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知有解：未知事物的奇妙影響》，[美]丹尼爾·R. 德尼科拉著，潘濤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270頁，68.00元

長期以來，無知被認為是一個十分負面的詞，總是與“愚昧”“狂妄”“輕薄”相關聯。然而，無知至少有兩個層面需要得到辨析：一者，對一種狀態的描述；一者，一種認識論現象。對無知的普遍理解停留在了第一個層面，其實質是基于日常生活經驗做出的價值判斷，因為人人都希望自己在他人眼中是智慧的、聰明的、靠譜的，所以，不能帶來這些積極感受的個人體驗被歸入智慧——即所謂“知”——的反面。智慧的缺乏，知識的缺位，“無知”恰如其分地描述了這一狀態。深入到第二個層面來看待無知，我們所進入的是一個新的語境，“無知”與“知”被賦予了平等地位，它們都只不過是認識論研究的一般對象罷了，盡管哲學家們對“知”的討論豐富多彩且影響深遠，還為它涂抹上“理性”“科學”“成功”等輝煌燦爛的底色，但這并不能證明“無知”天然地比“知”低人一等，甚至一無是處，因為“無知”作為人類不可避免的認識現象，不是對“知”的簡單否定，而是與“知”共存、共生的概念和現象。這就如同中國的水墨畫和毛筆字，只有在紙上空出大量的留白，畫意、字形才能顯現出來；在某種程度上，“知”必須依賴于“無知”才得以可能和發揮作用。宗教信奉的全能全知者，比如基督教的上帝，則是例外。如果不算太尖銳的話，或許還可以說，這世上有多少“知”，就有多少“無知”。在哲學的意義上，對“無知”的思考與對“知”的思考至少是同等重要的。

對“知”的強調，帶來了顯而易見的文明繁榮：物品富足、生活舒適、出行便利、壽命延長等等，這些由“知”帶來的后果被統一稱為“現代性”。文明的繁榮，也意味著時代的變遷，現代性的在場透露出的另一番真相是“田園牧歌”式生活的退場，以及蒙昧無知的前現代人的滅絕。現代人汲汲于名利，被困于“內卷”，不再做“詩與遠方”的白日夢，不能不說，都是由于“知”的無限壓榨所造成的；因為這些積極入世的有為之舉，根本上都是在進行求知活動，或者說，找尋確定性的答案。在當下這個已經初具智能化特征的知識社會中，我們每時每刻都在思考應該怎么做，需要怎么做，怎么做才是好的、更好的。背負“知”的沉重壓力，現代人幾乎遺忘了“無知”，尤其是遺忘了它的認識論地位。

生活在知識的完全掌控之下，面對著現實中對“知”無以復加的強調，我們此刻是不是也可以停下求知的腳步，騰出一點時間來想想，做一個無知的人、選擇過一種無知的生活，可能不失為現代人的替代性生存方案？當然，在現代社會，脫離知識的生存方案毫無疑問是荒謬的，絕對無法實現，然而，人的生存不僅是肉體性的，而且是精神性的，“無知”之地成為現代人精神生活的去處則完全可能——在那里，現代人聚焦的眼光和緊繃的神經將從“知”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些許。

《無知有解：未知事物的奇妙影響》一書提供了無知生活的指南，把“無知”重新拉回到我們的認識論視野之中來。作者德尼科拉（Daniel R. DeNicola）是一位長期專注于博雅教育哲學研究的學者，在為本科一年級學生講授“秘密與謊言”研討課的過程中，發現了無知作為認識論議題的重要性，從而開始了寫作本書的計劃。他在書中提出的主要創見是無知并不意味著完全缺乏能力、技能、經驗或特定行為，也不是一個錯誤的問題，而是缺乏知識導致的缺乏理解，這便為學習、了解或理解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

《無知有解》英文版封面

無知的空間構造

無知的認識論意義顯現于場域中，德尼科拉賦予了無知四個空間意象，并基于這四個空間意象展開對無知的哲學討論，建立起無知的空間學解讀。這四個空間意象分別是住所、邊界、限度和視界。

