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話、博物學與維多利亞文化》，[法]勞倫斯·塔拉拉赫-維爾馬斯著，祝錦杰譯，四川人民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416頁，128.00元

一

我觀察過不少聲稱熱愛文學藝術的科普從業者，他們視野廣博，不但自身專業領域知識頗豐，更涉獵了許多小說、童話等虛構型文學，能寫出飽含人文精神乃至具備藝術賞讀價值的科普文章。然而，不論讀不讀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作品之外的文學，或者是否過于執著某個作家所申明的文學觀點，在對待兒童閱讀虛構型文學作品這件事上，他們中的相當多數暴露出了成為真正的“文學愛好者”這一遠足途中最致命的缺憾，他們認為圣誕老人、仙子故事一類的幻想文學于兒童建立對世界的科學認知不利，到了一定年齡后這些故事就應當逐漸退場，讓位于非虛構作品。

就好像一百五十年前《水孩子》的作者查爾斯·金斯萊在他的科普演講上做的那樣（《水孩子》講述了一個掃煙囪的孤兒落水變成水孩子，在經歷了與自然生物的相處陪伴和仙女的指點后成長為一個“新人”重回人間的故事）。查爾斯·金斯萊對想象力贊不絕口，然而仔細觀之卻也不難發現他召喚想象力是為理性、為以科學實證精神向外探索世界服務的：

青少年時期永遠是充滿想象力的時期，這是無可辯駁的事實；而所謂的良好教育，必不可叫他們把想象力指向內心，胡思亂想……想象力不可朝內，而應朝外；要讓他們接觸恰當的事物，使他們好奇，激發他們的敬畏之心，讓他們愛上新鮮的事物，愛上發現的樂趣，但又不可令他們頭腦發熱或者激情澎湃。

這種對待文學的工具利用性態度并不罕見，大多數讀者并不知道金斯萊除了寫作童話，亦是當時著名的科普作家，而參加各類重要的科學與科普會議、運動，為進化論辯護，則是其生活的重要構成部分，甚至在寫作童話《水孩子》的過程中，金斯萊還致信達爾文，與后者探討生物演化論。為了在“好奇心、發現的樂趣”和“激情澎湃”二者之間找到平衡之道，金斯萊和許多十九世紀中期的英國學者遍尋良著，最后他們將目光投向了博物學，認為這一科學分支“能在很大程度上解決教育的這種困境”。

勞倫斯·塔拉拉赫-維爾馬斯的《童話、博物學與維多利亞文化》以豐富翔實的材料為我們呈現了當時包括赫胥黎、達爾文、歐文、丁達爾在內的科學家對待科學與神學的觀點、對想象力的態度，以及當時的科普寫作對仙子故事幻想文學語言的征用——這是一段光怪陸離的科學與文學交織迷幻、界限不清的書寫史。其中我們也能清晰地看到借用了妖精形象完成科普敘事的金斯萊所聲稱的童話觀，即盡管童話故事能激起想象、好奇、敬畏、同情、希望和愛等種種美好的感受，但“童話中的童話（M?rchen allen M?rchen）”也就是博物學能走得更遠，甚至“只要你能一直翻閱這本偉大的自然之書——每個花蕾都是它的文字，每棵大樹都是它的書頁——那么其他小說和故事就再也不值一讀了”。

查爾斯·金斯萊像

二

到此為止，科普者金斯萊關于童話、虛構文學和想象能力的表述都并不罕見，畢竟這種功利性的、工具性的文學觀跨越國族地深深鐫刻在各類“文化學家”和“實干家”的血脈中：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上第一部文學專論《典論·論文》中視文章為“不朽盛事”的前提是其為“經國之大業”，且魏文帝所謂“文章”亦非虛構類文學，虛構類文學的品級在現代新文學興起前都屬“末技”；古希臘大哲柏拉圖要將詩人逐出理想國；黑格爾將形象的、血肉豐富的藝術“終結”于觀念的哲學視為藝術的最高存在形式；就連寫下《為詩辯護》的哲人錫德尼也不得不首先從功利角度去護衛文學，文學是“使人著迷的甜蜜，引誘粗獷的頭腦來欽佩知識”——哲學思想太過抽象深邃、陽春白雪，于是代表著人類“智慧”珠峰的哲學家在早期需要借助于文學故事引導文化水準低下的民眾入門，而一旦后者入港，文學便無足輕重甚至是“大大的有害”了。哲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心懷“社會與人類文明導師”之夢，科普者們身上亦不時晃過這樣的飛影，至少在以某種大致確定、輪廓清楚之念“改造世界”一事上，他們共享著忠于文學的創作者們所沒有的熱望。

