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50年代，一名美國醫生為觀察癌癥是否會傳染，給在押犯人和不知情的病人注射癌細胞，事件引起公眾對醫學倫理的關注，推動了倫理規范的出臺，確立了知情同意權和倫理審核委員會，而后來的事實也證明，對受試者權益的保護并沒有像科學家擔憂的那樣阻礙科學進展。

海拉細胞,來自海瑞塔·拉克斯的癌癥細胞，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可以無限制復制的“永生”細胞。

科研人員呼吸著海拉細胞周圍的空氣，整天把它們從一個小瓶移到另一個小瓶，有可能不小心碰到它們，他們甚至就在海拉細胞旁邊的實驗桌上吃飯。有個科學家用海拉細胞研制出一種對抗感冒病毒的疫苗，他給400多人進行了注射，疫苗不純，里面還含有少量海拉細胞。沒人知道海拉細胞或者其他癌細胞會不會讓人患上癌癥。

“可能有危險，”索瑟姆寫道，“研究過程中不小心注射，或者在注射抗病毒疫苗時帶進了殘留細胞或者細胞代謝物，都有可能引發腫瘤。”

索瑟姆是一位頗具聲望的癌癥研究專家，他還是美國斯隆—凱特林癌癥研究中心（Sloan-Kettering Institute for Cancer Research）病毒學系的負責人。他和許多科學家都認為，癌癥是由病毒感染或免疫系統缺陷所致。索瑟姆決定用海拉細胞檢驗他的理論。

1954年2月，索瑟姆在針管里裝滿摻有海拉細胞的鹽溶液。他把針頭扎入一位女士的大臂，這個人剛因白血病住進醫院。接著，他緩緩推動針柄，大約500萬個海拉細胞隨之進入女士的體內。注射的部位鼓起一個小包，索瑟姆換了個針頭，小心地在旁邊點了個小墨點留作印記。這樣不管幾天、幾周甚至幾個月后，他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注射部位，檢查海拉細胞有沒有引發癌癥。用這種方法，他把惡性腫瘤細胞注射到十幾位癌癥患者體內，然而給他們的解釋卻是測試免疫系統，對真相絕口不提。

注射完成幾小時之內，病人大臂開始紅腫；五至十天后，注射部位出現硬瘤。索瑟姆切下一些瘤子，檢驗里面是不是癌細胞，但卻有意留下一些，好看看病人的免疫系統是否能抗衡，或者相反，這些癌細胞是否會擴散。不出幾個星期，有的瘤子已經長到直徑兩厘米——當初海瑞塔開始接受放射性鐳治療的時候，體內癌變就是這么大。

索瑟姆最終為接種者切除了大部分硬瘤，其他的幾個月后也自行消失了。可其中的四位病人不久后又腫瘤復發。索瑟姆不斷為他們切除，但腫瘤卻一次又一次地長起來。一位病人的癌細胞甚至擴散至淋巴結。

但這些病人不足以說明問題，因為他們本身就患有癌癥，為了比較，索瑟姆決定用健康人做對照注射實驗。1956年5月，他在《俄亥俄州監獄通訊》上刊登廣告：醫生欲召集25名志愿者進行癌癥研究。幾天后他竟然征集到96名志愿者，不久增加到150名。

之所以選擇俄亥俄監獄，是因為之前這里的犯人曾經非常配合地參與過幾次科學研究，有一次還讓他們感染可能致命的兔熱病。15年后，在犯人身上做實驗就要經過審核了，而且被嚴格控制，因為那時人們意識到犯人無法給予知情同意，他們應被視為弱勢群體。可在索瑟姆做實驗的年代，全國犯人都被用來做各種各樣的實驗，比如檢測化學武器的效果，再比如判定X射線照射睪丸對精子數的影響。

1956年6月，索瑟姆的同事艾麗斯·穆爾（Alice Moore）用手提袋把海拉細胞從紐約帶到俄亥俄。索瑟姆把它們注射到65名犯人體內。殺人犯、盜用公款者、搶劫犯和偽造犯坐在木板凳上排成一排，有人換上了白病號服，有的剛勞動回來，還穿著藍色工作服。

