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歲末，我搬進了河濱大樓。這一年，我來到上海工作。雖然之前因為旅行和出差的關系，我對上海并不陌生，但這次是我第一次在這里長居。因此，我開始認真思考自己與這個城市的關系。為了更好地了解上海，我決定從研究我所居住的這棟歷史建筑入手。我發現，我的樓下曾經是小鮑威爾（John William Powell）一家的住所。

鮑威爾一家三代與中國結緣，他們創辦并主編了一本英文雜志，帶領了一支被稱為“密蘇里新聞幫”的校友團體。他們的新聞理念和實踐不僅深刻影響了中國的新聞事業，還影響了英語世界對中國的看法。

1946年夏天，老鮑威爾（John Benjamin Powell）身體抱恙，坐著輪椅前往東京審判，為日本侵華罪行作證。1997年8月，78歲高齡的小鮑威爾再次飛赴東京，為日本細菌戰的中國受害者作證。跨越50年，父子兩代先后在東京出庭，為中國的二戰受害者作證。作為外國人，這樣的經歷恐怕是絕無僅有的。

“密蘇里新聞幫”的遠東抱負

1917年2月，當老鮑威爾首次來到上海，也許未曾想過，他的家族未來100年如何與中國產生關系。老鮑威爾畢業于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并擔任著該學院講師，密蘇里大學校友密勒（Thomas Millard）給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院長威廉拍電報表示想要在上海辦報，為此要聘請密大新聞學院的畢業生來協助，威廉推薦了老鮑威爾，開啟了“密蘇里新聞幫”對中國新聞行業長達三十多年的影響。

1915年，密勒把《大陸報》（China Press）賣掉，著手創辦將在中國新聞史上留下重要一頁的《密勒氏評論》，1911年創刊的《大陸報》是第一家由美資控制的在華媒體，也是第一份由職業新聞記者、而非商人或傳教士創辦的近代在華英文報紙。

雖然早于老鮑威爾來華的還有密蘇里新聞學院的校友Karl Crow，以及最早創辦《大陸報》和《密勒氏評論》的密勒也畢業于密蘇里大學（念的是采礦與冶金專業），老鮑威爾無疑是對中國新聞事業影響最大的。

密勒曾先后給北洋政府和蔣介石做私人顧問，早在1922年就把股份全賣給了老鮑威爾，而Karl Crow則于1918年離開新聞業在上海創立了第一家西方廣告公司。

1920年密蘇里新聞學院校友柏德遜（Don Patterson）協助圣約翰大學在普通文科內創辦“報學系”，這是中國大學正式設立新聞學系的開始，由柏德遜擔任第一任系主任。柏德遜來華之前是美聯社的編輯。他仿照密大新聞學院的課程，為圣約翰報學系設計了一套美式的新聞學系課程。

這背后是密蘇里新聞學院創辦人、院長威廉（Walter Williams）的遠東抱負，20世紀20年代，就曾到北京、上海教授過新聞學，并在1928年籌資5萬美元幫助當時的燕京大學恢復重辦新聞系。根據燕京大學與密蘇里新聞學院的協定，兩校還互換過教授和研究生，密蘇里新聞學院在1929年派出了第一名留學生到燕京大學新聞系做交換研究。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提供了教學模式，校友網絡更是提供了工作機會，如今人民大學新聞學院與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的傳承分別始于燕京大學和圣約翰大學。斯諾作為密蘇里畢業生拿著威廉的推薦信來到《密勒氏評論》做助理編輯，后來北上北平做燕京大學新聞學院講師，并作為特派員于1936年11月14日、21日在《密勒氏評論》以《與共產黨領袖毛澤東的會見》為題，首先向外界介紹了毛澤東的身世和談話，同步刊發了他拍攝的毛澤東頭戴紅軍八角帽的著名照片，也是毛澤東身世、形象和言論第一次在國統區公開發表，讓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以正面報道走向世人，起到了重大宣傳影響。斯諾第二次陜北之行與毛澤東的談話，后來也刊發在《密勒氏評論》上，最終結集為《紅星照耀中國》（中文版改名《西行漫記》）。盡管老鮑威爾并不贊同共產黨的主張，依然承擔著壓力發表了，這也貫徹了密勒創刊時的精神“我們想要什么內容就刊登什么內容”。

