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拍攝的合眾圖書館上海長樂路館址，外墻懸掛的保護建筑銘牌。（本組圖片除注明外均由新華每日電訊記者許曉青 攝）

剛剛過去的“五一”假期，上海市長樂路富民路口一棟帶有裝飾藝術元素的現代派風格建筑，不時迎來“City Walk”（城市漫步）的游客駐足拍攝。這棟“83歲”高齡的老房子，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設計、中國建造”的地標建筑之一。

這棟建筑還有另一個鮮為人知的身份——合眾圖書館。抗戰全面爆發后，滬上有識之士集眾人之力，在此拯救中華民族歷代典籍和金石拓片，這里也因此成為守護中華文脈的“戰斗堡壘”。

太平洋戰爭爆發前，1941年9月，這座由華蓋建筑事務所著名設計師陳植主持設計的多層圖書館建筑竣工并投入使用。發起者張元濟、葉景葵、陳陶遺以“三人成眾”“眾擎易舉”之意，將其命名為合眾圖書館，專注于集納、守護、傳承中國傳統文史典籍。此前，這座圖書館已籌備了兩年多時間。

捐贈者中，還可以看到李宣龔、陳叔通、蔣抑卮、葉恭綽、顧頡剛、胡適、錢鍾書、鄭振鐸、吳湖帆、陳巨來等近現代文化名人。

因為“合眾”，危在旦夕的約24萬冊文史典籍、1.5萬余件金石拓片“活”了過來。雖然法租界巡捕房、汪偽政府屢屢登門調查，日本侵略者更是覬覦這座文化寶庫，戰火蔓延、物價飛漲，這座挺立于烽火中的圖書館，仍然在苦難中肩負起挽救中華民族珍貴典籍的使命。

新中國成立后，張元濟等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完整捐獻了這座堪稱“烽火奇跡”的圖書館。“合眾”及其庇護下的全部典籍，成為今天上海圖書館館藏的重要組成部分。守護中華文脈的“合眾”傳奇，現在回首仍顯得驚心動魄。

再“建”一個“東方”

廿年心血成銖寸，一霎書林換劫塵。

1932年，65歲的張元濟在上海遭遇了人生中的“至暗時刻”。望著烽火中飄散在城市上空的古籍殘片，被譽為“中國現代出版第一人”的先生淚灑當場。

這年初，侵華日軍發動一·二八事變，盛極一時的商務印書館上海總廠被日軍炸毀。當時中國規模最大的現代化圖書館——東方圖書館也慘遭日寇縱火焚燒，約46萬冊古籍善本、地方志及中外雜志報紙被付之一炬。僅有500多種孤本珍本（約5000冊），因另藏于銀行保險庫房才幸免于難。

時局之危，已到了中華文化血脈或將毀于一旦的境地。盡管已宣告退休，但作為商務館元老，張元濟“披掛上陣”重出江湖，與董事會安排商務館出版體系有序內遷。在這個過程中，一個念頭在張元濟腦海閃現——再“建”一個“東方”！

次年，他聘請社會名流，組織東方圖書館復興委員會，由他本人出任主席，募集基金，并帶頭捐款。但時值國難當頭、經濟蕭條，收效不大，東方圖書館最終也未能復興。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戰亂頻仍中，年逾古稀的張元濟不拋棄、不放棄，“人與書，都要活下來”。他的朋友葉景葵有著與他相同的執念。葉氏不僅是江南一帶極為熱心的藏書家，也是一位銀行家。

心懷守護中華文脈的虔誠之心，葉、張二人一拍即合。“復興東方”未成的遺憾，有了全新的答案——新建一座更隱蔽、更靈活、更具收藏和保護功能的私立圖書館，那就是合眾圖書館。

1939年，張元濟、葉景葵先請來了當時橫跨政治和文化兩界、社會聲望極高的陳陶遺擔任共同發起人，為這座圖書館保駕護航，還計劃延請當時仍在燕京大學圖書館工作的蘇州人士、學界晚輩顧廷龍，前來主持圖書館日常業務。

