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三百首新注》，[清]蘅塘退士選，金性堯注，浙江教育出版社｜新東方大愚文化，2024年即將出版

論古談今，鑒析詩藝

金性堯先生學養深博，能寫舊詩，悟性極高，潛心文藝，早年因散文創作得到魯迅、周作人等名家的獎掖，晚年以文史隨筆蜚聲文壇。他不僅熟稔傳統詩學的格律、技法和范疇，也精通現代文藝學的理論、方法與話語，能夠結合作品實際，自由地出入古今，點撥其在詩藝上的長短得失，常常三言兩語就能切中要害，允當賞鑒。讀者閱讀其書，不僅能獲得美感、學得知識，亦可提高眼光、習得方法。

唐詩大體可以分為唐人新近創造的近體詩和沿襲前朝的古體詩兩大類。近體詩在句數、字數、平仄、用韻、對仗等方面都有嚴格規定，而古體詩則不求對仗，句數、平仄、用韻等也比較自由。不過，由于近體詩格律成型有一個過程，加上唐人為了追求某些獨特的藝術效果，有意打破常規，因此，選錄有唐一代之詩的《唐詩三百首》中，也有一些“破體”或異常之作。對此，金先生一般都會特意提點。比如，絕句多為律絕，所以他在評析王維《竹里館》時說，這“在絕詩中是‘古絕’”；押韻一般用平聲，因此他在評析柳宗元《江雪》時云，“此詩和他的七古《漁翁》，可以看作姊妹篇，而且都以入聲字為韻，更顯得峭陡挺拔”；七律多為一題一首，所以他在評析杜甫《詠懷古跡五首》之一時說，“這五首詩可與《諸將五首》《秋興八首》參看，都是七律連章詩，每首雖自為一章，又互為消息，也是杜詩七律中獨創的形式”；一句詩的用字，不論古體詩還是近體詩，多平仄搭配，因此他注李商隱《韓碑》“封狼生??生羆”時指出：“此句七字皆平聲。”再如，他評析錢起《贈闕下裴舍人》“二月黃鸝飛上林，春城紫禁曉陰陰”云：“此詩照通例，應平起，即應將一二兩句對換，平仄才協調。”評析王維《輞川閑居贈裴秀才迪》“寒山轉蒼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云：“此詩也像常建《破山寺后禪院》一樣，一二兩句對得很工，三四的‘柴門外’和‘聽暮蟬’卻不成對。前人說這是‘偷春格’，意思是像梅花偷春色而先開。”

對仗是詩詞特別是近體詩的重要格法，一般要求上下兩句平仄相對，詞義或詞性相類，對得工整穩切。但詩人也會避開套路，或句內亦對，工中求工，或以不對為對，制造張力。金先生對此亦很敏感。如柳中庸《征人怨》：“歲歲金河復玉關，朝朝馬策與刀環。三春白雪歸青冢，萬里黃河繞黑山。”他評析說：“此詩不但句與句相對，一句之中也自相對搭，如‘金河’與‘玉關’、‘馬策’與‘刀環’，又如以‘青冢’對‘黑山’、‘黑山’又對‘黃河’，雖都很工整，卻感到有些拼湊。”再如他注杜甫《麗人行》“紫駝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引王嗣奭《杜臆》云：“語對意對而詞義不對，詩聯變體。”評析劉禹錫《西塞山懷古》“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云其“用‘江底’對‘石頭’，即以虛對實，不工而工”。注李商隱《隋宮》“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云：“‘日角’之典本較僻，卻用極熟的‘天涯’對之，而又對得這樣工穩自然。”評析常建《破山寺后禪院》“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云：“前人叫作‘十字對’，因其十字一意，完全渾成之故。”評析劉禹錫《蜀先主廟》“得相能開國，生兒不像賢”云：“即所謂‘愛憎格’。”

有時，金先生點明“破體”或異常之處后，還會結合誦讀感受、詩史進程等分析聲情效果或成因。如他評析劉眘虛《闕題》“道由白云盡，春與青溪長……幽映每白日，清輝照衣裳”云：“末兩句是拗句。俞陛云《詩境淺說》云：‘此詩起結皆不用諧律，彌見古雅。初學效之，恐有舉鼎絕臏之患（意謂力小者不能勝重負），仍以諧音為妥貼。’”評析崔顥《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云千載空悠悠”云：“似對非對，且上句連用六仄，下句連用五平，作者寫時當是信手而就，一氣呵成，讀來依然音節瀏亮，并不拗口，李白不喜俳偶，故也特愛此詩。”評析李白《夜泊牛渚懷古》“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云：“此詩雖為五律，卻并無對偶，孟浩然《舟中曉望》中的‘舳艫爭利涉，來往接風潮。問我今何適，天臺訪石橋’二聯，句法也同……方回在《瀛奎律髓》中評李白《鸚鵡洲》的話最得要領：‘是時律詩猶未甚拘偶也。’這就是能從詩的發展觀點來看，因而也適用于上述孟浩然詩。施補華《峴傭說詩》云，此類詩‘須一氣揮灑，妙極自然。初學人當講究對仗，不能臻此化境’。”

對于不同詩體之間的“互參”或類似，金先生也加以提點。比如，他評析王維《桃源行》云：“這里選的王維三首七古，中間多參以律句，也即尚沿唐初體裁。”評析常建《破山寺后禪院》“潭影空人心”之“空”云：“應用仄聲而卻用平聲，沈德潛說是‘此入古句法’，也即還帶些古體詩的作法。”再如，金先生評析韓愈《山石》時指出，該詩開頭四句“山石犖確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葉大支子肥”，“其實就可以獨立成為一首絕詩”。評析杜甫《八陣圖》“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云：“此詩也可看作截五律的后半首。”評析孟浩然《宿建德江》“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云：“這首詩，也可看作截五律之上半首。”金先生曾指出絕詩有古絕，顯然他這里不是從詩體源流上認同“絕句乃截律詩一半”說，而是從結構、對仗等方面著眼，點明律絕與律詩有相似之處。

一些讀者比較陌生的非常規詩題，金先生亦會略加詮解。如他注李商隱《無題》之題云：“作者對內容有所忌諱，不便在題目中點明，稱‘無題’。張采田云：‘無題詩格，創自玉溪。且此體只能施之七律，方可宛轉動情。’”評析韓偓《已涼》云：“詩以末句頭兩字為題，和李商隱《為有》以首句頭兩字為題一樣，都與內容無關。”注劉眘虛《闕題》之題云：“題目原缺。闕，通‘缺’。”注韓翃《酬程近秋夜即事見贈》之題云：“酬：以詩詞贈答。秋夜即事：是程近詩的題目。即事，寫當前的情事。見贈：相贈（從受贈者言）。全句意為‘為酬答程近《秋夜即事》贈詩而作’。”注韋應物《賦得暮雨送李曹》題中“賦得”云：“古人與朋友分題賦詩，分到的題目叫‘賦得’，義似‘詠’。此題是詠‘暮雨’，故云‘賦得暮雨’。后來科舉時代的試帖詩，也冠以‘賦得’二字。”

