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中國，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士大夫，推崇“君子之遠其子”（《論語·季氏》）的父子關系模式，并在家國同構的理念下，視“家人嗃嗃”（《易·家人》）為家庭生活氛圍的典范。直至明清時代，士大夫的各類書寫中仍贊揚和追求“肅若朝廷”的家庭相處模式。這種模式中，父子之間尊卑有序，父親的形象無比威嚴，甚至可以有些不近人情。無論是儒家典籍中的倫理規范，還是家訓、家傳、傳記和墓志等被刻意書寫的文本，對父子關系的描繪一般都帶有教化、規訓的意圖，塑造的是家庭中尊卑有序、父權威嚴的秩序。

然而，曾任明朝崇禎皇帝日講官的蘇州人姚希孟留下的兩卷《家書》，則顯得有些不同。作為父親的姚希孟在書信中極不吝嗇于父子相依的情感和情緒表達，甚至會略顯“委屈”地向兒子抱怨自己的孤單與無助。此外，家書中還涉及許多科舉考試的內容，記錄了兒子參加一次又一次的鄉試前后，父親的關懷、焦慮、遺憾與鼓勵。這些情真意切的文字和情緒，顯示了科舉競爭的壓力具象化于日常生活中的樣子。

一、姚希孟其人

姚希孟，字孟長，蘇州人，明萬歷四十七年進士。考選庶吉士后，姚希孟于天啟元年任翰林院檢討，奉命纂修明神宗實錄，天啟四年時短暫鄉居，當年冬季還朝。其時，魏忠賢氣勢正盛，黨禍大作，趙南星和高攀龍等人紛紛去朝，姚希孟亦郁郁不得志。第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母親文氏去世，姚希孟遂去官丁憂。剛離京，姚希孟便被彈劾為繆其昌的黨羽，遭削籍。回鄉后的姚希孟前途迷茫。崇禎改元后，姚希孟得以復官，授詹事府左贊善，后升右庶子，任日講官。崇禎五年左右，姚希孟在黨爭中被貶為少詹事，改職掌南京翰林院，不久因病歸家，兩年后去世。崇禎十五年，姚希孟被追贈為禮部右侍郎。南明福王時，賜謚號文毅。

姚希孟

姚希孟的父親姚汝轍為太學生，娶妻文氏。文氏出自蘇州頂級文化世家，其父文元發是文徵明之孫。元發另有子文震孟，乃天啟二年的狀元，后入職翰林院。因此，天啟初年時，姚希孟與舅舅文震孟同列翰林，一時傳為佳話。在蘇州當地，姚希孟與同年進士顧宗孟，以及舅舅文震孟合稱“吳中三孟”，又與周順昌、朱陛宣、張弈、文震孟共稱“吳門五君子”。虎丘山立有三賢祠，祀姚希孟、文震孟和陳仁錫。

姚希孟的妻子過世較早，長大成人的兒子有兩位。長子名宗典，字文初，崇禎十五年中舉人，鼎革之后隱居不仕。次子名宗昌，字瑞初，只有秀才功名。

姚希孟留有著述多部，其中一部《文遠集》（明崇禎張叔籟等刻清閟全集本，《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179冊）附有兩卷《家書》，載有姚希孟寫給兒子的書信共56封，時間最早的一封寫于萬歷四十四年，最晚的幾封乃崇禎六年寫就。家書的長短不一，長者可達千余字，短者不足40字。內容基本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姚希孟自己近況的交代，包括京中官場的爭斗、東北邊事的吉兇，以及對兩個兒子的種種思念；一是督促、指導兩個兒子如何讀書、如何作文來應對科舉考試。

二、指導與陪伴科考

家書中記錄的科舉考試經歷，包含了宗典、宗昌二人從天啟朝到崇禎朝參加的5次鄉試。考程漫長，屢敗屢戰，對父子三人都是極大的煎熬。每一次考試前后，姚希孟都給予了兒子們充足的陪伴，不斷地在書信中與兒子們溝通時文寫作的技巧，事無巨細地反復叮囑考試注意事項，更有兒子們落第后感同身受般的安撫與鼓勵。

考前的期待與忐忑

天啟元年，長子宗典第一次獲得參加南直隸鄉試的機會，姚希孟“為之喜悅”，寫信給予兒子很大的憧憬：“以少年方新之氣，更加淬勵，天下何事不可辦！”同時又很擔心兒子“功名心頗緊，萬一考不如意，未免郁郁”。

