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社會學學者謝愛磊對精英大學里的農村和小鎮學生進行了多年跟蹤調查，當“小鎮做題家”在2020年成為社會熱詞之后，他意識到這個定義中包含著諸多對這一群體的刻板印象和污名化，為了還原這個群體的真實樣貌，他開始在媒體上撰文介紹自己的研究發現，希望與泥沙俱下的各路觀點展開對話。

謝愛磊剛剛出版的《小鎮做題家：出身、心態與象牙塔》根據他在2013年至2019年期間對中國四所精英大學中近2000名城鄉學生的追蹤研究寫作而成。澎湃新聞思想市場欄目近日對他進行了一次訪談，談及他對“小鎮做題家”一詞的看法、農村及小鎮學生面臨的結構性困境、本書采用的研究方法與寫作中的理論考量、針對社會流動者的心理代價的可能解決方案，以及他的個人經歷、學術研究和教學實踐之間的關系。以下為訪談全文：

謝愛磊。受訪者供圖

澎湃新聞：“小鎮做題家”這個詞是2020年在豆瓣“985廢物引進計劃”小組誕生并快速流行開來的，在此之前這些出身農村或小鎮的名校學生通常會被稱為縣城學霸、寒門子弟等等。本書介紹的追蹤調查是在2013年-2019年之間進行的，為什么會用“小鎮做題家”這個概念來統領全書？

謝愛磊：我一直是做精英大學里的農村和小鎮的學生相關的研究，對應的就是所謂的“小鎮做題家”這個群體。這次詞走紅之后，就有媒體找我寫這個題目，其實一開始我不太愿意說這個群體是“做題家”，但是我希望讓大家認識到這個群體的全貌，就寫了一個小文章，叫做“‘小鎮做題家’的‘勵志故事’和‘悲慘世界’”。后來出版社看到這篇文章的閱讀量很高，就找到我希望我寫一本書。當時社會上關于這個群體的討論鋪天蓋地，但大眾對他們的定義里面有些是刻板印象，我有時候接受采訪會被問到，“現在考公考研考編，那農村學生擅長做題是不是意味著他們有了更多的優勢？”事實當然不是這樣，由于缺乏優質的教育資源，農村和小鎮學生進入精英大學的可能性是更低的，即使是進入了精英大學的這部分學生，我們的調查數據顯示他們在大學期間的學業成績和城市學生也是基本相當，而不是更好；有些是污名化，比如認為他們視野狹隘、格局小、綜合素質不高、沒讀過什么好書、沒出過什么遠門，只會做題，工作之后也只知道“卷”，思維比較僵化……這些說法讓我很不舒服，因為這不是我接觸過訪談過的那些學生真實的樣子。作為社會科學研究人員，我們有義務和這些片面的認識去對話，讓人們對這個群體有更全面的了解，從而改變一些錯誤的看法。

“小鎮做題家”這個提法本身暗藏著一些風險，首先是容易讓人忽視農村學生面臨的一些結構性困境，其次這些定義看上去是很客觀的，會讓人覺得這些學生是一成不變，沒有能動性的，但實際上這個詞的誕生和廣泛傳播都有一個重要的基礎，就是這些有類似經歷的農村和小鎮學生用這個稱呼來自嘲，他們對自身的困境是有一些思考的，能夠自嘲就說明他們已經在發生改變了。另外一個讓我擔心的問題是這些定義會給這個群體的學生貼上撕不掉的身份標簽。“小鎮做題家”流行開來之后，不斷地有相關的定義在被發明出來，比如“大廠做題家”、“意義貧困”等等，我身邊有很多從農村和小鎮來的學生，他們讀了一些書和報道之后會把這些定義套到自己身上，他們會告訴我說“老師我就是一個典型的小鎮做題家，覺得挺無助挺沒有希望的。”

