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以一些自媒體為代表的“網絡水軍”違法犯罪活動日趨活躍。他們打著“輿論監督”“法制監督”“社會監督”等旗號，與不法網站和少數媒體內部人員相互勾結，利用微博、微信公眾號、大魚號、百家號等網絡賬號，以及境內外互聯網上的自建網站和通信群組，頻繁組織實施有償發帖、有償刪帖、有償公關、有償操控輿論等網絡行為，涉嫌從事敲詐勒索、強迫交易、詐騙、非法經營、尋釁滋事、侮辱誹謗、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等違法犯罪活動，嚴重破壞互聯網秩序，干擾國家對互聯網的正常管理，危害傳統文化、社會道德和公序良俗。

對此，公安部部署全國公安機關依法對“網絡水軍”持續開展專項打擊。今年以來全國公安機關查清了一批“網絡水軍”灰色產業的人員構成、運營模式、盈利方式，發現了一批違法犯罪活動線索，成功偵破自媒體“網絡水軍”團伙犯罪案件28起，抓獲犯罪嫌疑人67名，關閉涉案網站31家，關閉各類網絡大V賬號1100余個，涉及被敲詐勒索的企事業單位80余家。

三種人員構成

公安機關調查發現，自媒體“網絡水軍”人員組織化傾向明顯。

一是核心人員，主要由網絡公關公司及其雇用的“寫手”和“水軍”構成。網絡公關公司是“網絡水軍”的幕后老板，負責接受“客戶”請求，策劃組織網絡炒作、有償刪帖等活動；“寫手”熟悉網民心理，專職撰寫、提供炒作素材；“水軍”是網上炒作活動的具體實施者，以網上有償發帖牟利。

二是上游人員，主要由“網絡水軍”業務的需求者構成。主要包括廣告商、委托人、爆料人。他們通過“水軍”炒作提高其投放廣告的點擊量；委托人、爆料人提供炒點，通過“水軍”攻擊炒作指定單位、人員，達到自身訴求。

三是下游人員，主要由“網絡水軍”業務的輔助實施者構成。其中包括專業推手、小型非法網站運營者和知名網站“內鬼”。專業推手往往是一些網絡“大V”“網紅”等，借助自身在“粉絲”中的影響力，為炒作活動站腳助威；小型非法網站運營者、知名網站的“內鬼”（如編輯、版主）主要是接受“任務”，協助“網絡水軍”刪除、置頂帖文等，從中謀取非法利益。

四種盈利模式

據了解，自媒體“網絡水軍”的盈利方式主要有四種。

一是有償刪帖。非法建立小型網站，針對地方企事業單位、個人，按照上游人員的需求捏造事實、甚至惡意誹謗，并利用網絡推手大肆炒作，脅迫涉事人員和企事業單位出錢“了事”。

二是有償發帖。借助開辦的信息發布平臺，承接“客戶”發帖業務，通過雇用的“網絡水軍”，有目的有計劃地大規模炒作。

三是非法廣告宣傳。通過雇用的“網絡水軍”，并依托有關系的“網絡大V”、知名博主、論壇版主、網紅等，為“客戶”轉發非法廣告、擴大宣傳效應。

四是惡意植入木馬病毒，招攬業務。通過將木馬植入網頁，刷新網頁點擊率以博取廣告商“眼球”，從而招攬業務、獲取經濟利益。

三大行為特點

“利用自媒體敲詐勒索是傳統‘網絡水軍’的變種，相比起來，它比傳統手段更隱蔽，案件偵破難度更大。”公安部有關負責人介紹，辦案民警在群眾、企業舉報信息的基礎上深入調查，發現并總結出自媒體“網絡水軍”敲詐勒索的行為特點。

一是作案手段隱蔽，手法隱晦。一些自媒體“網絡水軍”團伙為規避打擊，將涉案網站搭建在境外，使用虛假身份辦理銀行卡、支付寶、財付通、4G網卡，作案手法專業，已形成集假網站制作、假身份銷售、假銀行卡賬號辦理于一體的非法產業鏈條。

