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24日至26日，由拾壹月詩社舉辦的“21世紀中國新詩的出路與未來主題論壇”在鄭州市惠濟區圣佳麗紳酒店舉行，來自中央民族大學、上海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山東大學、南京大學、西南大學等16所知名高校的文學學者、詩歌批評家與國內詩人70余人參加了此次論壇。

論壇參與者涵蓋了從50后到00后各個不同年齡階段的群體。論壇主要圍繞“重審九十年代詩歌：問題與方法”與“新世紀詩學的誕生：更廣闊的未來”兩大主題，結合論壇會前提交的多篇論文展開討論。

自去年4月以來由王東東、張偉棟、一行、張光昕、馮強等人在鄭州發起的“當代詩的困境與危機”的討論以來，對九十年代詩歌的反思和對“未來詩學”的展望已經成為當下詩歌界繞不過去的話題，圍繞著它們產生了諸多的論爭。過去的一年里，和這兩個主題相關的會議在青島、上海、威海、福州等地紛紛召開，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本次會議一方面具有中場總結性質，對先前的許多質疑和爭論進行了集中的回應，同時對“未來詩學”下一階段的走向進行了展望。一行和王東東分別主持了論壇的上下半場。

詩人一行主持“21世紀中國新詩的出路與未來主題論壇”

一、重審九十年代詩歌

2023年4月的鄭州會議上一行提出的“新詩絕境論”拉開了反思九十年代詩歌的序幕。會議發言整理成題為“當代詩歌的困境與危機”的談話稿發表在澎湃新聞上，產生了強烈的反響。其后“南方詩歌”頭條號上開辟了“未來詩學”的專欄，在三個月左右的時間集中發布了相關主題的文章40余篇，使問題的討論更為廣泛和深入。同時紙質刊物如《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揚子江評論》、《文藝爭鳴》等也紛紛刊登相關文章，標志著這一論題已為學界普遍接受和重視。可以說這是自上世紀末“盤峰論爭”以來新詩發生的最具理論深度、參與最廣泛的一次詩學事件。

除了熱烈的響應之外，也有不少批評和質疑的聲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觀點是：“未來詩學”是不是又是一次“盤峰論爭”的翻版？是不是新一代詩人和批評家為了在現有的權力等級秩序中“上位”而針對老一代詩人策劃的“暴動”？西川在北京師范大學的青年詩人改稿會上就提出過類似的疑問：為什么大家都讀的差不多的理論文本，最后他們成了“90年代寫作”，而新一代人成了未來詩學？另外，一些年輕詩人對過度強調九十年代詩歌的影響也產生了不滿。“合流”公眾號上刊登過年輕詩人的聲明：我和我同齡的大部分詩人，既沒有被九十年代所影響，也不需要對抗它的影響。這些不同的聲音都構成了這次會議重審九十年代詩歌的背景。

一行在主持會議的發言中開宗明義地指出，討論九十年代詩歌不是為了對某些具體的詩人以及他們的成就進行發難、指責，其意圖或者初衷不是想要去否定90年代某些具體的詩人或者他們的作品，而是試圖去討論在今天這樣特殊的歷史語境下，當代詩的未來和出路在哪里。未來詩學并非對當代詩未來的整體規劃，而是打開一個問題空間，邀請詩人和批評家進入其中思考。這里面所批判的九十年代詩歌，是一種詩學的范式，從根本上說是所有遵循了個體化寫作以及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的書寫原則的詩歌寫作。對九十年代詩歌的重審意味著要突破新詩在當下面臨的困境和既有的審美范式，為建立新的審美范式清理地基。

