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龜茲王國境內分布的石窟寺院的考古資料，《龜茲早期寺院中的說一切有部遺跡探真》（Traces of the Sarvāstivādins in the Buddhist Monasteries of Kucha）嘗試探討并揭示龜茲早期佛教的發展歷程。本書由多國學者合著，作者包括：魏正中，意大利籍，現為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龜茲佛教考古、古羅馬考古等；檜山智美，日本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特別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龜茲與敦煌5-6世紀的佛教藝術；基弗爾-普爾茲，德國美因茨科學與文學學院高級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佛教戒律、巴利語文獻學；谷口陽子，日本筑波大學歷史人類學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文物保護。譯者王倩，考古學博士，畢業于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現為鄭州大學考古與文化遺產學院講師，主要研究領域為魏晉南北朝考古、佛教考古。

《龜茲早期寺院中的說一切有部遺跡探真》采用新的方法和視角重新審視龜茲地區的佛教遺存，目的是根據石窟寺院和地面寺院遺留的跡象進一步厘清龜茲地區僧眾曾踐行的佛教類型。通過系統而細致地解析“A傳統”，本書認為，龜茲的說一切有部寺院文化可以被劃分為四個階段。經授權，澎湃新聞發布本書的四篇序言，以饗讀者。

《龜茲早期寺院中的說一切有部遺跡探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4月）

序一

由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魏正中（Giuseppe Vignato）教授、日本京都大學白眉研究中心-人文社科研究所檜山智美博士聯合多國學者參與的團隊，經過近10年通力合作的《龜茲早期寺院中的說一切有部遺跡探真》一書即將付梓。作為從事新疆佛教與藝術研究的同仁，我謹在此表示熱烈的祝賀。

魏正中教授畢業于考古專業，絲綢之路考古是他孜孜以求的學術研究領域，其中對中國新疆地區的佛教考古更為傾心。而龜茲地區的佛教遺存是他重點研究的對象。為此他投入了巨大的精力，經過不懈努力，業有所成，碩果頻出。他發表的關于龜茲石窟考古研究的一系列論著，為龜茲佛教與藝術研究的發展增添了新的活力。特別要指出的是，2015年出版的他與何恩之（Angela F. Howard）教授合著的《龜茲尋幽：考古重建與視覺再現》，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論著，它標志著魏正中教授龜茲佛教考古研究的宏觀思維與探索路徑已臻成熟，《龜茲早期寺院中的說一切有部遺跡探真》是其上述理念與實踐的又一升華。魏正中教授的宏觀視角廣、思路寬，實踐操作上又巨細兼顧、全盤把控，展現了他深厚的考古學術功底和龜茲石窟研究的駕馭能力。

本書是魏正中教授學術團隊“采用新的方法和視角重新審視龜茲地區的佛教遺存”的最新成果。該書構思宏大、內容豐富、結構新穎、論證深刻、邏輯性強。我覺得該書有幾方面的顯著特點：思想理論方面，以說一切有部思想為論述主軸，同時旁引部派佛教與大乘佛教相關派屬的理論，理論深度與厚度比較到位；圖像類型學方面，根據佛教思想特征、寺院布局方位、壁畫風格特點、洞窟功能類型等，用兩大類型（“A傳統”“B傳統”）開展研究，論述的結構組織有獨到之處。資料方面，基礎資料扎實，圖像豐富多彩，圖表清晰可鑒。以上這些，都是他們對佛教遺跡進行實地調查、記錄、拍攝，對殘破壁畫進行清理與拼合的結果；各種文字殘片的綴合與破譯等方面的成果，是在大量田野考古與無數文獻梳理的艱辛勞作的基礎性上取得的。有人將佛教考古工作，譬喻為顯微鏡下的發現、手術刀下的解剖。本書就是該團隊宏觀駕馭與微觀探索相得益彰的碩果。

本書之名，明示了團隊研究的思路與探求目標，即抓住龜茲佛教基本思想——說一切有部的理論本質與特點，探尋龜茲石窟的深刻佛學背景。這是十分重要的學術研究定位。以往有的龜茲石窟研究，著重在藝術形式層面，龜茲佛教與藝術形態的思想根基是什么？龜茲佛教的屬性與理論特色是什么？尚沒有形成研究的主流課題。本書鮮明地將龜茲佛教寺院與石窟放進佛教義學范疇，尋求背后的思想真諦。這是在原來已有的研究基礎上，向學術研究“自由王國”境界的一個飛躍。已故的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居士有一名言：佛教美術是和佛教的教義緊密聯系結合在一起的，佛像都是表法的，佛教教義的諦，就體現在佛教美術。

