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北京市民李昭（化名）的親戚從外地趕到北京一家三甲醫院做手術，手術需要用血，醫生讓家屬在采血點獻血400毫升。如果親屬無法獻血，也可以“想辦法”——花2000元找人代為獻血400毫升。

所謂代為獻血，即有人在這家三甲醫院里發小卡片稱可以“互助獻血”：如果有患者需要用血但家屬又不能獻血時，發卡人可以找人代為獻血，但要收取一定的費用。

《法治日報》記者近日調查發現，在北京、天津的多家醫院，都存在上述現象。

受訪專家認為，根據法律規定，我國實行無償獻血制度。這種以“互助獻血”名義進行的交易行為是非法的。對于以牟利為目的的居間服務，應當依法予以查處，保障無償獻血制度的嚴肅性和公平性。解決患者手術用血的問題，需要從多方面入手，既要增加血液供應，又要加強管理和監督，確保血液安全。

患者做手術需用血

親友花錢找人獻血

今年3月，遠在老家的一個親戚與李昭聯系，說自己身體不舒服，想到北京的醫院做個檢查。

李昭在北京某三甲醫院給這位已經70多歲的親戚掛了一個專家號，親戚趕到北京就診。接診醫生檢查后，告訴她們需要住院治療并進行手術，但因當時醫院床位緊張，親戚只能回家等待。

一個月后，醫院通知可以住院了，李昭趕緊聯系親戚到北京這家醫院辦理住院手續，還備齊了一套住院日常用品。

忙完這一切，李昭坐在醫院手術樓外的小花園里休息。一女子走到她面前遞上一張小卡片，上面印著“互助獻血”幾個紅色大字，并附上電話號碼。該女子稱可以解決做手術患者的親友獻血問題，經醫院醫生認可后付費。

“留著吧，萬一有用呢。”李昭心想，便接過了小卡片。

不久，主治醫生的助手電話聯系李昭，稱老人做手術需要輸血，親友需自愿無償獻等量血液，然后安排手術。李昭問對方，外地親友有獻血證，能否不用獻血。對方回復，外地的獻血證不行，必須在北京的采血點獻血，還說可以親友自己獻血，也可以找別人代替獻血，對此醫院不管。

考慮到自己50多歲了，身體不太好，也沒有其他合適的親友獻血，李昭找出“互助獻血”小卡片，打電話聯系對方。對方詢問患者相關住院信息后，說手術用血需要400毫升，他們可以找人代為獻血，價格是2000元。

李昭又聯系主治醫生的助手稱已經準備好獻血。對方給了她一份團體無償獻血者承諾書，上面寫著：我自愿成為××醫院團體無償獻血者，所獻血液制品僅用于××醫院綜合調配救治患者，而不針對指定患者獻血，并鄭重承諾所提供任何消息均合法、客觀、真實、有效；鄭重承諾嚴格遵守國家法律規定，絕不參與、不組織任何形式的血液制品買賣，若本人違背上述承諾，愿承擔全部法律責任。

承諾書上有患者姓名、病案號，需要承諾人簽字及相關身份信息。李昭按照代為獻血者提供的信息填寫之后，交至醫院相應機構登記。

4月中旬，對方給李昭送來一份獻血證，上面顯示獻血人姓名、獻血量為“400CC”、獻血證編號等信息。李昭將獻血證交給醫院護士站，待主治醫生的助手確認后，她通過社交賬號向該女子支付了2000元。

用血供需存在矛盾

導致互助獻血異化

過了幾天，醫生給李昭的親戚做了手術。一周后，老人出院，出院單上顯示用血項目收費400多元。根據獻血法規定，這是患者在醫院用血時，血液采集、儲存、分離、檢驗等過程中產生的成本費用。

對于此次就醫經歷，李昭心情復雜，一方面，“互助獻血”者幫她們解決了獻血難題，保障老人手術及時、順利進行；另一方面，她不理解，老人住院擇期接受手術，為啥自己還要花2000元找人代為獻血？

5月初的一個下午，記者趕到李昭所說的醫院實地探訪。在醫院的手術樓外，一女子斜挎背包向過往行人發放小卡片。她看到記者，同樣將一張小卡片遞到記者手里。

記者問小卡片上的電話號碼是誰的？她說是她老板的，需要獻血就聯系他們，打電話、加好友都可以。

該女子介紹，根據醫生要求，病人親友可以自己獻血，如果親友有糖尿病、高血壓等慢性病、傳染病，不符合獻血條件，可以找他們，他們找人代為獻血。獻血時，首先在醫院相應部門登記獻血者的相關信息，以確保獻血用于這家醫院，再到采血點獻血，獻血之后將無償獻血證交給醫院。

她還說，如果找他們代為獻血，提前一天聯系，400毫升血量2000元。

記者站在附近觀察，該女子向過往行人手中遞小卡片并告知是“互助獻血”，有的人不要，有的人接過來拿到手里。

記者隨后以需要用血為由聯系對方，對方表示可以提供人獻血，用血時提前一天打電話，“醫生讓你獻多少（血量），我們給你負責獻多少（血量）”，并再次確認400毫升血量需支付2000元。