古人品詩，常用“詩眼”指稱一首詩或一句詩中用得最精煉、準確、形象、生動、傳神的字。有時，詩眼也是全句或全詩的主旨所在。金先生頗擅長拈出詩眼并賞析其精妙。如杜牧《金谷園》：“繁華事散逐香塵，流水無情草自春。日暮東風怨啼鳥，落花猶似墜樓人。”他評析道：“在洛陽時所作，看到金谷園的荒蕪遺址而興吊古之思。首尾四句，都扣一‘散’字。”次如杜審言《和晉陵陸丞早春游望》：“獨有宦游人，偏驚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忽聞歌古調，歸思欲沾巾。”他評析說：“全詩對仗工整，結構細密，緊貼‘物候’二字。中間‘出’‘渡’‘催’‘轉’等字，都是‘詩眼’，‘渡’字尤精巧。”再如，金先生評析韓翃《酬程近秋夜即事見贈》“星河秋一雁，砧杵夜千家”云：“頷聯‘秋’字‘夜’字，本是熟字，用在這里便顯得生辣。”注王之渙《登鸛雀樓》“白日依山盡”之“白日”云：“‘白’字生辣，也切曠野落日之景。”評析盧綸《送李端》“少孤為客早，多難識君遲”云：“五六兩句的‘遲’‘早’兩字，于工整中尤顯得悲涼回蕩。”評析柳宗元《漁翁》“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云：“句中這一‘綠’字和王安石‘春風又綠江南岸’之‘綠’，同是一字之微，全境俱活。”評析張籍《沒蕃故人》“欲祭疑君在”云：“從前六句看，這位故人當是死了，但猶帶幸存之想，所謂‘疑’，也只是希望之意，故而題目仍作‘沒蕃’。”

鑒析“詩眼”之外，金先生還不時結合作品介紹“對面著筆”“句中折旋”“兩層夾寫”“頓挫”等詩話、評點中提到的有價值的詩法。如他評析杜荀鶴《春宮怨》“年年越溪女，相憶采芙蓉”云：“這是從越溪女伴這一邊說，使怨情宛轉而出，所以紀昀說：‘結句妙，于對面著筆，便有多少微婉。’”類似筆法，金先生在評析王維《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杜甫《月夜》等時也有闡發，如鑒賞后者說：“詩本來寫他自己思家，卻寫成妻子在想念他，故而感情也曲折而深刻。”再如他評析杜甫《別房太尉墓》“他鄉復行役”，引方回《瀛奎律髓》云：“他鄉已為客矣，又復行役，則愈客愈遠。此句中折旋法也。”注杜甫《春望》“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云，“因感傷國事，看到花開，淚水便濺在花上……因與家人分離已久，聽到鳥聲也覺得心驚。這一聯是律句中加一倍寫法”。評析崔涂《除夜有懷》“亂山殘雪夜，孤燭異鄉人”云：“和馬戴的‘落葉他鄉樹，寒燈獨夜人’同工，也是用兩層夾寫法，也即加一倍寫法。”評析王翰《涼州曲》“蒲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云：“施補華《峴傭說詩》評此詩云：‘作悲傷語讀便淺，作諧謔語讀便妙。在學人領悟。’這里所謂‘諧謔語’，也含有視死如歸的曠達之意。從詩的技巧上說，則頗得頓挫之法。”

除了承襲古典詩學傳統外，金先生的注評也受現代文藝學影響。他能夠因“詩”制宜、出入古今，靈活分析其在寫景、造境、繪形、傳神、摹心、抒情、發論、明理以及構思、立意、謀篇、布局、遣詞、表達、體格、風神等方面的特色，往往片言中的、解人心頤。如金先生評析杜甫《閣夜》“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云：“三四兩句，正是霜雪初霽后才更覺分明，也為杜律中之偉麗者。”注王維《輞川閑居贈裴秀才迪》“渡頭余落日，墟里上孤煙”云：“寫景須曲肖其景，如這兩句確是晚村光景，就像常建的‘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確是古寺光景。”評析韋莊《金陵圖》“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無情最是臺城柳，依舊煙籠十里堤”云：“詩雖非詠畫的詩，卻也是一幅有韻的好畫。”評析孟浩然《青溪》“我心素已閑，清川澹如此”云：“是心境也是詩境，即以清川的淡泊來印證自己的素愿。”評析孟浩然《宿建德江》“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云：“一首小詩，寫出一個境界。三四兩句中的情景，從前在水鄉坐過船的人，可能也有這種感覺。詩里沒有用‘秋’字，但野曠加上江清，秋色就縈繞在讀者眼前了。”評析李商隱《賈生》“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云：“全詩雖是議論，但第三句又使我們看到燭影搖曳下的形象的活動。”評析劉長卿《送靈澈》“荷笠帶斜陽，青山獨歸遠”云：“第三句的‘荷笠’，就寫出了行僧模樣。”評析杜甫《麗人行》“慎莫近前丞相嗔”云：“七個字就刻畫出了這位國舅的氣焰。”評析王建《新嫁娘》“三日入廚下，洗手作羹湯。未諳姑食性，先遣小姑嘗”云：“真實地刻劃了古代新婦那種怯弱謹畏的心情，如同沈德潛所說：‘詩到真處，一字不可移易。’”評析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云：“全詩沒有一點虛飾。凡是好詩，作者的感情也一定是自然的、真實的。”《哀王孫》云：“后半段對王孫小心殷勤的叮囑，口吻真實而親切，同時又點出了當時的恐怖氣氛。”評析王維《終南別業》“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云：“是寫景也隱含哲理：隨遇而安的結果，自有一種意外的收獲。”評析王之渙《登鸛雀樓》云：“一首二十字的小詩，卻寫出了那么雄渾浩茫的氣魄，也寫出了宇宙之無限。末了兩句，一直被人們作為一種追求崇高的精神世界的象征。”評析岑參《逢入京使》“故園東望路漫漫，雙袖龍鐘淚不干。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云：“末了兩句，在人們日常生活中，本來也碰到過，卻被詩人寫成了絕唱。善于寫平凡是需要大手筆的。”評析李商隱《夜雨寄北》“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云：“此詩佳處，在于情思委曲，以現在之景預期未來，又期未來重顯現在。末句‘巴山夜雨’，于重出中則綰實有與虛擬之景。”評析李端《聽箏》“欲得周郎顧，時時誤拂弦”云：“末兩句轉了一個小小的彎，詩意就出來了。”評析韓翃《寒食》“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云：“特權常常表現在生活的享受上。詩從側面來寫，蘊藉而巧妙，是古代諷刺詩的杰作。”評析李白《蜀道難》云：“手法也和《夢游天姥吟》等一樣，文句參差，筆意縱橫，間雜散文的結構。總之，語言一到了他手里，不拘言之短長，聲之高下，無不聽從驅遣，而這又徑通著他豪放灑脫的個性。在語言個性化上，歷代詩人中實不多見，李白是其中最突出的一個。”評析王勃《杜少府之任蜀州》云：“全詩開合頓挫，卻又氣脈流通，應是唐人律詩的正格，也是王勃的杰作。”評析王維《送梓州李使君》“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云：“佳處實在頭四句之挺拔流動。”評析孟浩然《與諸子登峴山》“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云：“三四兩句自然清逸，寫來毫不著力，盡孟詩之長。”總體來說，金先生欣賞感情真摯、詩意深婉、境界逼肖、形象鮮活、理趣雋永、立意新奇、結構跌宕、文脈貫通、煉字精切、氣韻生動的作品，而這，也是古今中外文藝所共同驗證、追求的“一般原理”。

