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是生命的搖籃。從最古老的蘇美爾文明開始，人類對海洋的探索就沒有停止過。因此，在中外學界，海洋活動和海洋文化研究也一直是一個熱點議題。2024年5月25日，上海大學世界史學科舉辦了以“探險、旅行與貿易：前近代世界的海洋活動與海洋文化”為主題的圓桌會議，探討從古代到中世紀諸文明通過海洋進行探險、旅行和貿易，進而形成各具特色的海洋文化，以及各文明之間的碰撞與融合。

會議邀請了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李海峰教授、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李曉東教授、南京大學歷史學院祝宏俊教授、上海大學歷史學系柴彬教授、劉招靜副教授、黃薇博士、張小希博士、張悠然博士等8位專家學者進行現場分享與對談。會議由上海大學歷史學系郭丹彤教授主持。

郭丹彤教授首先作開場發言。郭教授表示海洋占地球表面的71%，是人類賴以生存的藍色家園，是人類文明交往的主要橋梁，因此海洋文化是中外學者研究人類歷史發展進程的一個永恒議題。海洋活動豐富了人類的物質和精神生活，拓寬了人類對于世界和其他文明的認知，通過海洋進行的一系列探險、旅行和貿易活動也開啟了人類文明的新篇章，促進了全球經濟體系的形成和發展。

開場發言后，會議正式進入研討環節。本次研討按照從兩河、埃及、希臘和羅馬至中世紀歐洲的世界文明發展順序進行，共4場發言和4場對談。

第一位主講嘉賓李海峰教授主要關注古代兩河流域與海灣地區的海上貿易，他首先介紹了兩河流域國際貿易的形成以及主要貿易路線。他表示，農業和商業并重是古代兩河流域文明的重要特征，也是文明繁榮發展的兩大基石。兩河流域素有“肥沃的彎月”之美稱，具有發展農業的天然優勢，盛產小麥、大麥、椰棗，但缺乏礦產、石頭、木材等資源；而兩河流域的周邊地區卻有大量的金、銀、銅、天青石、紅玉髓、象牙等礦產。李海峰教授指出，由于兩河流域在文明程度優越于其它地區，因此在貿易上占據了主導地位，形成了以兩河流域為中心向四周輻射的貿易網絡。兩河流域的商路主要有兩河與伊朗高原、阿富汗地區之間的青金石之路；史前時代已經開啟的連接安納托利亞地區的“黑曜石之路”之路；古亞述商路；從地中海東岸黎巴嫩地區進口雪松的商路；塞浦路斯的銅商路以及海灣（波斯灣）商路，其中的海灣是兩河流域與阿拉伯半島、伊朗高原、印度進行貿易的重要海上通道。

之后，李海峰教授又對兩河流域與海灣地區的海上貿易展開討論。公元前2400年以后，麥魯哈、馬干和迪爾蒙3個地名頻繁出現在兩河流域文獻中，著名的蘇美爾神話《恩基與世界秩序》中就有片段反映海上遠程貿易的情況。李海峰教授提到現在學術界已經基本達成了一致觀點，認為麥魯哈是現在的印度河流域，馬干是現在的阿曼，而迪爾蒙是現在的巴林，這3個地區是當時兩河流域在海灣地區的主要貿易伙伴。李海峰教授通過探討兩河流域與這3個地區的海上貿易往來情況，得出了與海灣地區的海上貿易在兩河流域的遠程貿易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結論。李教授最后認為，古代兩河流域與海灣地區的海上貿易促進了兩地的經濟交流和文化交流，并且使文化相對落后的海灣地區進入楔形文字文化圈，這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中具有重要意義。

第二位主講嘉賓李曉東教授主要關注旅行與探險對于自我成長與文明發展的意義。他表示，自人類文明誕生以來，每一個文明的發展都要經歷從量變到質變的飛躍，而這個飛躍的契機何為，是他一直在思考的一個問題。李曉東教授認為，對做歷史研究的人來說，地圖是一種很重要的研究工具，但“腳圖”也同樣重要，正所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有機會親自用腳去丈量這個世界，才會對發生在這片土地上的歷史有更深的感悟和領會。為了印證這一點，李教授從自身的旅行經歷切入，分享了自己前往埃及、伊拉克、土耳其等國家體悟。在埃及游覽沼澤地時，意外發現埃及最早的由蘆葦建成的神廟與墳墓壁畫的描繪非常相似；在土耳其沿著海岸線行走，偶然發現萊托神廟里刻畫著希臘神話故事，讓他更深刻地感受到，在古代土耳其和希臘實際上是一個世界。