不久，腫瘤紛紛從接受注射的犯人胳膊上冒出來，和之前在癌癥患者身上一模一樣。媒體接二連三地報道俄亥俄監獄的英雄，表揚他們“是世界上第一批同意接受這么嚴謹的癌癥實驗的健康人”。他們還引用了一個犯人的話：“如果我說一點也不怕，那是騙人。你躺在床上，想著癌細胞在自己胳膊上長……你作何感想！”

記者一遍又一遍地問：“你為什么報名當志愿者？”

犯人的回答千篇一律：“我對一個女孩做了不可饒恕的事兒，我想我這么做，總能彌補點什么吧。”

“我相信從整個社會的角度，這么做算是為我之前的罪行做了一點補償吧。”

索瑟姆給每個犯人做了多次注射，和之前那些病入膏肓的病人不同，這些人靠自身免疫力戰勝了癌細胞，而且注射次數越多，他們的身體做出反應就越快，就好像產生了免疫力。索瑟姆公開了他的結果，媒體瘋狂地大肆宣傳，稱此項研究有可能帶來抗癌疫苗的大突破。

在接下來的幾年中，索瑟姆繼續用海拉細胞和其他活性癌細胞做人體實驗，他前后給600多人進行了注射，其中一半是癌癥患者。此外，每個來斯隆—凱特林紀念醫院和詹姆斯·尤因醫院（James EwingHospital）做婦科手術的病人都逃不過他的手掌。即使做解釋，他也就是簡單地說是在做癌癥測試。而且他真就是這么想的：由于癌癥患者排斥這些細胞的速度比健康人慢，索瑟姆認為只要記錄排斥發生的時間，他就能發現尚未診斷出的癌癥。

針對這項研究，索瑟姆在后來的聽證會上反復申明：“當然，這些細胞是不是癌細胞根本不是問題的關鍵，不論什么外來細胞，給人體注射后自然會產生排異反應。使用癌細胞只有一個壞處，那就是公眾對‘癌’這個詞具有很大的恐懼與無知。”

索瑟姆表示，正因為考慮到這種“恐懼與無知”，他才沒有告知病人給他們注射的是癌細胞，因為這會引起不必要的恐慌。照他的話說：“把這個可怕的詞和臨床實驗聯系起來，會對病人造成傷害，因為病人可能覺得（有可能對，也可能不對）自己要么得了癌癥，要么已經無藥可救……這種醫學上無關緊要的小細節可能給病人情緒造成很大的影響，隱瞞這種細節……是負責任而且符合醫學傳統的。”

然而，索瑟姆不是這些病人的醫生，他隱瞞的也不是病人的病情。欺騙病人只是為了他自己的利益——要是病人知道醫生給自己注射的是什么，很可能拒絕參與實驗。1963年7月5日索瑟姆同布魯克林猶太人慢性病醫院的醫學系主任伊曼紐爾·曼德爾（Emanuel Mandel）簽訂協議，要用其醫院病人做實驗。要不是這次合作導致事情敗露，索瑟姆的實驗還指不定會繼續多少年。

索瑟姆打算讓曼德爾手下的醫生給22位病人注射癌細胞。曼德爾把計劃告訴手下，并禁止他們向病人透露注射的是什么，三位年輕的猶太醫生拒絕遵命，說他們不會在病人不知情的情況下做這種實驗。這三位醫生都知道納粹在猶太犯人身上做的實驗，也都聽說過紐倫堡審判。

16年前，也就是1947年8月20日，美國主持的紐倫堡國際戰爭法庭對七名納粹醫生進行宣判，判處他們絞刑。罪名是：在未經參與人同意的情況下用猶太人進行慘無人道的實驗，比如把兄弟姐妹縫合成連體嬰，為研究器官功能進行活體解剖，等等。

法庭立下十條道德準則來約束全世界的人體實驗，也就是日后我們所知的《紐倫堡公約》（Nuremberg Code）。公約第一句便是：受試者必須在未受脅迫下自愿同意。這個概念是前所未有的。寫于公元前4世紀的《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中并沒有病人知情同意這一項。而且，雖然美國醫學學會早在1910年就制定了保護實驗動物的條例，但在紐倫堡公約之前竟然沒有任何相關法律保護人的利益。

盡管如此，《紐倫堡公約》畢竟只是“公約”，同后來出現的許多公約一樣，它們并不是法律，最多只能算是建議。醫學院里未必教，包括索瑟姆在內的許多科研人員號稱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那些聽說過《紐倫堡公約》的人，很多以為它是“納粹公約”，是為野蠻人和獨裁者制定的公約，和有良的美國醫生沒關系。