其實，歐美學者也有同樣的理念，美學家帕諾夫斯基（Erwin Panovsky）提出了圖像學的三個層次，第三層次就是解釋作品的更深的內在意義或象征意義。另一位美學家貢布里希（Ernst Hans Josef Gombrich）認為：圖像學的解釋就是重建業已失傳的證據，并根據這些證據追尋故事的意義。本書為探尋更深的佛教思想奧義，走的就是這樣一條正確的路線。

中國于闐與龜茲是塔里木盆地南北沿兩個佛教傳播重地。兩地被譽為佛教傳入中國內地的“階梯與橋梁”“中國佛教第二故鄉”“中國佛教策源地之一”。經過長期傳播與演化，在地緣、人文、歷史等因素的作用下，龜茲逐步發展成為部派佛教中最大的派別—說一切有部的東方基地。在長期的發展中，形成了以龜茲為中心，西起朅盤陀、東至高昌的“說一切有部思想文化帶”。這個文化帶范圍內的佛教文化遺存，是原始佛教、部派佛教留給當今世界罕見的珍貴遺產，其價值舉世無雙。揭示出它的內涵和價值，當是“功德無量”的善舉，是佛教文化研究學者義不容辭的歷史擔當。

2014年，“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新疆共有6處，克孜爾石窟與蘇巴什佛寺列入名單之中。相信不久龜茲其他佛教遺址也會列入其中。這樣的發展前景，必然要求龜茲佛教與藝術研究要加快步伐，加大力度，以符合世界文化遺產的榮耀稱號。希望魏正中教授在新形勢下，砥礪前行，為龜茲佛教與藝術研究事業再創佳績。

《龜茲早期寺院中的說一切有部遺跡探真》的面世，對我們新疆龜茲佛教與藝術研究者來說，有積極的學習與借鑒作用。希望今后加強互動交流，優勢互補，共同前進。是為序。

新疆克孜爾石窟研究所 霍旭初

2022年9月20日于烏魯木齊

序二

魏正中（Giuseppe Vignato）與檜山智美等合著的《龜茲早期寺院中的說一切有部遺跡探真》一書中譯本出版在即，為此，我將獻上衷心的祝福。

眾所周知，魏正中對龜茲眾多的石窟寺院實施了長期而又詳細的調查，特別要指出的是，他一直在發表與克孜爾石窟相關的重要研究成果，包括窟群的現狀、改建的情況、石窟原初狀態的復原及時代變遷等。

檜山智美則一直在對龜茲石窟壁畫相關主題、圖像與經律文獻作詳細的比對，并給出新的辨識與解釋。此外，她還將龜茲壁畫中頗具特征的裝飾母題與敦煌、巴米揚等進行比較，亦為東西交流史的研究作出了貢獻。

本書是這二位專擅龜茲考古、美術的優秀研究者經過數次討論、協同合作之研究成果的產物，定會給予眾多研究者以刺激，引發他們進一步的關注。

本書研究的新構想，首先在于，以往的研究分散于考古學、美術史學、佛教文獻學、歷史學、文物保護與修復等各個單獨的學科，而本書是基于對“當時活生生的佛教之形態”作復原性、綜合性的考察這一立場來開展研究的。本書收錄了考古學者魏正中、美術史學者檜山智美的論考，此外，作為補遺，佛教文獻學者基弗爾—普爾茲、文物保護與壁畫分析專家谷口陽子的論考亦收錄其中。由此亦可知本書的復原性、綜合性考察之立場。

