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江南是中國最現代化、也最具獨特文化精神的地區。這片坐擁江河湖海的魚米之鄉，自宋代起工商繁盛，文教發達，中外交匯。

傳統與現代的漫長相遇，讓江南成為理解古老中國如何轉型的絕佳窗口。

澎湃新聞記者尋訪了蘇州、無錫、朱家角、湖州、余杭、紹興、寧波、舟山、金華、蘭溪、衢州、溫州等地各色江南市鎮，用人文主義的目光，穿透俗世想象，凝視江南古今之變留在普通人命運中的真實軌跡。

寧波位于中國大陸海岸線中部，瀕臨東海，港灣眾多。在木帆船的時代，寧波港航道條件得天獨厚，自唐以后便逐漸成為輻射東亞的貿易大港。但近代以后，輪船時代到來，上海等長江口岸城市崛起，寧波老港逐漸沒落。

20世紀后半葉，寧波再度因港口發展迎來機遇，隨著鎮海港、北侖深水良港的發現和建成，寧波港變身現代化大港。如今，寧波—舟山港是世界航線最密集的港口之一，寧波人也從港口往事里讀出了新的意義。

海外來客

“那時寧波賓館里住的全是日本和尚！”

“老寧波”楊古城回憶起四十年前的盛況，仍有些激動。他曾是寧波市工藝研究美術研究所的一名教師，也是“文革”后負責修繕寧波古剎天童寺內佛像的工藝美術師。在機緣巧合之下，楊古城接待了改革開放初期前來寧波天童寺尋訪祖庭的日本僧人。其中一些人成為他的摯友，甚至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寧波天童寺是中國改革開放后第一批開放的寺院之一。南宋年間，日僧道元在這里習禪得法、回國開創日本曹洞宗，其后裔追根思源，尊天童寺為祖庭。改革開放后，中國重新建立與世界的聯系，以民間交往為先導，天童寺與日本佛教界的這段因緣便成了宗教交流的契機。

天童寺在寧波城郊的山上，松樟掩映，古道盤旋。1960年代，政治運動沖擊了這座千年古寺，寺內塑像在“破四舊”中幾無幸存，全寺僧眾或下放農村務農，或進工廠做工，寺院由部隊接管。直到1978年，中國佛教協會代會長趙樸初到天童寺視察后，國務院批復浙江省革命委員會報告，同意修復天童寺，并陸續找回“文革”中被遣散的僧人。

1979年，日本日中友好佛教協會事務局長松本大圓、永平寺副寺中村勝光一行七人首次來天童寺參拜。此后每年都有不少海外人士及佛教徒到寧波，尤其是日本僧人，前來參拜佛寺、尋訪祖庭成為一股熱潮。

楊古城便是在這時前往天童寺參與修復工作，并結識了來自日本的僧人、學者村上博優。“我在天童寺塑菩薩，他帶著日本和尚來天童寺參拜祖庭。我不會日語，他不會中文，但是我們用筆交談。”此后村上博優每一次來訪，都是楊古城陪同。最近的一次是去年，95歲的村上博優在80歲的楊古城陪同下，到寧波郊外考察。

談起這位日本朋友，楊古城覺得不可思議：“1980年他第一次來寧波，之后幾乎每年都來，幾十年如一日，來了一百多次。最多的一次帶來了五百多個和尚！”

村上博優考證了道元禪師在中國的每一處足跡，并寫成著作《云游的足跡：道元禪師在寧波、臺州》（1986年出版），“他把寧波的天童、阿育王寺等等歷史文化遺跡寫得比我們寧波人知道得還要詳細。就是因為這本書，我走上尋訪寧波歷史遺跡的道路，改變了我的后半生。”楊古城說。

日本僧人對寧波的熱情帶給他很大的震撼：這些外國人跨越千山萬水來尋找的，究竟是什么？

天童尋蹤

公元1223年，出身日本皇室的僧人道元和他的師父如凈禪師在寧波天童寺相遇，從此改變了日本佛教的走向。

“在那之前，天臺宗和真言宗主宰著日本佛教，而道元禪師傳天童寺如凈禪師的禪法，回日本開創了曹洞宗，后來的影響力遠遠超過其他宗派，禪宗成為日本文化中源遠流長的基因。” 佛教史學者成慶說。