金先生的有些評賞，很“超前”。像王國維拈出“境界”那樣，他數次使用“氣氛”范疇評賞詩詞，暗合了今日有些學者提倡的“氣氛美學”（[德]格諾特·波默：《氣氛美學》，賈紅雨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張晶：《審美感興與中國古代詩詞的氣氛之美》，《文藝研究》2022年第十二期）。如李商隱《北青蘿》：“殘陽西入崦，茅屋訪孤僧。落葉人何在，寒云路幾層。獨敲初夜磬，閑倚一枝藤。世界微塵里，吾寧愛與憎？”金先生評析說：“因為訪的是孤僧，所以詩中也用‘獨敲’‘一枝’‘人何在’等詞眼。第七句的‘微塵’，其實也與孤僧相照應。要說此詩有什么特色，那就是既單純又多樣統一，能夠為主題創造出氣氛。”再如他評析司空曙《喜外弟盧綸見宿》“雨中黃葉樹，燈下白頭人”云：“全詩的最大特色是創造了氣氛。”注李商隱《無題二首》之一“蠟照半籠金翡翠，麝熏微度繡芙蓉”云：“寫室內景物和氣氛。”評析李白《夢游天姥吟留別》云：“在離奇恐怖的氣氛的創造上尤為出色。”另外，在《前言》中，金先生說：“我們的祖國到處有名勝古跡，一經詩人得之于手，遂使廣土眾民，無不可親，無不可愛。”評析張繼《楓橋夜泊》時亦云：“本來是很平常的一座橋、一行樹、一條水，經過詩人的題詠，便成為流傳古今的勝跡，但詩的本身必須在藝術上站得住，才能賦予無情的自然以有情的生命。”強調名篇對名勝的塑造作用，與近年方興未艾的“景觀/名勝研究”觀點一致（商偉：《題寫名勝：從黃鶴樓到鳳凰臺》，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

當然，《唐詩三百首新注》還蘊含著其他一些有待發揚、拓展的“法門”，這里僅就管見所及，再略舉一二。金先生對寫“感覺”“印象”的詩詞頗欣賞。王維《鹿柴》：“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影入深林，復照青苔上。”他評析說：“一二兩句寫幽靜卻又非寂滅，唐汝詢所謂‘幽中之喧也’。寫感覺，捉印象，是王維詩一大特色。”劉方平《月夜》：“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闌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氣暖，蟲聲新透綠窗紗。”他評析道：“詩詞里寫的多是秋蟲的凄厲之聲，這里卻讓這些小動物叫出了大自然的變化可愛，生趣橫溢。寫‘感覺’就需要詩人的靈感，而靈感也正是詩人平時對事物的細致感受，蘊蓄于心，剎那間爆發的現象。”再如，金先生強調寫詩要有真情實感，但也指出，設身處地的“想象”很重要。朱慶余《宮中詞》：“寂寂花開閉院門，美人相并立瓊軒。含情欲說宮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他評析道：“作者不曾在深宮中生活過，卻生動地寫出了宮女的內心隱衷，可見想象在詩人的創作中實占很重要的地位。”這些角度或話題，頗值得深入研究。

金先生欣賞唐詩，但沒有拜倒在唐人腳下；他對作品特別是其藝術性的分析，既肯定、闡發亮點，也批評、指摘瑕疵，顯示了高超的詩學造詣和審美眼光。如金先生評析劉禹錫《西塞山懷古》云：“方東樹《昭昧詹言》評此詩，中有很警辟的話：‘此詩昔人皆入選，然按以杜公《詠懷古跡》，則此詩無甚奇警勝妙。大約夢得才人，一直說去，不見艱難吃力，是其勝于諸家處，然少頓挫沉郁，又無自己在詩內，所以不及杜公。’方氏論詠古詩，主張詩中要有魂，‘所謂魂者，皆用我為主，則自然有興有味’。”評析韓翃《同題仙游觀》云：“文句工秀宛轉，可以吟詠，卻無甚深意。”評析溫庭筠《送人東游》云：“此詩和前面李商隱的《涼思》《北青蘿》等，皆脫去溫李秾艷之習，但渾厚就嫌不足，如此詩之起調固高，但通篇總覺缺少深意，結末尤平弱，這也是晚唐之有遜于盛唐。前人論詩，很重結句，姜夔《白石詩說》即說‘一篇全在尾句’，嚴羽也說‘結句好難得’，謝榛《四溟詩話》云：‘起句當如爆竹，驟響易徹；結句當如撞鐘，清音有余。’”評析王維《山居秋暝》云：“黃培芳于《唐賢三昧集箋注》中評云：‘寫景太多，非其至者。’這話也有一定見地。”《漢江臨眺》“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郡邑浮前浦，波瀾動遠空”云：“全詩最警策的為三四兩句，也最為歷來所傳誦，五六兩句差，紀昀說是‘五六撐不起，六句尤少味，復衍三句故也’。因為‘郡邑’句，也是說水勢之盛，卻不及‘江流’句之自然雄渾，接下來的‘波瀾’句，仍是在說水勢，卻又嫌過熟，說明‘復衍’是詩家之忌。”評析元稹《行宮》云：“這首詩概括性強而又很蘊藉，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三云：‘“寂寞古行宮”二十字，足賅《連昌宮詞》六百余字。’只是‘寥落’和‘寂寞’嫌復。”評析祖詠《望薊門》“萬里寒光生積雪，三邊曙色動危旌。沙場烽火侵胡月，海畔云山擁薊城。少小雖非投筆吏，論功還欲請長纓”云：“兩聯寫景雄麗，只是末用典嫌熟濫。”這些評析，皆褒貶得當、深中肯綮，即使起作者于地下，也當頷首笑領。

金先生的評析文字，清雋通透，一些還帶有生動的象喻性和淵永的詩味兒，本身就是一首優美的詩。如李商隱《春雨》：“悵臥新春白袷衣，白門寥落意多違。紅樓隔雨相望冷，珠箔飄燈獨自歸。遠路應悲春晼晚，殘宵猶得夢依稀。玉珰緘札何由達，萬里云羅一雁飛。”金先生評析道：“此詩是因春雨而感懷，并非專詠春雨，但由春雨帶來的悵念遠人的情緒，卻真像雨絲那樣不絕如縷地隱現紙上了。”再如，他評析韋應物《滁州西澗》說：“滁州的西澗并非一個名勝，這首詩卻成為名篇……是詩人的審美才能，才使渡船橫到他的筆底。”