據史沫特萊披露，1937年春，在斯諾的影響和史沫特萊的安排下，老鮑威爾曾擬前往蘇區訪問，但因國民黨特務的干涉而取消。

1940年12月，斯諾夫婦（居中）在上海與老鮑威爾（右一）合影。

蔣介石、老鮑威爾和斯諾，約1929年/1930年在南京。來源：J. B. Powell Papers, Western Historical Manuscript Collection, University of Missouri

根據老鮑威爾1946年10月刊登在Missouri Historical Review的“Missouri Authors and Journalists in the Orient”一文統計，據不完全統計，1910-1940年間，至少有75位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畢業生先后到亞洲，尤其是到中國工作，還不包括后來者如1946年11月來到當時的北平后來成為《紐約時報》執行主編的Seymour Topping等。

老鮑威爾在中國的25年親歷了不少大事件，如實記載在他的回憶錄《我在中國的二十五年里》，作為山東臨城劫車案被綁架的外國乘客之一，他不可思議地參與了政府和劫匪雙方談判，并從內部及時發稿；采訪過包括孫中山、蔣介石、張作霖、吳佩孚、馮玉祥等一系列近代風云人物，同時廣交美國政府內部的朋友如羅斯福總統夫人等，為推動美國制裁日本并支持中國抗日戰爭發揮了重要作用。 

小鮑威爾子承父業

1919年小鮑威爾出生于上海，1938年也進入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據鄭保國《密勒氏評論報：美國在華專業報人與報格（1917-1953）》，1940年，他休學一年，未告知父親便突然返回上海。這使得父親非常氣惱，只能安排他在《大陸報》工作。珍珠港事件爆發前，小鮑威爾回到美國繼續完成學業。畢業后，他進入聯邦通信委員會的外國廣播監聽部門工作。

1942年4月，小鮑威爾轉到美國戰爭新聞辦公室，作為地區代表被派往重慶、桂林和昆明等地，負責分發新聞稿。在重慶期間，他學習中文，親歷日軍的轟炸，并目睹國民黨統治下中國的困境，包括通貨膨脹、官員腐敗等問題。

1944年美國記者們在重慶的合影，居于正中的是小鮑威爾。來源：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A.T. Steele, Collection

小鮑威爾（William Powell）與他父親老鮑威爾（J.B. Powell）大約在1940年于上海的《密勒氏評論》辦公室。來源：Thomas Powell

1941年12月20日，珍珠港事件后，老鮑威爾因“從事對日諜報并作援渝反日宣傳”被日本人逮捕，關進大橋監獄和江灣監獄。惡劣的監獄環境導致他雙腳壞疽且被誤診。1942年8月，日本軍方允許他登上意大利籍郵輪“維迪號”，以交換戰俘的方式返回美國。回國后，因傷勢嚴重，他進行了兩次手術移植雙腳皮膚。1946年夏天，他前往東京軍事法庭作證，計劃從東京直接回上海，但因病情惡化不得不返回美國。

1947年2月28日中午，在一次密蘇里大學校友會上剛剛做完演講的老鮑威爾突然辭世。

小鮑威爾的兒子Thomas在給筆者的郵件里特別提到：

我父親告訴我這個故事。JB（老鮑威爾）是蔣介石的私人朋友，曾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采訪過蔣介石，與國民黨政府的最高層保持接觸。JB支持商界、西方和中國民族主義，認為蔣介石是改革和進步的代表，與舊封建秩序和反資本主義的共產黨人形成對比。1941年12月，JB被日本人監禁，個人資產被沒收，雜志社辦公室被洗劫一空。然而，他并沒有太多個人財富，大部分家財在密蘇里州的妻子手中，他住在一家住宅酒店（筆者注：先后在延慶路寓所和九江路美國俱樂部），并以成本價經營報紙。被遣返回美國后，因多次腳部手術，他在紐約醫院積欠了巨額醫療費用，這筆費用在當時是一筆巨款，約為10000美元。（筆者注：據鄭保國《密勒氏評論報》一書，“中國新聞學會也于1942年9月12日在國民黨《中央日報》刊登募捐聲明，呼吁中華全國新聞協會的會員為老鮑威爾捐款。1943年3月16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駐華盛頓記者盧祺新將募集的11000美元支票交給了病榻上的老鮑威爾。《紐約時報》次日對此進行了報道”，11000美元約合今天的15萬美元。）JB從未因雜志被沒收、監禁和醫療費用而獲得日本的賠償。在東京戰爭罪行法庭作證時，他沒有譴責日本憲兵對他的酷刑，盡管監禁無疑縮短了他的生命。不久之后，JB去世，享年59歲。

