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到高羔先生《顧頡剛書法的用印》（《中華讀書報》2024年5月8日第7版）一文，談到顧頡剛先生1956年青島休養期間，贈趙儷生“蒼茫海上月”書作的用印問題。高文大意為：趙儷生邀請顧頡剛家宴，結束后顧頡剛題字以贈之。但顧頡剛此次未攜帶印章，于是從趙儷生書架上取出《古史辨》一冊，剪下來版權頁上的“顧頡剛”印貼在上面，這枚印章所用印泥非紅色，而是藍色。顧先生特地解釋：“當時守制，故用藍印泥，殊不恭。”而趙儷生2005年出版的《師友書畫集》所收書作印章卻非藍色。高先生在網上查到1930年版《古史辨》三字篆書白文印章是紅色。

高文曾以《顧頡剛寫字無印章》為題，先后刊載于《金聲玉振：城關碑刻墨跡擷萃》（甘肅文化出版社2017年版，第231-234頁）、《蘭州日報》2020年8月2日第3版、《書法導報》2024年3月27日第16版，稱此問題為“文史界一段未解之謎，還有待后人破解”。可見高先生蓄疑已久。

顧頡剛1956年8月贈趙儷生書作

高先生此文，其實是在《師友書畫集》中趙儷生為顧頡剛書法所作跋語（《畫苑萃英》2005年第1期，第39頁）的基礎上敷衍成文。顧頡剛的這幅書作，落款云：“一九五六年八月率成短句，博儷生先生一笑，兼以志羨。顧頡剛。”同頁還收有顧先生所贈另一幅書法，內容是明代馬文升的《游崆峒》，落款：“儷生先生久游隴上，書此以贈。顧頡剛。”鈐白文方印：“頡剛印信。”當時趙儷生已由山東大學調入遠在大西北的蘭州大學多年。檢《顧頡剛日記》，此條幅寫于1963年11月14日趙儷生20世紀80年代初曾在《我的自傳》中提到過這幅字，謂：“新近故世的顧頡剛前輩曾寫賜一幅字條，其末句云，‘不須更問蓬萊島，此地令人欲掛冠’。看起來，老人家是要叫我在此安家落戶的了。”趙儷生跋語談的是1956年顧頡剛書法，后面討論的也主要是這一幅作品。

眾所周知，顧頡剛先生除了為學術界奉獻出豐碩而又精深的學術著作外，還為20世紀留了煌煌十二卷的《顧頡剛日記》（含索引，聯經版）。檢顧頡剛1956年8月29日：

到政協訪樹幟，并見薛德焴、張孟聞、董聿茂、陳義等。與樹幟到中山路全聚福進點。回政協。予到醫院，就錢醫診。到鄭鶴聲處。回童宅，交藥。出，到劉雁浦處，晤錦蕙及羌瑜。到政協，鶴聲來，與樹幟、鶴聲同到全聚福午飯。晤禹瀚、崔之蘭等。

送樹幟行。予到山大門口冷飲、剃頭。到趙儷生處談，并為題冊子，觀畫。丕繩來，與丕繩、儷生及其女絪、子缊到棲霞路科學院休養所訪王之屏。與丕繩、之屏同到范醫處，不值。

在童宅飯后再到范醫處針灸。回童宅喝牛奶。九時歸。徹夜無眠。看《膠澳志》。

題儷生冊

蒼茫海上月，突兀畫山中，化境融真幻，煙云涌筆間。

在儷生家可憑闌觀海，渠又喜藏畫，故云。

今日寫字忽然手顫，見者當謂是七八十人矣。

可見，顧頡剛是在與辛樹幟、鄭鶴聲在全聚福午飯后，才去的山東大學趙儷生處，觀看趙所收藏畫作。這首詩的寫作背景，是“在儷生家可憑闌觀海，渠又喜藏畫，故云”（高先生沒有查閱顧先生日記，對顧先生書法風格也不熟悉，故釋文也存在一些誤字）。青島在晚清民國時候，是遺老聚居地。1949年后，流散出來了大批書畫精品，好東西多，價錢也便宜。趙儷生當時購藏了不少宋、明、清名人書畫。（詳參趙儷生：《籬槿堂自敘》第十四章“青島山東大學（二）·買字畫”，《趙儷生高昭一夫婦回憶錄》，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3-145頁）后來幾經滄桑，一些書畫充公，成為了甘肅省博物館藏品。（高昭一：《回首憶當年》第七章“苦難的開始”，《趙儷生高昭一夫婦回憶錄》，第320-321頁）幾天后的9月2日，顧先生與童書業應邀赴黃孝紓（公渚）家宴，飯后欣賞其所藏文徵明夏木垂陰圖。顧先生再一次感慨道：“青島本為下臺官僚寄居之所，故頗有書畫古物。山大教授中頗有收藏者，趙儷生其一也。”