索瑟姆給病人注射海拉細胞的時間是1954年，當時美國還沒有正式的研究監管機構。其實20世紀初就有政治家嘗試把監管條例寫入州法和聯邦法，但每次都遭到醫生和科研人員的抗議。因此，以“阻礙科學進展”為由，這類提案一次次遭到否決。然而在其他國家，早在1891年就有規范人體實驗的條款，諷刺的是，在這些國家中，就有德國的前身普魯士。

唯一能在美國強制推行科研倫理的辦法就是通過民事法庭。律師在法庭上可以用《紐倫堡公約》來評判科學家是否符合職業道德。但想把科學家推上法庭并非易事，得有錢、有辦法，并且需要知道自己被用于科研實驗了。

“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這個詞最早出現在1957年的一份民事裁決中。原告是一個名叫馬丁·薩爾戈（Martin Salgo）的病人。醫生給他施行麻醉，他以為醫生要給他做的是一項常規手術，誰知道當自己從麻醉中醒來，竟發現腰部以下已完全癱瘓。醫生從沒告訴他整個操作過程的風險。法官裁定醫生敗訴：“醫生如果隱瞞必要信息，致使病人無法對即將進行的醫療做出理性判斷，那他就沒有履行對病人應盡的職責，是有過錯的。”他還寫道：“醫生必須提供足夠的信息，這是知情同意的基礎。”

“知情同意”強調了醫生必須把相關信息告知病人，但是對類似于索瑟姆的研究卻沒有任何約束，因為索瑟姆的研究對象并不是他的病人。得再過幾十年，人們才開始質疑，像海瑞塔這樣的情況是不是也有“知情同意”的問題，這次醫生是從海瑞塔體內取組織，然后在體外進行實驗。

但是對那三位拒不配合索瑟姆的醫生來說，未經病人同意便往他們體內注射癌細胞，是絕對違背人權的，也違反了《紐倫堡公約》。曼德爾卻不是這么看的。他要一名住院醫生代替這三個人給病人注射。1963年8月27日，三名醫生集體辭職，辭職信中給出的理由是“違背倫理的科學研究”。他們把信交給曼德爾和至少一名記者。曼德爾收到信，立即把三位醫生中的一位叫來，指責他們因為自己的猶太人背景而過分敏感。

醫院董事會成員中有個名叫威廉·海曼（William Hyman）的律師，他并不認為三位醫生是過于敏感。得知他們辭職后，他要求查看參與研究的病人的資料。可要求遭到拒絕。另一方面，就在三位醫生辭職后幾天，《紐約時報》恰好刊登了一篇小報道，標題為《瑞典懲罰癌癥專家》，故事主人公是個名叫貝蒂爾·比約克隆德（Bertil Bj?rklund）的癌癥研究人員。他利用海拉細胞做疫苗，然后給自己和病人做靜脈注射。他的細胞全是從蓋伊實驗室弄來的，數量龐大，以至于大家都開玩笑說與其拿細胞來注射，還不如把細胞灌到游泳池甚至湖里，然后讓人在里面游泳，從而獲得免疫。由于用海拉細胞進行注射，比約克隆德被實驗室開除。海曼希望索瑟姆也能有同樣的下場，因此于1963年12月將一紙訴狀遞到法院，要求獲取該項研究的記錄。

海曼把索瑟姆的研究同納粹研究作比，并從三位辭職醫生那里獲得供詞，他們用“違背法理，違背倫理，可悲可嘆”來形容索瑟姆的做法。海曼也從另一位醫生那里取得供詞，這位醫生說：即使索瑟姆問了，病人也不可能給予知情同意，因為其中一位患有帕金森癥，不能說話，另外兩位只會說意第緒語，還有一個人患有多發性硬化癥和抑郁癥。無論如何，海曼寫道：“他們告訴我沒必要簽署同意書……那些猶太病人根本不可能同意注射活的癌細胞。”