作為住所或居所，無知一直是人類生存和生活的大背景——無知是人類永遠無法擺脫的命運。人生來無知，卻一生都在與無知相抗爭。柏拉圖的洞穴寓言對此做出了極其精深的刻畫：有一群人，自出生后便居于黑暗的地下洞穴中，全身被捆，甚至連頭也無法轉動，他們所能看的東西全是投射在洞穴壁上的影子，久而久之，他們所信以為真的“知”也只能是那些投影了。他們永遠不會得知，真相其實在他們的背后，那里有著一團跳動的火焰。

在元認知的視域下，實際存在著四種認知狀態的類型：

（1）已知的已知：我知道我知道的；

（2）已知的未知：我知道我不知道的；

（3）未知的未知：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的；

（4）未知的已知：我不知道我知道的。

人類，無論是從個體還是族群的角度出發，其實遠未弄清楚自己知道些什么，又不知道些什么；即便自以為知道了些什么，又何以能保證自己所知道的不是假象或幻象；更何況還有無法知道的未知領域，這些知識暗區猶如大海中的暗礁，是航海者無從談起的東西。

無知才應該是人居于這個世界中的常態，這是自然狀態，對知的追求恰恰是要打破這種自然狀態。所以，求知是一個非常辛苦的過程，畢竟洞穴里的人必須用盡力氣把頭向后轉去，而且還有著踏入謬誤的風險。換句話說，我們終其一生，即使不是全部時間，也是大部分時間，都在盯著虛幻的假象和膚淺的表象看，以進行所謂的認識世界和認識自我。

有的時候，無知作為居所還為人類呈現一幅極樂景象。在《創世紀》的描述中，人類的祖先亞當和夏娃本來的居所——伊甸園，就是這樣一個以無知為善的空間，亞當和夏娃因無知而天真，所以無憂無慮地在伊甸園中幸福地生活著。他們被禁止去吃智慧樹的果子，也就是說，求知在伊甸園這個極樂世界中是不好的事情；但是，他們最后還是偷吃了智慧樹的果子，這被形容為“墮落”，其后果也是十分嚴重的，他們被趕出了極樂世界，并背負上了“原罪”活著，過著有痛苦、勞作和死亡的生活，再也無法回歸“天真”狀態。

無知劃定出知識探索的邊界，超出邊界的部分是待探索之領域，而邊界之內的領域則可以被囊括在一張“地圖”之中被繪制出來，并標注清楚。其實，地圖正是基于地理學上無知之地與已知之地的劃界工作而產生的，人類每個時期所繪制的世界地圖之所以有很大的差別，乃是因為不同時期，人類對世界空間的認知有著不一樣的邊界。比如，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前，世界地圖上的陸地只有歐亞非三洲。今天，我們的活動空間不再困于地球之上，而是得以在宇宙中認識我們的世界，那么，真正的世界地圖嚴格來說便要包括外太空及其他星球，并不是七大洲、四大洋所能表征的了。

知識于人類而言，有如一張地圖，人們按圖索驥，從而有智慧地活著。智慧被記憶、被記錄、被傳承，從而奠定了文明的基礎。語言、文字以及神話、傳說、書籍、遺跡、古物等，都是這些智慧的載體，構成了一個個各有特色的地圖版塊，并拼湊起人類知識的一整張大地圖，從而為人類文明的發展指明方向。

繪制地圖，說起來，就是在不斷地劃界，而劃界是人類初始的認知活動，或者說，人有了認知能力后，天然地就會作區分：當代認知科學便認為，嬰兒是不是有自我意識便是以他是不是能區分鏡子里的自己和他本人為依據的；一旦他能做出這樣的區分了，也就意味著，他有了真正的自我，從而有能力開始主動地認識世界了。所以，認識能力從劃界開始，而人類的劃界首先從自我和他者的區分開始。

對于我們來說，繪制一張無知的地圖也許同樣十分重要。恰如《無知有解》中所說的那樣，“雖然我們并未居于無知，可我們與無知同居：我們的知識受到了無知的限制”。繪制這張地圖的過程會使得我們以不同的方式來看待自己的處境，讓我們意識到很多地方都存在著我們懸而未決的事情，促使我們審慎地思考我們手頭所面對的需要解決的那些問題。通過繪制無知的地圖，作為它的鏡像反應，我們其實也看了一遍知識地圖，因為無知輕易并不顯現，它是一種缺位、缺乏的狀態，是隱身的、潛在的，總是在與知的對照和對比中才顯露出真身。比如，醫療上必須清晰地認識到有哪些是不知道的內容，才能合理地進行治療，否則，很可能治療的結果適得其反。此刻，知與無知的邊界也隨之清晰起來。

