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學考古出身，如今做民族研究。一次，和幾位同行聚會，席間聊到一個話題，我國民族學、人類學界不少學者，均學考古出身。大家七嘴八舌，數出不少人。當時并不在意，事后細想，覺得十分有趣。隨即想到一個問題：此現象背后的邏輯是什么？是否蘊含一些被我們忽視的道理？不得而知。令我難忘的，是引我入學術之門的兩位恩師：嚴文明和童恩正。

我1978年進入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學習。1979年，原擔任新石器時代課程的楊建芳教授赴港繼承遺產，無人承擔這門課，遂邀請北京大學嚴文明先生來川大為考古班講授“新石器時代考古通論”。我真正領略大師風采，明白大學何以被稱作“學術殿堂”，正是嚴先生的授課。記得嚴先生第一次上課，穿一身淺灰色燕尾服，整潔、莊嚴、典雅，嚴先生個子略高，坐在講臺前的椅子里，一開口，就牢牢吸引了全班同學。嚴先生語速不緊不慢，聲調不高不低，從容、干凈、平實，娓娓道來，沒一句廢話，亦無任何噱頭和嘩眾取寵。講授內容，視野宏大、條理清晰、邏輯嚴謹，將中國新石器時代的區系類型、典型器物及文化上的相互影響、關聯性，條分縷析，講得明明白白、引人入勝，真像是講一部精彩紛呈的無字“天書”。我當時的感受，完全可用“震驚”來形容。我想，能將遺物、遺跡、遺址且略嫌枯燥的考古材料講得如此生動、引人入勝，且如數家珍，真是把考古學提升到了“藝術”境界，展示出考古學的無限魅力。說實話，我當時對考古并無多少興趣，仍延續進大學前的文學愛好和閱讀。大學四年，我從圖書館借閱了無數世界文學名著，還訂閱了四年《詩刊》，這些愛好本能地對考古專業學習產生排斥。但嚴先生的課，卻激發起我對考古的濃厚興趣，開始思考和關注考古材料所呈現的諸多文化現象。嚴先生的課是一學期，每次上課，如沐春風，是極高級的享受。嚴先生的課，不僅我，全班也無人落下一堂。如果說，我初知學術，至今還有一些考古學底子與興趣，均得益于嚴先生的授課。嚴先生是把我從不知學術為何物的“野孩子”引入學術之門的老師。

嚴文明先生

本科階段，另一位激發我學術興趣的，是童恩正先生。童先生給我們講授“西南考古”，口才一流，視野開闊、嚴謹又富于想象力。其時，童先生剛主持發掘西藏昌都卡若遺址歸來，他用詩一般的語言，給我們講起西藏燦若星辰、藍寶石般的湖泊，講起西藏的藍天白云，高原的美與無窮魅力，激起我美好的想象與神往。課堂上，童先生還特地講到西南考古文化中，存在大量北方文化因素，分別從石棺葬、石棚-大石文化、典型器物等逐一列舉大量證據。這正是他后來提出“半月形文化帶”的思路?？梢?，那時“半月形文化帶”已在其頭腦中醞釀、萌芽。童先生的課思路開闊、語言流暢、富于想象力，給人諸多啟迪。我印象深刻的是，童先生講考古材料時，總不忘關注考古現象背后的人與社會。如他講到卡若遺址中存在大量石砌建筑，即將之置于廣闊地域和文化背景中分析討論，并引申到人群的交流與遷徙，給人諸多啟示。一次，與老大哥劉復生教授同機赴昆明，一路上聊起當年系上老先生們做學問的風格。他告訴我，當年童先生《試論我國從東北至西南的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發表后，系上某些先生并不太認同，認為有悖川大史學一貫扎實、實證的學術傳統。劉復生教授說，當時川大歷史系老先生分兩派，一派是守舊派，主要做“實”學；另一派是新銳派，做有思想的學術。童先生屬于后者。今天看來，童老師超越考古學范疇，在歷史、民族、人類學等領域產生廣泛影響的，正是他提出的“半月形文化帶”。這是對“有思想的學術”之魅力的生動詮釋。

童恩正先生

嚴文明和童恩正，是讓我知曉何為考古學，何為學術，感受學術之魅力并初窺“學術殿堂”的兩位先生。讓人想不到的是，兩位先生竟是中學同窗、室友，曾睡一張床的上（童）下（嚴）鋪，且均酷愛理科。后來得知，嚴先生來川大授課正是緣于童先生的力薦和邀請。我曾目睹下課前，童先生在教室門外恭候嚴先生的情形。北大李水城教授在回憶童恩正先生的文章中寫道：