上半場“重審九十年代詩歌：問題與方法”會議全景

會議發言先圍繞提交的論文展開，后再進行自由討論。論壇上半場的發言中對九十年代詩歌的反思和批判仍舊是主要方向，但也出現了一些辯護的聲音。王東東首先從知識考古學的角度對九十年代詩歌的一系列核心原則如敘事性、知識分子身份、中年寫作等概念做了深入的辨析，揭示了九十年代詩歌是如何被各種合力建構起來的。要突破九十年代詩歌范式，一方面要重繪1990年代詩歌地圖，將被九十年遮蔽的詩人如多多、昌耀、鄭敏、戈麥等人凸顯出來；另一方面要回到新詩誕生的起源，恢復其原初豐富的維度，用一種綜合性的共同體戲劇詩學來替換九十年代詩歌敘事性的專制。

李章斌認為九十年代詩歌的最大問題是陷入了一系列的二元對立中，如日常生活和宏大敘事、原子化個人與集體主義、敘事與抒情等等。這種二元對立在特定的歷史節點會帶來詩藝上的革新，但同時也會成為一種自我設限。九十年代詩歌設定了一個原子化個體作為起點，用它取消了外在的大歷史，進而沉溺到語言的發明和自我的呈現中。他借用了金庸小說的一個人物鳩摩智來類比九十年代詩歌的寫作。鳩摩智的武學看似無比博學，對少林72絕技信手拈來，但他的內功實際上是道家的小無相功，這種錯位無法達到武學至境，在遇到真正的絕頂高手時往往一敗涂地。九十年代詩歌看似炫目的技藝和消化一切材料的能力的背后是一種孱弱的原子化個體和語言本體論意識，根本沒有辦法支撐起它設定的宏偉目標。同時在反思九十年代詩歌時不要輕易陷入到一種非此即彼的否定關系，否則很容易否定前人積累的成果，一切又變成從頭開始。

80后詩人劉蕭通過對張偉棟《修辭鏡像中的歷史詩學》一書中的“歷史分裂癥”這一概念的延展回應了西川對未來詩學的質疑。“歷史分裂癥”作為一種“后革命”時代的精神分裂和意識形態，貫穿朦朧詩以來的當代詩歌發展歷程之中。它設置了個人與歷史、審美與意識形態的二元對立，使詩歌以審美自律的名義割裂了個體與歷史之間的聯系進而成為一種僵化封閉的符號增殖系統。他通過對王家新、朱朱、雷平陽、歐陽江河、臧棣等人的詩歌及理論文本的解讀，追蹤了“歷史分裂癥”在當代詩歌中的演變過程，在九十年代詩歌中得到了完整的體現。未來詩學和九十年代詩歌的區分并非代際上的，更非一種“盤峰論爭”式話語權的爭奪，而是基于不同的歷史意識。沉浸在“歷史分裂癥”中的九十年代寫作的精神內核是犬儒主義和虛無主義，實際上已淪為當下現實秩序的一部分。未來詩學恰恰是要克服“歷史分裂癥”，重新抵達一種總體性，去想象、建構一個和當下不一樣的未來。

對九十年代詩歌持辯護意見的主要有上海大學教授錢文亮和年輕的零零后批評家吳慮。錢文亮從自己多年前對“敘事性”的研究出發，認為“未來詩學”對九十年代詩歌中的“敘事中心論”的批判可能是不成立的。九十年代詩歌中的“敘事性”更多的是一種“綜合性”，不過是增加了“敘事”的策略而已，比1980年代的抒情更具包容性。這種重新建立起來的敘事、抒情的二元對立等級制存在很大的問題。另外，從修辭層面，從詩人的具體創作來看，用“敘事”來涵蓋九十年代特征的時候，這對九十年代大量的抒情詩人是一種遮蔽，比如陳先發、藍藍、大解等人。他們的詩充滿著浪漫主義和古典主義的抒情性。九十年代詩歌是非常豐富多元的，存在很多不同的面向，前后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同時，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下，詩歌在九十年代的處境實際上非常艱難，很多刊物的詩歌欄目都被砍掉了。詩歌能在這樣一種環境中堅持存活下來是很困難的。這種邊緣化的處境也塑造了九十年代詩歌的美學風貌。所以在討論九十年代詩歌的時候，不能以一種完全抽離的視角將其“活埋”，而是要重返現場，抱以“了解之同情”的體察，這樣可能更有利于未來詩學的建構。