不過，地圖的繪制是一個建構過程。無論多么細致入微，地圖都只能是針對真實情況的簡化，它的本質是一個模型。因此，任何地圖都可能失真，帶到對知或無知地圖的思考上來，也就意味著，按圖索驥，存在著一定的認知風險。特別是，五種有意無知（intentional ignorance）是被人為刻意構建起來的認知障礙，構成了無知地圖上非自然的邊界：

（1）理性無知：基于“學習Y比學習X更好”而選擇保留的無知，是有意識地覺得某些事情不值得或至少當下不值得知道；

（2）戰略無知：為了實現更大目標或目的，而利用無知作為一種優勢，進行算計；

（3）固執無知：出于意志的作用，保持對特定主題的無知，固執地忽視或拒絕獲悉相關事實；

（4）保密：有目的地不讓他人知曉，可以通過隱瞞和欺騙實現；

（5）禁知：由于禁忌、對研究的系統性壓制等原因，而被要求的無知。

除了劃定邊界，無知亦是可知的限度。康德對限度和邊界做出過區分，邊界把一個地方圍起來納入其中，意味著被它排除在外的東西位于邊界的另一側，比如，無知與知是兩個領域，處在地圖中一條邊界的兩側；但是，某物有一個限度，則意味著它除了否定性的表達外，沒有任何超出它自身的含義，只有一種完成了它的過程的感覺。換句話說，求知最后抵達的終點是無知——有如康德設定的“物自體”，與我們隔著一條鴻溝，永遠無法被認識。

無知在這個意義上走向了可知的反面。在實踐中，對于個人而言，在任何給定的時刻和任何時間間隔內，甚至終其一生，可知都是被限定起來的；對于人類而言，在任何歷史時刻或作為一個物種的跨度內，可知同樣是被限定的。無論是作為個體還是物種的人，他本身在生物性方面、時間性方面、認知能力方面就是有限度的。在限度內可知，觸碰了限度，人便喪失了知的可能性。在原則上，人類在其能力范圍內了解知識的限度是一種元知識，而這要求知道什么樣的事物可知、什么樣的事物不可知，那不就意味著所有事物都是已知的，是自我呈現的嗎？顯然，這個要求在概念上便實現不了，因為它需要承諾一種完美的形式、完備的狀態。所以，元知識自身已經有限度，也為人的認知設定了限度。

說到底，知是人打破自然狀態的一種行為，某種程度上是“有違天命”的。人想要做到“我命由我不由天”，然而，卻又絕無可能完全脫離自然——“天”或“天命”——而成為人或在自然中生存、生活。所以，“不由天”是有限度的，擺脫“天命”也是有限度的，無知便是這個限度，一個絕對的、抽象的、如影隨形的存在之否定性。莊子有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

既然無知絕不可消除，《無知有解》于是給出一個新的建設性觀點——管理無知，“當突然遇到未知事物時，我們基于生物學的、固有的反應——主要是生理反應——就會發生作用。但是，我們是聰明的生物，我們超越了這些，發展了更多的方式應對未知事物：情感、智識、實操和社交等方式。這些應對機制包括種種復雜的概念工具和技巧，全新的知識領域（具有諷刺意味），甚至特殊的文化機構和社交實操——皆旨在管理無知”。比如，早期人類面對災難、異象，就會舉行占卜、祭祀、祈禱或其他儀式加以應對；心理學家和行為經濟學家一直在對不確定性條件下做決策的方式開展實證研究，當然，個人也可以通過完成認知和價值觀、身份的轉型，以應對無知或極端的不確定性條件；又或者，大力借助數學工具，特別是概率，來管理無知。

無知還為認識論構造了一層視界。視界與邊界、界限又不同，它是表觀的、透視的，它隨我們的目光一起移動，是我們極目所至的最遠的那條線。將無知以視界的意象加以空間學解讀時，我們才能理解無知不是一潭死水，而是具有生命力的認知現象，它不僅隨知識而變化，而且由認識所建構。“視界總是伴隨我們，卻總是遙不可及。然而，視界在召喚我們：它吸引我們的目光、我們的渴望。”