“道元的身份非常特殊，作為皇室后裔，他和曹洞宗的影響力要遠遠超過一些南宋僧人東渡創立的宗派。公元1185-1332年的鐮倉時期，是日本佛教盛行的黃金時代，道元禪師的求法和回歸，開創了一個更加豐富的日本新佛教時期。”

成慶任教于上海大學歷史系，他帶領口述史團隊對天童寺的老人做了一系列口述采訪，并與天童寺合作進行文獻整理，并策劃一系列面向大眾的佛教文化活動。

他認為，當下有一股禪宗文化的熱潮，從白領修行，到茶道插花，都可以稱之為“日本的審美文化回流”——“我們借著了解日本、了解東方文化的特點，反觀自己。這才是我覺得今天的文化交流中最重要的。同樣地，我們看到天童寺對日本佛教脈絡的影響，看到天童寺的重要性——這是在異國發現本土。”

都市白領的禪修活動：廬山白領“禪修營”。視覺中國 圖

宋元明時期，前后有三十二批日本僧人到天童寺參禪求法、十一批中國僧人赴日弘法傳教；把中國禪宗傳入日本并創立臨濟宗、曹洞宗的兩位日僧——榮西、道元，都是從天童寺歸國后開山立派的。

時至今日，每年都有許多日本人來天童寺參拜，在寺院內留下多處參拜碑文。其中最有名的一塊“日本道元禪師得法靈跡碑”，就是1980年秋日本曹洞宗大本山永平寺主持和尚秦彗玉帶領眾僧來參拜祖庭時立下的。

“圣地寧波”

歷史上眾多日僧在寧波留下足跡并非偶然。他們隨船抵達的，是當時東亞最繁華的貿易大港。

寧波與日本九州直航海途僅800公里，加上特有地理氣候季風洋流造就了天然良港，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寧波是日本遣唐使、遣明使來訪停靠的第一站。

日本來訪者除正副使官外，數百隨從士官本身多為商人，來寧波從事銅錢、絲綢、水銀、藥材、陶瓷、漆器、字畫、書籍、文具、佛器等互相交易買賣。因此，以寧波為紐帶的除了宗教交流、政治交流，還有重要的商品貿易。

彼時寧波貿易活躍、經濟發達，更是文化傳播的樞紐站，成為東亞的“圣地”。明朝時期，日本的豐臣秀吉率軍入侵朝鮮半島，他的美夢是吞并東亞，遷都北京，進軍印度——而這個“帝國夢”的高光時刻，就是豐臣秀吉自己“居守寧波府”。

2009年，日本奈良國立博物館舉辦“圣地寧波”特別展覽，展出一批從唐代到明代、與寧波相關的歷史文物，引起不小的轟動。

據楊古城介紹，“圣地寧波”展出的十數件書畫，是日本遣明使京都天龍寺妙智院僧策彥周良從寧波帶回的實物和文獻；寧波的梅園石由石匠、商人帶去日本，現在日本永平寺外用梅園石雕成的石獅子也成了日本的國寶。此外，日本的冶金、漆藝、織繡、陶瓷也都通過寧波傳入并互相影響。

就這么熙熙攘攘了近千年，“圣地寧波”因為一次政策的轉向掉了頭。

在今天寧波市區一處名為“靈橋小區”的居民區門口，立有一塊不起眼的石碑，碑上只交代了短短幾行字：設立于此的境清興法寺，在明嘉靖二年（1523年）作為日本貢使團的住處，因為“爭貢事件”而被毀。

這“爭貢”石碑背后是當年的大新聞：日本兩大勢力派遣貿易團來華貿易，雙方皆垂誕于對明朝貿易所獲的巨利，結果在寧波大打出手，最后發展為燒殺劫掠。這一事件直接導致明朝政府廢除福建、浙江市舶司，斷絕與日本的貿易途徑，為后來的海禁和“東南倭禍”埋下了伏筆。

此后寧波的海外貿易式微，及至晚清開埠、腹地更寬廣的長江口岸城市興起，其作為港口的優勢地位減弱，被周邊城市反超；昔日“明州”的輝煌漸漸湮沒無聞。

不過，盡管海禁使得寧波逐漸失去自唐宋以來在東亞貿易圈中的核心的地位，但未完全阻隔它的影響。記者采訪之時，正遇上楊古城確證一個新發現：位于日本北海道函館市的一座關帝廟，和寧波市區關帝廟的形制、用材幾乎完全一致，經考證是清代寧波商人張尊三所建。