直到書正式出版之前，我都還在跟出版社商量，能不能給《小鎮做題家》這個書名加上雙引號，但出版社覺得這樣可能不太利于傳播，所以我就在全書的最后一章里寫了，書里出現的所有“小鎮做題家”都要加上引號。這么做一方面是希望大家能夠懸置自己的理解，聽聽這個群體的學生講述的自己的故事和心聲；另一方面，我想要表達的是，他們的人生應該由他們自己去定義。這也是為什么在書里我沒有給“小鎮做題家”下一個明確的定義，只是在結尾提供了一個理解它的框架，這個框架包括三個概念：心態，探索以及反身性思考，將它們串聯起來的是情緒。而具體是什么樣的心態、探索和反身性思考，都是通過受訪者自己講述的故事帶出來的。我希望呈現一種本體論上的轉變，即世界是被我們建構出來的，每個群體都有自己對世界的獨特理解，并按照自己賦予世界的意義去行動，“小鎮做題家”則是農村和小鎮學生的一種特殊的主觀建構。

2022年2月21日，在廣西柳州市融安縣大將鎮才妙村小學，學生們放學回家。

澎湃新聞：這項研究以名校中的農村籍學生為主要研究對象，因此可能會帶來一種感覺，即這些學生在精英大學中占到相當的比例，但事實上農村籍適齡學生參加高考、進入四年制大學、進入重點大學的比例都要比城市學生低得多。書中的一系列觀察似乎可以從側面印證這個現象，即樣本中絕大多數“做題家”的成功之路都始于“上好一點的初中”，其后進入“稍精英的高中”，在整個過程中不能有半步差池，能否介紹一下農村籍學生要成為“小鎮做題家”需要克服哪些困難？

謝愛磊：這就涉及到這個群體所面臨的結構性困境。做教育研究的人一般都會觀察到，在家庭方面，農村學生的父母更有可能為了家庭的生活需要出去打工，他們因此更有可能成為留守兒童，學習過程中更有可能得不到家長的監管和輔助，家長和老師之間的信息交流也更加困難。在學校方面也是一樣，雖然國家已經花了很大力氣去推動城鄉教育資源的均衡，但農村學生更難獲得優秀的師資，更難獲得素質教育，農村學校也面臨結構性缺編等具體問題，這些困境都是長期存在的。我的研究追蹤了上海、廣州、武漢和南京的四所“雙一流”高校中的近2000名本科生，這些學生是通過分層抽樣的方法選出來的，代表了這些高校中學生的一般組成狀況，其中來自農村和鄉鎮的大學生占樣本總數的27.6%。

值得注意的是，農村社會也是有分化的。研究中的一些數據顯示，精英高校里來自農村的學生絕大多數都是來自中上層家庭，也就是說有一定社會資本的農村家庭，他們的孩子機會就會更多一點。這些家庭有些是父母收入稍好一些，或者有一些親戚的生活條件好一些，他們就可能獲得更多的信息，比如在孩子上初中的時候就考慮擇校，把孩子送到農村里稍好的初中，甚至縣城的初中，有的經濟家庭較好的家庭可能會在孩子的學校附近租一個房子，有一個家長（通常是媽媽）去陪讀照顧飲食起居。有了這樣的轉變之后，他們可能就能夠進入稍微精英一點的高中。書里那些故事的主人公，很多人都有這樣的成長路徑。對于農村底層的學生而言，情況是更不樂觀的。

澎湃新聞：書中提到，調查數據顯示，進入精英大學的農村籍學生的家長們總體上奉行著還不錯的養育實踐，甚至農村家長的教養風格比城市家長更加寬松。但是在現有的研究中，往往只有中產階層家庭采用的教育參與方式會被作為標準，而農村家庭的父母的教育參與則因為不符合定義而被無視。“小鎮做題家”的家長們的養育實踐有哪些共性？是否可以供類似背景的家庭借鑒？