總而言之，無知的視界開放了更多知識的可能性。有知識，是因為有無知。我們不妨反過來想想，假設這是一個不存在無知的世界，或者說，人的認知活動中，產生不了無知，不能在人的經驗中去提取出無知的感覺，那么，這個世界的知會是什么樣的？能被設想出來嗎？喪失無知的世界，是好奇心也無法存在的世界，沒有好奇心的驅動，即便有知識，它也將是一株即將干萎的花。

在看不到無知的視界里，知也將徹底遁形；因為一旦看到事物，人就會有知或無知的區分，一旦有被歸入無知的事物，人就會有求知的沖動，于是進入求知的過程。但是，人生而無知，人在第一眼看見這個世界的時候，他的視界里滿是未知之物——包括視界內的他自己。那是一個只有無知的視界，正是因為無知，人才需要學習、需要探索、需要實踐，亦即求知；隨著求知的不斷深入，人的知識不斷增長，對無知的認識也不斷重構，作為視界的無知也不斷呈現出不同的面貌，從而為源源不斷的新知提供了來源和可能性。

《無知有解》借空間學深刻地詮釋出無知對于認識論的重要性，是重要的哲學研究對象。不過，它的認識論內涵其實遠不如此，作者研究無知是有一個更宏大的認識論計劃的：構建起一種在多維度中處理有知與無知在共同體中互動以及支配它們的價值的認識論。

無知的幸福學

在認知共同體中無知與知的互動，無知的認識論內涵被詮釋出來。無論是認知本身，知又或者是無知，還是共同體，無一不是關于人群的，因此，認識論除了有其認知內涵，還必須納入倫理學的范圍內進行思考，這正是“認知倫理學”的合法性所在。《無知有解》一書也在這個層面對無知進行了討論。

書中提出，過程、內容、目的和情境四個因素影響著對知和無知的道德評估。人們對各種事情做出的道德判斷其實也都是對信念、知和無知的道德判斷，因為人們首先要對這些事情有所認知或不知。故意的無知，尤其是還另外造成了惡劣后果的，顯然在倫理上是要受到譴責的。

認知有其權利也有其義務。在認知權利上，我們對知情權是十分熟悉的，其實，無知權即不知情權也是存在的。它意味著要對某人不告知特定信息，那么知會某人這些信息便是侵犯其權利了。而關于認知義務，則是權利相對應的，即有知情義務和不知情義務。它們意味著，我們對某些特定的事情應該有著無需申明的知情或不知情狀態，比如，進入清真餐廳便默認顧客不會點某些肉做的菜，顧客有義務知道清真餐廳的禁忌；又如，作為普通公民，對國防部的秘密信息保持無知是其義務。

不過，這些權利和義務基本都與有意無知相關，帶有人為性。就“自然”的無知來說，它有著它的德性，特別是它能開放出知的更多可能性，被認為增益了善。

承認或意識到無知對于我們的重要性還在于倡導了另一種形式的德性生活。首先是“好奇心”，它是消除無知的欲望，它關心我們所知的邊界之外的東西，是對真的渴望；不過，好奇心也可能受制于道德擔憂，而轉變為認知劣性，比如，納粹對毒氣的研究。其次是審慎，它是對保護、分享知識和無知的擔憂，也就是說，對信息的分享或不分享要基于認知互動中的良好判斷。還有信任——擴大可信度，并放棄持續的驗證或辯護，這通過保持無知維護了認知共同體的穩定性；不過，信任不僅產生于無知內部，也擴展和加強了無知，一旦信任出錯，那么，整個認知體系也將崩潰。最后，也是最值得強調的，是謙虛。這形成了一種認識論謙遜主義：

我們必須簡單地接受這樣一個命題，即我們的無知遠遠超過我們的有知，一貫如此。

這意味著，在考慮知識發展時，尤其是進行現代科學研究，必須對副作用、長期影響、意外后果、機會成本、可持續性等作為核心關切加以審視。在承認自己無知的基礎之上，才能有知。這種認識論倫理反對科學的霸權，認為現在威脅地球的大量問題，根源都在于人類對科學知識不加批判的信賴。因此，對科學進步大規模的信賴是站不住腳的，是目光短淺的。