楊古城很興奮，他喊來寧波市海曙區文保所的專家、張尊三故居所在區的政府工作人員、幾位日本朋友以及當地的媒體人一起吃了頓晚飯，其中一位在日經商的華僑專門為此改簽了機票。一桌人熱熱鬧鬧地討論著如何與日本當地政府交涉，將關帝廟重新修復開放，并尋找張尊三的后人，“希望促成他們回寧波尋祖”。

高麗使館

在楊古城們五次三番地飛往日本考察寧波留下的蛛絲馬跡時，另一邊，日本和韓國文化界人士也走在了“海外尋珍”的路上，近年到寧波尋訪遺跡的外國團體絡繹不絕。

住在寧波的韓國人崔鐘錫耿耿于懷的是，無論是中國人還是韓國人，游客來到這里的高麗使館遺址游覽一圈后，往往仍是一無所知地離開。

公元992年，北宋在寧波設立了海外貿易機構（市舶司），以此管理沿海貿易和控制朝鮮及日本的海上貢稅。同一時期在這里設立的高麗使館是北宋唯一獲得朝廷批準、撥款建造的，一處專供高麗貢使和商團嘉賓的住地。通過這個使館，高麗與江南實現貿易往來、人員互通，皆經寧波為中轉，安頓于使館之內，再擇順風之日北上或南下。茶葉、青瓷、佛教源源不斷地從這里走向高麗，而銀子、人參及其他藥材從高麗運到中國。

崔鐘錫于是每周六來到高麗使館，穿上民族服飾、自帶微型話筒，為游客做義務講解。他的中文流利，講解聲情并茂，“我喜歡以表演者的身份來和觀眾溝通，搞笑才能有氣氛。”崔鐘錫自己是正兒八經的中文系出身，碩士論文寫的是《宋朝和高麗貿易中的航線改變及其影響》，寧波是這個話題的關鍵。

但是讓觀眾對歷史產生興趣并不容易，崔鐘錫想了許多辦法，包括針對觀眾做不同的備課工作。

“游客里有不少是年過花甲的中國阿姨、叔叔，我就給他們講大富商史浩（1106-1194），他在寧波特別有名，附近這片房子全是他的家產，這樣講，就會吸引叔叔阿姨的興趣。如果韓國游客來，我就講大海盜張保皋（790-846）。張保皋是韓國歷史課本上出現過的人物，韓國人沒有不知道的。他是也是海商巨頭，往返在朝鮮半島和中國之間，雖然和北宋時期的高麗使館無關，但這個人物能讓他們對這兒提起興趣。”

時光往回倒退二十年，崔鐘錫的前輩、韓國的學者曾在推動高麗使館的復原和開放中做了很多努力。他們相信，這是“祖先向海外開拓的歷史證據”，“我們的后代看到這些遺址，一定能獲得勇氣和自信。”

韓國歷史學者金俊燁在他的自述《我的七旬歲月》中回憶了寧波高麗使館修復開放的經過。中韓建交以后，他曾多次訪問中國，畢生為尋訪和修復古代中韓交流的遺址遺跡、紀念碑而奔走。

“我初次訪問寧波是在1992年11月，目的是為了確認高麗使館遺址和請求寧波市政府將其定為文化遺產。”金俊燁自述，他乘火車到寧波，找到高麗使館遺址后非常高興，向市政府提出了有關修復的問題。高麗使館曾是規模很大的建筑，歷經天災人禍，現存建筑少得可憐。當時寧波市已將高麗使館定為文化遺產，金俊燁在寧波市文化局官員的陪同下參觀了遺址。

“市政府答應，只要有20萬美元的經費，就可以考慮修復。回國后，我說服了一些與我關系不錯的企業家，他們愿意承擔這筆費用。后來，我幾次找寧波市政府商量，但他們要求的金額逐步增加，最后達到了200萬美元。其理由是，如果要修復遺址，就要買下周圍的房屋，還要擴路。但是，以我個人的能力，根本解決不了這么多的款項，只好放棄修復計劃。”

沒想到，1999年春天，好消息傳來，寧波市文化局表示要修復高麗使館遺址；2000年夏天，又傳來了使館修復完畢的消息。

“我以為高麗使館的全部建筑物都已修復，一路上都很興奮。可是到那里一看，只是寶奎廟被翻修一新，作為高麗使館遺址的展廳。展廳內只有高麗使館舊址的沙盤模型，而真正的遺址，卻被埋在寶奎廟后新建公園的地下。”金俊燁在回憶中說。