現藏于上海圖書館的合眾圖書館組織大綱原件，在最顯著位置強調了辦館目的，第一條便是“征集私家藏書共同保存，以資發揚中國之文化”。

這是一場在硝煙戰背后的無聲較量，一切都為了在隨時可能擴大的戰事中守護中華典籍，把“根”留住。

1939年，張元濟致函顧廷龍，邀其南下，在上海參與籌備私立合眾圖書館，專門保護戰亂中散落各地的中華文化典籍。圖為信件原件中的一頁，近期正在由上圖重新編目。（上海圖書館供圖）

葉張輪番盛邀

顧廷龍放棄安逸生活南下

1939年小暑節氣剛過，正值燕京大學放暑假，清晨校門口，一些師生正送別帶著濃重江南口音的一家人。舉家南歸的是剛剛從燕大圖書館辭職的顧廷龍。彼時他已在學術圈和藏書界小有名氣。

顧廷龍，字起潛，這一年他35歲。蘇州顧家在江南一帶頗有名望，學術淵源深厚，族中較顧廷龍更為有名的是年長他不少的侄輩顧頡剛。

如果將時空坐標設定在20世紀初葉，顧廷龍是不折不扣的“00后”，而合眾圖書館發起人張元濟、葉景葵、陳陶遺，分別是19世紀的“60后”“70后”“80后”。

三位前輩對這位已校勘諸多古籍善本的青年才俊無比信任，打算將這座中華文化典籍的“保險庫”托付給他。這位“00后”守書人一到上海，先在辣斐德路614號（今復興中路思南路口）的一處洋房落腳。這里樓下是合眾圖書館籌備處，樓上是住家和草創時期的合眾書庫。

此前，為說服顧廷龍南下，葉景葵、張元濟輪番致函，以理服人、以情動人，大有借書信“三顧茅廬”之意。

現有史料顯示，1939年3月，葉景葵就籌辦“合眾”首次致函顧廷龍：“上海方面如有圖書館組織，需要編纂校勘人才，吾兄愿意圖南否？”5月23日葉景葵又致函：“尚望迅速料理，務于暑假開始即行南下，盼切盼切。”兩天后，葉景葵再度致函：“此間各事均已備妥，專候兄來，即可開始辦館務。”6月1日葉景葵再一次致函：“連發兩快函，想已收到，此間專待賁臨辦事，愈速愈妙。”

就這樣，短短數月，葉景葵多次致函顧廷龍。據顧廷龍回憶，當時接受葉先生相邀，決定南歸，但辭職時，卻復為燕館領導的熱情挽留，一時不得脫身，又是張先生來函相促。

顧廷龍所說“張先生函”，就是張元濟最終說動顧廷龍的那封關鍵書信。近日，上海圖書館再度從顧氏家族捐贈藏品中整理出來，重新編目。

在這封信中，張元濟向顧廷龍介紹了創辦合眾圖書館的初衷，對顧廷龍過往在古籍編目和研究中取得的成績表示欽佩。他告訴顧廷龍，自己的朋友葉景葵“雅嗜藏書，堪稱美富”，“以滬上迭遭兵燹，圖書館被毀者多，思補其乏，愿出所藏，供眾觀覽”。張還比較了留任燕京大學圖書館與到上海開辟新事業的不同意義與價值：“惟燕館為已成之局，規隨不難。此間開創伊始，倘乏導師，便難措手，務望婉商當局，速謀替人。”他大膽預測：“異日館舍（指新建合眾圖書館）宏開，恣眾瀏覽，受惠者正不知凡幾也。”

顧廷龍后來回憶：“在葉先生堅邀、張先生敦促下，經過婉商燕館當局，我終于離開北平來滬參與‘合眾’工作。”

一諾千金！顧廷龍早前在燕大圖書館工作，收入穩定，不愁全家生計，但他還是決心放棄相對安逸的生活，來到上海。這一趟“滬漂”幾乎影響了他和家人的一生。從“合眾”到后來的上海圖書館，他守護這個中華文化典籍的“保險庫”長達半個多世紀。從1939年夏擔任合眾圖書館總干事，到1962年正式擔任上海圖書館館長，他把生命中絕大部分精力獻給了圖書館。

1940年，顧廷龍與妻兒在辣斐德路合眾圖書館籌備處前合影。（資料圖片，中華書局2022年版《顧廷龍日記》）

用生命“換”典籍

對經歷過商務印書館、東方圖書館滅頂之災的張元濟而言，保護中華民族的紙上文脈，不僅是與隨時都會擴大的戰爭賽跑，也是與自己的生命賽跑。

翻開《張元濟年譜長編》，從商務印書館重要資產灰飛煙滅，到與人合作發起成立合眾圖書館，張元濟一直在與各種疾病作斗爭。這一時期他接受了外科手術，隨著年齡增長，泌尿系統的慢性病，讓他不堪其擾。