引史解詩，發皇心曲

陳寅恪先生曾指出：“中國詩與外國詩不同之點——與歷史之關系：中國詩雖短，卻包括時間、人事、地理三點。如《唐詩三百首》中有的詩短短二十余字耳，但……外國詩則不然，空洞不著人、地、時，為宗教或自然而作。中國詩既有此三特點，故與歷史發生關系。”（唐筼：《元白詩證史第一講聽課筆記片段》，陳美延編：《陳寅恪集·講義及雜稿》，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483頁）的確，除了少數代言體和有“母題”的擬效之作（如擬古樂府）外，中華詩詞有著強大的抒情傳統，與詩人生平和時事關系密切。因此，古詩注評必然要“知人論世”、引史解詩，注明關涉的歷史事件、文化背景等，聯系詩人生平系年系地，這樣才談得上進一步“以意逆志”，“發皇心曲”。金先生對此頗為重視。

陳寅恪先生

首先，他為每位詩人撰寫了一篇扼要而精彩的小傳，以備讀者“知人論世”。金先生除勾勒傳主生平履歷外，重在說明其思想個性、情志抱負，特別是在詩歌創作上的成就、特點，如主導內容、詩體、筆法、風格、詩論等，注意聯系唐史及唐詩發展進程客觀評述。為了增加趣味性，時引可靠或傳神的軼事傳說。他取精用宏，在參考史傳、筆記、詩話、辭書及傅璇琮《劉長卿事跡考辨》和《唐故文安郡文安縣尉太原王府君墓志銘并序》等當時最新發表的研究成果、學術資料基礎上，提要鉤玄，斟酌彌綸，力圖寫出自己的心得、見解。

即使是李白、杜甫、韓愈等前人研究成果豐富、已有公論的大家，在金先生筆下，也展現出新鮮的風采。比如，他提到，“杜甫是一個嚴肅的人，一個具有高度政治熱情的詩人，雖然他參加實際的政治生活時間，總起來不過三年，但關心國事，同情人民卻是貫串始終……希望有一個好皇帝，使百姓溫飽，風俗淳厚，希望有廣廈萬間來大庇寒士，免得雨漏床頭，徹夜不眠。所以他也不大講究虛幻縹緲的神仙佛道。而他的政治熱情和生活態度又較為一致，很少有輕薄的綺艷語句，對妻兒弟妹也有著深摯之愛”。杜甫的“好多作品，使人真有相濡以沫，相呴以濕之感……萬方多難、千家野哭的客觀歷史是人人心中共同感受的，但傾諸紙墨，使讀者感到如泣如訴，引起強烈共鳴的卻不是人人筆下所有。從這一意義上說，就不能不感到杜甫之難能可貴了”。這些筆墨，飽含著感情，親切形象，且能點發神采。讀完這個小傳和金先生所評注的杜詩，確實讓人感覺到，“一個幾經萬方之難，筆染民間涕淚，晚余多病之身的地地道道的儒家詩人杜甫，仿佛便站在月影星光之下”（金性堯：《兩本三百首》，《伸腳錄》，出版博物館編：《金性堯全集》第四卷，百家出版社，2009年，161頁）。

蔣兆和《杜甫像》

前人研究比較薄弱或資料不多的中、小詩人，金先生撰寫小傳時，也不時發明、補正，或提出洞見，今天看來仍頗具啟示價值。如唐玄宗小傳這樣評述其文藝才能及對唐詩繁榮的貢獻：“他愛好音樂，講究聲律，能自度曲，并親自教導梨園子弟，又善書法，在藝術上不失為一個行家。對大臣文士也能禮遇，賀知章回鄉，曾作詩送之。唐之能詩諸帝中，他要算是高明的一個。唐詩之革新發揚，并能吸收外來的樂曲，達到盛唐的境界，他的愛好倡導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再如王昌齡小傳說：

他的詩以七絕最好。在同時詩人中，可以和李白七絕爭勝的，只有王昌齡。李攀龍推他的“秦時明月漢時關”為唐代七絕壓卷之作。七絕的體制本易為讀者吟誦欣賞，通過他的流暢的語言、明快的節奏、蘊藉的詞意，這一詩體更顯出它的特色。似乎也可以說，沒有這些七絕，他在盛唐詩壇上不可能享有“詩家天子王江寧”的盛名。

薛用弱的《集異記》，記開元中王昌齡、高適、王之渙飲于旗亭，令伶人唱曲，于王詩就唱“寒雨連江”和“奉帚平明”二詩。這記載雖不可靠，但說明這兩首詩在當時已風行于社會。

他的七絕，多寫邊塞哀愁和閨中幽怨，后者也包括宮怨。在封建社會中，民間也好，宮廷也好，婦女們總是有這樣那樣的難言的苦痛。王昌齡就以同情的態度、奇特的構思揭開了她們的靈魂世界，讓她們有一個傾吐的機會。這種題材，如果抒情上沒有本領，就很難寫得好。

對王昌齡最具代表性的詩體七絕之內容題材、藝術特色、傳播影響、成就地位等的評說，十分中肯、精彩！整體而言，金先生撰寫的詩人小傳，避免了套路化和枯燥性，像他的文史隨筆一樣簡潔、雋永、活潑、有趣，且與詩作評注互相呼應，諸傳之間也有勾連，串聯起來，便是一部取舍有法、評價公允、形象生動、雅俗共賞的紀傳體唐詩小史。

其次，金先生在評注中常常引史解詩，闡明相關的歷史事件、人物身份、文化背景等，并聯系詩人生平系年系地，還原言說情境，稽考創作本事。如他注杜甫《兵車行》“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云：“當時鮮于仲通等南征，‘凡舉二十萬眾棄之死地，只輪不還，人銜冤毒，無敢言者’。見《舊唐書·楊國忠傳》。此皆杜詩之切時事者。”注裴迪《送崔九》之“崔九”云：“王維有《送崔九興宗游蜀》及《秋夜坐懷內弟崔興宗》詩。又據《唐詩紀事》，裴迪初與王維、崔興宗俱居終南。則此崔九當為崔興宗。”評析全詩云：“詩是勸崔九既要隱居，必須堅定……莫學武陵人之暫游即出，因為當時正有些‘終南捷徑’之類的假隱士。”評析李商隱《瑤池》“八駿日行三萬里，穆王何事不重來”云：“不來就是死了。唐代帝王多迷信神仙，亂服丹藥以求長生，結果卻送了命。此詩即有感于此而作。”注王維《積雨輞川莊作》“松下清齋折露葵”云：“《舊唐書·王維傳》說：‘維弟（王縉）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晚年長齋，不衣文采。’此詩也是他晚年生活的自我寫照。”評析駱賓王《在獄詠蟬并序》云：“據清陳熙晉《續補唐書駱侍御傳》中所載，高宗儀鳳三年（678），作者遷任侍御史，因上疏諷諫，被誣以贓罪下獄。此詩即作于此時。他另有一首《獄中書情通簡知己》詩，有‘絕縑非易辨，疑璧果難裁’句，也可證與贓罪有關。”評析劉長卿《江州重別薛六柳八二員外》“生涯豈料承優詔，世事空知學醉歌”云：“作者曾兩度謫遷，第一次是肅宗至德三載（758），貶南巴尉，中間曾移往洪州暫住。后回歸，有《自江西歸至舊任官舍贈袁贊府》詩，中有‘萬里南來喜復悲，生涯何幸有歸期’及‘湘路來過回雁處’等句，與本詩口吻間有相似處。疑此為由南巴回來過江州時作，故首句有‘豈料承優詔’語。但究是貶官回來，故次句又流露無可奈何情緒。傅璇琮先生曾有《劉長卿事跡考辨》一文，載《中華文史論叢》第八輯，可參考。”