維爾馬斯展示了童話《水孩子》中對當時科學界熱點議題的影射，最典型的是1862年英國科學促進會在劍橋舉辦的會議上歐文和赫胥黎的理論之爭，金斯萊塑造了綜合這二者理念的、自相矛盾的“全泡酒（里做標本的）教授”形象，并借“河馬體”這一生創詞嘲諷了科學界圍繞“海馬體”展開的人類文明何以獨特的解說大戰。顯然，從下面這段充滿譏諷的文字來看，金斯萊并不站在科學唯物主義一邊：

你可能認為在人類和猩猩之間存在著其他更主要的區別，比如人類會說話、會制造機器、懂得是非對錯、會做禱告，諸如此類的細節。但是我親愛的小讀者，那只不過是一個小孩子一廂情愿的想法罷了。唯一具有說服力的就是大腦結構測試。如果大腦里有河馬體，就不是猩猩，哪怕你有四只手，沒有腳，比所有種類的猩猩都蠢。然而，只要在一只猩猩的大腦里發現了河馬體，那就只能說明你的祖先也是一只猩猩。不，我親愛的小讀者，要永遠記住一點，你和猩猩唯一真實、確定、最終、最重要的不同就是，你的大腦里有河馬體，而猩猩沒有。因此，試圖在猩猩的大腦里發現河馬體，是一件非常錯誤和危險的事情。

維爾馬斯看到了這一點，盡管展示分析金斯萊作品與演化論之密切關聯、受后者肉眼可見的影響是其寫作的重點，但他仍在最后部分以較少篇幅提及了“宗教神學”特別是當時的清教道德在《水孩子》中的重要性。在湯姆因為解救龍蝦、原諒欺負自己的師傅格萊姆斯的行為從“水蜥”轉化成水孩子再到成為“真正的男子漢”的兩次變形（對斯賓塞重演教育論的文學模擬。重演教育論認為，人類個體及社會文明的成長是對生物物種的結構與功能從簡單到復雜進化過程的“重演”）中，發揮作用的是“偉大的清教道德”。維爾馬斯將之總結為“滅絕只會降臨到那些生理和道德都不能進化的人身上”，指出《水孩子》反映了當時兒童文學的創作焦慮，即必須平衡科學與宗教的關系，要在普及最新科學理論的同時兼顧宗教教誨。

如果說維爾馬斯著重于文學文本對自然科學事件和理論的影射關系，使得《水孩子》這樣的虛構文學看起來像是科學理論的某種腳注，那么杰茜卡·斯特拉利的《維多利亞兒童文學中的進化與想象》顯然更愿意多談一談金斯萊童話的文學屬性，而對維爾馬斯所引用的“無論金斯萊的科普作品還是虛構寫作中……童話中的母題卓有成效地闡述了進化過程，在潛移默化中培養了道德”、試圖以愛麗絲般的夢境宣揚自然的奇跡等等說法，保持了謹慎的“半認同”態度。

斯特拉利認為，《水孩子》里人類真正的力量是通過創造并享受無厘頭的能力來表達的。全泡酒教授最后受到了“天恩”性質的懲罰，他相信了那些巨人、地精、獨角獸、狗頭人、噴火龍的存在，“正是這種相信不可能的能力，最終使我們成為人類”。斯特拉利進一步論證道，在“科學的自我”讓步于“文學的自我”、讓步于想象力和無厘頭之后，文學又將湯姆導向了基督教“神圣信仰”。從情節上看，自救了龍蝦以后，湯姆在野外無人管束的自然重演生活結束，宗教朝圣之旅開始，他被帶到水下“主日學校”、由第一位仙女交托給另一位仙女教育，后者將引導他寬恕并幫助傷害過自己的那個成人，與此同時那名成人也將因湯姆的慈悲而自慚形穢、改過自新。文本中很清晰地寫到，當“你行還施你身”仙女（斯賓塞的自然機械原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任務結束，她的容貌美麗的妹妹“施你所欲被施”仙女（傳統說教和宗教黃金法則）的任務就開始了。因此，斯特拉利毫不留情地判斷《水孩子》的重演只是一個噱頭、一顆宗教布道的糖衣，而文學的虛構特質在其中扮演的是“為信仰的行為提供出口、為神圣開創空間”的橋梁角色。

三

為個體的成長和文明的生成提供支點——這看起來已經是很了不起的榮譽了，但斯特拉利以及對維多利亞兒童文學做“文學-科學綜合寫作”研究的學者們可能還是低估了《水孩子》對文學及其虛構特質的忠實。與自我聲稱及其科普文章不同，金斯萊在童話《水孩子》的寫作中從頭到尾堅持了一種不可思議的對文學作為一種藝術甚至作為一種游戲的本質的尊重。