謝愛磊：在這個問題上我會比較謹慎一點，我們了解到了這部分進入了精英大學的孩子他們的家庭的養育風格，但是我們不太了解沒有進入精英大學的農村家庭的養育風格是怎么樣的，因此做這樣的總結可能會帶有幸存者偏差。不過，即使是農村社會的中上層家庭，相對于城市群體的學生，他們在各方面仍然是弱勢的，所以他們克服重重困難進入精英大學，他們的家長肯定是做了一些不一樣的事情的。我們分析了他們家庭的養育實踐，也確實發現了一些特征。從量化的數據上來看，一方面他們能夠給孩子一些監督和支持，比如約定一下看電視的時間，盡己所能地給孩子一些學業上的輔導，知道跟老師保持一些聯系；另一方面家庭教育比較寬松，對孩子的鼓勵比較多，責備比較少，書里提到過在孩子考試成績不好的時候，農村父母責備他們的比例反而是比城市家庭的家長責備孩子的比例要更少的；在訪談學生的時候，也有一些故事體現出一些比較有利于他們獲得學習成功的家庭教育特征：比如父母比較重視教育；有的父母可能自己也喜歡讀書，這在農村父母中并不是普遍的；盡可能地承擔所有家務，盡量把孩子的時間省出來；在面臨重要機遇的時候，有的父母會有一些策略性的行動，他們中有的人出去打過工，大概了解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樣的，知道村里面的學校不利于孩子取得更好的學習成績，于是就想辦法給孩子擇校，有些是找親戚，有些是多花錢，想方設法幫孩子盡早脫離農村的學校，送到縣里或者鎮上比較好的學校，甚至還會陪讀，等等。

中國農村的這些家長付出了很多，但是這些東西在西方的經典文獻里面是不被定義為家長參與的。但是講這些家長的付出也讓我很擔心會造成一種后果，就是變成譴責另一部分家長沒有為孩子做這些事情。我之前在做博士論文的時候，有一個家長跟我聊天的時候就說自己沒有盡到做一個家長的義務，因為自己身體不是很好，家庭條件一般，沒有去陪讀，覺得辜負了自己的孩子。我聽到之后心里是特別難過的，實際上這位家長為了給孩子創造盡可能好的物質條件，努力地去工作賺錢，這已經是他可以做到的最大程度的努力了。所以盡管我介紹了一些家庭的做法，但我覺得不太適合說這些做法可以給其他家庭提供借鑒。

澎湃新聞：這里存在一個矛盾，一方面這些家長的付出應該被看到，另一方面就像您所說的，強調這一點又可能給其他群體帶來壓力。

謝愛磊：這些壓力有時候不在另一個群體身上，很多時候會落在孩子身上。我用了一個詞來概括這種付出，叫做“舉家體制” ，為了讓孩子考上名校，家長把所有的精力和時間都投入到他身上去了，盡一切力量為他創造好的教育條件，這些犧牲和付出往往會讓孩子有巨大的心理壓力。我在書里面也提到過，其實沒有誰是天生的做題家，而是這些孩子懂事，因為家庭的付出特別的多，他們就會覺得我一定要努力，我一定要好好學習，否則的話就辜負了自己的家長。比方說媽媽陪讀，孩子會覺得她本來就可以在外面打工，過自己的生活，也可以賺更多的錢，讓家庭條件可以更好一點。我記得有一個學生他家是在西部的一個地區的，他說他們那里不少家庭的生活是以孩子的學業為中心的，孩子讀書讀到哪里，家長就選擇到他學校附近的城市去打工，有些人在孩子上大學以后還留在那里打工，孩子讀完了以后就走了。家長做了這么多，那么自然孩子就覺得自己要對得起家庭的付出，一定要通過用功讀書去回報家長。

澎湃新聞：這項調查采用了包括問卷調查和質性訪談兩個部分的混合研究設計，問卷調查形成的數據提供了一個整體性的圖景，質性訪談則展現了農村籍學生在進入精英大學之后具體的經歷和思考，能否談談最初為什么會決定采用這樣的研究方法？如何保證選取的研究對象是具有代表性的？

