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肺癌晚期，手術后復發轉移，合并感染、基礎病等，醫院告知家屬其病情危重時，母親和兩位哥哥一致決定，放棄為父親進行有創搶救，僅用靜脈搶救藥物；第二天，決定放棄一切搶救措施。當日，父親去世。

妹妹認為，母親和哥哥擅自放棄搶救，不僅侵害了父親的生命利益，還傷害了她的感情，遂將母親和兩位哥哥訴至法院，要求三人賠禮道歉，并向其賠償精神撫慰費近22萬元。

近日，澎湃新聞記者從中國裁判文書網披露的一則判決書中獲悉這起一般人格權糾紛案件。最終，上海法院認為由近親屬代為作出醫療決定并無不妥，判決駁回了妹妹的訴訟請求。

父親肺癌晚期，三名近親屬決定放棄治療

該案中，孫某（文中當事人均為化名）和王某系夫妻關系，兩人育有三個子女，即妹妹阿芳、哥哥阿夏和阿春。2014年5月，父親孫某被診斷為肺鱗癌等疾病，之后進行手術治療，切除了左上肺，出院后，又于同年6月住院治療；同年9月，孫某因反復發熱2周再次住院治療，出院診斷為右下肺鱗癌術后復發轉移、肺部感染、心律失常、慢性阻塞性肺病急性發作、左上肺切除術后、糖尿病。

由于病情發展迅速，同年10月，醫院向孫某出具《告知及授權委托書》，言明由于各病人心理承受能力不同，以及疾病發展具有不可預測性，可以授權委托信任的代理人，代理本人在診療過程中的一切事務并在手術知情同意書等需病人簽名同意的醫療文書上簽名，代為行使病人的知情同意權和選擇權。委托人處，孫某簽名為他人代簽，受托人處有王某簽名，另有兩位醫院辦理人簽名。

同年11月4日，醫院告知家屬孫某病情危重，需行口插管，呼吸機呼吸支持治療，但家屬表示放棄所有有創搶救方式，要求僅用靜脈搶救藥物。阿夏在《放棄有創搶救同意書》上簽字。11月5日7時許，孫某病情危重，家屬表示放棄一切搶救措施，包括靜脈用藥。王某在《放棄搶救知情同意書》上簽字。

同年11月5日11時許，醫生再次向家屬告知孫某病情極其危重，隨時可能死亡，患者家屬表示放棄一切搶救治療。當日12時許，孫某宣告死亡。

妹妹：訴請精神侵害賠償近22萬

妹妹阿芳認為，母親和兩位哥哥簽署《放棄搶救知情同意書》，其實質就是放棄對父親的生命支持，客觀上剝奪了父親的生命權，侵害了父親的生命利益，使其與父親的父女關系遭到毀失；同時，母親和兩位哥哥的行為侵害了自己的其他人格權益，包括平等參與父親救治權、死亡見面權、祭奠知情權與協商權。

阿芳還認為，自己因母親和哥哥的行為遭受了精神損害，遂起訴要求母親和哥哥對自己賠禮道歉、并進行精神侵害賠償。按照2013年上海市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43851元、孫某去世時78周歲，計算5年為219255元。

哥哥：妹妹未盡義務，未考慮實際情況

對于阿芳的說法，母親和哥哥均不贊同。

大哥阿春表示，自己和母親、弟弟將父親送往醫院治療，妹妹是知道的，同為子女，如果認為不妥，完全可以向醫院提出對父親進行正確的醫療，或者轉院；但在百余天的治療過程中，阿芳并無有關建議和行為，阿芳不作為，對父親去世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阿芳稱母親和哥哥掌控經濟、拒絕償付醫療費，但已經產生的3萬余元醫療費，阿芳未承擔分毫，故阿芳未盡子女的義務。

阿春還表示，父親后期只有半個肺，還忍受骨轉移的折磨，當時母親24小時陪護，母親和兄弟二人最后意見是聽醫院的，并無過錯，阿芳未考慮父親忍受的折磨和母親的辛苦，同樣未盡子女之責。

母親和弟弟阿夏表示，父親治療過程中用了很多自費藥，阿芳并不知道，因為她沒有負擔過分毫父親的醫療費。醫院通知父親病情危重時，他已有十多天未進食，因為之前手術癌腫并未全部切除干凈，當時已經缺氧、被推進臨終病房，故其死亡有多種因素。父親臨終時，阿夏將阿芳接來病房，阿芳在法庭審理中說不放棄搶救父親還能活5年是不現實的。

母親和弟弟阿夏還表示，父親早年被勞教，是母親將三兄妹撫養長大，父親回來后是農業戶口，沒有工資；阿夏與阿春貼補家用，阿芳沒有給錢補貼父母；阿芳現在威脅母親，要母親的老房子、退休工資。

法院：近親屬代行醫療決定并無不妥

針對阿芳的訴請，一審法院從三個角度進行了評析。

首先，被告三人是否存在放棄治療行為。

根據醫院的診斷記錄，孫某患有多種疾病，說明其自身身體狀況不佳。孫某被診斷為肺鱗癌后，因病情反復幾個月內數次入院救治，至2014年11月5日時已被醫生告知病情極其危重，可見孫某的病癥發展得較為迅速。在孫某確診為癌癥至去世這段時間，被告三人多次協助其入院治療，并不能認定三人對孫某放棄治療。阿芳提供的證據也未能證明被告行為損害了孫某的生命權。

其次，被告三人是否可以代行醫療同意權。

在患者有同意能力的時候，應充分尊重患者本人的知情同意和決定治療方案權利，但在患者無法清楚表達是否接受或放棄治療的醫療意愿，已不具備醫療同意能力，應由其近親屬代行醫療同意權。患者的近親屬作為患者家庭情感、醫療費用、社會關系聯系最緊密之人，在患者無法自主決定、理性表達治療的醫療意愿時，由其近親屬代為作出醫療決定，不僅符合社會的一般情感，也符合現行法律的相關規定。當孫某病情危重，已不具備醫療同意能力時，其近親屬王某、阿夏、阿春代行醫療同意權并無不妥。

再次，代行醫療決定權是否需要近親屬達成一致意見。

本案中，醫院出具的《告知及授權委托書》中，明確記載孫某委托王某代為行使在診療過程中的一切事務并在手術知情同意書等需病人簽名同意的醫療文書上簽名，代為行使病人的知情同意權和選擇權。盡管委托人處簽名并非孫某本人所簽，但結合當日病歷中記載的其神志清、精神較差，有兩位醫院工作人員在場等情況，孫某同意王某代為簽名的陳述具有可信性；并不能認為簽名非孫某本人所簽，就是惡意獲取家屬醫療代理權，故王某有權代行醫療決定權。同時，法律并未規定近親屬代為作出醫療決定權時，近親屬必須要達成一致意見。即使《告知及授權委托書》并非孫某本人真實意愿，王某作為其關系最為密切的配偶，代為作出醫療決定并無不當。

最后，被告三人是否侵犯了阿芳的親屬權利。

阿芳自述孫某去世后，辦喪事前一天哥哥即通知了自己，因自己對母親和哥哥放棄治療有意見才沒有去。可見，阿芳已知曉辦喪事的情況，其原本可以參加葬禮，因其本人原因沒有參加，現主張相應的權益受到損害，于法無據。

綜上，阿芳的訴請，無事實和法律依據，一審法院不予支持，故判決駁回阿芳的全部訴訟請求。后阿芳上訴，二審法院經審理維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