二是冒用新聞媒體名義，借助虛假新聞網站進行炒作。犯罪團伙通過網上搜索企事業單位負面信息，發布或威脅發布負面帖文炒作，形成輿論壓力，實施敲詐勒索活動。虛假新聞網站往往被冠以“法制”“中國”“中華”等字眼來制造影響力。

三是真假記者勾結串聯作案。真記者主要是借助其記者身份與受害單位接觸，假記者主要從事目標選擇、炒作等非接觸性工作，不直接索要錢財，而是通過“報刊費”“廣告宣傳費”“會員理事費”等名義變相實施敲詐勒索。

2018年，上海市公安局在開展“凈網2018”專項行動中，也以嚴厲打擊“網絡水軍”為重點，有力震懾了網絡犯罪的囂張氣焰。

2018年1月，上海市公安局網安總隊接市委網信辦通報，稱有人假冒“上海市互聯網違法和不良信息舉報中心”的名義，向屬地網站發送要求撤稿刪帖的郵件，存在有償刪帖的嫌疑。

經縝密偵查，破獲了一起假冒企事業單位和媒體等名義，在全國范圍實施有償刪帖的網絡水軍犯罪團伙的案件，抓獲魏某某等4名犯罪嫌疑人，犯罪金額達300萬余元，涉及20余家媒體及近百家網站被假冒。這起案件的偵破，也成為上海市公安局開展“凈網2018”專項行動以來的一項重大成果。

“這種案子還沒碰到過，以前這種類型的案子充其量是花錢有償刪帖，沒見過冒充媒體和企事業單位的。”負責偵辦此案的上海市公安局網安總隊江圣杰同志感慨。

目前，魏某某、盧某兩人因涉嫌非法經營罪和偽造、變造、買賣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罪，蒙某某因涉嫌非法經營罪被檢察機關依法批準逮捕，案件正在進一步偵查中。郭某某被公安機關依法取保候審。

如此堂而皇之的網絡犯罪活動是如何開展的？犯罪團伙使用怎樣的手段才能騙過媒體和網站，達到刪帖的目的？

20余家媒體被要求刪稿

案件初露端倪，來自上海市委網信辦的一則通報。

據上海公安網安部門介紹，2018年1月，網安部門接市委網信辦通報，稱有人假冒“上海市互聯網違法和不良信息舉報中心”的名義，向屬地網站發送要求撤稿刪帖的郵件，存在有償刪帖的嫌疑。據此，公安機關隨即展開調查。

經過持續2個多月的偵查，警方摸清了這一團伙的犯罪事實。江圣杰同志向記者介紹，犯罪團伙中魏某某是組織的核心人員，他通過單線聯系操控團伙，而其他成員則分工協作、互不相識。

犯罪活動的大致脈絡是這樣的。“魏某某先是對外號稱自己可以刪帖，從一些被爆負面新聞的公司接單，然后通過其他團伙成員偽造原創媒體的法律文書，甚至國家機關的公文，送到網站平臺要求撤稿，得手后獲得報酬。”江圣杰同志說。

公安機關的調查顯示，從2016年底開始，犯罪嫌疑人魏某某伙同其團伙成員，偽造律師函、報案回執、營業執照等各種各樣的法律文書，為有償刪帖準備相關材料和憑證。有時冒充原創的新聞媒體，有時冒充企事業單位，以各種名義要求平臺網站撤稿刪帖，涉及20多家媒體及近百家網站被冒充。截至案發，這一團伙有償刪帖千余篇，非法獲利達300萬余元。

那么，犯罪團伙具體如何操作才使媒體和網站信以為真并刪帖呢？

“放心吧，24小時內（刪）掉”