這件事引起了媒體的關注。醫院說訴訟充滿“誤導和錯誤”，可報章雜志還是刊出頭條新聞：

被注射癌細胞，病人不知情……醫學專家譴責注射癌細胞違背倫理

報道說《紐倫堡公約》在美國一貫遭到無視，目前全國還沒有保護科研對象的相關法律。《科學》雜志將此事件稱為“自紐倫堡審判以來，關于醫學倫理的最激烈的公共爭論”，并表示“目前形勢對每個人都不容樂觀”。該雜志一名記者質問索瑟姆：如果注射誠如你說的那么安全，你為何沒有給自己注射？

“我跟你直說，”索瑟姆回答，“現在有經驗的癌癥研究者屈指可數，即使只有一丁點危險，拿自己做實驗也不是明智之舉。”

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注射了癌細胞的病人看到報道，紛紛聯系記者。紐約州檢察長路易斯·萊夫科維茨（Louis Lefkowitz）也從媒體報道得知此事，隨即展開調查。之后，他寫了一份五頁的報告，其中慷慨陳詞，指控索瑟姆和曼德爾有欺騙行為、違背職業道德，并要求紐約州立大學評議委員會撤銷二人的醫療執照。萊夫科維茨寫道：“任何人都有權決定別人能對自己的身體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絕不能剝奪這種權利。病人有權知道……針筒里究竟裝了什么。如果知情導致恐懼和焦慮，他們有權表達出恐慌的情緒并拒絕接受注射。”

然而，不少醫生站出來，在評議委員會和媒體面前為索瑟姆辯護，說醫學界開展此類研究已經有幾十年了。他們表示沒有必要對科研對象交代所有信息，索瑟姆的做法符合科研領域的職業道德。索瑟姆的律師也辯稱：“如果整個領域都是這么做的，那怎么能將索瑟姆的做法稱為‘違背職業道德’？”

這件事在評議委員會激起不小的波瀾。1965年6月10日，委員會的醫療糾紛委員會裁定索瑟姆和曼德爾“在行醫過程中存在欺騙和違反職業道德的行為”，并建議吊銷二人的行醫執照一年。委員會寫道：“從整個事件過程的記錄可明顯看出，某些醫生認為他們可以對病人為所欲為……病人同意只是可有可無的形式。對此我們不敢茍同。”

委員會在評議中也號召針對臨床研究制定更加具體的規范，他們表示：“委員會相信此類規范相當于嚴肅的警告，以約束科研行為，使其不違反基本的人權和豁免權。”

后來對索瑟姆和曼德爾的處理是，吊銷執照暫緩執行，給予一年察看期。然而，這件事似乎對索瑟姆的學術地位沒有絲毫影響，察看期一結束，索瑟姆就當選美國癌癥研究協會主席。不過，事件終究在人體實驗監管史上寫下了重要的一筆。

評議委員會宣判之前，媒體對索瑟姆的負面評價就引起了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注意。該機構一直為索瑟姆的研究提供經費，可它早就規定，所有研究人員進行人體實驗前必須征得他們同意。索瑟姆事件出現后，國立衛生研究院對其資助的52個研究機構進行了審查，發現只有9個有保護實驗對象權利的規定，只有16個會給病人簽署知情同意書。國立衛生研究院的結論是：“對于有病人參與的實驗研究，研究人員的判斷不足以作為評判該實驗是否符合醫學倫理的基礎。”

此次調查后，國立衛生研究院規定：所有涉及人體的研究必須經過審核委員會評議，判斷它們是否符合研究院的倫理準則，其中必須包括受試者簽署內容詳盡的知情同意書。審核通過才給予經費。而審核委員會應是一個獨立的小組，由不同種族、階級和背景的專家和社會人士共同組成。

科學家紛紛表示醫療研究前途堪憂。其中一位甚至給《科學》雜志主編寫信說：“明顯無害的人體癌癥研究都遭到了制止……1966年將為所有醫學進展畫上句號。”

同年晚些時候，哈佛大學的麻醉學家亨利·比徹（Henry Beecher）在《新英格蘭醫學期刊》上發表了一份調查，結果顯示，索瑟姆并不孤單，像他一樣的反倫理研究足有上百個。比徹把其中最惡劣的22個公之于眾，比如，有人曾給兒童注射肝炎病毒，還有人給麻醉中的病人吸二氧化碳，導致病人中毒。索瑟姆的研究名列第17位。

后來的事實證明，科學家多慮了。倫理規范的出臺并沒有阻礙科研的進展。事實上，研究反而突飛猛進，而且其中的很多都要感謝海拉細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