“除了對戰爭危害性的痛定思痛，還有對生命、對人性的感悟，讓菊老（張元濟號菊生，別名菊老）當時迫不及待要發展壯大‘合眾’。”合眾圖書館早期捐贈者和工作人員之一潘景鄭曾這樣回憶。

張元濟和葉景葵都率先捐出大批個人藏書，涉及宋元明清各朝，以罕見的地方文獻居多，彌足珍貴。被推選為合眾圖書館第一任董事長的陳陶遺，也捐贈了《百衲本二十四史》《磧砂大藏經》等珍本。

“合眾”的規模雖不及商務系的“東方”，但自1939年創辦到1953年完整捐獻給新中國，短短14年間，已在學術界產生了深遠影響。到訪閱覽者名單中，可以看到胡適、錢鍾書、陳垣等名字。從某種意義上說，“合眾”恰是“東方”事業的繼續和延伸。

1939年夏，遷居上海不久的顧廷龍，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生死大考”。抵滬僅兩個多月，顧家長子誦詩突發疾病去世。顧廷龍在日記中，多次表達了“白發人送黑發人”的扼腕嘆息。

2022年最新整理完成、由中華書局出版的《顧廷龍日記》，記錄了顧廷龍擔任合眾圖書館總干事前后，事無巨細、親力親為的各種細節：抵滬不到一周，合眾圖書館籌備處就開始接收第一批藏書——葉景葵個人集納善本，共84箱；1941年，合眾圖書館建筑交付使用，顧廷龍又親自試驗了每一扇窗、每一道門，檢查地磚的接縫，因為存儲古籍之地須保持相對恒定的溫度、濕度。

日記中也傳遞出顧廷龍對長子誦詩的思念。1939年末，他寫道：“詩兒夭折，心如槁灰。”1940年1月，他又記錄：“赴平江公所，督漆詩兒柩，此第七次也”。顧誦詩的離世，不僅讓為父者痛心疾首，也是顧廷龍事業的損失——誦詩生前已成為顧廷龍整理和校勘古籍的學術助手。顧廷龍強忍悲痛，繼續守護著這座快速成長起來的文化寶庫。

在“合眾”的三位發起人中，陳陶遺于1946年逝世，葉景葵于1949年逝世。1953年，張元濟主動促成了合眾圖書館董事會向新中國完整捐贈這座文化寶庫的事宜。1958年，“合眾”以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的身份，正式并入上海圖書館，極大地豐富了上圖館藏。1959年張元濟去世時，對“合眾”事業未留遺憾。

5月6日拍攝的上海圖書館淮海路館近代圖書書名目錄集納柜，其中部分圖書分類卡片仍保留著合眾圖書館時期的分類檢索規律。

“不求躁進，不貪暇逸

不須人多，不事宣傳

非如是，不足以持久也”

今天，查閱合眾圖書館早期藏書目錄，可以了解到當初創辦這座圖書館時，文化名人們的苦心孤詣。經過多年積累，館內藏有西漢中期戴德編著的禮制著作《大戴禮記》（十四種），早期天文農業歷法《夏小正》（四十九種），此外還有《唐紀》（四庫底本）、《冊府元龜》（318卷）、《元詩選》（初集）、《詞綜》（手校本）、《水經注》（重校本手稿）、《夢溪筆談》（校本）、《歷代長術輯要》（手稿本）等。

在私人捐贈中，所捐數量最多的是葉景葵。同時張元濟還一直堅持將商務印書館涵芬樓的部分存世秘本進行“借閱傳錄”，也就是將這些珍本孤本臨時借出，暫存于合眾圖書館，每日由專人抄錄，在戰亂中實現自己動手“復制”文史典籍的工作，其中有《彭尺木文稿》《周秦名字解詁》等。