上海公安相關調查發現，該團伙有償刪帖的內容主要為金融類企業的負面信息。他們從網上接單后，首先以涉事公司名義要求網站刪帖，如未得手，則以首發媒體名義要求轉載媒體刪帖，如仍未得手，則冒充“互聯網違法和不良信息舉報中心”等部門的名義，向媒體施壓要求刪帖。

“最常見的方式還是冒充企業，偽造證據，以被曝光企業的名義直接要求媒體撤稿。”江圣杰同志告訴記者，該案中，這一團伙以企業名義偽造文書，非法刪除700余篇媒體文章。

偽造企業什么樣的法律文書能讓媒體撤稿？警方通過一則典型案例作了介紹。

2018年3月，某P2P公司法人代表被爆出負面新聞，為避免引發投資人擠兌，該公司希望刪除網上的負面文章。很快，魏某某就通過QQ獲知情況并接單。他的QQ聊天記錄顯示，每條帖子他開價5000元，當時該公司這一負面報道共在6家平臺網站發布。

“放心吧，24小時內（刪）掉”，魏某某通過QQ聊天，輕松應承了這家公司所有刪帖需求。

緊接著，他先指導盧某以“有人故意造謠、誹謗公司”等理由制作一份該公司申明。然后，指使盧某、郭某某偽造該公司法人的身份證，又私刻公司的印章，制作了一個假的營業執照。甚至他還偽造了一份該公司屬地派出所的報案回執單。最后，魏某某把所有偽造好的文件發給了6家媒體要求撤稿。

“實際上，這些偽造文件顯示的信息完全改變了真實信息，”江圣杰同志向記者解釋，案件中，媒體原本報道了這家公司法人代表的負面新聞，犯罪團伙通過改頭換面，把公司法人從各個文件中換成了其他人，并加蓋公章，使發稿媒體誤以為自己報道有錯。加上假冒公安機關的報案回執單，制造了企業已就“造謠”之事報案，而且警方已受理的假象，向媒體進一步施壓。“這些假文書會讓媒體以為真的做了假新聞。”江圣杰同志說。

刪帖得手后，魏某某團伙一天內就非法獲利3萬余元。

冒充主體五花八門

還有一些情況，魏某某等人則冒充首發媒體甚至機關單位，要求相關網站平臺刪帖。

2018年2月，多家媒體轉載報道了某公司食品存在安全隱患的負面新聞。魏某某接單后，同樣是制造假冒的法律文書，他指使盧某冒充首發媒體名義向多家媒體撰寫撤稿函，這次他對措辭稍作修改，以首發媒體名義稱“收到有關部門反饋，文章所涉內容目前正在進行司法調查，不適合網絡傳播”。

“轉載網站看到‘首發媒體’發來加蓋公章及水印的文書后，就相信了，然后撤了稿。”江圣杰同志說，該團伙通過冒充首發媒體，要求轉載媒體下撤相關報道，刪帖數量達200余篇。

但如果冒充公司或首發媒體刪帖均未得手，這個犯罪團伙便仿冒“中國互聯網違法和不良信息舉報中心”名義，以“相關報道中存在虛假信息”等理由向媒體再次施壓，要求刪帖。

江圣杰同志舉例稱，2018年3月，魏某某接單后，編造了“相關文章屬于未經授權轉載，涉及侵權，易引發社會輿論”的理由，以偽造“中國互聯網違法和不良信息舉報中心”郵件地址的手法，假冒“中國互聯網違法和不良信息舉報中心”發郵件至相關網站要求撤稿。刪帖成功后，該團伙從中非法獲利10萬余元。

據上海公安機關調查，魏某某等人通過冒充“中國互聯網違法和不良信息舉報中心”的手法，刪帖數量超過50篇，冒充企事業單位下撤稿函，刪帖超千篇。

（原標題：《斬斷“網絡水軍”黑色產業鏈！上海公安破獲新型網絡犯罪，犯罪團伙冒充企事業單位刪帖超千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