也許是受經、史傳統強大統攝的緣故，中國古代詩歌解讀十分流行“本事”批評，人們對與詩歌創作、流傳有關的軼事津津樂道。金先生雖然引史解詩，但對“本事”的真假及其與詩作的關系，或者說對詩與史的張力，也有警醒，偶爾會予以提點。如他評析孟浩然《歲暮歸南山》引《新唐書·孟浩然傳》所載“轉喉觸諱”本事，卻指出，“此事恐系出于附會。《舊唐書》只說他‘年四十，來游京師。應進士不第，還襄陽’（全傳也只有四十余字）。或者他確有懷才不遇的牢騷，對玄宗也有所不滿”。評析白居易《琵琶行并序》云：“前人曾經懷疑詩中的故事是否真實，但在《琵琶行》之前，作者還寫過五言的《夜聞歌者》一詩，也是寫他在秋江月夜，聽到鄰船有一歌女在悲歌，因而尋聲相見的經過，可見并非完全出于虛構。這一類流落天涯的賣藝婦女，在舊社會本是常見，身世大多是凄涼畸零，作者這時正官貶閑職，為人又較通脫，這類歌女的故事，心中或許已有積累，成為他詩歌的素材，貶官江州則是觸發他創作的一個契機，‘同是天涯淪落人’是全詩的主題。也就是說，大家都是被丟棄的。在寫法上，可能脫胎于杜甫的《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注韋應物《淮上喜會梁州故人》“何因不歸去？淮上有秋山”，引《唐詩別裁集》云：“語意好，然淮上實無山也。”上述辨析，既考慮到了史實考據的征信原則，又照顧到了文學創作的虛構特點，頗為通達透辟！

金先生對詩、史關系的允當把握，尤其集中體現在他對地名泛指（或借指）、特指的精準區辨上。我常說：“‘詩史互證’應充分考慮詩詞表情達意的‘編碼’語法。詩可證史，但詩反映史實，并非‘平面鏡’，而是‘哈哈鏡’，有一定的‘變形’規則，需要據此理解還原。”（陳斐：《再說〈滿江紅〉是否為岳飛所撰》，《中國藝術報》2023年2月24日）具體到詩中地名，特別是一些頻繁出現者，究竟是用典泛指（或借指），還是據實特指，需要注家結合詩意、歷史背景及該地名的使用習慣等靈活分辨，不能一概而論。在這方面，金先生展現出了高超通脫的詩學造詣和精益求精的治學精神。如他注張祜《題金陵渡》題中“金陵渡”云：“在今江蘇省鎮江附近，當是特稱。皇甫冉《同溫丹徒登萬歲樓詩》：‘丹陽古渡寒煙積，瓜步空洲遠樹稀。’前人曾以金陵距瓜洲甚遠為疑。按，今鎮江唐也稱金陵，王楙《野客叢書》引《行役記》，謂甘露寺在金陵山上。趙璘《因話錄》，謂李勉（誤。應作‘李約’）至金陵屢贊招隱寺。皆可證。”注白居易《長恨歌》“峨嵋山下少人行”之“峨嵋山”云：“在今四川峨嵋縣南。這里只是泛指蜀地之山。沈括《夢溪筆談》卷二十三：‘峨嵋山在嘉州，與幸蜀路并無交涉。’”評析岑參《輪臺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云：“封常清破播仙事，史傳失載，據聞一多先生《岑嘉州系年考證》所考，在天寶十三載（754）冬。詩中的具體地理位置，有的當系借用，如陰山，距輪臺、渠黎本甚遠（說見《唐宋詩舉要》），但就當時西部邊疆交戰方位而言，唐與播仙的戰爭地勢，大體上還可想見。”金先生對地名泛指（或借指）的闡發，與程千帆先生《論唐人邊塞詩中地名的方位、距離及其類似問題》一文的論述相近，后者指出，唐人邊塞詩里的地名，之所以經常“出現方位不合、距離過遠的情況”，和用典有關，“乃是為了喚起人們對于歷史的復雜的回憶，激發人們對于地理上的遼闊的想象，讓讀者更其深入地領略邊塞將士的生活和他們的思想感情”（程千帆：《唐詩的歷程》，葉嘉瑩主編、陳斐執行主編：《名家談詩詞》第一輯，生活書店出版有限公司，2021年，200、195頁）。

程千帆著、張伯偉編選導讀：《唐詩的歷程》

在《重版附記》中，金先生對初版中的三個地名作了修訂。前兩個是沈佺期《雜詩》“聞道黃龍戍，頻年不解兵……誰能將旗鼓，一為取龍城”之“黃龍戍”與“龍城”。初版中，金先生將“龍城”像大多數唐詩注家那樣，注為在今蒙古國的“匈奴祭天處，這里泛指入侵者聚集處”。現在指出，兩者為一地，即在今遼寧朝陽市的營州治所龍城縣。王昌齡《出塞》“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楊炯《從軍行》“牙璋辭鳳闕，鐵騎繞龍城”等唐人詩中的“龍城”，皆指此地。營州本遼西郡，“北與契丹接界。故高宗、武則天時常為奚及契丹所攻陷。唐之營州上都督府一度移置幽州”。“唐人詩中為什么會屢屢提到‘龍城’或‘遼西’？就因為是他們的思想感情在經常活動的地方”；“當時人期望中所要收取的，應當是有現實性針對性的地方，不應是這樣遙遠渺茫的‘匈奴祭天處’。雖說這是詩人的信筆泛指，但詩人構思時也總有一個界尺，有一個概念”。顯然，《重版附記》的注解更為合理，由此可見注詩之難及金先生對詩、史關系理解的深入透辟。