吳慮認為，“未來詩學”通過揀選出一批被九十年代詩歌主流敘事遮蔽的詩人來作為爆破九十年代詩歌的突破口時，并沒有擺脫陳思和以及夏志清等人“重寫文學史”的沖動和焦慮，仍舊陷入到一種固有的權力邏輯之中，這能否作為“未來詩學”的起點是值得商榷的。

會議上其他發言者也都從不同側面對九十年代詩歌的問題做了梳理和診斷。如周俊鋒從用典和隱微修辭的角度試圖重新激活90年代以來瀕臨枯竭的語言潛能；張凱成從詩歌選本入手探討了九十年代詩歌的得與失；黃舜則通過一些列的文本細讀揭示當代詩歌“世俗化”和“敘事化”的傾向，對九十年代詩歌的精神癥候做出了診斷。這些不同視角都為重審九十年代詩歌提供了啟示。

二、展望未來詩學

論壇的下半場以對“未來詩學”的展望為主。參會者或基于對九十年代詩歌的反思，或基于當下的歷史情境，或基于自身內在的生命體驗，提出了對“未來詩學”和期望和構想。

主持人王東東發言

針對九十年代詩歌中“個人化寫作”帶來的個體與歷史的割裂，主持人王東東認為，思考未來詩學應該重回詩的潛能，未來詩學不應該沉溺于個人感受的表達上，而應該轉向對共同體命運的思考。共同體、戲劇、事件是其未來詩學的三個關鍵詞。共同體的命運在共同體的事件中得以表現，個人的事件只有在共同體事件中才能認清自己，因而只是共同體事件的構成和映像而已。事件是共同體詩學的表現對象，也是戲劇詩學的對象。也因而，未來詩學是一種事件詩學。在事件中，包含了理、事、情三個層面，可以分別對應于戲劇性、敘事性與抒情性。所以“未來詩學”應該是一種融合了敘事性與抒情性并最終成就戲劇性的綜合的詩學。李章斌在個人與歷史關系的問題上持類似看法。他詳細地解讀了朱朱《月亮上的新澤西》一詩，認為這首詩在處理個人與歷史、日常生活與事件的張力上提供了一個范例。個體仍舊能通過一種詞語的倫理同歷史的總體性保持著隱秘的關聯。在適當的歷史情勢下，這將成為通往未來的一道暗門。詩人森子對此持保留意見，他認為“個人化”是改革開放以及80年代朦朧詩以來最寶貴的遺產，它將個體從歷史的暴力和宏大敘事中解放了出來。而在當下的歷史語境中，“個人化”仍有著不可替代的使命，還遠遠沒有到能拋棄它的時候。

詩人、拾壹月論壇和詩歌獎總策劃子非花發言

抒情性是另一個被廣泛討論的問題。詩人子非花是抒情最堅定的擁護者。他認為九十年代詩歌最大的問題就是用敘事和反諷代替了抒情。詩人們變得羞于抒情，似乎那是一種幼稚和不成熟的表現。未來詩學要想真正走向成熟，產生自己的李白和杜甫，必須回歸抒情。90后詩人、批評家黃舜也推崇一種新的抒情主義。他認為九十年代詩歌陷入了一種文本中心主義，最后淪為語言游戲的修辭，失去了與生活血肉淋漓的聯系。新的抒情主義就是要重新建立這種聯系。這需要從過去詩歌中尋求有用的資源。不僅要重返80年代，還應該從現代詩歌、浪漫主義甚至古典詩歌中汲取抒情的能量。以此為基礎重建當代詩人的精神結構，發展出一種能適應當下的感受力。他認為“未來詩學”應該是一種朝向未來的動能，而不是說要去規劃一個藍圖，去提供一個范本。應該警惕一種權威話語的重新建立，每一種寫作方式都有不可替代的意義，每個詩人都應該自成一個星系，彼此映照又彼此獨立，形成浩瀚的星海。詩人森子在提倡抒情之外，還為“青春寫作”正名。他認為九十年代提出的“中年寫作”是對八十年代的“青春寫作”的污名化，是一種犬儒主義的自我閹割。他本人在20年前已經與這種寫作告別。“未來詩學”也必然是一種青春的詩歌。