謝愛磊：過去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重點高校的農村籍學生占比有所下降，但2008年至2013年先后出臺了“支援中西部地區招生協作計劃”“農村貧困地區定向招生專項計劃”以及“中西部高等教育振興計劃”等政策，有效地提升了重點高校農村籍學生的數量。從2012年開始，我國重點高校的農村籍學生數每年提高10%左右。在這樣的背景下，當時很多媒體就特別關注這些學生進入大學以后到底過得怎么樣，但關注點都在他們擺不平學業這個方面，比如說他們普遍沉迷游戲，難以適應大學生活，甚至輟學的情況比較多。我自己是從農村來的，身邊也有很多農村的孩子，我就覺得沉迷游戲、學業困難肯定不是這個群體的全貌，媒體聚焦個案的報道方式可能放大了一些極端情況。這一方面會導致對他們的污名化和刻板印象，另一方面會忽視他們進入大學后面臨的真正的結構性困境。所以我想做一個大一點的量化的調查，來克服個案報道帶來的不準確性。

根據自身的經驗，也做了一些文獻綜述，我大概明白農村孩子進入大學之后在學業領域和社會生活領域可能面臨不同的情況，需要把這兩個領域分開來看。因為經費有限，又想做追蹤調查，最后就選了四所高校去做，目標是2000名學生，每個學校500個。為了樣本能否反映四所學校學生的總體狀況，我們花了一些心思，采用了按規模大小成比例的概率抽樣策略（即PPS抽樣策略），對樣本的管理也是比較嚴謹的，然后通過問卷調查去了解他們的學業表現和社會活動狀況。量化的問卷調查有助于我們去了解一些結構性特點，可以看到他們的學業表現怎么樣，社會生活狀況怎么樣，這些又和哪些因素是有關的，包括他們早期的家庭生活經歷，或者學校教育經歷。家庭方面我們會關注家庭的結構以及家庭里的文化資本、社會資本、經濟資本；學校方面我們會關注他們從小學到初中到高中各個階段上的是哪一種類型的學校，一條線下來每個點都清清楚楚；以及他們在學校里跟老師的交往情況，家長和老師的交往情況，還有很多數據會去衡量學校的環境和氛圍，等等。這些數據有助于我們去了解他們總體的表現，克服新聞報道中由于樣本量不足可能產生的對這個群體的認識偏差。

在這個基礎上，我們還想去了解這些因素產生影響的具體過程以及發生機制是怎么樣的，比如我們想知道文化資本在一個個體的生命歷程當中、在他處在一個具體的決策過程當中是怎么產生影響的，為什么文化資本會影響他參加某些活動或不參加某些活動，于是設計了一個質性的深度訪談，另外再加上一些田野工作去做觀察。量化研究解決的是代表性問題，質性研究要解決的是典型性的問題。深度訪談的對象是通過目的性抽樣的去選取的，我們從學業表現和社會活動表現兩個維度去了解學生的情況，把他們分成高學業表現高社會活動表現、高學業表現低社會活動表現、低學業表現高社會活動表現以及低學業表現低社會活動表現四組，從每個組里面找到具有典型性的學生來做訪談，進而追問一些事情發生的過程，比如請他回憶一下為什么當時沒有去參加某一個活動，沒有去做某一件事情，當時的情況是怎么樣的，等等。

澎湃新聞：本書采用的理論線索主要來自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包括“場域”“文化資本”和“生存心態”等概念都被用來描述和解釋農村和小鎮學生在精英大學中的遭際和體驗，但中國的教育體制、文化傳統以及社會形態都與西方世界有所不同，您在書中使用這些概念時進行了哪些調試？

謝愛磊：這個問題可以從兩個層面去回答。第一個層面是，我在寫作過程中對理論有一個新的理解，我把訪談的學生自己的講述和分析放在很靠前的位置，把理論部分放在了書的最后一章，并且是從最簡單的層面去講的。因為我并不認為學者對這個世界的認識就一定比普通人更高明，我覺得每個人都是社會學家，不是學術殿堂里的理論才是理論，每個人從日常生活中提取素材進行提煉，然后用于知道自己的行動，這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稱為理論。所以我想做一個嘗試，試著克制自己的理論抱負，站在我關注的群體背后，以更加謙卑的姿態來傳達他們的聲音。我很喜歡布爾迪厄的一句話，大意是“我們要把最宏大的理論抱負投射到最卑微的研究對象身上去”，卑微這個詞改成微觀可能更恰當，任何發展理論的嘗試，最終的目的都是要增進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理解，如果能夠很好地呈現一群人在特定的人生階段，對自己人生經歷的認識和思考，同時增進我們對于某些社會現象的認識，這是我想做的另一種理論嘗試。學術理論在這本書里，只有在為故事提供總體線索的時候，才是有用的，它的目的是突出受訪學生的故事和聲音。也就是說，我追求的不是用中國人的經歷去和西方經典的理論對話，去驗證這個理論是否成立，或是去探究這個理論可以怎樣得到發展，而是把西方理論作為工具，用來將這些學生自己的人生思考凸顯出來，在目的論上是顛倒過來的。