顧先生日記，對于日常交往，記載得十分詳細。在青島期間，童書業妻子送來西瓜汁這樣的小事，也于日記中特地記上一筆。趙儷生跋語中提到的這頓令顧先生難忘的家宴，檢顧先生日記，則是發生在題字的次日（8月30日），共同赴宴的還有童書業、王崇武等。趙先生晚年撰寫跋語之時，已經是近九十高齡，將發生兩天的事情記成在一天，人之常情，很容易理解。

弄清了題字的時間，我們再來看所謂的印章顏色問題。顧先生剪下來《古史辨》版權頁上的印戳，用來充作書法作品的鈐印。如此行事，大有魏晉風度。故而給趙儷生留下深刻的印象。既然顧先生說了：“當時守制，故用藍印泥，殊不恭。”那么，這個問題解決起來很容易，方法有二：一是查顧潮編《顧頡剛年譜（增訂本）》民國部分或者日記，守制發生在哪一年，然后查當年或稍后出版的《古史辨》的版權頁。二是《古史辨》總計七冊，其中第四、第六兩冊羅根澤編，第七冊（分上中下三冊）呂思勉、童書業編，則顧先生剪取的，肯定不是這三冊版權頁。那么，查閱其余四冊《古史辨》版權頁，即可知有無藍色印泥的印章。只是高先生在查了1930年版《古史辨》（即《古史辨》第二冊），就匆匆下了結論。查南京大學圖書館藏《古史辨》第五冊，封底版權頁“顧頡剛”印正作藍色。印章與《師友書畫集》所收顧頡剛書作鈐印，顯然是同一方印章。該書是1935年1月由北平樸社印行出版。檢《顧頡剛年譜（增訂本）》1934年條：

八月十五日：抵平，知繼母已于前日逝，即與家人南歸奔喪。二十日，抵杭。遂請假數月，請假期間校課及《禹貢》半月刊編輯事務均交譚其驤負責，《燕京學報》及通俗讀物編刊社事均交容庚負責。

九月二十五日：致胡適信，曰：“上月奔喪南來，接誦唁電，甚感。承囑改訂喪禮，當然極合我意，但權不我操，且家父年老，不忍傷其心，故且維持舊儀……”信刊《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五月出版。（第250-251頁）

可知顧先生守制，是因為前一年八月中旬繼母去世。當時胡適還致唁電，并囑顧頡剛改訂喪禮，但顧先生老父在堂，不忍因移風易俗而致老人家傷心，“故且維持舊儀”。

還要說明的是，《古史辨》第五冊扉頁的顧廷龍題簽后所鈐“起潛”一印，也是藍色。因為顧廷龍是顧頡剛族叔，故亦用藍色印泥。

《古史辨》第五冊版權頁和題簽（南京大學圖書館藏）

《師友書畫集》中顧頡剛先生的鈐印，既然是剪取自《古史辨》第五冊，為何由藍色變成了紅色呢？這其實是個技術問題。早在晚清時期，還沒有彩色膠卷，但存世的老照片中不乏彩照，靠的就是手工上色。《師友書畫集》出版于2004年，當時的排版調色技術遠非晚清所能及。而且這部《書畫集》出版時，趙先生已是望九之人，《畫苑英萃》編輯部將“趙儷生書法藝術”和《師友書畫集》合為一冊，作為專輯發行，無疑兼有祝壽之義，自然會把顧先生守制時的藍色印章調色為紅色，畢竟當年顧先生都覺得用藍印貼在贈字上“殊不恭”。而這份雜志由甘肅新華彩色制版中心制版，甘肅新華印刷廠印行，這個小小的技術問題自然難不倒排版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