記者近日在北京、天津等地調查發現，許多醫院門口或衛生間都貼有“互助獻血+V：××”等小廣告，“互助獻血”“愛心補助”等社交群長期大量存在。

“天津市里無償獻血400元，全血400cc營養費400元，獻過全血必須間隔六個月。要求：18周歲至53周歲，近期登記過的別來了，帶身份證，體重115斤以上，不限血型，自己去，全天不停。最近獻過血小板、轉氨酶高的不要聯系我。有去的，和朋友要去的，都可以私聊，找幾個人有返費。”在一個位于天津的“愛心補助群”中，記者發現有人每天都會發送這種“有償獻血”信息。記者和群主聯系上后，表示自己是“O型血，隨時可以獻”。群主說，直接去指定獻血站獻血，獻完血聯系他就行。

5月4日，記者來到位于天津塘沽的一家采血車獻血點附近，看到上述群主正在等待交易，稱只要記者將獻血卡給他就可以獲得400元現金。“不要擔心獻血卡上的姓名、身份證等個人隱私信息泄露，我們常做這事，不會有問題。”他一邊說，一邊將隨身攜帶的包打開，記者看到里面有數十張獻血卡。

“我們收獻血卡一張是400元，賣給需要的人會貴些。如果你身邊有其他人想獻血，可以來我這，你和他都能賺點錢。”上述群主說。

北京市某三甲醫院一位醫生解釋說，如果患者住院后著急擇期做手術，但醫院的血庫沒有足夠的血量，醫生會提議患者的親友去血站互助獻血，如果患者親友愿意，則可以填寫獻血承諾書，上面寫明給哪位患者互助獻血，獻血之后可以在醫院血庫申請到等量的手術用血量。但有部分患者的親友不愿意獻血或不符合獻血條件，又不愿意等待手術排期，就會花錢找人代為獻血。

根據獻血法規定，為保障公民臨床急救用血的需要，國家提倡并指導擇期手術的患者自身儲血，動員家庭、親友、所在單位以及社會互助獻血。

值得注意的是，法律規定的互助獻血的本質是無償獻血。

公開資料顯示，在北京市，由于曾發生“血頭”利用互助獻血的幌子組織非法買賣血液的現象，北京市原衛計委發文決定于2018年2月10日起停止開展互助獻血。但實際運作中確實屬于病情需要且有家屬真實意愿，可作個別處理。

對于有人打著“互助獻血”的名義幫助患者找人代為獻血并收取費用的現象，北京中醫藥大學衛生健康法學教授鄧勇認為，這實際上反映出我國醫療用血領域存在的供需矛盾。

“我國實行無償獻血制度，鼓勵公民自愿獻血，以保障臨床用血需求。然而由于種種原因，一些地方無償獻血的積極性并不高，導致血液供應緊張，特別是在某些地區和特定時間段。在這種情況下，患者需要手術用血時，醫院血庫可能無法提供足夠的血液，從而產生了‘互助獻血’異化現象。”鄧勇說。

打擊非法買賣血液

增加供應加強監管

在鄧勇看來，互助獻血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臨床用血需求，但也存在一些弊端。比如容易導致血液浪費和交叉感染，也容易滋生非法買賣血液的行為。一方面，要打擊非法互助獻血行為，對于以牟利為目的的居間服務，應當依法予以查處，保障無償獻血制度的嚴肅性和公平性；另一方面，要加強無償獻血的宣傳和推廣，通過多種渠道，如媒體、社區、學校等，提高公民對無償獻血的認識和參與度，讓更多的人了解和支持無償獻血事業，從而增加血液供應。

他提出，要完善相關法律法規，規范互助獻血行為。比如明確互助獻血的條件、程序和責任，加強對互助獻血行為的監督和管理，防止非法買賣血液等違法行為發生。

鄧勇建議，建立血液需求預測和預警機制，通過對歷史數據的分析，預測未來一段時間內的血液需求，提前做好血液儲備和調配；加強醫院間的血液共享，在血液緊張時，加強不同醫院之間的血液共享，確保患者能夠及時得到救治；完善血液管理和調配機制，建立更加科學、高效的血液管理和調配制度，確保血液資源得到合理利用，減少浪費等。

北京大學醫學人文學院教授王岳呼吁，黨員和公務員應當起到模范帶頭作用，帶動群眾參與無償獻血；還應該通過榮譽獎勵，鼓勵更多人參與無償獻血。

記者注意到，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多位全國人大代表就完善無償獻血制度提出了建議。

全國人大代表常巨平建議修改獻血法部分條款，進一步完善我國的無償獻血制度——無償獻血的血液不得買賣，合格的血液必須用于臨床；臨床使用之外的血液，有關血站、醫療機構不得出售給單采血漿站或者血液制品生產單位，應按有關規定加以有效利用。

全國人大代表李霞建議強化政府主導、部門協作。宣傳部門可要求媒體刊發無償獻血公益廣告，宣傳無償獻血理念，普及無償獻血知識，以提高公民無償獻血的自覺性；文明辦可將無償獻血工作納入精神文明建設總體規劃，作為評選文明單位的重要條件；規劃部門可將獻血屋建設管理納入城市規劃，公安交通、城市管理等部門對獻血屋建設、流動采血車停放提供支持等。

李霞還呼吁進一步加強中心血站等的公益屬性。各地在財政、人力資源社會保障方面向中心血站予以政策傾斜，逐步增加財政投入，讓中心血站為無償獻血事業高質量發展貢獻更多力量。

全國人大代表劉忠軍說，我國臨床血液供求關系緊張的情況已經存在多年，部分外科手術不能正常進行的現象時有發生，致使不少患者手術治療延誤或生活陷入困境。建議修改獻血法中關于自愿獻血年齡的規定，將自愿獻血年齡上限擴大至65周歲，以緩解臨床血液供需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