第二個層面上，即便是在最弱化的意義上使用這些教科書里面的理論，也的確會面臨一些本土化的問題。我采用了布爾迪厄的概念框架，其中包括概念以及對于概念間關系的判斷，我是在最松散的意義上使用它的。例如“文化資本”這個概念，它的內涵一定要用中國的情況重新加以界定。布爾迪厄在發展文化資本理論的時候，他更多考慮的是法國文化的特點，法國人比較重視高階文化，美國的情況就不一樣，美國流行的是大眾文化，因此美國的社會學家像安妮特·拉魯就下了一個新的定義。中國又是另一種情況，我在書里對文化資本進行定義的時候用了“總體文化資本投資”這樣一個概念，中國家長可能比較著急，為了讓孩子能夠獲得優勢，可能既投資了高雅文化，也投資了一般的藝能訓練等等。也就是說，在一個指導性的框架下面對特點概念的內涵做了一些新的考慮。

另一方面，我對于概念之間的因果關系有一些新的思考，在考慮中國社會特征的基礎上，借助西方的一些理論來催生一些更符合中國本土情況的新的理論，而不是削足適履。我在書里有一個比較突出的概念化嘗試，就是“自我低估”，它的基礎理論框架其實是布爾迪厄文化資本里面的“誤認（misrecognition）”，大概的意思是說農村學生到了精英大學的環境里面以后，因為早期社會化的一些影響，他們可能對于精英大學里的某些文化活動不夠了解，也自認為缺乏被精英環境認可所需要的一些文化技能（比如唱歌跳舞英語表達等等），會在主觀的意義建構上面認為自己能力比較差，進而套用到各個方面認為自己能力不足，因此傾向于減少在社會生活領域的探索。但實際上，有一些從農村來的學生，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還是做了一些探索，還是因為種種原因參加了那些社會活動，經過發現那些文化技能也不一定是必須的。社會流動是有一些隱喻在里面，尤其是從低往高的流動，會默認一種不平等的社會關系，認為高階層的文化實踐是更好更高級的，進入一個新的文化環境，會認為他們會的那些東西是能力的象征，而看不到那其實是社會結構帶來的困擾，從而導致認為自己能力不足，我覺得這是一種“誤認”。很多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把它叫做“自卑”，認為這是一種純粹的心理學現象，這就忽視了背后的結構性的原因，甚至可能變成對這些孩子的譴責，認為他們天生如此。如果用“自我低估”這個概念來概括，可以讓我們更準確地認識這部分學生，甚至會有一些賦能，讓他們覺得可以克服這些誤認，從而做得更好。

2021年6月4日，有“高考小鎮”之稱的安徽六安市金安區毛坦廠鎮街頭，掛滿了勵志標語。

澎湃新聞：您剛剛提到，由于精英大學場域中流行的往往是中上階層的文化，因此農村籍學生進入大學后會因為早期社會化過程中形成的生存心態，而傾向于自我低估和自我設限，進而影響他們對大學生活的探索乃至就業中的表現。但有一些受訪者似乎能夠比較成功地實現生存心態的轉換，如何理解這種個體差異？這種轉換生存心態的能力是可以傳授的嗎？您在書中強調的“反身性敘事”能否帶來改變？