本書研究的第二個特征，在于將佛教石窟與地面寺院相聯系，考察由禪定窟、禮拜（祠堂）窟、僧房窟、儲藏窟等構成的石窟寺院，由何人（出家眾及王侯、貴族、商人等在家者）、如何行使其功能，又如何被使用。龜茲佛教因殘留了大量精美的石窟壁畫而聞名，一直以來壁畫研究（風格、主題、圖像、年代）占據了中心位置，出土寫本及題記銘文等則被單獨研究。本書非常大的貢獻在于，將當時佛教僧團的比丘、比丘尼與王侯、貴族、富商等供養人納入考慮，具體探究無裝飾禪定窟的結構及禮拜窟裝飾的情形。特別是，以“場域感”這一視角來考察方形禮拜窟。所謂“場域感”，即“石窟空間意圖使置身其中之人獲得何種體驗”。這樣的考察嶄新而富有魅力。

第三，貫穿本書細部的研究成果，如書名所示，其貢獻在于，明確了包含龜茲石窟寺院在內的佛教寺院與部派（小乘）說一切有部的密切關聯。本書詳細地探討了龜茲壁畫的主題、圖像與說一切有部及根本說一切有部所傳經律（梵本、漢譯、吐火羅語譯本）之記述相近一事。由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亦可知說一切有部在龜茲占據有利地位，而本書注意到說一切有部與根本說一切有部在各自經律傳承上的差異，闡明“A傳統”（壁畫屬于第一種印度—伊朗風格）與前者，“B傳統”（壁畫屬于第二種印度—伊朗風格）與后者關聯頗深。

本研究以“A傳統”遺存的形態為中心，對龜茲石窟寺院和地面寺院加以細致的考察，貢獻了非常大的成果。筆者曾對阿富汗的巴米揚佛教遺跡實施調查（1969-1978年）。龜茲與巴米揚，亦如玄奘所記，皆擁有地面寺院及諸多石窟寺院。并且，二者在石窟結構及功能、壁畫風格、主題、裝飾母題（供養人服裝上的紋樣，獨特的花綱紋、聯珠紋）等方面，存在著頗為有趣的相似性。與此同時，二者亦存在大為不同的一面，即擁有各自的獨特性。

在龜茲，以克孜爾第47、48、77窟為首，存在著以大型佛立像（塑像皆消失）為中心的大像窟，巴米揚也因東西的兩身巨大佛像（分別高38、55米）而聞名（石胎塑像，2001年因爆破而消失）。二者擁有共通性，皆有容納大像的佛龕，以壁畫及塑像來裝飾，設有右繞大佛的回廊等。不過，克孜爾大像窟的大佛高約7-15 米，而巴米揚的二大佛擁有壓倒性的巨大身量，可認為它們是作為巴米揚佛教的中心禮拜像而發揮功能的。

若就禮拜窟而言，龜茲與巴米揚，因皆擁有正方形平面穹窿頂結構及正方形平面套斗頂結構的禮拜窟而關聯頗深。不過，在巴米揚，除正方形平面的禮拜窟外，八角形及圓形平面的集中堂形式禮拜窟亦非少見；與之相對，在克孜爾則未見如此形式的禮拜窟。此外，在龜茲，正方形穹窿頂窟的中央安放佛坐像（克孜爾第76、81、133、149A窟等），而在巴米揚，正方形穹窿頂窟的中央設置佛塔（J、G窟），或是集中堂形式石窟的中央不安放任何物體，如此對照頗為有趣。在龜茲，壁畫主題有極為豐富的佛傳圖、故事圖；而在巴米揚，除涅槃圖外，幾乎不見佛傳圖、故事圖，特征是窟內的圖像構成多為：禮拜窟天井中央表現彌勒菩薩，周圍環繞千佛，涅槃圖繪于入口及后壁上部。

玄奘記載了巴米揚僧徒學習小乘說出世部，通過探討說出世部及與其關系深厚的大眾部所傳經律，或許可以闡明巴米揚佛教模糊的面貌。這亦是再次從本書中所獲得的啟發。以巴米揚為首，興盛于絲綢之路綠洲城市的佛教是何物？在思考這一問題中，本書大為獲益。何種部派，乃至大乘佛教在何地興盛，抑或不同部派、大乘佛教是否共存？這樣的視角，今后定會使絲綢之路佛教文化研究取得進展。

