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瑯琊王——從東晉到北魏”展這些天正在南京博物院對外展出，此次以司馬金龍為線索，講述了當時東亞最重要的兩座都城——平城和建康間的交流互動。此次展覽展出包括司馬金龍墓出土的木屏漆畫在內的123件（組）文物。一級品30多件，相當于1/4。此外東晉敦煌的寫經卷（三卷），四塊剛修復完成的南朝拼砌磚畫，以及大同市博物館提供的剛發掘的彩繪石槨的槨門為首次展出。在南京博物院策展人左駿看來，展覽中可看的、重要的文物很多，特別是對于藝術史和考古研究的人而言有很多可以解讀的內容。 “澎湃新聞·古代藝術”（www.6773257.com）對話策展人，他通過展品從藝術和南北文化交融的解讀一個時代的文化思潮和藝術審美。

從東晉皇室到北魏瑯琊王，以文物講述司馬金龍的前世今生

澎湃新聞：此次展覽有怎樣的緣起？何以選擇“瑯琊王”司馬金龍為作為主題與切入點，展現魏晉南北朝的文化？

左駿：展覽的緣起主要有三方面，最重要的是南京博物院和山西同行近年合作較多，2015-2016年雙方合作了一個名為“南腔北調”的展覽，從文物的角度解讀南、北方戲曲。我當時和策展人去山西博物院交接文物，到展廳中看到了司馬金龍墓志，覺得司馬氏是南方皇室，如果能夠以他的線索做一個展會很有意思，當時的構思是“司馬金龍回鄉展”，一個從南方到北方的皇族，帶著墓葬中出土的文物回到南京做一個小特展。因為我是學考古的，對司馬金龍墓出土物品有一定了解，司馬金龍墓的木漆屏風畫尤為重要，后來我了解到司馬金龍墓出土文物一部分在山西博物院，一部分在大同市博物館、我們趁著在山西期間參觀了大同博物館，還發現了其中展覽的一批平城出土的文物也比較好，于是想法逐漸豐滿。希望除了司馬金龍墓出土文物外，是不是還能把司馬金龍生活的前后五十年的時代感表現出來？使用其他墓葬出土同時期文物，以司馬金龍這一人物作為講故事的切入點來展開對時代的闡述。

尤其重要的是，南京博物院推行策展人機制，也就是說作為我們院的研究者，如果做了一個課題，覺得可以作為一個展覽實施，就可以向博物院申請，院里給你一年時間做文案。文案通過后覺得可以明確實施，那你就成為了“策展人”。這里的策展人一般意義上有所不同，是帶領一個團隊，通過院領導和各部門負責人進行協調。我們院長特別鼓勵年輕人有新想法來做展覽，所以我回來之后在院里進行匯報，文案通過，策劃了近一年，今年年底實施。

當然，我們南京博物院六朝時期文物收藏量還是比較大的。因為司馬金龍家族是從南方到北方，所以我想能否把這個面繼續擴大，做司馬金龍家族“前世今生”的故事，從家族的故事延伸到整個時代的面貌，進行南北方對比，并通過文物來呈現這一架構。

澎湃新聞：在策展中，你是怎么講述魏晉南北朝這個復雜的時代？怎么講述從南京到大同的時代特點和變化？

左駿：這又回到了為什么用司馬金龍這個人物作為切入點。因為司馬金龍在史書上有明確記載，做史學研究，特別是做魏晉史的學者對他特別熟悉，并將他的家族譜系研究得很透徹。但是在考古學視角看，只有發現了墓葬、墓志，才能架構起一個活生生的人物。所以我們做考古相關的展覽，特別要注意“透物見人”，而不是通過文字史料去架構人物。我們發現司馬金龍這個人物特別好，所以試圖通過個體，再到瑯琊王的家族，串聯南北之間的關系。

司馬金龍所在的司馬氏是東晉皇室，史料明確記載了司馬氏從南方到北方。通過史料的記載和墓葬墓志的發現（也就是王國維講的雙重證據法），再通過考古出土器物的排比、解讀，就從史料上白紙黑字中復原出一個活生生的人和一個家族，乃至窺見整個時代。

我們想通過司馬金龍，先講他的“前世”，也就是司馬金龍的父親和祖輩生活的地方，是在南方，在東晉。所以這就形成了第一章節“王的家族”。 第一章節中，又分為士人的生活（風度）和藝術文化（雅集）兩節，架構出一個我們可以想象的魏晉風流，當然博物館的陳列是以文物及文物之間的組合來呈現。