這種藝術本質、游戲本質的最典型體現便是貫穿全文的自我背反書寫。這里不妨試舉幾例。當作者插敘（本作有大量敘述者直接寄語讀者的插敘，此處以第二人稱寫作）鮭魚河之美時動用了大段描繪與論述文字，印證的材料從文學到歷史不一而足，融入了不少家國鄉土之情，最后敘述者贊嘆這是雕刻師比威克作品里的那種小河，而“就算你不在乎鮭魚河，像所有好孩子那樣，知道比威克”，并且讓本書隱含作者頗欣賞的老約翰爵士將比威克之于英國的意義與拉伯雷之于法國的意義相提并論，用比威克來贊美英國紳士被視為最高的嘉許。然而，就在插敘結束的下一段里，金斯萊立刻“翻臉無情”地寫道“湯姆才不管那條河是什么樣，他一門心思要到無邊無際的大海里去”，年長、尊貴的英國紳士連同他們著名的英式經驗主義、鄉土情結一下就被拋諸腦后，鮭魚河和了不起的比威克再也沒出現在本書之中。

當湯姆遇到見過海洋、象征冒險和“高級演化形態”的鮭魚夫婦時，后者將小溪里的鱒魚、石蠶貶為“低級伙伴”，鄙夷它們膽小貪婪、四處閑逛，小溪限制了它們的視野和品位，甚至連身體形態都“退化”了。《水孩子》的科學元素研究者們大多以鱒魚鮭魚之分論證《水孩子》的演化論主題，但他們不曾提到的是，金斯萊的敘述者顯然動用了嘲諷的語調來刻畫不斷嘲諷著鱒魚、石蠶的鮭魚夫婦：

“我聽說他們（筆者注：指鱒魚們）中竟然有一個向鮭魚小姐求婚，簡直太無恥了！希望我們族群里沒有哪位女士會貶低自己的身份，聽那放肆無禮的家伙嘮叨一句。假如讓我看見這類事情發生，我想我的職責就是當場把他們兩個都處死。”老鮭魚這么說著，儼然一副西班牙貴族老紳士的派頭，更重要的是，他會說到做到的。你要知道，同族相殘，分外眼紅嘛。鮭魚看待鱒魚，就像有些大人物看待一些小人物，小人物身上有些東西和他們太相似了，這讓他們太無法容忍啦。

與此同時，我們可以見到盡管前文隱含作者似乎通過受其顧憐寵愛的兒童主人公湯姆的選擇對“向外探索”給予了肯定，但此處隱含作者對鮭魚所代表的積極進取的演化姿態、所謂“高級的文明”以及被投射的英帝國的海外冒險精神與殖民擴張活動即使不說持負面至少也是保留態度。

當“自然之母”（同時也是宗教神諭者）凱里媽媽褒獎經驗主義的代表者厄庇墨透斯及其妻潘多拉并希望湯姆追隨效仿他們時，作品的自我背反已經相當明顯：

厄庇墨透斯……繼續向后看，回顧自己走過的路，邊總結教訓邊繼續勞作。后來，他時不時就能推測出將會有什么事發生，結合生活經驗和常識，開始了一連串實用并且流傳百世的發明創造：耕種灌溉術、織布機、船只、鐵路、蒸汽犁、電報，總之就是你在萬國博覽會見到的那些東西。

——要知道，敘述者在文本中不止一次地嘲諷過在工業發展與設計史上具有標志性意義的“水晶宮”和萬國工業博覽會。事實上，這里的邏輯非常古怪，通常萬國博覽會會被視為英國工業革命最華美的展示臺，是理性和進取精神即“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的結果，金斯萊這一筆意味著要么隱含作者對科技進步的理解較通常的學者歸納更為復雜深層，看到了英式經驗主義于其中的隱秘推動作用，要么就是故意胡言亂語制造荒唐與“解構一切”的游戲效果。

這并非不可能，前文提到《水孩子》常常在插敘中讓敘述者直接對讀者說話，這些囑咐和智者言說般的規訓常被不了解文學的讀者視為作者的真意，實際上卻非如此，當敘述者說到年輕姑娘會把水孩子養在魚缸里時，煞有介事地類比“正如你可能從畫里見過，龐貝的女士們就曾把丘比特養在籠子里”。這一筆徹底粉碎了插敘部分的嚴肅、真理性質，它的出現意味著作者更希望讀者將這個文本的一切內容都視為“隨時可以開始、隨處都有可能是”的胡言亂語，一個語言的游戲，一個不斷推翻自我、顛覆一切“真理”——不論是宗教的真理或是科學的真理——的游戲。本質而言，它唯一的確定屬性便是它的毫無確定性。