本書以“A傳統”佛教遺存為中心。關于“B傳統”佛教遺存，則將其與“A傳統”佛教遺存進行比較并考察，且簡潔明了地指出其特征。而著者自身也認識到，還存在山岳景、天相圖、涅槃圖、兜率天圖、宇宙佛等諸多問題，以往研究亦十分優秀。通過注釋，著者加以詳細的說明。亦如叢書主編E. Franco、M. Zin兩氏在英文版序文中所指出的，這與被劃分為“Y階段”之諸窟的定位問題也多有關聯。

本書以考古、美術為中心，為龜茲研究提供了新構想，對今后的研究大有裨益，對學界而言無疑是巨大的貢獻。正值中譯本刊行之際，在此要對著者們的努力致敬，并傳達我的感謝之情。

日本名古屋大學、龍谷大學名譽教授 宮治昭

（翻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易丹韻）

序三

龜茲地區壯觀的石窟寺院和地面寺院遺存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焦點，相關研究成果頗為豐碩。然已有研究多在藝術史、考古學和佛學等單一學科的框架中展開，幾乎見不到將多學科成果嚴謹地貫通起來進行通盤考察的嘗試。因此，《龜茲早期寺院中的說一切有部遺跡探真》（Traces of the Sarvāstivādins in the Buddhist Monsteries of Kucha）一書的突破性學術價值自不待言。

魏正中是正文的兩位作者之一，他長期致力于龜茲地區佛教遺存，尤其是克孜爾石窟寺院的考古學研究。魏正中將眾多洞窟視為不同的功能組合，而非互不相關的獨立洞窟。以通常搶占學者注意力的帶裝飾禮拜窟為例，其在實際使用中，離不開僧房窟和儲藏窟。僧房窟內可能居住著照看禮拜窟的僧人。除洞窟組合外，他還在石窟寺院內劃分出若干區段，并且指出各區段的功能差異及相對年代關系。簡言之，魏正中將考古遺存置入佛教寺院的整體背景中進行觀察。

魏正中在2015年與藝術史學者何恩之合著的《龜茲尋幽：考古重建與視覺再現》一書中，檢視了龜茲石窟與佛教禪修實踐之間的關系。本書則由魏正中與藝術史學者檜山智美、佛教文獻學者基弗爾—普爾茲以及壁畫技術方面的專家谷口陽子合作撰著。其中正文的另一位作者檜山智美，是活躍在國際上的、專攻龜茲石窟壁畫的藝術史學者。她主要關注敘事性圖像，基于圖像創制可能的經典依據，對部分圖像內容的辨識提出了重要建議。

我很簡單地概括一下書中的主要觀點。帶裝飾洞窟從形制上可區分出方形窟（A傳統）和中心柱窟（B傳統）。偏自然主義、以暖色調為主的壁畫（A 種風格或第一印度—伊朗風格）見于A傳統洞窟，而更程式化、色彩對比鮮明的壁畫（B種風格或第二印度—伊朗風格）見于B傳統洞窟（第6—7頁）。A種風格壁畫更接近說一切有部傳統，而B種風格壁畫則與根本說一切有部傳統相關（第262頁）。正文從考古學和圖像學的視角重點考察了A傳統佛教遺存和A種風格壁畫。

附錄一中，基弗爾—普爾茲具體分析了《比丘別解脫經》（Bhik.uprātimok.asūtra）寫本殘片。《比丘別解脫經》的殘片主要發現于包括龜茲地區在內的絲路北道沿線，大多屬于說一切有部傳統，只有少部分屬于根本說一切有部傳統（第266頁）。

說一切有部系的《比丘別解脫經》可以進一步分為A本和B本（第270頁），兩者皆有諸多不同異本。其中，B本年代更晚且流傳范圍更廣，受根本說一切有部傳統的影響更多（第286頁）。

附錄二中，谷口陽子指出A、B兩種風格壁畫在顏料使用方面存在差異。在A種風格壁畫中，產自當地的黃赭石是主要顏料，而在B種風格壁畫中，顏料的產地范圍更廣，其中最知名的青金石，產地遙遠且價格昂貴，被大量使用。B種風格壁畫的繪制無疑是以遠距離貿易的開展為前提的（第312頁）。

通過跨學科和多視角的方法，之前孤立的、碎片化的信息現被作者們精心綴合成一個有機整體，向我們展示出龜茲寺院更全面的圖景。這一開創性的學術貢獻對今后龜茲佛教寺院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由于其他序言也會具體闡明本書取得的學術成果及其意義，作為對佛教寺院如何運轉這一課題頗感興趣的研究者，基于本書的寶貴成果，接下來我想展望一下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