1945年10月，《密勒氏評論》由小鮑威爾復刊。據Neil L O'Brien所著An American Editor in Early Revolutionary China: John William Powell and the China Weekly/Monthly Review，此時，美國政府致力于推動國共兩黨組成聯合政府。《密》在一些外國顧問的建議下，支持美國的調停努力。1947年，老鮑威爾于2月28日在密蘇里去世，與其關系深厚的《密勒氏評論》開始逐漸疏遠國民黨政府。未能來得及回國奔喪，3月19日小鮑威爾赴臺灣采訪報道“二二八事件”，是第一批報道“二二八事件”的三位外國記者之一。

國際左翼人士相繼來華

根據《宋慶齡書信集》，宋慶齡第一封給小鮑威爾的信寫于1947年3月3日，顯示出小鮑威爾當時的立場傾向。同年，他加入了宋慶齡創立的中國福利基金會擔任執委會委員。

1947年5月，上海爆發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大游行，小鮑威爾在河濱大樓家中藏匿了參加游行的麥倫中學校長、圣約翰大學兼職教授沈體蘭一周。1949年上海解放后，沈體蘭擔任多項重要職務，包括華東軍政委員會教育部副部長和上海市政協副主席。

經歷了“二二八事件”、大游行以及民盟解散等事件之后，小鮑威爾的政治立場愈加左轉。

在中國福利基金會，小鮑威爾與時任宋慶齡英文秘書的Sylvia Campbell相識并于1947年12月27日結婚，宋慶齡出席婚禮并擔任證婚人。婚后，Sylvia從格林文納公寓搬到了河濱大樓410室，方便步行到對面的中國福利會辦公。

有趣的是，負責新聞審查的魏景蒙（時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上海辦事處主任 ，1946年-1947年；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新聞局上海辦事處處長，1947年-1948年）住在他們隔壁的407室。小鮑威爾發現魏景蒙買通《密勒氏評論》的中方雇員獲取了訂戶名單。

連兒子Thomas都不太清楚母親Sylvia Campbell為何選擇來中國，但筆者認為這可能與她畢業的Reed學院校董Benjamin H. Kizer有關。1943年，Sylvia畢業后先后在Kizer任職的機構工作，包括國際伐木工會、國家計劃署等。1945年，二戰勝利后，她追隨被任命為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UNRRA）中國總干事的Kizer來到中國，擔任UNRRA的行政秘書和傳播官員，直到Kizer1946年被免職，Sylvia也在同一年因為UNRRA的腐敗與低效率辭職。Sylvia的來華可能是因為她追隨恩師Kizer（盡管已經無法找到原始信件或者日記來證實）。

不僅職業志向一致，他們在政治信仰上也很契合。Kizer曾是被指控為親蘇親共的太平洋關系委員會的重要人物，后因親共傾向被調查。在中國期間，Kizer因接受國民黨政府給其女Carolyn的獎學金而受到輿論抨擊，但Carolyn后來在比較文學和中國文學方面取得成就，1985年獲得普利策詩歌獎。從對中華文化的傳播看，這筆獎學金投資并沒有打水漂。

二戰勝利后，數千外國專家和年輕人進入中國，任職于UNRRA，其中包括不少國際左派和“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如李敦白、譚寧邦、陽早、寒春等。宋慶齡為來華的國際左派人士介紹工作，多在UNRRA和工合國際任職。

雖然Sylvia僅在中國生活了8年，但她先后為蔣廷黻和宋慶齡擔任英文秘書。她與宋慶齡保持了長久的友誼，1980年底還贈送了禮物給宋。1949年后，宋慶齡前往北京，Sylvia的主要工作轉為《密勒氏評論》助理編輯。