鄭思肖《心史》書影

中華詩詞有著“善傳心曲”的“抒情”傳統，帶有濃厚的“心史”意蘊。詩詞注釋在引史解詩，注明相關歷史事件、文化背景，聯系詩人生平系年系地的基礎上，還要進一步“以意逆志”，“發皇心曲”（陳斐：《〈天地間集〉：趙宋遺民的另一部“心史”》，《中山大學學報》2022年第五期）。這樣，才算完成了注釋的任務，正如仇兆鰲《杜詩詳注·原序》所云：“注杜者必反覆沉潛，求其歸宿所在，又從而句櫛字比之，庶幾得作者苦心于千百年之上，恍然如身歷其世，面接其人，而慨乎有余悲，悄乎有余思也。”（仇兆鰲：《原序》，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中華書局，1979年，第2頁）有著豐富生活閱歷和深厚國學素養，人情練達、世事洞明的金先生，正是“發皇心曲”的高手。他特別善于抉發詩歌文本所寄寓的幽微心態。如評析張九齡《感遇二首》之一云：“開元二十五年（737），作者貶荊州長史，《感遇》即作于此時，原詩共十二首，此處選了二首，后人常將它與陳子昂的《感遇》并論。他們的時代相近，行徑也相類，詩的寓意立境又上接阮籍的《詠懷》。詩中一面表達了恬淡從容的襟懷，但憂讒懼禍的心情也隱然可見。據鄭處晦《明皇雜錄》記載，張九齡知道李林甫要中傷他，便寫了一首《歸燕》詩，末兩句云：‘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李覽后‘知其必退，恚怒稍解’。他當時的處境不難想見。”評析孟浩然《臨洞庭上張丞相》云：“玄宗開元二十一年（733），張九齡為相，作者游長安，以此詩相贈，實際是向他乞仕。后張九齡出鎮荊州，曾招之于幕府。故浩然有‘共理分荊國，招賢愧楚材’句……舊時評者以此詩長處在干乞不露痕跡，倒是沈德潛說得有意思：‘讀此詩知襄陽非甘于隱遁者。’我們還可以和他的‘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的牢騷聯系起來，更可看出他‘羨魚’之情的急切。”評析柳宗元《江雪》“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云：“詩作于貶謫永州之后，詩人的傲睨一切的性格也力透于紙背了。”評析杜牧《泊秦淮》云：“詩一開頭即點明水月的凄迷，接下去又用《后庭花》的典故，雖然這時離唐亡還有六七十年，但一個衰朽的時代，已進入詩人心中了。”評析李商隱《蟬》云：“此詩起句為聞蟬而興，末則以蟬自警。詩中的蟬，也便是作者自己的影子……商隱此詩是牢騷人語。”這些解析，可謂以心印心，靈犀相通。

仇兆鰲《杜詩詳注》書影

“發皇心曲”并不意味著遷就詩人，作其“佞友”，而是要洞鑒是非，當其“諍友”。金先生正是如此，他對于詩人人格、言行上的瑕疵，毫不隱諱。如他評析元稹《遣悲懷三首》之一，在引用陳寅恪先生語“貧賤夫妻，關系純潔。因能措意遣詞，悉為真實之故。夫唯真實，遂造詣獨絕歟”后，不動聲色地指出：“據劉逸生先生《讀詩小札》所說，這三首是在韋叢死后兩年，即元和六年（811）作，時元稹已貶江陵士曹參軍，也正是‘納妾安氏’的時候。”評析岑參《寄左省杜拾遺》云：“肅宗至德二載（757），杜甫等曾薦岑參可充諫官之職，故詔以參為右補闕。次年乃作此詩。下半首借白發而自傷遲暮，如已到花落時節，無可盡力，別人卻像鳥入青云那樣飛騰，實也有些牢騷。因這時他只四十四歲，還比杜甫小三歲。”堪稱洞見肝肺！

《唐詩三百首新注》在一定程度上亦可視為金先生的“心史”，字里行間寄托、回蕩著他特殊時期的心聲。此書撰于1979年，其時“文革”剛剛結束，古籍從業者還沒有走出“深怕以古犯今，只好因噎廢食”（金性堯：《〈唐詩一百首〉的滄桑》，《讀書》1980年第十一期）的陰影。金先生雖說撰作時“輕松自在的心情”，“未曾有過”，但也坦言，“這本書的加工是在曾驚秋肅之后，所以執筆時還是有些瞻前顧后、欲說還休的拘忌”（金性堯：《兩本三百首》，《伸腳錄》，出版博物館編：《金性堯全集》第四卷，百家出版社，2009年，160頁）。因此，此書也像錢鍾書《宋詩選注》那樣，是面“模糊的銅鏡”，一些地方折射著歷史的風云（錢鍾書：《模糊的銅鏡》，《隨筆》1988年第五期）。比如，小傳提到，李白“性格中豪放通脫的深處，卻也徑通著頹廢放蕩、玩世不恭的另一端，即輕率多于嚴謹”，“以詩的內容而論，反映民生疾苦、社會矛盾，令人感到沉郁蒼涼的就不及杜甫之多”；李商隱愛情詩“固然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禮教束縛下男女相愛的不自由，但有些詩的情調卻是不健康的”。作品評析中，更是浸透著一位飽經滄桑的智者對人情世事、家國天下的感嘆和期盼。如他評析杜甫《寄韓諫議注》云：“內容寫得很隱約，也許不得不這樣寫，也見得當時政局的險惡。”評析王昌齡《閨怨》云：“作者另外寫了好些從軍的詩，其中有以雄偉的筆意寫出將士的昂揚氣概……但也寫了‘更吹羌笛《關山月》，無那金閨萬里愁’這樣的詩句。即是說，生活本來是復雜的，他也能多方面地來描寫它。”評析杜甫《贈衛八處士》云：“以憂患余生（時年四十八）而話家常，故而句句是真情實感。”《前言》云：“有如王維的‘每逢佳節倍思親’……它們的好處就是寫出了‘平凡’，寫出了‘人人心中所有，筆下所無’的人情味，讓感情‘飛入尋常百姓家’。惟其真，才有善，才有美。”評析杜甫《詠懷古跡五首》之五云：“杜甫僑寓蜀中時，寫了不少贊美諸葛亮的詩篇……是的，歷史上有志未成的老臣宿將，板蕩之際，也更容易令人懷念。”《天末懷李白》云：“友情的建立是不容易的，而可貴的友情也只有在患難中才能建立。文人相重，末路相親，竟于杜甫身上見之。”評析司空曙《云陽館與韓紳宿別》“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云：“三四兩句是久別忽逢的絕唱。混亂的時代，使人把分明的現實當作夢境了。”評析李白《下江陵》云：“全詩只有二十八字，干凈緊湊之中，卻蘊涵著詩人的多少喜悅，一種絕處逢生的心情，真是不啻若自其口出。”評析孟浩然《春曉》云：“一場風雨，不知道給春花帶來多少災難。幸喜天已晴了，處處都有鳥兒們在啼唱。”金先生感慨，“多少年來，我們這些編輯就是在仰觀天象、看風使舵、卻又自以為是在‘把關’的可憐的夾縫中，謹小慎微地縫制著尺寸整齊、式樣劃一的嫁衣裳”，慶幸自己還能看到“日月重光、政通人和”，并出版了此書（金性堯：《兩本三百首》，《伸腳錄》，出版博物館編：《金性堯全集》第四卷，百家出版社，2009年，163頁）。他“為今天的學術松綁而喜悅和慶幸”，認為是和黨的“正確路線分不開的”。回顧自己的編輯、治學生涯，金先生發自肺腑地呼吁：“忌諱多，禁區大，這對學術繁榮總究是一種阻力。有人說九十年代是學術年，那末，在面臨新世紀即將到來的今天，讓學術自個兒站起來，不做矮人，不做跛子，不做風派，更是出版工作者殷切期望的。”（金性堯：《古籍編輯出版的禁區》，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協會、上海市編輯學會編：《我與上海出版》，學林出版社，1999年，334頁）