首先，魏正中的研究旨趣絕不局限于帶裝飾洞窟，但由于合作者的專業方向，本書關注的重點仍是帶裝飾洞窟。他們通過共同努力，揭示出洞窟結構與壁畫風格之間的對應關系，這無疑是此領域的重大進展。那么，我們該如何看待無裝飾洞窟？書中的相關討論很大程度上基于考古學觀察。若同樣將帶裝飾洞窟的跨學科、多視角研究理路引入對無裝飾洞窟（特別是僧房窟和禪定窟）的考察，我們能做什么？這是進一步需要解決的任務。

其次，檜山氏認為A傳統和B傳統的裝飾內容存在著顯著差異。

傳統洞窟中，故事畫的主角是王室貴族或巨商富賈，而B傳統洞窟中，故事畫的主角包括了較低階層的人物以及動物。此外，血肉淋漓的自我獻身是B傳統壁畫中常見的題材，卻罕見于A傳統（第243頁）。就此而言，A傳統和B傳統壁畫的圖像內容差別明顯。然另一方面，如基弗爾—普爾茲指出的，不論說一切有部和根本說一切有部的關系究竟為何，可以肯定兩者是密切相關的傳統。若我們認同檜山氏的觀點，那么部派歸屬的差異并非解釋A、B兩種傳統（風格）之間明顯差異的充足理由。谷口氏指出A、B兩種風格所用顏料的差別似乎反映出不同的社會經濟狀況。在我看來，A、B兩種風格背后存在著根本不同的精神文化氛圍。這種不同的氛圍可能與社會經濟的變化有關。這是我想提出的另一個問題。

再次，基于檜山氏的觀察，幾乎不存在一部經典能夠完全解釋所有的圖像內容的例子。基于此，我認為我們要意識到現在所擁有的，無論是文本、圖像，抑或考古資料，都只是曾經繁榮的“動植物群”遺留下的少數“化石”而已。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當時口頭傳承所占的分量遠重于現在。如果像基弗爾—普爾茲所揭示的，連更具公共性質的戒律文本都存在如此之多的異本，那么對本身具有“敘述性”的敘事故事而言，完全存在各個講述者各有自己的說法的可能性。因此，如同我曾在吐魯番吐峪溝洞窟壁畫研究中提到的，或許我們需要考慮圖像與文本可能各自記錄了口頭傳承的不同側面這一情況。

最后，很可能是下一步，我們或許可以開展更廣范圍的學術合作。為了解佛教寺院是如何運轉的，如若可行，最佳的方式是觀察寺院中實際的修行實踐。由于新疆地區的佛教傳統早已消失，這種方式顯然不適用于新疆的佛教寺院。但在南亞、東南亞、東亞以及中國西藏等地，佛教仍然存在，石窟也仍被使用。若我們將石窟遺存與這些地區當代的佛教實踐進行嚴密謹慎的對比，則很可能獲得頗有價值的線索。例如在當今日本的許多佛寺中，安置主尊像的佛堂只有僧人可以進入，在俗信徒只能于前廳禮拜佛像。這種情況很可能也曾見于龜茲地區，特別是那些主室兩側壁列置塑像的洞窟，若允許眾多未經訓練的信徒進入主室繞行禮拜，必然存在碰損塑像的風險。因此，不難推想只有少數僧人作為眾人的代表可進入主室。這只是其中一例，想必還存在許多其他語境，對其中進行的當代佛教實踐的觀察有助于解讀古代佛寺遺址。

在結束這篇序言之前，我想重申，我們之所以能提出以上問題，完全是因為書中作者們突出的學術貢獻與成果帶給我們的啟示。這本書將是以后任何對龜茲佛教感興趣的學者都無法繞過的必讀佳作。