謝愛磊：這本書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讓將來可能會進入名校的普通學生，可以了解到已經經歷了這個過程的學生的故事。書里面的三級標題（例如“苦讀——登攀階梯的姿勢”“錯配——高中的身心和大學的節奏” “不同——城鄉家庭的兩個文化世界” “學生組織參與——天堂里的陌生人”“‘不如別人’的隱形傷害”“‘鼓勵’與‘勇敢者游戲’”等等——編者注）特別有助于人們去理解這些學生的經歷、心情和感受，將來的學生通過讀這些故事，可以看到前輩們在精英大學里遇到的挑戰，也許能夠有一些收獲，為將來在大學里的學習和適應提前有一些思考。雖然書里講的大部分是他們踩過的“坑”，遇到的困擾，但是通過閱讀別人的故事，或許可以讀到轉變的可能性。

從一般的層面上來講，確實有一些學生是比較“成功”的，有些學生比較早地意識到了過去的生活帶來的限制，某種程度上加以克服了，在社會生活領域也進行了比較積極的探索，有的學生性格比較開朗樂觀，大學期間參加了學生組織和社團，也去接觸了一些工作實習機會，畢業后也獲得了一份不錯的工作。但是書里還有一個更深的層面，就是在講述關于小鎮做題家的故事的時候，我們的社會容易滑入兩個極端，一個是極端的勵志故事，講他們通過探索獲得物質和社會地位上的成功，最后成為一個特別厲害的人；但這個故事還有另外一個版本，就是“悲慘世界”，因為這些學生在那個人生階段經歷社會流動的時候得到的并不都是正面的體驗，會有一些苦惱。作為社會科學研究人員，我希望能夠把這些苦惱講清楚，去理解現在的年輕人，并且看到這些苦惱背后的結構性原因，然后看到希望。

我覺得并不是只有在物質上取得了很大成功的人才可以被稱為例外，實際上我訪談過的所有學生都是例外，因為在生存心態這個層面上，他們都在或多或少地進行探索和經歷改變，也就是我在書里強調的“反身性”。他們的人生不會止步于大學生活，不會止步于在大學中因為文化錯配而帶來的自我低估和缺乏游戲感，他們不是只有抱怨和自怨自艾，成長總是從一些不如意開始的，進入一個不同的社會環境、一個文化上的新世界，會帶來不安和不適，但這種不安和不適也往往會帶來一些反身性的思考，比方說這些學生反思的內容可以是“我過去是什么樣的”“我過去經歷的教育是什么樣的”“我現在可以怎么樣”“我為什么是現在這樣”“我將來可以怎么樣”，等等。當一個人自稱“小鎮做題家”的時候，千萬不要認為他真的是一個只會做題的人，或者是一個永遠不會改變的人，他這樣自稱或者自嘲就意味著他已經在有意無意地思考自己過去的一些局限性了，意味著他在思考一個更寬廣的人生是怎么樣的。用簡單的話來說，他在尋找自洽，可能年輕的時候痛苦多一點，但到了四五十歲快樂就會多一點。這種生存心態上的新探索是另一個意義上的“成功”，也是另一個意義上的“例外”。

澎湃新聞：針對農村和小鎮學生通過進入名校實現階層跨越過程中所面臨的重重困難和不得不付出的心理代價，書中給出的實踐啟示包括持續擴容、文化增益和文化賦能三個方面，能否展開談談？這項研究展開至今的十多年間，這些方面的情況是否有所改善？

謝愛磊：第一個方面擴容，我覺得還是需要持續增加進入高等教育機構的農村籍學生數量，尤其是對于那些在農村社會家境比較一般的學生，要想辦法增加他們在名校里面學習的機會，直接的貧困專項招生政策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還是要持續地推進城鄉教育的均衡。英國社會學家約翰·H.戈德索普研究了二戰后英國的社會流動，他發現在二戰之后英國社會相對開放的時候，很多人從社會底層流動到了職業精英階層，他們發現周圍很多人都和自己很像，不會在文化品位和實踐上差距過大，所以過得很自在。但近年來的很多研究發現，隨著當代社會不平等的加劇，不同社會階層之間在經濟、文化、身份上的區隔會越來越明顯，人們流動到不同的社會階層之后就會面臨一些困擾。因此，增加通過高等教育實現社會流動的農村籍學生人數是一個比較直白的解決方法。