是的，《水孩子》的近親或者說“本相”是《愛麗絲漫游奇境記》，而不是《物種起源》或《圣經》。

最后讓我們來看這一段本童話內的元敘事：

你瞧，能知道的只能這么多了。如果我是你，我就會相信這個。因為多年之后，偉大的科學仙女很可能成為所有仙女的仙后，那只會對你有好處，不會有一丁點兒的壞處。有些人認為，身體創造了靈魂，就像蒸汽機產生焦炭一樣；有些人則認為，靈魂與身體完全是兩碼事，靈魂只是嵌在身體里，就像針插在針墊上一樣，一搖晃就會掉下來。而你呢，你會相信這個奇妙童話故事里的信條，因為它是真實的、正統的、理性的、哲學的、有邏輯的、不可否認的、唯名論的、現實主義的、歸納的、推論的、有魅力的、富有成效的、有益健康的、舒適的、無條件被公認的。這個信條就是：靈魂創造了身體，就好比蝸牛創造了自己的殼。話說回來，不管有沒有前生，可以肯定的是，我們一定會有來世。不過，我們可不希望像可憐的、未開化的小湯姆那樣下到水里去。但愿我們能夠向上，去一個完全不同的地方。

鑒于這些文字既裝作預言，又將一連串通常認為與“真實”同義的形容詞堆疊，此種敘述語調下，讀者只會對這一“信條”產生懷疑——這當然是隱含作者的意圖；同時，敘述者把虛構童話和“真實”形容詞（而童話在廣大民眾中顯然不是“唯名論的”“不可否認的”“無條件被公認的”）相關聯，以此與“相信”建立因果關系，故而該因果鏈本身便也經不起推敲。如此，不論文本得出怎樣的結論，都是兩可的，唯一確定的是含混和詞句游戲本身。通過這種方式，唯一被文本認同的是文學，不是科學、演化論，也不是宗教和神，所有看似正經的、確定的、崇高偉大的東西都被句子游戲和邏輯游戲推翻破壞了。出現這種結果并不稀奇，我曾在對1959年凱迪克金獎繪本《金嗓子和狐貍》的解讀《“長大成人”是一段從確定走向不確定的旅程》中仔細拆解、分析過喬叟原作（即《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女尼的教士的故事》）的敘述詭計，展示喬叟不斷顛覆“真相”及其對“修辭游戲”本身的堅持——某種角度而言，“自反”正是文學的本質屬性，越是優秀偉大的作品，越是充滿自反性，優秀的寫作者無不遵循甚至癡迷此道。

文學贊美崇高，但下一刻就解構這種崇高，并賦予它的對立面以崇高性，再下一刻又翻轉。如果說古希臘史詩《奧德賽》通過結構自反，文藝復興時《坎特伯雷故事集》通過“謊言”自反，披著現實主義外套卻有著現代主義內質的《卡拉馬佐夫兄弟》通過“對話”自反，那么維多利亞時的童話《水孩子》則通過反復橫跳、左右互搏的“箴言”實現了文學的自反性。

文學是真正的“包容”和“快樂”的綜合體，即使是古典主義的悲劇也常常因這自反而具備一種隱秘而深刻的幽默。金斯萊在寫作這部虛構文學時，顯然遵循了文學應當遵循的守則。不論他日常是如何言之鑿鑿地自我聲明、不論他在科普著作里持何種態度與怎樣明確的表達，在這部童話中，他令人敬重地基本保證了文學的“含混”與詼諧至上，它對勞工、對兒童、對女性、對追求“真相”的科學家、對眾生萬物的哀憫與回護藉著詼諧的羽翼傳達，而不是高高在上地扮演神明的慈悲寬恕。一個文學寫作者最好的時候，永遠是他作為一部優秀作品的隱含作者的時刻，而不是創作虛構文學作品之外的那些時刻。后者發言時召喚的是單數的自己，前者說話時則萬物附于其一身——這是必須必然的，創作卓越的故事就是建構一整個有機運行的世界，當是時他的心中必須能裝下萬物的聲音。

這正是我們可以從金斯萊身上獲得的最重要的啟示，關于何為文學（特別是虛構文學）與“文學寫作者”，以及“科學與文學統合寫作”的另一種可能——不是寫作“科學的文學”，而是在科學的中心呼喚文學；不是文學為科學服務，而是以文學包容科學，以科學豐富文學。《水孩子》的寫作不單是如維爾馬斯所言的反映了那個時代文學、科學與神學或更普遍意義上道德教育書寫的焦慮，更是一位科普從業者+文學寫作者對“文明”做出新理解、新闡釋的努力，他思考的是科學與文學究竟是否同一種開闊美麗之物在歷史某個階段的兩種不同面貌形態，它們或許殊途同歸地為一些美好的目的服務，那個彼岸或許永遠只能無限接近而無法抵達，但首先我們應該試著真正平等地對待二者——從還一部文學作品、一位寫作者的文學努力以文學應得的尊重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