《密勒氏評論》招聘了不少中國記者、翻譯和通訊員，其中包括楊絳的妹妹楊宓和《北京周報》創始人楊承芳。

最后一家在華關閉的外文報紙

1949年5月上海戰役期間，河濱大樓被解放軍部隊進攻三天，臨產的鮑威爾夫人不得不尋找大樓內距離交火區域最遠的門躲避炮火，其第一個孩子于戰役后6月12日出生。1951年，第二個孩子Thomas Powell也出生于河濱大樓。

二戰勝利后，曾任路透社遠東社長的趙敏恒短暫擔任《新聞報》總編，1949年《新聞報》停刊后，據趙敏恒兒子回憶，1949年他們一家也搬到了河濱大樓三或四樓，與小鮑威爾一家成為鄰居。盡管如此，《密勒氏評論》上并沒有出現趙敏恒的署名文章。事實上，上海易幟后，《密勒氏評論》陷入經濟危機；約一年后，趙敏恒受聘于復旦大學新聞系并搬離河濱大樓。

據Neil L. O'Brien的書中記載，1950年3月29日到4月16日，新聞總署召開全國新聞工作大會，并在會上向記者們傳達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四項指示。第一項是：報刊要更多地關注工人和農民的勞動成果。工人們創造的新紀錄、新橋梁的建設，或農民消滅蟲害等故事可以將報刊和廣大人民群眾更緊密地聯系起來。報刊還可以給人民以有意義的指導，并且將此融入報刊自身的工作中去。第二項指示是，報刊指導和管理工作由主編負責；第三項指示則鼓勵報刊建立“記者網絡”和“讀報小組”，旨在加強與廣大人民群眾的聯系。這也是報刊和記者進行自我批評、思想改造和學習運動的方式。第四項指示就是報刊應該擔負起批評政府、官員、經濟組織和干部的責任。小鮑威爾隨之調整《密勒氏評論》的報道角度，將更多中國建設成果展現給英語世界。

這也是美、英、日政府認為《密勒氏評論》立場過于親中而抵制該報的原因。隨著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密勒氏評論》報道美軍在朝鮮使用細菌武器，引起美、英、日政府抵制，禁止郵寄該報。其在中國的訂閱用戶銳減至約1/3，廣告客戶紛紛流失。1950年8月起，小鮑威爾通過將周刊改為月刊壓縮成本，最終于1953年6月不得不休刊返回美國，成為最后一家在華關閉的外文報紙。

小鮑威爾不愿接受出版署補貼成為合營媒體，以及子女教育面臨外僑撤走后無國際學校的問題，成了他們最終選擇回美國的重要原因。盡管宋慶齡等高層友人力勸他們留下，認為回美可能惹上官司，他們仍決定返回美國。

據Thomas回憶，他們在上海雇傭了一對中國夫婦Ching和太太擔任管家和廚師，同時照顧兩個孩子，養了一只叫Koo-chem的德國牧羊犬。鮑威爾夫婦每天下班后與孩子們一起沿蘇州河遛狗，這種生活方式在新社會顯得頗為招搖。

小鮑威爾一家于1953年搭乘S.S President Wilson號前往美國。來源：鮑威爾家族檔案

不僅是鮑威爾夫婦，1945年《密勒氏評論》復刊后所雇傭的外國新聞團隊也普遍左轉。不過，在1950年前后他們也紛紛離開中國。

從研究小鮑威爾的學術著作An American Editor in Early Revolutionary China來看，這些西方左派新聞人紛紛離開中國的原因可能是待在中國有各種不便（從職業到個人生活）。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鮑威爾夫婦像李敦白（李是鮑威爾女士在UNRRA的同事）那樣加入過共產黨。盡管他們分別在英、美呼吁西方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然而他們依然選擇離開了他們熱愛的新中國。

比如Alun Falconer，在英國出版了New China : Friend or Foe。他1948年為了拍攝工合國際創始人路易·艾黎的紀錄片，從新西蘭來到中國，并為《密勒氏評論》等英文媒體撰稿。工合國際的國際秘書Peter Townsend，同時為《密勒氏評論》撰稿，在英國出版了China Phoenix。Peter Townsend后來在英國藝術評論界頗具知名度，曾任大倫敦藝術協會主席。