文化增益是指在不改變已有結構的情況下，進行一些改進。首先，可以通過有針對性的入學教育，幫助農村學生更多地去了解高校的文化內核，比如說讓他們克服參與不同學生組織的文化障礙。我前兩年自己做班主任的時候，做了一個項目叫做“學長學姐話你知”，就是讓高年級的學生去跟低年級的新生講，要不要參加學生會，為什么要參加，要不要參加學生社團，參加幾個、參加到哪個程度比較好，等等。讓他們知道進入大學之后需要探索的不同板塊，有助于他們更好地適應精英大學，更好地利用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其次，文化資本投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這意味著在教育系統里面除了正規的學科教學之外，要為孩子創造一些培養個人才藝的機會，讓他們能夠學到一些文化知識和技能，這些知識和技能在大學里是有用的，不至于來了之后總覺得有點發怵。當然更宏大的課題是要推動城鄉文化資源的供給平衡，讓農村學生也能跟城市學生一樣從小接觸到文化館、圖書館、科技館等等。這些方面做起來是有點困難的，要做到前面說的這些，還需要系統地去考慮怎樣改變應試教育模式，但農村學校可能比城市學校更依賴應試教育模式。我們做研究的時候針對某個困境提出了一些辦法，但提出的辦法里面很多時候又內在地有更多的困境，希望這些提議有助于大家去展開探討。

我覺得長遠而言更重要的是文化賦能，長期以來鄉村被賦予了落后貧弱的文化內涵，這些負面內涵的消解對于農村籍大學生能力方面的自我認知是特別重要的。農村學生在精英大學里遇到的文化障礙本身就意味著我們要反思高校文化生活的內容，他們過去的生活和成長經歷在精英大學的文化世界里是沒有得到體現和肯定的。他們過去曾經有過有趣的快樂的童年，擁有寬廣的人生，但是大學里更受認可的是城市生活的文化實踐，以此作為標準來衡量農村文化生活，后者不免顯現出欠缺和匱乏。我收到過一封讀者來信，說對我寫的這些東西特別感同身受，他說自己小時候在農村長大，會做很多農活，會生柴火，但上大學到了城市以后，總覺得和其他人比起來自己什么特長都沒有，直到有一次帶孩子去參加研學活動去野炊，到了地方之后發現其他孩子的家長都不會生火，而他很快就生火成功了，其他人給他鼓掌，佩服得不得了，他那一刻覺得自己的價值受到了很大的肯定，這是過去的生活給他的東西。這讓我想起有一次在一個農村老師的培訓活動上，有人說農村教育的重要目的是讓農村的孩子走出去，看到外面寬廣的世界，但我認為教育更重要的目的，其實是讓我們的孩子在走出去以后，回過頭來看自己的人生經歷的時候，能夠站在一個更加多元的視角上去肯定過去的生活以及過去對于自己的價值。

澎湃新聞：在講述研究對象的故事的同時，您也在書中多次提到了自己的成長經歷，包括童年時初次嘗到巧克力時的感受，以及在博士期間在港大俯瞰維港的教工餐廳和導師關于你自身的社會流動經歷的談話，你的個人經歷在這項研究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除了剛剛提到的入學教育項目“師兄師姐話你知”，您在日常教學工作中還有哪些致力于改善農村學生處境的嘗試？