第二章講“王的時代”，也就是司馬金龍的鮮卑文化的時代。司馬金龍的父親奔北，娶了鮮卑公主，生下了混血的司馬金龍。所以他一直生活在北魏，位居高官，受到北魏上層鮮卑族的信任。第三章是“王的榮光”，通過墓葬出土的精品來呈現北魏瑯琊王司馬氏的尊貴。

澎湃新聞：本次展覽中有西域傳統樣式的金銀器，比如有葡萄紋酒杯、玻璃器。這些器物有什么樣的故事？反映了當時的怎樣的文化交流？

左駿：很多研究者對這件器物進行過研究，現在公認是四到五世紀薩珊波斯純進口的器具。從其上采葡萄紋和歡樂飲酒的圖像來分析，可能是薩珊波斯東部行省的器物。因為四到五世紀時，在東部行省，相當于現在的巴克特利亞地區，還保留著古希臘酒神節的傳統，所以器物上面會有此類表現酒神節文化的圖像。此外，器具的本身具有東羅馬（拜占庭帝國）高足杯的特征，所以它是在波斯帝國制作的，是具有羅馬和巴克特利亞風格的一件器具。它可能是通過陸上絲綢之路傳到當時北魏的首都平城。展覽還有一件磨花玻璃碗，也是典型的薩珊波斯的玻璃器。

澎湃新聞：展覽后兩章以北魏為主，其中司馬金龍墓出土的文物比重較大，墓室環境和隨葬品能夠反映出當時怎樣的時代面貌和生活狀況？

左駿：司馬金龍墓墓室保存情況尚可，但因早年被盜，里面的東西比較散亂，特別是金銀器可能被盜走很多，現在主要出土物以釉陶器、石器石刻和木漆屏風的殘片為主。

從這些剩下的器物來看，通過考古學分析，很明顯有幾類文化因素的物品——鮮卑族器物、東晉南朝的青瓷器，以及從西域傳來的石雕造像藝術。

鮮卑族的器物有俑、生活器皿、釉陶等典型鮮卑族器具。但有一件青瓷唾壺明顯是南方傳去的器物。展廳中有很多唾壺，它是南方士人生活必備的一件器具，與當時使用的憑幾一樣，都是在身邊使用的。所以很多研究者認為，這件唾壺可能是司馬楚之（司馬金龍之父）從南方帶到北方的。因為這件器物等級比較高，質地好，而且壺口有陳舊性損傷，說明它是一件實用器，而不是為了隨葬購置的，它應該有使用與流傳的過程。

另外，最重要的漆木屏風，繪畫風格與傳說的顧愷之線條如“春蠶吐絲，綿綿不絕”的風格很像，肯定是參考了類似于顧愷之的粉本，體現了當時時代流行的風貌。但對于這件漆木屏風爭議很大，有些學者認為這是南方來的粉本，在北方制作，也有一些覺得就是這件屏風板的主體就是從南方帶過來的，但是上面一些零星的構建是因為使用中的殘損在北方配的。但是無論怎么說，主體畫作上的人物漢服裝束與司馬金龍生活的鮮卑的太和年間的服飾是不同的。其他的生活俑多穿鮮卑服，但屏風上絕大部分人都是褒衣博帶的漢服，其中有很多故事可以解讀了。

司馬金龍墓葬還有一類重要出土文物是石床和石帳座，其上紋飾，如飛天伎樂、裸身力士，與印度北部的笈多藝術很有淵源，它是對西域傳來的造像藝術影響過的反映。 北魏因為控制了河西走廊，大力經營絲綢之路，文化交流很平常，而且云岡石窟最早的造像也與北印度近似。

澎湃新聞：今年下半年山西博物院“長城內外”特展，講長城周圍的文化交流，南京博物院這次展覽做的是四至五世紀南北文化的對比。這兩個展都展出了司馬金龍墓出土的石帳座和漆木屏風，并列看這兩個展，您覺得有什么異同？

左駿：山西博物院的展覽主要展現的是以長城為界的文化交融過程，時空更廣大，是從先秦一直到明清時期的大型的展覽。我們的展覽是從很小的口切入，但是也涉及到跨度近一個多世紀，做的其實是一個小型的斷代史展覽。

魏晉法書、木屏漆畫，南北之間的藝術文化交流

澎湃新聞：顧愷之原作幾乎不復存在，魏晉法書真跡也難得一見，那么是否可以從司馬金龍墓出土的木屏漆畫中找到其中人物形象、山水造景之間的聯系？其中的書法可謂北魏真跡，同東晉書法又有何關系？

左駿：司馬金龍屏風上主要的形象是士人的，而不是像北魏壁畫上那樣的少數民族。北魏壁畫上人物服飾的風貌，比如頭上戴帽子，穿很厚的衣服，穿著褲子，并且束袖的，就是典型的游牧民族的裝束特征。但是漆屏風上都是寬大的袖子，拖著長裙，戴著冠造型，生活的器具也以漢人的器具為主。