4月22日拍攝的葉景葵生前寓所，位于合眾圖書館上海長樂路館址西側。

合眾初創時期，恰逢張元濟傾情投入校訂江南地區流失鄉野的元明雜劇孤本。大量“劫中得書”薈萃成可觀的史料庫，新中國成立后進一步助力了戲曲研究及創作的傳承、革新。

閱覽者記錄顯示，胡適、錢鍾書到訪最為頻繁。據了解，胡適當時對《水經注》的研究，有相當一部分資料來自“合眾”。

在顧廷龍整理造冊的合眾圖書館工作檔案中，可以看到“合眾”的運作機制吸取了商務印書館及東方圖書館的經驗教訓，在規模上避免“樹大招風”，用人少而精，主要依靠學者自發捐贈、集中保管。學者若調閱自家所捐圖書，也按現代化的圖書館管理模式，嚴格登記。按顧廷龍與張元濟1940年初的約定，“不求躁進，不貪暇逸，不須人多，不事宣傳，非如是，不足以持久也”。

就這樣，1941年9月竣工投用的合眾圖書館上海蒲石路新館址（今長樂路746號），以相對神秘、隱蔽的形象，躲過了法租界內外日本勢力的多次滋擾挑釁。

據顧廷龍次子顧誦芬回憶，合眾圖書館面向路口的正門不掛任何牌子，也從不打開，看上去與一般住宅無二，避免引起日寇注意。為了不受敵偽干擾，來客盡量限于研究學者和故知，且都從隱蔽的后門進出。抗戰期間，在滬日本勢力以“索書”“借場地”等名義多次探聽“合眾”底細，因圖書館的低調掩飾和巧妙周旋，皆未得逞。

在顧誦芬的記憶中，一家人在上海一直與圖書館建筑為伴，在館內獨辟簡樸的起居空間。錢鍾書是合眾圖書館“后門”的常客，誦芬年少時多次為錢先生悄悄開門，錢先生則總是叮囑他學好英語。“合眾”館藏中也包括一些英文讀本和科技圖書，這也是這座圖書館吸引各領域學者的獨到之處。

這一時期，盡管面臨日本侵略者的挑釁和法租界、汪偽政權等的調查，顧廷龍仍然冒著生命危險，收集和保護了一批傳播馬列主義、宣傳共產黨的書刊資料。經后人整理發現，這些寶貴史料中包括《共產黨宣言》首個中譯本等。

1949年5月，國民黨軍隊一度占領合眾圖書館的頂樓，作為“瞭望臺”，甚至意欲將書庫全部侵占。為了確保古籍善本“一本也不能少”，張元濟等反復斡旋，最終保住了“合眾”全部家底。國民黨軍隊在蠻橫占領圖書館約24小時后不戰而退。顧廷龍在后來的憶述中多次寫下“幸即解放”四個字。

4月22日拍攝的合眾圖書館上海長樂路館址。

錢穆晚年回憶過往

對參與校訂的館藏牽腸掛肚

20世紀90年代，上海的圖書館事業迎來大發展。陳陶遺的曾孫女陳穎，讀的就是圖書館學專業。當族中長輩帶著她見到年近九旬的顧廷龍時，老人對這段“合眾”傳奇萬分感慨。念舊的顧老引薦陳穎到上海圖書館徐家匯藏書樓，并題詞“敏而好學”勉勵晚輩。更為巧合的是，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合眾”館藏就珍藏于這座藏書樓內。

“擇一事，終一生！祖輩、曾祖輩的守書心愿，靠我們接續傳承！”如今陳穎已成為新一代“守書人”，數十年如一日在上海圖書館工作。她說，那些鈐有“合眾圖書館館藏”之印的書籍，仿佛至今仍有“心跳”。

念念不忘“合眾”的，不僅有陳氏后人，還有顧廷龍初到上海時結識的一大批文人雅士。顧廷龍在日記中，記錄了落腳上海不到一個月時，江南藏書界、歷史學界一場餐桌邊的雅集。學者間惺惺相惜的“合眾”情誼，化為守護古籍善本的合力。

今天看來，赴宴者堪稱“群星璀璨”。其中不乏“合眾”所藏各類珍奇文獻的發掘者、捐贈者，如冒鶴亭、瞿良士、高吹萬、姚石子、張芹伯、潘景鄭等，也有著名歷史學家呂思勉、錢穆等。

5月4日拍攝的上海圖書館藏合眾圖書館時期《讀史方輿紀要》上海商務印書館抄本的分類檢索卡片，上有“1937.3”字樣。

顧廷龍晚年接受訪談時，專門提及合眾圖書館創建前后葉景葵、顧頡剛、錢穆等對清初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原稿本的“南北互校”。