《無知有解》警告我們：“各種各樣的無知，與自大或偏執結合時，尤其危險。”無知的無處不在，要求人類必須足夠謙虛。人，無論個體或是群體，都漂泊在無知的大海中——廣袤無垠，相比之下，人類的知識只是不安全的小島，甚至海岸線都是不確定的。或許，我們知道的比我們以為知道的還要少。唯有謙虛，才能幫助我們稍微地避開暗礁。

事實上，無知對善的增益不完全是依靠無知向知的轉化來實現的，無知本身就可以是善，因為無知本身的德性不是知所賦予的，而是生發于它自身的。即使是知的反面，無知自身并不意味著善的缺乏，它反而能夠從與知不同的角度，去生成善，推動人類幸福的增長。盡管《無知有解》主要是關于認識論的哲學研究，但建立在認識論解讀上的無知倫理學是可能的，并且，毫無疑問，指向了一種“無知幸福學”。

人們一般會認為，知是好的，無知是不好的。因為知識太有用了，特別是在與科學技術緊密綁定的現代社會，知識的作用十分顯著。人們有理由相信，知識是幸福的來源，有知識的人必然是幸福的，越有知識便可以越幸福。但是，現代人的感受可能與此并不一致。“考慮到我們這個后現代世界的狀況，我們有時會懷疑學識是否真的能帶來幸福，擔心某些知識是否危險，或者對我們已知知識的確定性心懷疑懼，如果人人都知道一切（一種公認不可能的完美），生活會是最好的嗎？”

認識論不單單是關于知識的問題，同時也是倫理學的問題。追根究底，求知是為了得到幸福，但一旦過度的“知”使得人走向了追求幸福的反面，那么，知識的意義即使在認識論上恒久不變，卻將把人的世界與知識的世界徹底隔絕開來。所以，無論哪種認識論都有其倫理維度，只是那種通過求知走向“善”和“至善”的倫理學被不言自明地設定為了大多數認識論的前提。

因此，對認識論的倫理學研究盡管不引人注意，卻一直在那里。無知有著厚實的認識論內涵，所以也難以超脫出倫理學的視野。對大多數人來說，“知”在認識論上的倫理意義是無需贅言的，然而，無知在倫理學上有何種合理性卻令人起疑。在現代性后果的背景下閱讀《無知有解》，讀到的不單是無知的認識論內涵，還能讀到其中暗含著的一套無知幸福學，一種通過無知來增益善、增益自己幸福感、增益人類整體福祉的實踐智慧。

結語

其實，作為一個針對無知的研究領域，“比較無知學”（agnotology）或“無知學”（agnoiology）早已被人提出來過。但《無知有解》的作者覺得沒有必要將“無知”單獨拎出來加以特殊化地審視，他開辟了一個新的研究路徑：將“無知”與“知”整合在一起并探索它們的相互作用。書中空間解釋學的構建處處展示著這種整合與互動，無論對無知做怎樣的討論，知一定也被納入了其中，反之亦然。

《無知有解》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哲人石”叢書中的一本，譯者潘濤老師是一位資深的科學文化學者和出版人，早年即對無知這個話題的哲學研究極有興趣，并提出了“無知三部曲”的說法：羅納德·鄧肯等編《科學的未知世界》（The Encyclopaedia of Ignorance: Everything You Ever Wanted to Know about the Unknown）、斯圖爾特·法爾斯坦著《無知——它怎樣驅動科學》（Ignorance: How It Drives Science）與《無知有解》。在時下，翻譯并出版這本關于無知的哲學書，的確引人深思，也恰逢其時，特別地，狂妄自大的科學萬能主義以及各種版本的唯科學主義正大行其道，本書則是一劑清醒劑。面對世界，面對人類，面對未來，科學應該低下昂得過高的頭。同時，書中展現出無知的多個面向，積極倡導了一種知性的中道主義生活：求知是現代社會發展的必要基礎，是現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絕不可丟棄，但這種求知不應以壓榨掉現代人的幸福為代價。

《科學的未知世界》

《無知——它怎樣驅動科學》

最后，還要強調，無知與愚昧是相區別的，無知不是反智主義或任何形式的非理性，而愚昧則是精神愚鈍，表示無法學習，或始終對學習缺乏興趣。無知是可以補救的，但愚昧無可救藥。一個人可以無知但不是愚蠢或非理性的，非理性并非不知，而是出于有知而反其道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