盡管金先生撰著《唐詩三百首新注》時，已盡可能參考、利用了當時最新發表的研究成果、學術資料，但受制于學科發展的階段性和個人思力的有限性，今天看來，此書還是存在一些可以商榷的地方。特別是，近三四十年來，隨著墓志銘等新資料的發現和數據庫檢索的使用，唐代詩人生平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績，填補、修訂了不少履歷中的空白或錯誤。比如，李頻小傳中，金先生根據兩《唐書》及《唐詩紀事》等傳世文獻記載，說：“他早年時，給事中姚合以詩為世所重，他不遠千里求其品評，合頗賞識，以女嫁之。”然新出土的《姚合墓志》表明，姚合卒于會昌二年，此時李頻并未及第，姚合僅有女一人嫁太原郭圖，“別女二人，俱稚年”（胡可先、楊瓊編著：《唐代詩人墓志匯編·出土文獻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332頁）。再如李益小傳中，金先生據傳世文獻，云其為“姑臧（今甘肅武威）人”，“大歷進士”，“北游河朔時，幽州節度使劉濟召為從事”。然新發現的《李益墓志銘》載，李益乃“隴西狄道人”，“大歷四年，年始弱冠，進士登第”，“問望休洽，弓旌屢招。首為盧龍軍觀察支使……辭不就命。后山南東道洎鄜畤邠郊，皆以管記之任請焉，由監察、殿中歷侍御史，自書記、參謀為節度判官”，德宗朝“復為幽州營田副使”，“密旨敦諭，往踐乃職”（王勝明：《新發現的崔郾佚文〈李益墓志銘〉及其文獻價值》，《文學遺產》2009年第五期）。不過，這些需要更新的史實，多涉中、小詩人生平細節。金先生撰寫的小傳，自有其不可取代的經典性。

世間哪有無瑕的美玉？金先生的個別注評，細究起來，也可斟酌。這里略述己見，以供讀者參考。如他注孟浩然《宿業師山房待丁大不至》“之子期宿來，孤琴候蘿徑”云：“作者原與丁大相約過一天就來，因此抱琴而待，結果卻沒有來。之子，這個人。宿，隔夜。”“宿來”乃唐詩常用語，意為投宿、住宿。白居易《曲生訪宿》：“知是君宿來，自拂塵埃席。”皮日休《宿木蘭院》：“今夜宿來還似爾，到明無計夢云泉。”如果要表達“隔夜”意，則用“隔宿”，如項斯《春日題李中丞樊川別墅》：“上路移時立，中軒隔宿來。”注李白《子夜吳歌》“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之“搗衣”云：“搗衣：即將洗過的衣服，放在砧石上，以木杵搗去堿質。詩中寫搗衣多在秋天，今鄉村水邊猶常見。”唐代閨怨詩中的“搗衣”，應非洗衣，而是為征人趕制寒衣的工序之一，故在秋日。古人用杵臼舂搗生絹等制衣之料，使之柔順，便于裁縫。如王建《搗衣曲》：“月明中庭搗衣石，掩帷下堂來搗帛……回編易裂看生熟，鴛鴦紋成水波曲。重燒熨斗帖兩頭，與郎裁作迎寒裘。”注無名氏《雜詩》“等是有家歸未得，杜鵑休向耳邊啼”之“等是”云：“等于。”應解為同樣是、都是，詩人言自己和杜鵑。相傳杜鵑為古蜀王杜宇之魂所化，啼聲哀切，若“不如歸去”。注劉長卿《長沙過賈誼宅》“寂寂江山搖落處”之“搖落”云：“荒涼。”“搖落處”，應指草木凋零的時候，呼應頷聯“秋草”“寒林”及首聯“楚客悲”。《楚辭·九辯》：“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注杜甫《麗人行》“當軒下馬入錦茵”之“軒”云：“車輛。”此注與“下馬”捍格，應指水邊宮殿或游覽營地的門，謂對著門下馬，踏著紅毯進入，以寫國舅楊國忠的權勢。注王維《洛陽女兒行》“侍女金盤膾鯉魚”之“膾鯉魚”云：“鯉魚片。”“膾”應為動詞，指削片。杜甫《閿鄉姜七少府設膾戲贈長歌》：“姜侯設膾當嚴冬，昨日今日皆天風……饔人受魚鮫人手，洗魚磨刀魚眼紅。無聲細下飛碎雪，有骨已剁嘴春蔥。”注韓愈《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下床畏蛇食畏藥，海氣濕蟄熏腥臊”之“濕蟄”云：“蟄伏在潮濕地方的蛇蟲。”此注與上句中的“蛇”重復，應為描寫“海氣”的形容詞，寫人之觸覺，潮濕刺膚。注李商隱《風雨》“心斷新豐酒，消愁又幾千”之“幾千”云：“泛指酒資，非實數。”應指所飲酒的數量。李白《夜別張五》：“龍泉解錦帶，為爾傾千觴。”《江夏贈韋南陵冰》：“愁來飲酒二千石，寒灰重暖生陽春。”注駱賓王《在獄詠蟬并序》“不堪玄鬢影，來對白頭吟”云：“自己正當玄鬢之年，卻來默誦《白頭吟》那樣哀怨的詩句。”此句應承上聯“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深”，謂年老頭白的自己不堪忍受凄切的蟬聲，“玄鬢”謂蟬，“白頭”言己。注王之渙《出塞》“一片孤城萬仞山”之“孤城”云：“指玉門關。”評析云：“詩寫涼州之險僻。”注、評捍格。“孤城”應指涼州。注孟浩然《宴梅道士山房》“忽逢青鳥使，邀入赤松家”之“青鳥”云：“青鳥：神話中鳥名，西王母使者。見《漢武故事》。這里指梅道士。”應指梅道士的童仆。注《金陵酒肆留別》“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之“欲行不行”云：“要走的人（自己）和不走的人（金陵子弟）。”此解無書證。應是說，已準備出發的詩人，因感送行者（金陵子弟）之盛意，故停下來（不行），與其各自舉杯而飲。注李商隱《籌筆驛》“魚鳥猶疑畏簡書”云：“諸葛亮治軍以嚴明稱，這里意謂至今連魚鳥還在驚畏他的簡書。疑，驚。”這樣解釋，“猶疑”與“畏”重復。“猶疑”主語應是詩人，唐詩習用，這里是倒裝，意為“猶疑：魚鳥畏簡書，風云常為護儲胥”。武元衡《春曉聞鶯》：“猶疑蜀魄千年恨，化作冤禽萬囀聲。”注岑參《走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半夜軍行戈相撥”之“撥”云：“因是深夜，故以戈撥地導步。”應是形容士兵所荷之戈因行走而難免互相撞擊。汪元量《燕歌行》：“戰車軋軋馳先鋒，甲戈相撥聲摩空。”注李頎《古從軍行》“行人刁斗風沙暗”云：“意謂行人在風沙的昏暗中只聽到刁斗的聲音。這是寫夜晚。”應是寫白天行軍途中，風沙一起，天昏地暗，只能依稀辨得刁斗之聲。陶翰《贈鄭員外》：“風沙暗天起，虜騎森已行。”李昌符《登臨洮望蕭關》：“漸覺風沙暗，蕭關欲到時。”注王維《酬張少府》“松風吹解帶”之“吹解帶”云：“吹著詩人寬解衣帶時的閑散心情。”應猶“開襟受風”。宋玉《風賦》：“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注孟浩然《夜歸鹿門歌》“鹿門月照開煙樹”：“意謂煙和樹本繚繞著，在月光下卻各自分明了。”應謂在月光照耀下，原先迷離的樹木變得清晰了。注劉方平《月夜》“更深月色半人家”云：“意謂更深時月到中天，有一半人家照著月色。”此詩寫室內詩人的感覺（視覺、聽覺及膚覺），這句應是說夜深了，約有一半庭院沐浴著月光。注元稹《遣悲懷三首》之二“昔日戲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來”云：“寫過去夫妻間隨口說的話，今日卻成為悼念的資料，因而也愈感到真切沉痛。”應謂妻子生前開玩笑說及自己如果死了當如何如何，沒想到一語成讖，都應驗了。白居易《哭李三》：“落然身后事，妻病女嬰孩。”注溫庭筠《蘇武廟》“云邊雁斷胡天月，隴上羊歸塞草煙”之下聯云：“指蘇武回國后，羊仍回原地。隴，通‘壟’，高地。”此聯應是設想蘇武滯留胡地思鄉、牧羊情景。注常建《破山寺后禪院》“潭影空人心”之“人心”云：“指人的俗念。寺中舊有空心亭。”此句應謂：潭水空明澄澈，可映萬象，且無掛礙，物來影生，物去影滅，臨潭照影，使人俗念全消，頓悟心體本空之理。程元初《盛唐風緒箋》：“澄潭瑩凈，萬象森羅，‘影’字下得最妙，形容心體空明，無如此語。”錢鍾書《談藝錄》六九：“‘潭影空人心’，以有象者之能凈，見無相者之本空。”（陳斐：《說詩忌“照字硬譯”》，《詩刊》2019年增刊《子曰》第四期卷首“讀詩”）

