有時效性的佳作”的范疇中自我解放，以價值的啟蒙彌補了作品本身的具體缺憾。

如電影臺詞所述——“這個時代缺的不是完美的人，缺的是從自己的心里給出的真心、正義、無畏和同情”。《無問西東》的選擇不是規范，而是自然；并非“圓滿的無趣”，而是“破損的生動”。如果把它看作一個人，這個人在行動上永遠是第一位的，當別人還在行“義利之辨”時，他已經實踐了舍生取義的全部。

而這樣一份行動，與其說是深思熟慮的結果，毋寧說是一種本能。這在今人身上無疑是難覓蹤跡的，它是隨著歷史遠去的陌生經驗，一如春秋時期國人的氣質：強健而溫和、直率而雍容，“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所以我說，這部電影向這個時代重新示范了何為高貴，不是富貴等身、人前顯赫，而是耿介、少算計和不改初衷。

六神磊磊也提到，他在電影院里看沈光耀（王力宏飾）犧牲的段落，明知是在煽情，但就是忍不住用眼淚與之共情。為什么？不在于電影的手法有多高妙，恰在于它摒棄了一切手段，只在一片丹心處見文章。理解并認同這“凌云寸心”的觀眾，自然會被其感動；不認同它的人，則難免會找角度挑刺。

至于導演為何會選擇這樣的敘事邏輯，我認為不應歸于藝術層面的巧合，而是基于對現實問題的洞見。

賈樟柯在談及中國文化對中國電影的作用時曾說，“我覺得中國電影呈現中國社會的現實和歷史的時候，最缺的不是隱晦，而是坦率。如果隱晦長了，打啞謎慣了，文化會有問題。”

這就解釋了為什么從《天注定》到《江湖兒女》，賈樟柯電影的風格越來越平鋪直敘，因為他看出了“含蓄”與“留白”對于描述的傷害，前述易遭曲解的概念實在太便于創作者去規避責任與擔當了！

《無問西東》值得稱道的就在這里，它包含了豐富的情感帶入模式與對歷史場景的細膩描述，不玩概念、不談主義，與智力游戲、多線敘事無關，它只是以一種坦率的方式把難以再現的過往展示出來，大大方方地映射當代的通病與頑疾。

四

《無問西東》的另一個值得稱贊的點，我將之定義為“公共性”，它是中國電影中少有的具備公共屬性的電影。

在此之前，人們所熱衷的題材，看似滿足了“眾樂樂”的需求，實際多在內涵全無的“爆米花”間打轉。唯利是圖的電影產業慣于批量制造這樣的垃圾，并以“娛樂無罪”的名目跳過了寓教于樂的環節，接著便是遍地的盜墓挖墳與穿越亂倫。我的意思是，公眾真正需要的東西，公眾心里未必門清兒，還得有勞學者與專家。舉個例子，陳曉卿沒做美食節目之前，誰敢說自己清楚各地風味怎么吃？

這里不妨提一個近似的概念——“國民電影”。為什么說《我不是藥神》即便有虎頭蛇尾之嫌，卻仍是瑕不掩瑜之作？就因為“國民電影”這個門類人家韓國有、印度也有，唯獨在國內是缺失的，是《我不是藥神》的橫空出世為這一概念開宗立派了。為什么說《無名之輩》即便在劇作合理性上存在邏輯漏洞，卻依舊值得輿論肯定？就因為反映國內小人物生存狀態的商業電影太少了，它能獲得市場的關注，勢必會帶動更多同類型影片相繼問世。

很多事情就是這樣，當“量”上去了，才有談“質”的可能。

說回《無問西東》的“公共性”，姑且將之暫歸為“說教”，我的意見是：中國電影對于現實的“說教”并非是溢出了，而是遠遠不夠。現今有太多人不識禮法、不辨道統、不聞詩書之訓，以邏輯混淆常識、以自由解讀遮蓋是非判斷，如此下去，理不會越辯越明，口舌只會越費越多。

大家都靜下心來求知的時刻，爭論便是可控的，便不是必要的。

遺憾的是《無問西東》竭力達成的“通俗”，很快就被污名化為“庸俗”乃至“惡俗”，此三者的區別，從來亦只存在于明眼人處。

五

最后來剖析電影中一個特寫段落，即中國飛行員血灑長空一節。詬病者的意見是，這段戲拍得太假、煽情意味太重——日本飛行員每打下一架中國飛機便報一個數，以及主角沈光耀駕機與日艦同歸于盡。

恐為批評者所不知的是，影片中看似煽情與夸張的部分皆有史可考，不僅事例可考，人物亦可考。《無問西東》那場升空作戰的發生時間，字幕雖然打出的是民國三十二年（1943）的鄂西會戰，情節上模擬的卻是民國二十九年（1940）的璧山空戰；而沈光耀沖敵艦的鏡頭，復原的則是民國二十六年（1937）的淞滬會戰中沈崇誨壯烈犧牲的段落。片中具體細節與史實的出入，乃是出于影視改編的需要。

在璧山空戰的真實歷史上，沈光耀們所處的環境比電影中展現得更險惡。在蘇援殆盡、美援未至的“真空期”，裝備老式蘇聯戰機的中國空軍第一次遭遇了日軍技術革命的新產物——“零式戰斗機”。中國空軍是役共損失飛機24架，日本空軍損失則為0架，戰績極為懸殊。在敵機所持的性能優勢面前，中國空軍從此失去制空權，人人臂掛“恥”字，陪都重慶也進入了名副其實的防空洞時代。

結合如此背景，電影中國軍飛行員“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的段落就無論如何不顯得戲劇化了，它是沉重的，飽含無奈與悲壯的意味，容不得半點調侃與質疑。我的意思是，我們可以依照喜好來批評電影，但在此之前，有必要多做做功課，研習一下電影創作者們早已爛熟于心的歷史。

作者簡介：魯舒天，專欄作家、影評人，在秦朔朋友圈、《騰訊·大家》、《經濟觀察報》等媒體設有專欄。本文為澎湃·湃客“眾聲”欄目獨家首發稿件，任何媒體及個人不得未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