接下來，李曉東教授又探討了大河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區別。他指出四大文明古國都屬于典型的大河文明，并以古埃及為例對其特征進行分析。最初古代埃及人分布在西部荒漠中的一個個綠洲，由于空間上的距離而缺乏交流。而尼羅河則提供了交流的途徑，使不同質的文明能夠碰撞出火花，才使古埃及文明的發展得以突飛猛進。李教授又以希臘文明作為海洋文明的典型代表進行探討，他指出古希臘文明一向被認為是次生文明，但實際上古希臘文化中的邏輯和哲學是古埃及、兩河流域文明所沒有的，因此它也應屬于原生文明。李教授認為，雖然古希臘文明是海洋文明，不符合大河文明的基本特征，但仍該與四大文明古國并列。其后，李曉東教授分析了古希臘文明能夠飛速發展是通過海洋與其他文明廣泛交流的結果。在古代，地中海沿岸分布了眾多的民族和國家，信仰不同，戰爭頻發，不同文明互相碰撞、交流，是文明發展的基礎。對此，李曉東教授還通過坐船從土耳其到地中海中的島嶼的經歷，印證了東地中海世界國家或文明間因距離之近交往之便利，海洋為它們提供了交流碰撞的媒介。而在文明落后閉塞的地區，往往缺乏文化碰撞和交流，就很難使文明產生質的飛躍。

第三位主講嘉賓祝宏俊教授主要關注東方文明通過海洋對希臘文明的起源與發展帶來的影響。祝教授認為，雖然現在學者普遍認為希臘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源頭，但實際上希臘文明中很多元素來自東方文明。他指出，基于海上航運，希臘與東方文明的聯系實際上是沒有阻隔的。愛琴海沿岸的自然條件為希臘人展開航海活動提供了便利，狹長曲折的海岸線以及眾多島嶼為航海活動提供了天然的港口，只需要一條船，就足以讓希臘人在地中海沿岸國家之間自由往來。祝教授指出古希臘的農業、手工業等方面都學習自東方， 并從小亞地區傳到希臘半島。他還舉例說明跨海商業活動對希臘文明的發展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接著，祝宏俊教授按照希臘文明發展順序對希臘文明通過海上航路與東方諸文明的交往活動進行分析。他首先論述了克里特文明的興起與繁榮實際上與古埃及文明的聯系非常緊密，克里特文明遺址中發現了許多來自埃及的象牙制品、蛇型工藝品和法老王名圈等，充分證明克里特文明受到了埃及文明的影響。而克里特與埃及之間的交往通常是通過地中海的海上航線實現的。但兩者之間究竟是直接貿易還是間接貿易仍是一個問題，他認為很有可能是通過作為貿易中轉站的塞浦路斯島的間接貿易。然后，祝教授對邁錫尼文明的興起與東方文明的密切關系進行分析，他表示考古證據顯示邁錫尼的手工藝品在埃及各處都有發現，而邁錫尼的線形文字和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有很多相通之處，記述內容和書寫方式上的相似性足以說明邁錫尼文明受到兩河流域文明的影響。希臘進入黑暗時代后，雖然普遍認為其與東方世界的聯系已然中斷，但實際上在這一時期的遺址中卻發現了許多來自東方的物品，只不過目前仍無法明確這些物品是因貿易而來還是兩地王室間的禮物交換。對于古風時代的希臘，祝教授亦肯定了其與東方文明的聯系密切，并以克里特島為例進行論述。克里特島作為中間地帶將希臘半島與東方世界的貿易路線連接起來。在克里特島發掘出大量腓尼基人墓地，表明該島是腓尼基人的貿易中轉站。而作為貿易中心的克里特也發展了自己的貿易圈，并對希臘本島產生了影響。最后，祝教授指出古典時期希臘的政治文明也受到東方文明的影響，而途徑仍然是海洋。祝宏俊教授表示，在多年的研究中，他越來越深刻感受到通過海洋活動和海上貿易希臘文化受到了東方世界的深遠影響。

第四位主講嘉賓柴彬教授主要關注中世紀歐洲海上貿易與海商法的早熟性。柴彬教授指出，中世紀是歐洲海上貿易與海商法發展的重要時期，伴隨著11-15世紀歐洲出現經濟復蘇和社會轉型，航運貿易事業也得到了長足發展，在歐洲大陸沿海地區出現了許多貿易城市，海商法也由此而生。柴教授首先對中世紀歐洲海商法的特點進行剖析，認為歐洲中世紀海商法承襲了羅馬海商法傳統，同時將在多年實踐中形成的習慣法充實到海商法中，由此奠定了近現代國際海商法基礎。歐洲中世紀時期，首批海商法出現在意大利沿海地區，如1010年頒布的《阿馬爾菲法典》和1063年頒布的《特拉尼海商條例》等。《阿馬爾菲法典》是當時海商習慣法的匯編，在地中海地區一直沿用到16世紀末， 促使沿海國家海事立法的統一，具有里程碑意義。而《特拉尼海商條例》是世界上最早的海商法成文法典之一，中世紀的特拉尼在國際貿易和政治上都具有重要地位。柴教授還探討了這一時期海商法發展的原因，即地中海尤其是意大利在11世紀以來的經濟復興和貿易發展中處于先發地位，海商法更新發展的動力最初來源于這一地區活躍的貿易活動。隨著十字軍東征，地中海東西沿岸之間的交通進一步貫通，歐洲與近東之間的貿易增長，進一步刺激了海商法的發展。