謝愛磊：我經常跟別人講我自己的故事，我覺得再講的話都有點像祥林嫂了（笑）。我在安徽的一個小村長大，是非常典型的農村家庭。上高中的時候別人都叫我小啞巴，因為在老家從小學到初中老師都是用方言上課，我一直用方言讀課文，因為看電視能聽懂普通話但不會講，到了高中發現所有人都在講普通話，就不敢講話，同學都以為我不會講話。后來有一次出去玩，我突然說了個什么，他們都很驚訝，而語言其實就是文化資本的一個方面。到了高考完填志愿的時候，我的分數其實可以上更頂尖的學校，但因為不知道應該怎么填志愿，就全憑想象瞎填，最后進了華東師范大學的英語專業。學校和專業都很好，但英語系的老師講語音音標，講留學經歷，都離我原來的生活太遠了，我很難一下子去接受。那時候我經常一個人晚上在學校里閑逛，長時間地思考自己遇到的情況。這些經歷是我做這個研究的直接動機，我想要了解跟我一樣背景的學生是不是有類似的困擾，要如何去解決。在成長的每個階段，我都和很多農村的孩子一樣，要經歷很多比較苦的事情，但這些人生經歷也給了我一些特別的饋贈，讓我可以站在他們的角度去思考問題，并且在學術和實踐的層面都有一些自己的考量。

我在教育學院工作，考慮到我的學生將來大部分都會走上教育崗位，所以我在教一些基礎性課程的時候會做相應的設計。比如其中有一門課是教育社會學，我希望通過這門課推動學術去了解本土社會，關注教育不均衡的現象，所以在授課過程中改變了偏重西方社會學理論的講法，把課程用性別、種族、社會分層、社會化篩選等基本概念組織起來，講到每個概念的時候講清楚它們和相關不平等的關系，在這個基礎上再去講家庭生活、學校教育制度等對他們的影響，試著讓他們去理解每個學生個體，尤其是弱勢學生群體的學業困境困難和各種結構性困境有關，這樣他們看問題的時候就能多找到一種答案，而不是把個體的成功和失敗完全歸結到個體的努力和天賦上去，能夠為這些學生身上出現的問題找到更富人情味的應對辦法。我也特別希望我的學生可以獲得一些社會學思維，我總是會請他們通過課程去思考自己和社會之間的聯系，提醒他們將來成為了社會精英，也要警惕桑德爾所說的優績主義的陷阱。我也會鼓勵學生多做社會調查，課程里有一個章節是關于教育的目的，我就鼓勵他們去了解不同社會群體對于教育目的的看法，讓他們去問問宿管阿姨、小吃店老板、流動攤販、大學老師、公務員是怎么看的，讓他們多一些在課本上提供的知識之外，多去了解一下不同的社會群體到底是怎么想的，我覺得對他們將來的工作是有幫助的。

“師兄師姐話你知”是我前幾年做公費定向師范班的班主任的時候做的項目，當時還有另外一個項目叫做“師友計劃”，就是我帶著學生和系里的老師一起吃飯，每次五六個學生，一兩個老師，跟院長、系主任、大教授全都吃過飯，然后還讓他們互加微信。因為我覺得農村學生來到大學里之后總是跟老師有點隔閡，好像覺得我有問題老師才找我，老師不找我就不找老師。哈佛大學助理教授安東尼·亞伯拉罕·杰克的《寒門子弟上大學》一書里有一個著名的橋段，講的是關于office hour的一個誤解，大學里中上層背景的學生都知道office hour是老師專門空出來接待學生的時間，沒什么事情都可以去找老師隨便聊聊天，但弱勢社會群體的學生會認為office hour是老師很忙的時候，千萬不要在這段時間去打擾，這就是文化上的隔閡。拉魯在《不平等的童年》里講過，中產家庭出身的學生就知道在大學里要多跟老師打交道，要多跟老師協商，很多東西都是可以爭取的。但我們農村的學生很可能不知道這些文化上的潛規則，我希望通過這個項目可以讓他們可以和老師聚在一起，從而了解學校里的一些文化規則和互動規范。

我自己也會經常找他們聊天，鼓勵他們多出去逛逛，不要一天到晚學習，要多去了解身邊的城市，體驗豐富的城市生活文化，他們在一線城市讀了書，將來回到鄉村工作，就可以成為鄉村孩子的眼睛。我自己做農村教育方面的研究，也鼓勵他們參與，讓他們跟我一起去調查縣中塌陷的問題，他們在做調研做訪談的時候也是在了解將來的工作環境。這些都是我在帶學生的時候做的一些小的工作，微不足道，我相信很多老師也都在做這些工作，但對我來說能把自己的研究和實踐結合起來是一件特別有意義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