澎湃新聞：本次展覽中能看到一些魏晉南北朝的書跡，它們反映了當時怎樣的書法面貌？

左駿：本次展覽我們展出了院藏的幾卷東晉十六國時期的寫本，這完全是當時人的手跡。這次展出的三件都從來沒有展出過，分別為《佛說卅七品經》、《道行般若經》和《玉耶女經鈔》。

關于當時的書法，我覺得要分兩個層次討論。像漆畫上的書法，不可能寫草書、行書，古人在做比較莊重的東西，比如墓志時，一定用的是當時通行的、大家都認識的字跡，而不是像王羲之這樣個性化的字。像屏風上的書法，字體結構比較規矩的，顯然就是通行的正體字，從其中不易分辨南北的特點。

澎湃新聞：司馬金龍墓出土的木屏漆畫（484年）和現藏于美國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的北魏孝子石棺（540年）存在多少聯系？是不是司馬楚之的投北很大程度加劇了文藝上的北魏的漢化？

左駿：北魏孝子石棺發現的地點是在洛陽，在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后，大力實行漢化大概十年之后的藝術特征，上面主要是以孝子和升仙圖為主，與司馬金龍屏風的木屏漆畫是兩個時空，如果說有關系的話，那就是司馬金龍的木屏漆畫可能受東晉的影響，孝子石棺的線刻藝術是南朝的文化影響，它們的關系可能要上溯到南方的繪畫藝術。但類似北魏孝子石棺在石頭上，線刻可能在南方并不是很流行，南方是另一種物質載體去表現。

澎湃新聞：觀眾從本次展覽的展品，比如漆屏風畫上，可以看到當時南朝的藝術審美趣味和繪畫題材上有“成教化助人倫”的功效嗎？這些東西是不是因為司馬氏等很多家族的北奔把南方文人的東西帶到了鮮卑？還是說東晉和北魏他們都繼承了兩漢的傳統？

左駿：我覺得東晉和北魏都繼承了兩漢傳統，但是所謂的“兩漢傳統”可能來源不同，我覺得可能東晉的更正統一點。北魏早期也有一些漢文化的因素，一是因為北魏統治區域里南遷的世族大家，他們也參與到北魏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對北魏早期的漢化有一定影響。再者西晉晚期非常混亂，但是當時的河西地區相對比較安定，很多氏族往西邊逃，所以河西地區保留了很多重要漢文化因素。但是到了北魏平城時期，太武帝統一河西走廊，一是保存在河西走廊地區的漢文化，二是把河西走廊的佛教藝術帶到了平城。

“漢化”是多元的漢化，從南邊、西邊都有傳入，還有可能有從東北傳入。當時強大的北魏統一周邊的國家和民族，可能把重要的工匠都遷到平城去，這些工匠可能帶來自己傳統的造型的藝術與風格，對平城地區的文化藝術有直接影響。

澎湃新聞：這次展覽除了山西博物院木屏漆畫外，大同市博物館的一件木屏漆畫的小構件也難得一見，其中畫了忍冬紋和的瑞獸，山西博物院藏九原崗、婁睿墓出土的壁畫上也有瑞獸。這是不是說明漢代的升仙傳統在北方的延續？

左駿：升仙傳統一直是在延續的，應該是最根深蒂固的一種傳統。它與道教也有關系的。木屏漆畫有六塊背板，大同市博物館藏的小構件是放置在兩邊折過來的部分對外的端口處的，是帶有榫頭的構件。這一構件很小很精致，是典型北魏的藝術風格。

“毛德祖妻 張智郎彩繪石槨正壁”的羽人部分帶有道教升仙的意味，正門上的畫是最精彩的，正面有羽人有貼金，反面有彩繪出行圖等。但最重要的是石槨主人的丈夫是毛德祖，他是南朝宋的重要將領，在與北魏打仗的時候被俘，北魏人惜才，就沒殺他就把他帶到平城，毛德祖終老北魏。石槨主人是他在北魏后娶的妻子。所以這件石槨也很有故事。

澎湃新聞：本次展覽在展陳形式上有什么獨到之處嗎？

左駿：因為這次還是文物展，是以文物的組合來闡述一些故事和知識，透物見人，再通過人來了解一個時代與歷史，這是文物展最基本的理念。所以我們展廳里面做了生活場景、器物使用的解讀和復原，讓大家一目了然就能看到這些東西是原先用在哪里，讓不同的觀眾有不同的收獲。

楊佳怡對本文亦有貢獻，本文圖片均由南京博物院提供，展覽將持續至2019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