天啟七年，宗典、宗昌一起前往南京參加鄉試。姚希孟正削籍在家，送兒子出門后次日即入山避暑。此次鄉試，姚希孟既期待又忐忑，期待緣于“兩兒筆墨間各有一種騰昱之氣，似不容遏抑”，忐忑緣于時事多舛、官場不寧。

千叮萬囑考試注意事項

天啟四年，兩兒赴南京待考，出門不久，姚希孟便寄信叮囑，到南京后不可四處交游，不可在考試前分心，應“一味閉口，切莫見一客多一事”。至于考試過程中的細節，姚希孟反復為兒子們念叨。如衣物必須仔細檢查，尤其注意不要把第一場考試的草稿紙留在衣袖中，以免第二場進場時被考官搜檢出來；作文的格式千萬檢查仔細：“頭場要對題目、春秋年號，后場表策抬頭判則頂頭與寫表不同之類慎，勿以三年之功而誤于一字”；又言“場中寫字，筆畫多少、經題年號、表題抬頭，俱一一留心點簡”。姚希孟在信中還警告兒子，不要覺得已經經歷過一次鄉試便不將這些細節放在心上了，嚴詞要求兒子們將他這封信每日朝夕相看，謹記教誨，慎之慎之。如此嘮叨啰嗦，姚希孟又怕兒子們煩，解釋說自己這是“年愈老，膽愈小，閱事愈多，慮事愈早”。

反復強調作文技巧

作為晚明時文批評名家的姚希孟，每每向兒子傳授寫作八股文的技巧。宗典在天啟元年第一次參加鄉試時，姚希孟即在信中告誡：鄉試所考的七篇作文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篇，所以“當以全副精神注之首篇，得意則機神自來，慎勿波波劫劫，手忙腳亂”。兩個兒子年輕氣盛，行文愛取巧，這令姚希孟很不放心，平日習作時已反復指導糾正，天啟七年臨上考場前，又去信叮囑，應在“新奇”與“平正”之間尋找平衡，強調“重句勿用、構句勿用、晦句勿用、險句勿用”。臨陣磨槍，姚希孟也知道用處不大，在信中自嘲：“家中舌敝耳聾不能盡，而今日能盡之于片紙乎！”

考程中的緊張

崇禎三年，姚希孟被選為順天府的鄉試考官，但他對這一任命并不情愿。于公，順天府乃天子腳下敏感之地，風波易起，考官并不容易做；于私，他原本期待著能謀一個出京的機會，計劃在八月考試季泊舟于南京的長江之上，算是對在江南貢院鏖戰的兒子們的一種陪伴。姚希孟甚至發自內心地說：“得一百五十八名舉人門生，何如得一個舉人之子。”試畢閱卷，身處順天府的姚希孟格外謹慎，不敢輕易放棄每一份卷子，擔心自己的草率會報應在兒子身上：“吾在場中，每裁去一卷，必念及兩兒，恐輕易涂抹文字，將有以此施之吾兒者。”

落第后的感同身受

天啟四年，宗典和宗昌均名落孫山。當年冬，姚希孟北上還朝，在船中看到遺留下的此次鄉試的題目紙和小兒宗昌抄錄的其他各省的試題，聯想起自己也曾有過的失意經歷，“不覺心中酸痛”，遂寄信安慰兒子道，“文戰不利，固為常事，亦未免添一層懊惱”。崇禎三年，兩兒已多次落榜，長子宗典更是深受打擊。兒子們的情緒，姚希孟非常能夠理解，他在信中寫到：“兩兒功名念重，年歲漸增，且見同志者接踵巍科，此番懊惱必甚然。”回想起上一次鄉試后宗典在家“望報不至，號咷痛苦”的情景，姚希孟自言“每念及此，吾亦為之酸楚，況兒輩身當之乎”！

同時，姚希孟明白，科舉考試需要一些天時地利人和的運氣，因此他常常在信中安慰兒子們“文章固有價，遇合亦有時”。面對兒子們一次次的鄉試失敗，他也盡力坦然接受：“不敢盡數諉之于天，亦不復盡情責之于子。”

三、焦慮與無力

晚明科舉考試的競爭異常激烈。各等級的考試中，鄉試錄取率最低。據郭培貴、錢茂偉等學者的研究，有明一代鄉試的錄取率，總的來說呈下降趨勢。明初各省直的錄取率在10%左右，成化、弘治間，南北兩京鄉試解額各135名，錄取率已降至約5.9%，嘉靖四十五年之后，朝廷規定各省直鄉試每解額一名，許三十人應試，則錄取率為3.3%，而實際的錄取率比朝廷規定的錄取率又低。如萬歷三十一年，應天府鄉試錄取率僅為2.2%。