“1976年，嚴先生在陜西周原遺址開門辦學，童先生作為四川大學的教師前去參觀，見到嚴先生他便問：‘你還認識我嗎？’兩位老同學遂相認，并緊緊擁抱。20多年過去了，這兩位喜愛理科的高中生竟然都成了考古學家，這一傳奇經歷真可謂學科史上罕見的軼事。為此我也曾困惑不解的問過嚴先生，你們倆那么熟，而且在國內專業考古雜志都有文章發表，考古圈子又這么小，怎么會一無所知？嚴先生說，誰能想得到??！我倆當時都偏愛理科，且中國同名同姓的人又那么多，我還一直以為這個童恩正可能是位老先生呢！估計童先生也可能有類似想法?！?/span>（李水城：《文史雙馨、學貫中西：記考古學家童恩正》，《中國文化》2021年第1期）

其實，嚴先生走上考古學道路，也是事與愿違的結果。嚴先生因酷愛理科，報考的是北大物理系，卻陰差陽錯到了歷史系考古專業。不同的是，嚴先生走上考古專業道路后，基本以考古為主業。童恩正則不然，選擇了“兩棲”發展。童先生畢生熱愛科幻，在科幻文學領域有極高天分和成就，被譽為“才華橫溢的考古學家兼科幻作家”。走上考古專業道路后，童先生“偏愛理科”的種子仍然延續，并生根、發芽，在科幻文學上結出碩果，成為著名科幻文學家。我曾參加童先生葬禮，葬禮上主要是兩撥人，一撥屬考古學界，一撥是科幻文學界。童先生在科幻文學上的成就和影響力，從兩件小事可得到說明。1978年我入學一段時間后，得知考古班20位同學，竟有一半是因讀了童先生科幻小說《古峽迷霧》而選擇考古專業。大學畢業后，童先生被分配到峨眉電影制片廠做編劇。后應考古學家馮漢驥先生要求，調回川大做馮先生助手，開啟了考古職業生涯。其次，我的一位博士生是科幻文學愛好者，常參加科幻文學界的活動。他告訴我，科幻文學界不少人認為，童先生在科幻文學領域的成就和地位，遠超過他在考古學的成就與地位。這令我驚訝。我問，為什么這樣認為？他告訴我，科幻領域的大部分人是科學、科普背景，或是有科學興趣的文學愛好者，但很少有像童先生那樣有深厚人文底蘊，又兼有科學素養，并有著將兩者結合起來的豐富想象力和文學才華。1978年童先生在《人民文學》上發表科幻小說《珊瑚島上的死光》，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是當時國內科幻小說所獲最高文學獎），后被搬上銀幕，產生巨大反響，首開科幻作品搬上銀幕的紀錄。童先生是中國科幻文學當之無愧的開拓者、引領者，其科幻作品在科幻文學界至今仍被奉為圭臬。科幻文學創作雖給童先生帶來巨大聲譽，但畢竟只是副業，當時環境下也給他帶來一些困擾。我讀本科時，據聞童先生評副教授時，被指斥為不務正業，稱應到中文系評職稱。幸好當時嚴先生正在川大上課，學校人事處干部和歷史系領導專門就童先生專業水平求教于嚴先生，嚴先生的回答是：“童恩正在很多方面都很優秀，僅就考古而言，他的業務能力和學術水平也是一流的。”童恩正才涉險過關。（李水城：《文史雙馨、學貫中西：記考古學家童恩正》，《中國文化》2021年第1期）

我本科學考古，碩士讀隋唐史，博士轉為民族史。轉了一圈，對考古、歷史、民族略知一二。據我的粗淺體會，考古學是最能激發好奇心與想象力的學科，與警察破案的刑偵學頗相類似?？脊挪牧媳旧聿粫f話，其呈現有偶然性，并常有缺環和斷裂，如何將零散、破碎，充滿缺環、斷裂及偶然性的古代實物材料串連成一個邏輯證據鏈，所依憑的正是由好奇心激發的強烈問題意識和卓越的想象力。比如，拿起一塊出土陶片，據其厚薄、紋飾，首先會想這屬于什么器物？該器物作什么用？其次，對面一個聚落遺址，不禁會聯想，聚落水源地在哪里？人們如何取水？聚落同周邊人群如何交往？聚落中出現的海貝是裝飾品還是有貨幣功能，等等，這些都需要充分發揮想象力。嚴先生在綜合和系統考察中國新石器時代區系、類型基礎上，從整體結構上提出闡釋新石器時代考古體系的“重瓣花朵”理論，充滿哲學思辨與詩的意境。能提出這樣的理論，沒有豐富想象力絕無可能。嚴先生致力于稻作文明起源研究，擔任中美合作水稻起源項目負責人并取得重大突破，也與好奇心、想象力和酷愛理科的背景密切相關。嚴先生對自己幾十年考古生涯的評價是“不為考古而考古”，其深意值得細細體悟。童先生依據西南與中國北方地域存在大量相似考古文化因素，提出從東北到西南存在一條大跨度的邊地半月形文化帶，所憑藉的同樣是以實證為基礎的想象力?？苹梦膶W最富于想象力，童恩正提出半月形文化帶，與他在科幻文學領域的想象力不無關系。事實上，學術創新與想象力是一對孿生兄弟，有密切內在關聯。誠如李水城教授所言：“今天回過頭看，童先生‘兩棲’愛好的個性不僅激發了他的學術創作靈感，也大大豐富了他的研究領域。”（李水城：《文史雙馨、學貫中西：記考古學家童恩正》，《中國文化》2021年第1期）