Thomas告訴筆者，他出于研究興趣，重新與Falconer和Townsend的女兒們聯系，通過口述史和檔案，研究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夜在華外國人如何參與中國革命。

宋慶齡和中國福利基金會執行委員會委員小鮑威爾（William Powell）在第一兒童福利站工地。來源：上海宋慶齡故居紀念館

左二Sylvia，右二宋慶齡。來源：Thomas Powell

返美后的余波

小鮑威爾一家回到美國時，正值“麥卡錫主義”盛行，很快被國會傳召，要求說明他們是否屬于“共產黨小組”（communist cell）以及與中國政府的關系。盡管美國法律規定煽動罪行為應發生在美國國土或海域，1956年，小鮑威爾夫婦及副主編Julian Schuman仍被起訴煽動和叛國，包括13項煽動行為，主要依據是《密勒氏評論》的報道，如稱美軍在朝鮮戰爭中使用細菌武器等。這場官司持續了5年多，最終在1961年5月，美國司法部長羅伯特·F.肯尼迪宣布取消所有指控。然而，小鮑威爾和Sylvia因受此影響，再也無法從事新聞工作，只能通過買賣舊房子和開古董店謀生。

1981年，沉寂許久的小鮑威爾分別在《關心亞洲學者通報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和《原子科學家公報》（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發表了兩篇關于日本731部隊在中國使用細菌武器的文章，并接受《60分鐘》專訪，再次在美國引起了關注。小鮑威爾在文中披露美國曾經庇護731部隊石井四郎等首領以獲取細菌戰技術，且可能在朝鮮戰場使用了細菌武器。至于美軍是否使用了細菌武器，小鮑威爾稱其研究只缺“冒煙的槍”（意指不容否認的直接證據）。

在周恩來和宋慶齡的幫助下，原《密勒氏評論》留在中國大陸的中外作者、讀者和支持者在北京成立了聲援鮑威爾案委員會，由路易·艾黎擔任主席。《人民日報》在1956至1961年間共刊載了16篇文章聲援小鮑威爾，使案件進一步被卷入中美政治。

小鮑威爾夫婦是在1972年中美關系正常化后最早獲得訪華資格的“老朋友”們。1972年10月30日宋慶齡在致廖夢醒的信中表示，打算接待小鮑威爾夫婦喝茶（因為感冒不能邀請他們赴晚宴）。宋慶齡告訴友人：“艾達·普魯伊特、陸懋德和十幾位一直為我們積極工作的其他朋友，讓我為他們來華幫忙。我曾為鮑威爾夫婦申請過簽證。”這個待遇也是不同一般的。

1972年鮑威爾夫婦訪華，參加在錦江飯店的一場宴會。來源：Betty Barr

2015年，上海廣播電視臺導演王向韜籌備拍攝《戰火圍城》，實地走訪了老鮑威爾曾被關押的大橋監獄，并在美國翻閱檔案和書信，采訪了其孫子Thomas，是國內媒體首次披露鮑威爾不為現代中國人所知的經歷。2016年Thomas夫婦來華參加紀錄片宣傳。也是這一年，Thomas開始回顧已過世的父親的研究與應訴文件，開始從藝術史研究轉向朝鮮戰爭史研究。2024年，他出版了The Secret Ugly: The Hidden History of US Germ War in Korea，試圖證明他找了美軍使用細菌武器的那把“冒煙的槍”。而他另一部關于朝鮮戰爭的研究著作也在寫作中。

參考資料：

《我在中國的二十五年》，[美] 約翰·本杰明·鮑威爾（John B.Powell）著，劉志俊 譯，譯林出版社2015年3月版

《密勒氏評論報：美國在華專業報人與報格（1917-1953）》，鄭保國 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5月版

Neil L O'Brien, An American Editor in Early Revolutionary China: John William Powell and the China Weekly/Monthly Review, Routledge, 2015

Thomas Powell, The Secret Ugly: The Hidden History of US Germ War in Korea, 2nd edition, Edgewater Editions, 2024

《冒險的歲月：埃德加·斯諾在中國》，伯納德·托馬斯 著，吳乃華、魏彬、周德林 譯，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