根據家書提供的信息，若從天啟元年算起，宗典歷21年才在崇禎十五年通過鄉試考中舉人，此時，在兒子們這條科考之途上寄予過無數希望與感情的姚希孟早已去世，未能親眼見證成果。宗昌則直到明亡也未考中。

高度激烈的競爭、漫長的考程，對于每一個身處這條賽道上的讀書人來說，都無比的辛苦和焦慮。姚希孟自己的科舉之路也并不順利。萬歷三十二年，第二次鄉試落榜的姚希孟深受打擊，在與友人的交流中屢屢表達“雄心半欲灰矣”。他對有提攜之誼的松江人馮時可說道：“不肖年事日增，屢試屢鎩，天公排定，恐作枯槁中人矣。”在寫予歸有光少子歸子慕的信中，姚希孟說得更直白：“數年前滿腦肥腸、驤眉昂首，謂天下事無不可為者，而屢戰屢蹶，躑躅諸生間，才力綿弱，于此可見矣。遂欲披發入山，效古人刺股穿膝之事，以輔其材之所不逮。”萬歷三十八年，在鄉試之路上已受挫了十年，姚希孟自言痛苦不堪：“每日輾轉枕上，將今庚戌（萬歷三十八年）前至庚子（萬歷二十八年）十年間事逐一追思，終日昏昏醉夢間，浮名與實際無絲毫之得，而精華意氣都銷亡剝落于其中，人生能有幾十年，此可慟哭又不但痛恨而已。”所幸下一科姚希孟終于成功。

但對讀書人家來說，科舉之途周而復始。除少數高官子弟可得恩蔭外，普通官僚的子弟仍然需要循著科舉的道路開始新一輪的屢試屢敗，并且做了官的父親能提供的助力亦非常有限。姚希孟只能時時刻刻督促兒子們讀書、作文。

萬歷四十七年，姚希孟在京師參加會試和殿試，父子之間通信不斷。當得知兩個兒子“俱有發憤下帷之志”時，姚希孟直書“我心甚慰”，并鼓勵道：“春日正長，風光韶麗，乃少年筆底生花之日，不可不十分努力”。 天啟六年，姚希孟鄉居蘇州，次子宗昌在祖墓旁的風樹堂讀書。姚希孟寄信索要練習的時文，又叮囑：“考事甚迫，進取之路，汝輩自當著念。”崇禎元年秋姚希孟復官北上，途中寄信回家，為兒子安排年末之前的讀書計劃，言：“今既安閑，便當杜門一意讀書。殘歲除卻應酬，并歲暮紛紜，尚有兩月工夫，一個月讀古書，一個月做舉業，不可孤負也。”崇禎二年春，姚希孟又在信中詢問宗昌，是否在風樹堂閉門讀書，稱“春日載陽，春花方茂，當使筆底葩流與時競秀。丙舍正讀書之地，何不拔身而往乎。”

四、父子情濃

不僅在有關科舉考試方面父子之間有大量的經驗傳遞、情緒共擔，日常生活的其他時刻，父子三人的關系也異常密切。當父子分隔兩地時，雙方盡力保持著每月至少一次的通信頻率。一旦超過一月未有寄信，姚希孟便會在下一封信開頭解釋原因。在書信中，姚希孟毫不掩飾自己對兒子的思念、對父子相伴的期待，展現出與儒家倫理所塑造的“嚴父”形象完全不同的模樣，情真意切、有血有肉。

天啟四年，宗典、宗昌北上南京應考，姚希孟在家中回憶幾日前父子對談藝文和日常瑣事的情景，如今卻獨自一人，頓覺“惘惘若有所失”。當年秋，姚希孟返京復職，行后不久便寄信給兒子們道：“此番之別，大難為懷，一為數日聚首頃刻不離，此從前所未有，一別之后，笑語頓歇，惘然若有所失。二為父北而子南，無一人相依，父子三人共侍祖母歡笑燈前，未知又在何日。”不舍之情躍然而出。 

崇禎元年，姚希孟起復離家，父子又是一番難舍難分，北上的驛站中姚希孟寫信給小兒子：“汝臥我床下依依數日，臨岐酸楚之意，達于眉宇，使我泫然不自持。”