隨后柴彬教授對3部重要的代表性海商法《康梭拉多海法》《奧列隆案卷》和《維斯比海法》進行介紹。《康梭拉多海法》被稱為“海洋普通法”；《奧列隆案卷》是13世紀歐洲葡萄酒貿易運輸中形成的習慣或規則，是英法兩國早期法的主要來源之一；《維斯比海法》在中世紀與近代海商法之間起到橋梁作用，但柴教授認為，《維斯比海法》實際上已不足以代表15世紀海商法的最新進展，因為更體系化和更現代化的海商法已經在形成過程中。柴教授還結合具體實例對海商法的發展進行了梳理。中世紀海商法與長期的貿易航運實踐密切相關，共同的航程和風險是海商法永久的主題。中世紀發展出各種規則，用以保持船上的紀律和秩序，由此導致船上民主和文明程度明顯提升，船員的權利和福利得到了應有的保障。柴教授表示，在當時，多個船舶所有人合作經營是常見商業形式，包括海商借貸、海商合伙等遠程貿易投資，合同形式包括康孟達、索隆特、科洛那等。為了共同應對風險，中世紀海商法發展和完善了一整套法律規則，成立了眾多海事司法機構，并以歐陸沿岸的海洋領事法院和英格蘭的海事法院為代表。在最后總結部分，柴彬教授認為相較于其他大洲，中世紀歐洲海上貿易與海商法呈現出鮮明的早熟性，其發展完善發達不僅為近代以來歐洲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在世界領先準備了法律基礎，而且也為歐洲文明打上深深的海洋烙印。

4位主講嘉賓發言結束后，4位對談人依次與4位主講嘉賓就后者的發言進行探討。

黃薇博士表示，我們對古代世界的認知很容易存在誤區，普遍被認為是封閉落后原始的古代世界實際上比想象中要發達開放得多，如果不去做深入研究是無法了解的。對于古代世界是否有探險和旅行的概念，黃薇博士也進行了反思，并從她的研究領域希伯來圣經入手，考察其對于海洋活動的記載。她表示，雖然證據很少，但古代以色列人和腓尼基人確實存在聯合航海活動。

張悠然博士認為，通過旅行切身體驗古代世界的海洋活動是行之有效的手段，她在作相關研究課題時就深切體會到缺乏切身經歷的不便之處，因為在埃及文獻中海洋活動多數是間接體現的而非直接描述。張悠然博士最后指出，基于地中海的客觀地理環境，必然會產生文明之間的碰撞和交流，有時理論上看似不太可能的聯系，在古代卻具有存在的可能性，因此研究者要敢于思考和設想。

張小希博士則對四大文明古國的概念進行了探討，他指出，希臘被排除在外的原因是后來的希臘文明與克里特和邁錫尼文明并非同一個文明，現在所說的希臘文明通常指古風時期之后的希臘。張小希博士用切身經歷為例論證世界史研究過程中語言學習的重要性，指出如果想要深入研究文明之間的交流，需具備多種古代語言功底。而對于希臘借鑒其他文明的問題，張小希老師也表示贊同，并指出希臘文明在制度和政權組織形式上受到東方文明影響的程度卻很容易被忽略，通常認為“希臘發明了民主”，但希臘很多城邦的政體并不是民主制。因此學習多種文字、從語言學角度進行考察，是研究希臘文明與東方諸文明之間交往的有效途徑。

劉招靜副教授認為，對遠古先民來說旅行的定義是成立的，只不過在中世紀旅行是少數人才能做到的事情，大部分人不具備旅行的條件和能力，因為與現代不同，當時的旅行充滿危險。劉教授以法國馬賽的海事借貸為例探討中世紀歐洲海洋貿易形式，強調了其中的風險分擔、利潤分擔、成本分擔。他還結合自身的研究方向提出了中世紀歐洲海商如何處理現實利益和精神世界之間矛盾的問題，以意大利為例，雖然統一政權缺席，城市國家林立，但教會在道德倫理方面卻有著統一的教導。在宗教觀念洗禮下，這些商人如何實現經濟和道德之間的和諧，是一個值得思考和研究的問題。

上述8位老師的發言結束后，郭丹彤教授進行了總結。郭老師表示，人類文明的發展歷史就是一部交往史。在當今世界日趨全球化的形勢下，持續不斷的交往、互通有無、共同進步是文明賴以生存的方式，而海洋交往具備了陸路交往所缺少的開放性和全球性，正是海洋交往的發展促進了全球文明間的互動、交流、融合。本次圓桌會議從探險、旅行與貿易等三個中心詞入手，對前近代世界海洋活動與海洋文化進行了深入探討，有助于對各古代文明所蘊含的海洋文化的認知，契合“推動文明交流互鑒，凝聚全球合作共識”的全球文明倡議，有利于文明交流互鑒研究的進一步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