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華《十八歲出門遠行》新版本宣傳海報

青年余華曾經寫過這樣一段話：“兩年以來，一些讀過我作品的讀者經常這樣問我：你為什么不寫寫我們？我的回答是：我已經寫了你們。”但是近幾年來，這樣的疑問似乎少了，或許很多讀者都從余華的作品中讀出了自己。喜歡余華的青年人愛說：“世界破破爛爛，潦草小狗縫縫補補。”

隨著《十八歲出門遠行》在2024年3月重新出版，許多青年人看余華這部集中于1980年代的合集，還是帶著新意與興奮。

▲網友把余華的照片和他的微信小狗頭像在一起，發現發型和神態上極為神似

我們的問題就從這里開始——余華的作品為什么能夠得到青年人的共鳴？這個問題并不來源于余華在媒體上的言論和表現，總有一種網感與幽默，而是指對閱讀余華的作品的直接共鳴。

這跟青年的敘述和青年的主題是分不開的。青年是余華作品中被授予期待的對象，同時也是當代文學重要的敘事主題，青年被賦予了特殊的政治主體的構建要求，在敘事的外形上，與青年的敘事總是與青春和情感的話題聯系在一起，但是話題更會擴展至集體與個人、總體性與個體性之間“張力”。

▲青年余華在開往團結湖的雪地站前

余華在1980年代作品中的青年總有些共有的結構：青年主人公追尋一個目的，但行動及境遇都無法使這個目的得以實現。最后，他們像樹葉、破褲子一類的物體或者垃圾一樣，被拋擲到某個極端處境中。在《十八歲出門遠行》中，上述處境往往是充滿暴力的，但是，青年不約而同地接受了這個處境，這種方式構造出余華筆下青年特有的堅韌形象。

在此次一同收錄在《十八歲出門遠行》的理論文章——《虛偽的作品》中，余華指出：“我并不認為人物在作品中享有的地位，比河流、陽光、樹葉、街道和房屋來得重要。我認為人物和河流、陽光等一樣，在作品中都只是道具而已。”

余華將青年人降格到和物公平的地位，作者注入作品的主觀意圖就被懸置了。因此，余華小說中構境，就使得青年主體失去了作者的保護，因而常常和意圖錯位。《十八歲出門遠行》所要尋找的旅店竟然是汽車本身，戲仿復仇武俠小說的《鐵血梅花》中，殺父仇人被人所殺，都是以此來構建出目的的荒誕性。

余華作品中，青年的世界因而變得充滿了偶然性與無目的性。在《死亡敘述》中，肇事逃逸的司機一直在道德自責之中，在十多年后，再一次肇事，卻被撞死的少女的親人與村民暴力殺害。如果說在倫理秩序中，因果律是合理化的想象，那么《死亡敘述》就跳脫了這種敘述的倫理。人所謂“報應”是無規律的，而是變為一種物體存在，完全隨著外部境遇而變。

同理，歷史的時間，在余華的小說中，也同樣沒有被賦予額外的歷史價值。這種感受在閱讀《往事與刑罰》中尤其明顯，當作者反復列出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這個時間時，讀者會本能地考慮這個時間到底在表示什么歷史事件？這是否有激進含義？或者歷史反思？當我們開始隨著思考的時候，更多時間出現，但不是以序列的方式，因而，這些斷片時間不是線性的和有序的，時間反倒成了理解歷史意圖的障礙。讀者被捉弄了，但在這一過程中，卻像猜謎一樣主動質詢這些時間斷片，最后享受于這種時間把戲。

再如，《愛情故事》的開頭：“一九七七年的秋天和兩個少年有關。”這個時間的引入，無異于和真實歷史的宏大背景發生關聯。這兩個少年的身份也沒有被刻意強調，他們可以是任何青年，任何男孩和女孩。恰恰是時間敘述中，歷史價值的空白，使其具有了任何時代、任何人物特征的可代入想象。一九七七年的秋天，只跟早戀的男孩讓女孩懷孕的不幸有關。

閱讀余華的作品沒有任何障礙：拋離目的、降格人物、尊重偶然、懸置時間，但這都不是一種自然而然的進展，而是主動地清障。青年余華的敘述有著一種“粗糲”之中的精巧。換句話說，敘述語言的“粗糲”是經過精心設計的。

▲保羅·威利斯《學做工》書影

余華的作品在當代國際青年群體中，同樣能生發一種普世性。英國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學者保羅·威利斯就提出過普通青年的“反對精英”之中的邏輯：工人階級出身的孩子們洞察了學校的個人主義和精英主義，他們的群體邏輯認為證書和考試永遠不可能提高整個工人階級的地位，相反只會造成資格泛濫，使中產階級特權合理化。他們在語言上主動和規訓的話語相隔離，哪怕是最輕微意義上的符號反叛，比如說自己活得像一只潦草小狗。

《十八歲出門遠行》這部青年余華的作品合集，或許仍舊與當代青年們的種種處境相吻合。他們并不幻想宏偉的事業，并不幻想寬廣而偉大的目的，而是在疲倦的環境中，像一架機器一樣，付出自己的勞動力，他們判斷出必需的最低限度，以獲取喘息。很多時候，他們生存的尊嚴來自逃避規訓的自由，來自逃脫受被支配地位的雙重侮辱：或者是真實的，或者是意識形態上的。

（作者：羅家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