原本，在非科考的年份，宗典、宗昌會輪流赴京陪伴父親。崇禎二年九月，宗典離京回蘇州，短短幾日后姚希孟便孤單不已，寫信給小兒子宗昌：“汝輩有兄弟之樂，而使我受岑寂之況，把盞相對，當為北向而悽然也。”兩個月后，皇太極兵臨北京城下，與明軍四次交戰，至年底才撤去。北京城中人心惶惶，宗典、宗昌極為擔心姚希孟安危，連寫數封信詢問，想北上與父親“同一處、共存亡”，都被姚希孟勸阻。 

待形勢緩和，又一輪鄉試結束后，姚希孟在北京“寂寞之極，思兒輩一來聚首”。此次輪到宗昌。姚希孟對兒子的北上之途極不放心：“長途迢遞，家無干仆，又無老成慣出長路之親戚，遙遙三千余里，又兵戈搶攘之后，我心如何放得下？” 宗昌出門北上后，姚希孟又擔心起大兒子，覺得“典兒獨居更為蕭瑟”。 

第二年十一月宗昌啟程返回蘇州，姚希孟又覺孤寂。他一面寫信給宗昌，稱“吾兒行后，邸中蕭條，寂寞之狀殆不可言，此中況味，吾兒能知之，亦能念之，吾復細陳，愈令兒傷懷矣”，一面寫信催促大兒子盡快趕來照看和陪伴自己：他讓宗典待宗昌一回到家便出門，不要拖延，在閏十一月下旬一定要到達北京。等待兒子們往返的過程中，雖然父子仍有書信往來，但姚希孟始終懸著心，擔心路途的安全。待接到宗昌平安歸家的信后，姚希孟甚是安慰：“途中雖得數信，而舟中遲滯，又過河涉江，種種皆懸切也。今到家，幸矣。”

幾個月的陪伴后，宗典離京返回蘇州，第二天姚希孟便寄信，稱贊兒子在京期間對自己的慰藉：“汝在此，甚能輔吾所不逮，至于朝夕宛轉，言有盡而意無窮，吾豈不能鑒之。”然今日兒子已離開，姚希孟見風吹簾動，恍然還以為是兒子掀簾而入，“尤使人凄絕也”。昨日離開時下了雨，宗典所乘的轎子中未備雨衣，姚希孟又不免擔心兒子“風雨所侵，得毋受寒”。當夜姚希孟輾轉難眠，期盼兒子能安全抵達蘇州。

姚希孟在京中任官居住時，膝下還有一個小女兒名阿環，推測應是在京侍妾金氏所出。阿環明慧解人意，姚希孟父子對其憐愛有加。崇禎四年，宗昌離開北京后，懵懂的阿環還日日到書房尋找兄長玩耍，見尋不得便傷心大哭，姚希孟看在眼中亦感“惋惻”。兩年前，舅舅文震孟得一孫，姚希孟已決定將阿環許配，為文、姚兩家再聯一脈姻親。不幸的是，崇禎五年二月，阿環出痘夭折，姚希孟大為傷懷，悲痛不已，致“骨蒸發熱”，好幾日未能出門。稍有緩解后，專寫一信寄給宗昌，告知噩耗。宗昌極寵愛阿環，此前在京中時逗弄小妹，寫有憶妹詩，姚希孟將其粘在家中墻壁上，如今仍不忍揭去。此番信中姚希孟問：“更能作一首哭妹詩乎？然勿太悽切，悽切又增吾痛耳。” 

五、結語

家書中的姚希孟，無所禁忌地展現著自己在父子關系中的脆弱和緊張，甚至有些“絮絮叨叨”。他為父子團聚而喜悅，為分離而憂傷，為孤單而抱怨，為兒子們的讀書而急切，為考試而懸心，為落第而擔憂，為生病而焦急。這一在儒家型范規訓下不常見諸文字的父親形象，將基于血緣親情而應產生的情緒十分充分地暴露出來，豐富了我們對士大夫之家父子日常相處模式的認識。

與此同時，激烈的科舉競爭對士人的影響，不僅是統計中不斷降低的錄取率數字，還包含著那個時代士人及家庭在竭力獲取功名的努力中所付出的巨大情感勞動與情緒代價。此外，異地為官客觀上造成的家庭分隔是士大夫生活的常態，為平衡做官的職責和親人團聚的需要，仕宦之家事實上也常常承擔著往返的辛勞與頻繁聚散的苦樂。

這些述說于家書中的文字，掀開了明末士大夫父子生活中日常而又不被我們常見的一面。

（原文發表于《江南社會歷史評論》第21期[商務印書館2022年]，本次登載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