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學學術院東洋哲學系教授 山部能宜

（翻譯：鄭州大學考古與文化遺產學院講師 王倩）

序四

龜茲是塔里木盆地與絲路北道最重要的文明古國，也是大多數漢地求法僧的必經之地，在佛教史及中西文化交流史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地位。由于從漢西域都護府到唐安西都護府均以此為據點，故漢文史料對龜茲政治史的記載最為豐富，求法僧也留下了大量有關當地佛教的記錄。但由于求法僧大多屬于大乘佛教信徒，對作為小乘佛教中心的龜茲的記載或有偏異，屬“一面之詞”，甚至不可盡信。更重要的史料是19世紀末以來在龜茲本地出土的多語種文獻材料，以及大量石窟寺內外壁畫、雕像、洞窟題記等遺存。從佛教層面來看，龜茲擁有比于闐、焉耆、樓蘭等地更為豐富的材料，且多用當地的胡語書寫，為龜茲佛教研究提供了嶄新的史料。

從百余年來的龜茲研究學術史來看，既分散，又專精。考古學家關注龜茲古城、戍堡遺址，以及佛教洞窟的分類與斷代；美術史家則更多地做壁畫內容的比定工作，進行藝術剖析和分期；佛教史家更關注小乘佛教的發展及其與大乘的關系；語文學家則轉寫、翻譯、注釋各語種的文書。在這些精深研究之間，缺少不同學科的合作，特別是從不同學科角度對同一材料或問題的針對性研究。

可喜的是，即將出版的魏正中教授等合著的《龜茲早期寺院中的說一切有部遺跡探真》（Traces of the Sarvāstivādins in the Buddhist Monasteries of Kucha），便是多學科參與的成果。此書列為“萊比錫龜茲研究叢刊”（Leipzig Kucha Studies）第3種，在新德里出版，隨即由王倩漢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文本。本書的主體由魏正中、檜山智美執筆，分五章，經過多年的考古調查和分析，區分出龜茲石窟中屬于“A傳統”的洞窟及其組合，然后對這類洞窟進行考古學類型分析，再從圖像的特征來輔助考古學觀察，確定這些洞窟的佛教建筑和圖像繪制依據，均來自大犍陀羅地區的佛教說一切有部。在附錄中，基弗爾—普爾茲詳細分析了龜茲地區出土的梵文本《比丘別解脫經》的內涵和不同寫本間的差異，谷口陽子分析了龜茲石窟壁畫顏料和技法，都從不同角度支持了龜茲石窟反映說一切有部的兩個部派的活動的結論。我有幸提前拜讀各位作者的大作，又在北京大學文研院2022年6月25日舉辦的“龜茲石窟寺研究：考古 · 歷史 · 美術 · 文獻”論壇上聽幾位作者詳細解說，對于他們細致的考古學、美術史、佛教文獻、科技分析等方面的工作深感欽佩。不少細節問題，如龜茲佛教的早期形態、龜茲早期石窟或寺院的分布、早期圖像的主要內涵和表現形式、龜茲說一切有部內的兩個分派的存在等等，都給我很多新的認知。

這部著作由四位學者共同完成，主要撰稿人是魏正中和檜山智美，而全書的架構和組織我想魏正中教授起著靈魂的作用。魏正中（我們北大人昵稱這位意大利同事為“老魏”）師從北京大學考古學系的宿白教授，曾多年在克孜爾等龜茲石窟做現地考察，以區段組合的分析方法，推進了宿白的佛教考古學的理論，這一理論也在本書中充分的運用。檜山博士畢業于東京大學和柏林自由大學，曾多年在德國亞洲藝術博物館從事龜茲壁畫的研究，現在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工作。兩位學者有機會共同研究，展開了充分的學術交流，加上基弗爾—普爾茲和谷口陽子從不同角度探討了同樣的問題，這正是對龜茲佛教這種復雜體系進行多學科綜合研究的最佳組合。

因為我曾與趙莉、慶昭蓉、荻原裕敏合作整理出版《龜茲石窟題記》，并在京都參加過檜山主辦的魏正中的講演會，故老魏讓我在他們的中文版新書前面寫幾句話。我雖對龜茲研究貢獻寥寥，但一直期望龜茲研究走出獨立的學科分野，也愿意看到宿白先生佛教考古理論發揚光大。故欣然從命，并借此機會，期望老魏和他的學界同仁一道，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沿著這種多學科合作的方法繼續龜茲石窟的研究，層層揭開更多古代龜茲佛教社會的隱秘面紗。

榮新江

2022年10月2日于北京大學朗潤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