亞思明提倡一種“記憶詩學”，她認為詩歌是一種冷凝術，應該在過去的綿延中深入未來。她區分了兩種“記憶”，一種是面向過去的，如中國古代的《詩經》和《尚書》，這種“記憶”稱頌古時的榮耀，把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在研習先人的習俗上，這種固執的回望過去的眼光，反倒對當下的現實構成了一種壓迫性的存在。一個沉湎于往昔的民族，他是沒有勇氣開創未來的，這也正是當年的新詩發軔者想要抗拒這種舊記憶幽靈的原因所在。另一種記憶是面向未來的，過去的一切都應該成為孕育未來的土壤。而詩人的任務是通過想象和創造，把孕育其中的萌芽轉化成朝未來盛開的花朵。她引用里爾克來闡釋記憶和未來的關系：“……只是回憶還不夠，必須學會忘掉它們，當它們遺忘的時候，然后學會耐心等候他們返來。作為回憶還不是詩，只有當他們失去名稱和我們化為一體，變成我們的血液視覺姿勢的時候，才可能在一個罕有的時刻從他們中間升起了一句詩的第一個字。”       

詩人、本屆拾壹月詩歌獎實力獎獲得者池凌云從一個創作者的角度，表達了對未來詩學的熱烈期許，同時也坦承了某些困惑。詩歌總是要不斷地突破理論和教條的束縛回歸創作。每一首詩都是一次新的冒險，都是對語言邊界的拓展，都屬于未來。而朝語言的邊界探索并不容易，總是想多探求一點，多保留一點天真，然后想保持自然質樸的力量，同時又擁有一種難度，既想摸索這種語言的邊界，但是又擔心踏空，要保持這種平衡是很困難的。但這或許也是詩歌的魔力之所在。在一個永遠有待發現的世界，詩人的職責之一就是以誠摯的感情，準確有效地使用詞語延緩美好事物的消失。語言與世界的互相尋求，也在召喚寫作者的選擇，這一切都需要詩人有持久的耐心。詩人應該永遠心懷愛和憐憫去使用語言，去消除人與人之間的隔閡，這樣開創出來的未來可能才是我們想要的。

張光昕認為“未來詩學”目前最大的短板是缺乏有效文本的揀選，所以他提出了編選一本《未來詩選》的想法，用一種開放包容的眼光去發掘一批能代表“未來詩學”向度的作品。它是面向未來的，能夠體現新世紀的詩歌精神，建立未來詩學的審美取向和評價體系。這樣做固然會有一定的風險，引起質疑和紛爭，卻是將未來詩學向前推進的必要步驟，也是一個詩學共同體的行動。在詩學建構上，他從拉康的精神分析出發，認為詩人應該堅持自己的欲望，去戳破九十年代詩歌虛假的繁榮，并從欲望個體辨識自己作為一個技術個體。這里的“技術”來源于法國的技術哲學家西蒙棟。技術并非完全是對個人的壓迫和異化，而是同事蘊含著解放的能量。詩歌和個體要想在未來的AI時代很好的生存下去，就必須將詩歌轉化為一種生命技術。

劉蕭針對九十年代詩歌中的“語言本體論意識”和“文本中心主義”，提出了未來詩學的“本體論轉向”。他認為，人工智能詩歌的出現是一個標志性的事件，意味著詩歌在本體論上迎來了一個“哥白尼”的時刻，需要我們重新去思考“詩歌作為一種語言的藝術”這一古老而普遍的命題的涵義，人工智能是一架去主體的語言機器，它參與到詩歌創作中來，意味這一命題迎來了終結。他通過考察東西方詩歌發生學的理論，提出了“詩歌是行動的藝術”這一命題。所謂詩歌是行動的藝術，并非要將詩歌和語言割裂，而是說語言和文本并非詩歌意義的終極保證，而是一個中介，通過這個中介，所有的意義還需要被還原成一種行動。

