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認為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占據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在當前國際形勢下，尤其是在美國總統特朗普喊出“美國優先”的口號之后，會遭遇怎么樣的挑戰呢？印度經濟學家、政治評論家帕特奈克（Prabhat Patnaik）教授作為新自由主義的批評者，在12月19日晚于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的“中國經驗”與第三世界的全球問題系列講座上，發表了題為《新自由主義絕境中的第三世界發展》（Third World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the Dead-end of Neo-liberalism）的演講。正如主持人項飆教授在開場時提到的，來自印度的帕特奈克作為一位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的知識分子，在研究時卻不會被自身的出身、階級、國籍所局限，而是會考慮更為廣闊語境下的世界圖景，并竭力給出自己的思考方案。

就當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發展狀況，帕特奈克在講座一開始就強調了其演講題目中的新自由主義的“絕境”（Dead-end）。在帕特奈克看來，這是理解當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一個關鍵。事實上，他所提到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還有著更為詳細的表述方式，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新自由主義框架下的呈現，帕特奈克的討論語境中，新自由主義往往被表述為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Neo-liberal capitalism）。這樣一個說法，在帕特奈克看來，應是用于描述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一個專門術語。在演講和其他著作中，帕特奈克多少都提到了，當前全球化環境下，商品和資本的流動所受到的限制已經被大大削弱，而這一現象是全球資本的壓力所導致的。相應地，這種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呈現為國際資本的霸權，與之捆綁的不只有一國一地的經濟活動，國家的大資本與國際資本的合流，也使得多數國家都在奉行類似的“新自由主義”政策。

帕特奈克認為，要討論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在今天所面臨的絕境，首先要明確這個概念的兩大特質。首先，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出現與過去的資本主義不同，它利用大資本將經濟活動從發達國家移植到欠發達國家，這些活動也隨之在后者之中重新定位，發達國家也借助欠發達國家廉價的勞動力和龐大的市場，得以開辟全球化市場，并開展經濟活動。按照帕特奈克的說法，這意味著在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體系下，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國家將在資本的牽引下直接面對面，資本也得以借此在全球范圍內四處移植。而與此同時，這些國家的體制本身也會開始和大資本合流，這就使得各個采取新自由主義的國家會開始拋棄傳統的小規模生產和傳統農業生產，轉而投向大資本的懷抱，并開始某種類似于前資本主義時期的資本原始積累。

而由此也可以引出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第二種特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所謂“黃金時代”里，國家干預經濟曾是某種常態，但這顯然會遭到金融資本以及其背后的社會階層的反對。而在資本全球化的壓力下，這種來自國家的干預最終讓步于金融資本，來自國家的補貼等都轉變為對金融資本的某種獎勵，國家也無法繼續刺激金融資本體系的增長。而真正會帶動增長的，則是資本價格累積形成的“泡沫”。

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風行，實際上也帶來了另外一個嚴重的后果。在發達國家內部，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快速增長帶來了本國的收入不公，因為發達國家的工人同時還要面臨第三世界國家廉價勞工的競爭，因此在收入上收到壓制；但在第三世界國家，由于本國的廉價勞動力還遠未被耗盡，甚至于，小規模生產和傳統農業生產者在被納入到新自由主義的剝奪之后，廉價勞動力的相對規模還在增加，工人也因此處于非常低的社會地位中。另外，在帕特奈克的論述中，世界經濟在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下呈現出這樣的生產趨勢，即全球各地勞動生產率相對于工資的快速增長導致世界經濟盈余的相對規模增加，從而導致過度生產的出現。當然，在帕特奈克的討論里，中國在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語境下是作為例外狀況出現的，中國以其龐大的體量和經濟實力或許也可以免于像其他較為弱勢的第三世界國家一樣，任由發達國家及其新自由主義經濟的壓制。

帕特奈克認為，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在應對這種生產趨勢時，以價格堆砌起來的泡沫作為抵消措施。但一旦泡沫被戳破，一切就變得無序，這也使得泡沫無法再在過度生產的新自由主義面前起到作用。正是這種泡沫的失效，會使得新自由主義經濟陷入漫長的危機之中，甚至逐步走向帕特奈克所說的“絕境”里。因為即便新的泡沫堆積而成，隨著全球各地勞工生存狀況的日益惡化，新的泡沫對于日益頹敗的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來說，更多只是治標不治本的存在，更何況，新的泡沫遲早也會破裂。在講座中，帕特奈克也援引了美國在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統治下的發展，及其面臨的資本價格泡沫破裂的窘境。

這種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危機的出現，所導致的當前全球范圍政治經濟的發展狀況，被帕特奈克尖銳地定義為一種當代的法西斯主義。在資本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語境下，隨著工會和工人話語權的削弱，某些“至上主義”（supremacism）伴隨著這種資本主義危機而出現。這種至上主義的思潮，其法西斯特質在于，它們沒有明確的克服危機或困難的舉措，這些運動往往也是不理性的，所有的斗爭目標都只是一個被責備和厭惡的擔責對象。這樣的當代法西斯主義思潮，在帕特奈克眼里已經是遍地開花了。它們會吸引小資產階級甚至弱勢至極的工人階級的擁護，但不出所料的是，在新自由主義語境下，大資本會趁機收編這些力量，以保證其統治不會受到這種非理性思潮的沖擊。今天的新自由主義世界里，無論是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還是印度等第三世界國家，當代法西斯的幽靈都盤旋在全球各國的上空。

