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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觀察|這件事上美國霸道、歐洲謹慎:背后是中歐間兩類結構性因素

澎湃新聞特約撰稿 簡軍波
2024-05-17 14:58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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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5月14日美國政府宣布對從中國進口電動車的關稅調整為100%后,歐洲的態度備受外界關注。與美國政府不同,歐洲方面的表態均偏向謹慎。歐盟委員會也正在對中國電動車進行反補貼調查。歐盟委員會發言人14日在布魯塞爾表示,歐委會注意到了美國的決定,正在評估這一決定可能對歐盟產生的影響。

而德國總理朔爾茨15日則表示,保護主義最終只會讓一切都變得更加昂貴,我們需要的是公平和自由的全球貿易。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也表示反對歐盟對中國電動汽車征收懲罰性關稅。但法國一位官員表示,歐方不會把關稅提高到100%以致中國電動汽車無法進入歐洲市場,但歐委會目前確信,需要對電動汽車采取一些措施。

回顧近幾年來的中歐關系,可謂起起落落。2019年,歐盟將中國定位為“談判與合作伙伴、經濟與科技競爭者、制度性對手”;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流行;2022年,俄烏沖突爆發。在上述背景下,中歐關系陷入諸多領域矛盾和沖突中。然而,自2022年下半年起,中歐領導人開始相互接觸,尤其一些歐洲領導人紛紛來華,逐漸打破中歐關系僵局;經歷2023年雙方共同努力,中歐關系很快止跌回穩,持續趨暖。

一方面是中歐關系在經歷波折后再次出現整體良好的發展勢頭,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歐盟不斷祭出有意針對中國企業和商品的反補貼調查行動。中歐關系在這幾年里呈現出復雜多變的特性。

展望未來,中歐關系向何處去?

事實上,未來中歐關系發展既無法維持持久穩定和友好的狀態,也不會持續陷入相互激烈沖突的泥潭。中歐關系必定會在時而友好、時而沖突,在某些領域友好、在某些領域沖突的矛盾交織狀態下發展,既不會陷入嚴重的持久沖突,也不會發展出持久的穩定性。根本原因在于,中歐關系既存在結構性友好因素,也存在結構性沖突因素。

中歐關系中存在結構性沖突因素

雙邊關系中的沖突性因素包括巨大且永久性的制度和價值觀差異、強大的跨大西洋同盟及日益嚴峻的全球范圍內的價值鏈競爭。這些因素決定中歐關系時刻處于某種緊張和沖突狀態中。

第一,中歐之間深刻的制度性差異。

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雖然在1978年后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并在1990年代開啟了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加入了國際經濟體系循環圈,但中國終究是社會主義國家。這意味著,中國對于本國資本和金融市場始終存在嚴格監管,對土地和各重要生產要素有著嚴格的控制,乃至在塑造國家政治和社會體制、文化觀念及民眾生活方面都帶有鮮明的社會主義的和集體主義特質。歐洲是資本主義社會,中東歐國家經歷過1990年代的急劇轉型后,也都融入了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共同體。這種制度差異決定了中歐在政治、經貿和文化領域潛藏著深刻的觀念差距和可能的事實沖突。

為了解決中歐制度差異帶給雙邊關系的巨大矛盾,雙方——尤其是中國——另辟蹊徑,秉持雙方平等交往的原則,基于中國和歐洲(國家)都是現代社會(現代國家)的事實和相關理念,中歐雙方找到了能順暢交往的途徑。實際上,現代國家及其背后相關的現代理念,也是聯合國得以建構與發展的基礎。

然而,現代國家身份及其相關理念并不能解決相關國家間的矛盾和沖突,包括主權和領土糾紛或宗教與歷史爭議,也無法完美解決國家間經貿利益分配的不均衡。當中歐關系存在若干上述沖突時,制度性差異往往會成為放大中歐間沖突的因素。

第二,歐美跨大西洋同盟關系。

自二戰結束以來,歐美逐漸形成了以北約為基礎的歐美跨大西洋同盟關系,這一關系在外部挑戰加劇的背景下顯得日益牢固,盡管在策略上歐美時常存在分歧,諸如歐洲防務自主與北約之間就存在緊張關系,但不會根本上改變歐美跨大西洋關系同盟的本質。