一行認為九十年代詩歌在處理經驗的能力、現實感、元詩等層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問題也很明顯：缺乏強度、虛無主義和超驗維度的缺失。未來詩學如果要出一個選本，來辨認從九十年代至今的詩人，也是針對這些方面。未來詩學要重新強調詩歌的強度，這需要詩人有一種朝向實在界的欲望，將自己最內在的東西毫無保留的表達出來，并且再要在語言的真實性和可能性之間達到一種平衡。九十年代詩人比如臧棣，他的詩是一種“深邃的肯定”，洋溢著語言的歡樂，對詞與物的關系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處理，但是相比于胡續東，強度上還是不夠的。新一代詩人胡續冬和馬雁雖然因為英年早逝，沒能成為綜合性的大詩人，但是在詩歌的強度上是有所突破的，他們用一種生命的激情超越九十年代詩歌的束縛。拾壹月詩歌獎的頒發，從多多到宋琳、池凌云，都體現了未來詩學的向度。

50后詩人、本屆拾壹月詩歌獎主獎的獲得者宋琳在論壇發言和專題講座中，都表達了對未來詩學的強烈共鳴和支持。他在《今天》雜志上為“未來詩學”開辟了一個專輯，這對“未來詩學”的推動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他以一個親歷者和見證人的身份，為聽眾提供了關于九十年代詩歌大量一手材料。他也是最早對九十年代詩歌產生深刻反思的詩人之一，對于世紀末的“盤峰論爭”尤其感到失望和痛心，并在當時的《今天》上拒絕了他們的稿件。

宋琳講座《當代詩如何感應未來》

在題為《當代詩如何感應未來》的講座中，他旁征博引，貫通中西，對未來詩學的譜系做了高屋建瓴的梳理。從奧古斯丁的“時間之問”到邵雍的《皇極經史書》，從柏拉圖的《治邦者》到《周易》的系辭，從波德萊爾的“感應論”到本雅明“彌賽亞的救贖”……，一條清晰的脈絡被勾勒出來。這在哲學、神學、詩學等多個維度為“未來詩學”提供了啟示。在講座結尾，他套用蘇格拉底的話表達了對“未來詩學”期許：“關于未來，我又能知道什么呢？我正在把它尋找，看啊，年輕人也已前來幫助我尋找。”

三、收獲與缺憾

總體來說，這次論壇將去年開啟的“未來詩學”的討論向前推進了一大步。無論是從會議規模，參會者的身份、地域和年齡構成及發言內容來看，都表明“未來詩學”在詩人和批評家群體的影響力在與日俱增。

對九十年代詩歌的反思取得的成果尤為顯著。從去年“絕境論”“漫長的葬禮”的揭竿而起到如今，討論的參與者能夠以一種更冷靜客觀、更全面的眼光去看待九十年代詩歌的得與失。對九十年代的批判不再局限于表達方式、語言技藝等表面形式，而是進入到歷史意識的深層結構，并和當下的歷史邏輯相勾連起來，獲得了一種更辯證更綜合的詩學視野。錢文亮和吳慮為九十年詩歌所做的出色辯護，也能夠為“未來詩學”提供警示：如何更好的從過去的問題中吸取教訓，避免陷入相同的邏輯而遭遇同樣的失敗。總之，未來詩學超越了一種二元對立的思維，完成了對九十年代詩歌的揚棄。對九十年代詩歌的反思是建構未來詩學的起點，但并不構成其反向支點。

相比而言，未來詩學展望的部分則顯得不足。盡管詩人們和批評家們都貢獻了各自的真知灼識，其中甚至不乏天才的洞見，但總體上沒有形成一個強有力的建構來作為未來詩學的普遍共識。很多構想并沒有擺脫九十年代詩歌的邏輯而缺乏真正的未來向度。這顯然是接下來未來詩學推進的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