帕特奈克也嘗試厘清當代法西斯和20世紀30年代猖獗一時并造成巨大破壞的德國、日本法西斯主義之間的差別。一個基礎差異在于，德日兩國的法西斯主義，其金融資本都是立足于國家這個實體，其參與的競爭是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競爭，國家這個實體也得到了美化，進而成為法西斯意識形態不可或缺的環節。相反，當代的法西斯缺乏這樣一種政治實體的支撐，除去金融資本霸權之外，背后的意識形態空洞得很。帕特奈克還提到，德國在1933年，以及日本在1931年都試圖通過自身的法西斯體制解決各自面臨的經濟危機。通過軍國化和戰爭，在國家體制掌握下的金融資本得以被重新整頓，最終挺過了大蕭條帶來的打擊。當然，這種法西斯主義的解決方式，也讓這兩個國家走上了戰爭的不歸路。

但是，當代法西斯面臨的困境和納粹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不同，即使政府希望借助增加軍事開支，向金融巨鱷征稅或造成財政赤字，也無法克服過度生產帶來的困局。何況，這兩種手段都不受金融資本的歡迎，換言之，當代法西斯無法用法西斯主義的方式完成自救。在帕特奈克看來，這也是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走向絕境的一大標志。

在美國經歷了自身泡沫的破裂后，隨著特朗普的上任，該國失業率的下降以及其他經濟指標都在預示著，美國似乎找到了復蘇的方向。但在帕特奈克看來，特朗普和他推行的貿易保護政策并不能夠在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語境下讓美國克服新自由主義危機。特朗普采取貿易保護政策，是基于這一政策能夠確保美國經濟的復蘇和增長，但在帕特奈克看來，要想借助貿易保護主義來達成一國的增長，在資本全球化時代幾無可能，因為全球化語境下，采取貿易保護主義很難不會面臨其他國家的反制。一旦其他國家針對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策略采取反擊甚至報復，“以鄰為壑”（beggar-my-neighbour）的惡性競爭就會再度出現。

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試實上并沒有通過財政手段來擴大美國的需求，而是走了相反的道路。對于美國本土就業率的保障，其實是通過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將失業率出口，把失業及相應的危機轉嫁到其他國家來完成的，目的就是在不擴大需求量的同時，保障本國的就業。這也是以鄰為壑的惡性競爭存在破壞性的原因，因為報復性的以鄰為壑手段，會通過同樣的手段把失業率“出口”到美國或其他國家。

而就第三世界國家而言，資本全球化在二戰之后將世界經濟劃分為發達國家和欠發達國家，第三世界國家先是歷經了非資本主義道路的發展模式，繼而又在全球化語境下，納入到了全球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中，在亞洲、非洲和拉美，大資本在當地扎根、開辦工廠，利用當地的廉價勞動力攫取利益，當然各個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上或多或少也受益了，快速增長的GDP等就足以說明這一點。只是，資本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帶給第三世界國家的弊處也顯而易見，小規模生產和農業遭到了嚴重的破壞，第三世界內部也開始達成某種前資本主義時代的資本原始積累；新自由主義帶來的就業機會雖然有了些微的增加，但貧富分化和社會矛盾的加劇也是不爭的事實。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在昭示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在當下所面臨的危機的同時，也在讓第三世界國家為他的政策買單，后者的舉措是在阻斷資本和經濟活動從發達國家流入第三世界，把危機轉嫁到資本全球化時代的第三世界。但特朗普并非在反對新自由主義，相反只是在保留新自由主義內核的前提下，盡可能保護美國的資本。

帕特奈克所主張的第三世界的應對措施，在演講和他此前撰寫的一系列文章里都有提及，即第三世界需要從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框架中走出來。在經濟上，第三世界國家最好是發展出本國市場，避免過去對出口市場的依賴，尤其是在出口市場面臨貿易保護主義侵擾的情況下。相應的措施也包括，發展農業和本國的小規模生產，全面提高國民收入，提高最低工資限度，以促進收入公平化。由于這些措施將受到全球化金融的反對，這將導致資本外逃，進而引發金融危機，因此資本管制也是不可或缺的。而要想做到上述這些，還需要面臨對國家性質的調整。帕特奈克認為，在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面臨危機的當下，第三世界國家也被卷入到這場危機之中，而一味地局促在新自由主義的框架下顯然無法克服其帶來的困難。或許像社會主義這樣的路徑才是第三世界國家從新自由主義中脫身而出，為自身發展開辟新方向的可能。

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朱安東作為本場講座的評議人，肯定了帕特奈克對新自由主義本質的判斷，并贊同帕特奈克教授對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絕境的論述。朱安東還補充道，作為現象的新自由主義，往往被認為扎根于美國這個大本營，尤其是華爾街這樣的金融資本中心，但在歷史上，不同國家在不同歷史階段，往往也有政府會采取不同程度的新自由主義的政策。而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一大困境，在其所謂大本營的美國，事實上也給當地的普通民眾和勞工帶來了愈發窘迫的生存環境，占領華爾街運動的爆發，甚至歐美各國的罷工運動都說明了這一點。朱安東以第三世界學者的身份提出，就帕特奈克所說的第三世界在新自由主義絕境的應對而言，第三世界的民眾能否率先覺醒是非常關鍵的，通過自身的覺醒，以應對第三世界的困境，從而為其他國家的底層民眾和勞工提供改變方案，這一點也非常重要。

主持人項飆也根據帕特奈克的演講發問，他針對帕特奈克的中國例外論，向帕特奈克提出，在討論中國作為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語境下的例外時，當這樣一個體系走向所謂絕境時，對中國來說意味著什么？帕特奈克表示，此前中國也曾借助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體系，完成了較快的經濟增長，但在當前這樣的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絕境下，作為“例外”的中國其實也面臨著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包括和美國的貿易戰可能帶來的傷害。為此，中國同樣有必要像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一樣，尋求一個不同的發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