該書也是“合眾”館藏（現藏于上海圖書館）中的一大亮點。歷史上，這部著作的傳世抄本不少，但原稿本卻“沉埋民間三百年”，直至被葉景葵發現。由于各路學者在抗戰中顛沛流離，葉景葵意外覓得之稿本無法盡快校訂完畢，參與其中的顧頡剛、錢穆等均留下遺憾。

錢穆晚年回憶過往，仍對“合眾”館藏《讀史方輿紀要》原稿本牽腸掛肚，乃至抱憾終身：“起潛告余，彼之主要任務即為續校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一書。”“余又匆匆南來，迄今將三十年，聞合眾圖書館已不存在，揆初（葉景葵字揆初）與起潛亦不獲其消息。《讀史方輿紀要》之顧氏家傳本，今不知究何在。茍使余不主先作校對，則此家傳本早已行世。余對此事之愧悔，真不知何以自贖也。”

好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顧廷龍親自主持，再度進行全面校勘，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讀史方輿紀要》稿本，還這部中國歷史地理巨著之原貌。顧廷龍認為，這也是對合眾圖書館昔日同仁、師友、研究者及讀者的一種告慰。

薪火相傳 生生不息

80多年過去，今年春節起，上海圖書館東館手稿主題館以講述“文物故事”的形式，專門展出了顧廷龍與合眾圖書館守護《古文尚書》海外珍貴抄本的來龍去脈。

顧廷龍曾在兩頁札記中專門回顧了這段往事。他早年曾向江蘇南翔（現為上海嘉定南翔）姚氏借閱罕見的《古文尚書》日本抄本，并擬推動出版；不料，由于抗戰全面爆發，該抄本不得不暫時寄存于合眾圖書館。抗戰勝利后，姚氏復盤位于南翔的藏書，大多不幸毀于戰火，而這部《古文尚書》海外珍貴抄本因機緣巧合得到“合眾”的庇護，幸免于難。20世紀50年代，顧廷龍又推動姚氏后人向上圖捐獻了這一劫后余生的珍本。

4月18日拍攝的上海圖書館東館手稿主題館展板。展板展示了抗日戰爭期間由顧廷龍寄存于合眾圖書館的南翔姚氏藏書《古文尚書》海外珍貴抄本。原件現藏于上海圖書館。

2024年是顧廷龍先生誕辰120周年。上海圖書館館長陳超說，老一輩守書人為我們留下的是如此恢弘的圖書館事業，在戰火中他們情牽家國命運，兢兢業業，用顧老自己的話說，一生干得最多的是圖書館工作，歸結一下只有六個字——收書、編書、印書。前輩堅持的時間之久，守護和發掘重要文獻的數量之巨，令人感佩。一代代守書人薪火相傳，“合眾”的精神內涵亦由今日上圖人傳承。

就在上月，合眾圖書館位于上海長樂路的舊址正式啟動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保護修繕工程。外墻懸掛的公示牌顯示，經評估，施工方將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等，對長樂路746號建筑的外立面工藝及材料、原門窗，以及內部重點保護區域進行復原。

在距舊址數公里外的上海圖書館淮海路館，工作人員也正快馬加鞭，將80多年前與這棟建筑相關的一批名人書信原件重新編目造冊，妥善保存。

一組數據顯示，20世紀40年代，合眾圖書館在人員極少的條件下，通過手抄將商務印書館涵芬樓殘存典籍進行人工“復制”，按一年工作量計算，有逾170萬字的抄本，得以接續傳承。這種于戰亂中堅持愚公移山，不惜代價為國寶留下副本的壯舉，令后人嘆為觀止。

另一項統計是，上圖目前收藏有170萬冊古籍文獻，其中有約三分之一等待搶救修復，若每年修復約1000冊，仍將有大量古籍處于“等待”狀態。這將是另一場與時間的“賽跑”。

據陳超介紹，合眾圖書館長樂路館舍修繕完成后，將成為上海圖書館中華家譜主題館。他說：“讓這棟老建筑煥發新活力，對讀者重新開放，善莫大焉！”

（原標題為《這段“合眾”傳奇：錢鐘書常來走后門，錢穆晚年念念不忘 | 草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