張萱《搗練圖》（局部）

這次再版（浙江教育出版社｜新東方大愚文化，2024年即將出版），在吸納已有諸版編校成果的基礎上，我們認真復核了所有引文，力爭后出轉精，校改了不少訛錯。如劉長卿《尋南溪常道士》“芬草閉閑門”，“芬草”罕見，以“草閉閑門”四字檢索“中華經典古籍庫”等古籍數據庫，未見作“芬”者，皆為“春”或“芳”，據改為“芳”。李頎《聽安萬善吹觱篥歌》“速客思鄉皆淚垂”，“速客”罕見，以“思鄉皆淚”四字檢索古籍數據庫，未見作“速”者，皆為“遠”，據改為“遠”。評析杜甫《旅夜書懷》引朱彝尊語，實出自李因篤。評析其《登岳陽樓》引黃生語，實出自黃鶴。評析其《詠懷古跡五首》之五引盧世?語，“?”原誤為“漼”。王勃小傳引陸時雍《詩鏡總論》，“鏡”原誤為“境”。注李白《下江陵》“千里江陵一日還”之“江陵”，引《水經注》“空谷傳響，哀轉久絕”，“哀”原誤為“衰”。注杜甫《望岳》“齊魯青未了”，引王嗣奭《杜臆》云，“語未必實，而用此狀岳之高，真雄蓋一世”，“狀”原誤為“伏”。附錄陳鴻《長恨歌傳》“方士受辭與信”，“與”原誤為“于”。評析李白《清平調三首》之三“沉香亭北倚欄桿”之“沉香亭”，原云：“用沉香木造的亭子，在唐興慶宮圖龍池東面。”“圖龍池”費解。按，李詩王琦注云：“楊齊賢曰……按《雍錄》：閣本《興慶宮圖》：龍池東有沉香亭。”（李白：《李太白全集》，王琦注，中華書局，1977年，306頁）知“圖”為因《興慶宮圖》而生的衍文，據刪。評析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云：“前人說，杜詩強半言愁，其言喜征者唯寄弟數首及此詩而已。”按，此言出自黃生《杜詩說》，該書并無“征”字，知為衍文，因刪。李白小傳引白居易詩“但是詩人最薄命，就中淪落莫如君”。按，此句出自《李白墓》，《白居易詩集校注》“最”作“多”，“莫如”作“不過”（謝思煒：《白居易詩集校注》，中華書局，2006年，1383頁）。檢索未見金先生所引版本，他未引詩題，應是憑記憶引用，無意間改了，現據集本回改。對于引文，我們只是校改沒有版本依據者，有依據者，即使文意不是太順暢，也保留原貌。此外，我們修改了一些用字、措辭、書名、標點、注音等方面不太規范、準確或統一的地方。用字規范如“頻煩”改為“頻繁”，“引伸”改為“引申”，“色采”改為“色彩”，“那末”改為“那么”之類。再如評析張祜《集靈臺二首》之一云：“詩原為諷喻而作，對當時具體的歷史情節并不完全符合。”稱“對”，不通，現據文意改為“與”。注劉長卿《自夏口至鸚鵡洲望岳陽寄元中丞》“漢口夕陽斜渡鳥”之“漢口”云：“即上夏口。這里指漢水入口處。”“入口處”不辭，現據文意及“漢口”地理位置改為“入江處”。評析杜牧《將赴吳興登樂游原》，云詩乃“宣宗大中二年（850）”作。按，“大中二年”實為公元848年。《杜牧年譜》系此詩于四年秋（繆鉞：《杜牧傳·杜牧年譜》，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92頁），據改。張喬《書邊事》“調角斷清秋”之“調”，原注“diào”，現據《漢語大詞典》《王力古漢語字典》改為“tiáo”。注李頎《送魏萬之京》題中“魏萬”云：“李白也有《送王屋山人魏萬》詩。”“詩”原置于書名號內，但該詩標題并無此字，因改。許渾小傳引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卷次前脫“前集”，因補。注評引《三國志》，或云“魏志”，或云“蜀書”，現據《三國志》所題統一為“某書”。總之，我們只是“洗臉”，而非“整容”。相信經此編校，金先生這本普及唐詩的經典讀物，會煥發出更加耀眼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