這一同盟關系對中歐關系而言具有持久的挑戰。在中美持續博弈且激烈程度整體上升情勢下,歐美同盟的存在會促使歐洲在關鍵時刻和核心層面追隨美國的對華立場。而中美博弈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都不會消失,作為霸權的美國不會允許最強大的挑戰者存在。基于中美博弈的長期性和激烈程度,歐美同盟只會加劇而不會減輕中歐之間的緊張關系。對歐洲而言,即使追隨美國對華政策而導致自身利益損失,歐盟及許多成員國也會因強化歐美關系而得到其他方面的利益補償。因此,跨大西洋同盟關系在中美博弈背景下會對中歐關系造成長期負面影響。

第三,長期而深刻的價值鏈在全球范圍的高位競爭態勢。

中歐經貿合作是奠定全方位合作的基礎,是中歐關系發展的壓艙石。沒有深度的經貿關系與合作,就不會有其他領域的交流與合作。然而作為壓艙石的經貿關系也是破壞雙方整體關系的原因之一,因為中歐雙方在價值鏈方面的競爭日趨激烈,且具有全球蔓延的趨勢。

中國正在追求全面復興,優化產業結構,提升產業發展水平和產業的市場占有率是走向復興的必由之路。然而,中國各產業能力和競爭力的迅速全面提升與歐洲市場形成了正面高烈度競爭態勢。這一現象前所未有。

過去中國曾用幾億件襯衣換取一架歐洲的空客飛機,曾以高價大量購買歐洲的機床、醫療器械和高精尖制造領域零部件。如今中國自身生產的平替產品越來越多,甚至部分產品質量比歐洲產品更好而價廉,正在贏得在第三方市場乃至歐洲本土市場的青睞。對歐洲相關部門的產業界而言,這一現象是無法接受的。隨著中歐各自高科技發展及中國產業更新換代,中歐在經貿領域或價值鏈方面開始在各自市場乃至全球市場出現高位競爭態勢,這一態勢在中歐間是不可逆轉也日益無法避免,且具有長期性。

可以說,上述三大結構性沖突性因素決定中歐關系無法一直友好相處和保持長期穩定,盡管在上述各方面,依然存在可以緩解矛盾的空間與措施,但終究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這些沖突。

中歐關系中存在結構性友好因素

在結構性沖突之外,中歐關系存在結構性友好因素,它是維持和保障中歐關系在遇到極大挑戰后能夠化險為夷、重回正軌的保障。對中國而言,這些結構性友好因素包括歐洲市場不可避免的開放性、歐盟的戰略自主意愿及歐盟內部的利益和立場差距的永恒存在。

第一,中國和歐洲各自市場不可避免的開放性及“代理型”全球化的出現。

從資本主義革命時代開始,歐洲市場就朝統一的方向持續努力。直到1950年代西歐開始歐洲經濟一體化進程,并在1980年代建成真正的經濟共同市場,這意味著共同市場內部各成員市場相互絕對開放,形成了一個充滿活力的內部開放市場。

不僅如此,歐洲市場一直在尋求對外開放,即使在冷戰時代,也試圖開啟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市場聯系。冷戰結束后,歐洲更是推動經濟全球化和開放的主要力量之一,它利用在技術、規則、市場規模方面的稟賦優勢參與全球競爭。歐盟內部最強大的來自西歐和北歐的經濟體已成為歐洲奉行自由主義和開放的支柱性力量。

可以說,歐洲經濟開放特性并非由主觀愿望所推動,而是歐洲資本和市場的天然特性所決定。歐洲單個國家市場有限,今后很長時間依然會維持在諸多領域的稟賦優勢,刺激其對外投資和開展商品貿易。而歐洲市場的開放性在很大程度上與中國的對外開放不謀而合。目前中國提出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聚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因此不會停止“高質量對外開放”的步伐。從理論上說,中歐在對外開放方面是雙向奔赴,中歐經貿互補條件下的深度合作符合各自利益。

雙方經貿領域進入高位競爭態勢后,歐盟采取對華“去風險”政策,這使歐洲市場對中國而言充滿了高度保護主義色彩,日益增多的對中國企業的反補貼調查正嚴重損害雙邊經貿利益。然而,中歐各自對外開放確保即使在最嚴峻的對華“去風險”與保護主義和歧視性措施下,中歐依然能夠維持特定的經貿聯系。