“我想著一定是因為經費的關系，才弄成現在這種狀況。盡管令人有些失望，但寧波市畢竟還是修復保存了一部分。將來，我國（韓國）政府或企業界如能出資修復整個高麗使館，那該多好啊。……我想，我們的后代看到這些遺址，一定能獲得勇氣和自信。”

2003年以后，由寧波市海曙區城市投資公司牽頭，利用月湖東岸部分古建筑改建的“明州與高麗交往史跡陳列館”的工作才正式開始。目前，陳列館之外，大部分建筑被賦予會館的功能，作為商務洽談、購物休閑的場所。

奇幻漂流

21世紀以后，寧波政府以一種更自覺的文化行為對相關遺存史跡進行評估整理、立碑記事。

高麗使館里有一幅“崔溥漂流路線圖”，那是楊古城等文史學者花三年時間實地考證出的地圖，金俊燁也曾以70歲高齡執意重走這條荒僻艱苦的路線。

五百年前走過這條路的人是朝鮮官員崔溥，他從濟州島乘船去全羅南道的路上遇到暴風雨，驚濤駭浪中漂泊了14天。幾近絕望之際，竟于浙江臺州擱淺登岸，經寧波的寧海越溪，最后在明朝政府幫助下，由陸路返回朝鮮，九死一生，寫下描繪中國江南風土人情的《漂海錄》，成為傳世名作。

事實上，崔溥不是個例，在1076年至1174年100年左右的時間里，宋朝送還高麗的海難漂流民140余人，其中光是從寧波就送回了90多人。

為驗證朝鮮半島和中國東部沿海城市之間漂流的可能性，韓國方面曾啟動聲勢浩大的重訪之路。1996-1997年，中韓兩國的研究機構和探險組織聯合策劃了兩次“中韓跨海竹筏漂流學術探險”。他們想證明，在船發明之前，可以憑竹筏這種原始的交通工具借助季風和洋流從中國漂到韓國。

探險竹筏被命名為“東亞地中海”號。第一次挑戰失敗了，乘坐四名探險隊員的竹筏在第六天遇到臺風，被刮回了山東石島。第二年他們再度啟程，五名中韓隊員乘坐竹筏向汪洋深處漂流。終于在經過24天3000里的海上歷險后，漂到韓國仁川港，完成了現代人用原始工具與歷史的對話。探險者們認為，他們的實踐證實了古代從中國江南到達韓國的自然漂流路線。

港興城榮

在原始動力主導的時代，洋流與季風是自然的饋贈，為港灣眾多的寧波帶來訪客、貨物與財富；新的動力到來以后，港口興衰依舊左右著城市的脈搏。

從唐代寧波建城開始，到1840年鴉片戰爭之前，進出寧波港的船只都是木帆船，港口作業集中在寧波城外的余姚江、奉化江沿岸。火輪船到來以后，運量是帆船的十倍以上，相應帶來了商貿的繁榮。寧波在前近代時期就已是中國商品化程度較高的經濟區，清末其城市規模比上海大兩倍；但是此時對外貿易卻沒有迅速發展起來。學者分析，這是由于寧波距離上海太近，加上沒有很大的經濟腹地，不少土貨被上海港口所吸納，寧波自然成了“衛星港”。

據記載，“1844年（寧波）對外貿易總額尚為50萬元，但五年以后，反不逮此數之什一。”上海開埠后發展最快，寧波相對緩慢，甚至與天津、漢口、重慶也不能相比。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海上交通航線發生了變化，長江沿岸的口岸城市崛起，而寧波、福州、廈門等城市均因為自身交通地理條件而受到局限。民國時期， 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提出建設中國的藍圖，其中“東方大港”計劃中，寧波港只被列為三等港口。

但到了20世紀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寧波再度因為港口的發展迎來新的機遇。鎮海港的新建，北侖深水良港的發現、開拓和建成，使1990年代的寧波港發展成為具有設計吞吐能力五千萬噸的現代化港口。江北沿岸作為大噸位輪船停靠的優良泊地，新式碼頭涌現，江北從郊區發展為市區。

如今，寧波-舟山港的年貨物吞吐量突破10億噸，成為集裝箱年吞吐量世界第四的超級大港、世界航線最密集的港口之一；港口重新成為寧波城市發展的最大優勢。今天的寧波人，也在港口往事中看到了新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