其次，考古學有極大開放性?？脊艑W的根基是“透物見人”，故其同歷史學、民族學、人類學、人文地理、生態學等均有密切內在聯系。此特點使考古學在方法、視野與研究路徑上呈現極大開放性。我在撰寫《半月形文化帶：理解中國民族及歷史脈絡的一把鑰匙——童恩正“半月形文化帶”的學術意義與價值》一文時，經層層剝離，驚奇地發現，童先生提出“半月形文化帶”的關鍵，正在于“立足考古卻不止于考古”，而是將考古學同歷史、民族、人類學、地理緊密結合。這與嚴先生的“不為考古而考古”，實異曲同工。這種熔考古學、人類學、歷史學、民族學、地理學、生態學于一爐的視野和研究方法，在1980年代極為新銳，可謂獨領風騷。童先生亦曾廣泛涉足人類學、民族學等領域。其1990年出版的《文化人類學》，是國內最早介紹該學科的專著。他是中國民族考古的開拓者，其1987年創辦的《南方民族考古》，開風氣之先，成為當時繼《考古》《考古學報》《文物》三大雜志之外為數不多在海內外享有盛譽的學術刊物之一。很大程度說，綜合的學科視野，開闊的思路，多學科交叉研究的視角，輔以卓越的想象力，是嚴文明、童恩正兩位先生在學術上帶給我們的重要啟示。

考古學的“根”是人文，而非科學技術。今天，考古學大量借用自然科學的技術和手段，如年代測定、文化地層的浮選等等，但這并不改變考古學的人文學科屬性。一次評審會，偶遇北大考古系孫華教授，談及當前考古學研究方法與手段日益技術化的趨勢，他說了句令我印象深刻的話：“考古學太技術，沒有出路?！边@是一個洞見。錯把手段當目的，是人們下意識常犯的錯誤?？脊疟举|是“透物見人”?！耙娙恕笔强脊艑W的“根”。偏離這個“根”，考古學沒有出路。我想，這可能正是孫華教授的本意。

考古學既實證，又開放；既嚴謹務實，又不乏好奇心、問題意識和想象力。古人云“工夫在詩外”。嚴文明和童恩正能在考古學領域自由馳騁，做出重大建樹，和他們年輕時“酷愛理科”，有卓越想象力，且從不拒斥與歷史學、民族學、人類學、地理學、生態學等學科的交叉融合并從中汲取養分，均有極大關系。

考古學用實物復原歷史，比歷史學更實證。因為實證，考古學的精神氣質與科學頗相類似。科學的根基也是實證，但想象力卻是科學進步的翅膀。這是否意味著越實證，越離不開想象力？不得而知?？脊艑W的實證、嚴謹，使其不易“飄”和墮入虛妄；但考古材料獲取的偶然性及常有斷裂、殘缺，則頗能激發好奇心和問題意識，給想象力提供了廣闊空間。這些學科屬性，使20世紀中國考古學發展迅猛，產生了大批學術史上耀眼的大師級學者，如李濟、徐旭生、梁思永、裴文中、馮漢驥、夏鼐、曾昭燏、林惠祥、宿白、蘇秉琦、石興邦、安志敏、鄒衡、張忠培、俞偉超、張光直、嚴文明、童恩正，等等，不可勝計?？梢哉f，在中國現代學術發展史中，考古學是當之無愧的奠基性學科，且異彩紛呈。道理何在？頗值得深思。這或許暗示一個事實：在“實證”即堅守事實基礎上，好奇心與想象力乃學問之母。喪失了好奇心與想象力，不但失去創造力，學問也會失去靈魂而變得索然寡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