如今,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歐美保護主義措施和經濟安全化政策刺激下,一些中國外的發展中國家承接了部分來自歐美和中國的產業。這意味著,中歐市場可以在第三方市場重新連接,在各自開放前提下,助力建構新興的全球化,其中一個特點就是全球主要經濟體可能會通過第三方而非通過直接雙邊交流而緊密聯系在一起,第三方成為了主要經濟體的代理力量,這就使過去的全球化向可能的“代理型全球化”轉型。這表明,無論如何,只要中歐保持經濟領域的開放性——這一點幾乎確定無疑——中歐間的經貿合作依然能夠得以適度維持。

第二,歐洲戰略自主意愿。

2010年代以來,歐洲在中美博弈和地緣政治沖突的刺激下開始萌生日益強大的戰略自主意愿。歐盟委員會誓言建成為“地緣政治委員會”某種程度上是歐洲戰略自主意愿的體現,它制定針對特定地區和全球范圍的“印太合作戰略”和“全球門戶戰略”是追求地緣政治競爭優勢及提升戰略自主能力的重要措施。

盡管在歐盟內部,有關戰略自主的目標和途徑存在差異,尤其在防務戰略自主方面,東歐與西歐國家之間存在較大差距,但整體上看,戰略自主為歐盟內大國所認同。法國馬克龍政府和德國朔爾茨政府都坦承或主張國際格局的多極化,這意味著至少法德試圖推動或適應一個多極化的世界,并使歐洲在這一國際格局變遷進程中占據一席之地。

無論如何,歐洲戰略自主意識一旦產生便很難消失,況且在現實中,歐洲不尋求戰略自主就會成為地緣政治競逐的對象,或難以應對來自外部的安全挑戰甚至是對其領土主權難以置信的可能侵犯。

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歐洲戰略自主也會在政治、經濟、安全和價值觀領域堅持自身的獨特立場和利益偏好,這多少會與中國在相應領域形成競爭或對抗。然而,歐洲戰略自主具有全球意義,它也針對美國、俄羅斯或任何其他大國或地區力量。因此,對中國而言,歐洲戰略自主在特定時刻、特定領域和特定方面在應對相關問題上具有和中國共同或相似的立場與利益,比如共同反對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或維持聯合國憲章精神。因此,歐洲戰略自主意愿是中歐在戰略及其他許多領域存在潛在合作或共同努力的機會。

第三,歐洲內部永恒存在的利益和立場差距。

歐盟有27個國家,歐洲有40多個國家或地區,該大陸并不是一個眾多國家主權完全共享、利益和價值觀完全相同、立場和政策工具都高度相似的共同體。這意味著盡管從許多方面看它可能是一個統一力量,但歐洲不是一個整體,它內部不同國家或地區的對華利益與對華政策千差萬別。這種差異性將決定中國與歐洲不同國家和地區的關系在緊密程度和合作領域是截然不同的。

因此,與美國類似,中國與歐洲打交道時并沒有一個統一的交流熱線,盡管布魯塞爾在包括經貿在內的許多領域具有決定和監管成員國政策的專屬權能,但在社會和安全等領域卻無法實質性干預成員國立場。這是由歐盟的性質所決定的,它并非一個主權國家政府,在政府間主義政策區間采取“有效多數”(QMV)和“全體共識”的決策機制,確保成員國在關鍵領域享有自身的主權。即使在超國家主義的共同政策領域,如司法領域,一些國家也并沒有充分尊重歐洲法院的司法判決,這引發對歐洲司法優先于成員國法律的迷思的沖擊。

這一客觀存在的永恒的內部差距可能一方面會給中國和歐洲打交道時帶來困惑,但另一方面帶來了難得的機會。它意味著,如果布魯塞爾或柏林無法解決中國與歐洲的問題,或許中國并不必急于就相關問題與歐盟尋求解決方案,而是可以開展與其他國家的雙邊關系。因此,中歐間即使存在整體關系的僵局,但中國有機會從立場差異各異的單一國家那里找到可能的合作機會。多元主義關系能確保在中歐緊張時獲得適度緩解的機會。

中國的應對之策

針對中歐關系中的結構性沖突因素與結構性友好因素的共存,中歐關系必定是穩定性與沖突性長期同時存在的復雜雙邊關系,考慮到歐洲在我國對外戰略中的不可替代的地位,盡量維持和推動中歐關系穩定和健康發展符合中國利益,在上述前提下,中國對歐政策在思路上可以考慮如下幾點:

第一,以雙方能接受的方式淡化和管理中歐制度和價值觀差異。

中歐之間的制度差異無法彌補,雙方在政治價值觀和意識形態領域的爭議也會長期存在,為了不讓此因素影響中歐關系全局,雙方有必要就此進行一定程度的有效管理,使這一沖突維持在可控范圍。

對中國而言,為實現這一目的,有必要充分利用中歐人權對話機制以及嘗試構建內涵更廣泛的中歐政治對話機制,以便將雙方的政治分歧在這些機制內以制度化的雙邊主義方式進行處理,而不任由歐盟單方面進行廣泛干涉。但要讓歐盟接受將政治問題納入雙邊協調機制中解決,我國就應高度重視該機制功能,重視歐方訴求并直面其關切,這是嚴肅規范和管理雙邊政治和價值觀差異的可行方式。

另外,中歐雙方盡管在制度上差異甚大,但也存在共享的政治身份。它們都是現代政治實體,在原則上都建立在尊重主權、重視民族認同、推動現代法治的基礎之上。這是雙方在政治領域能夠尋求共同點的重要基礎。故而雙方應多從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的角度來尋求雙方的共性,而不應過分糾結于制度和政治意識形態的差異。

第二,不針對第三方的、致力于全球穩定與繁榮的雙邊關系發展。

盡管歐洲因戰略自主立場而具有一定程度的反美要素,中歐關系發展也能因此點而有更多合作空間,但在實際操作中,我國無法指望歐洲以改變歐美同盟關系來促進中歐關系發展。中歐關系應該是獨立和不針對第三國的關系。換言之,中歐關系無法改變任何其他大國之間的關系實質,也因此對雙方而言,中歐都不應針對第三方來發展彼此關系,并排除第三方干擾,在此基礎上尋求能夠實現雙贏和有利于促進國際社會共同繁榮與穩定的合作項目。

第三,經貿領域的利益互嵌是應對保護主義(包括歐盟對華“去風險”政策)和惡性競爭的最佳方式。

在西方各類保護主義、安全化和“去風險”政策刺激下,中歐之間的經濟摩擦在本就存在的產業高位競爭態勢下被無限放大,成為引發中歐整體關系復雜化的最大隱患。解決這一問題的有效途徑不是更多的產業鏈“脫鉤”,而是更多的利益捆綁和互嵌。

這一情況在中歐都是對外開放經濟體的事實下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高位競爭態勢下實施產業保護或尋求絕對競爭優勢只會導致更惡性的經濟沖突,這對雙方都是不利的。同時,也不能通過非市場的方式壓制特定產業迫使對方退出市場競爭。唯一可行的方式就是在各產業的各細分領域和部門形成相互依賴。譬如在電動汽車領域,德國車企采用中國物美價廉的電池產品會提升其全球競爭力,而中國車企采用德國的智能系統也有助增加中國汽車品牌的聲譽。本質上,這是一種全球化和產業鏈互嵌的方式,只有這種產業鏈互嵌才能確保利益共享而不是零和博弈。

除此之外,雙方通過政府合作的形式確保市場競爭的規范化,共同恢復世貿組織的仲裁功能等也是緩解中歐經貿競爭的重要方式。

第四,尋求多元主義的中歐關系發展路徑。

盡管歐盟在中歐關系發展中處于重要地位,但中國和歐盟關系不是中歐關系的全部,除此之外,基于歐洲內部不同國家和地區間的巨大利益和立場差距,包括對華政策差異,中國可更多尋求與各成員國及次國家實體的關系。顯然,當中國和歐盟關系出現齟齬,或與某些國家產生重大糾紛的情況下,中國發展和其他個別成員國的關系能夠彌補因與歐盟和某些國家關系緊張所帶來的影響,維持和歐洲關系的連續性。故而復合型的多元主義對歐政策在復雜的中歐關系背景下能更好地促進或恢復一個穩定的中歐關系。

(簡軍波,復旦大學中歐關系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歐洲學會副秘書長)

“中歐觀察”是復旦大學的歐洲研究學者的專欄,立足中國本位,聚焦中歐關系。

    責任編輯:朱鄭勇
    圖片編輯:樂浴峰
    校對:丁曉
    澎湃新聞報料:021-96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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