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過去一百多年的五四運動是一個人們不斷記憶的“過去”，也是我二三十年來一再重訪和書寫的“現在”。2019年是五四的一百周年，那時曾集舊作編出一本《激情年代》（實際出版在幾年以后）。現在這本《復調的五四》是應香港方面邀約的繁體字版，對原第一章做了大幅修改，并新增了第四和第十二章。本書大體記錄了我在五四題目下的不斷努力，當然也并非簡單地把多年的研究原樣聚合，因新材料的發現及年齒日增帶來的感悟，也以新的面貌加入其中（如最后一章就基本是重寫的）。

《復調的五四》書影

新增的第四章進一步申論五四的復調特性，強調五四運動是一個從發生當時就開始被傳頌、記憶和詮釋的特殊事件。運動本身并非謀定而后動，而是在發展中完型。在其逐漸定型的過程中，本事與言說的糾纏，是一個與生俱來而又從不離棄的現象。五四運動當然有其不約而同、眾皆呼應的主題，然也確實頭緒紛紜。史事本身的多姿多彩，導致了五四認知的多樣化。它就是一個復調的運動，其內部不同的聲音既各自獨立，又共同參與并形塑出一個更大的和聲。變化的史事需要發展的理解，豐富的史事需要多元的理解。既要表現出時代的“公言”，也當再現各種獨特的“私言”，以復調的方式表述復調的史事。

全書的通論部分（第二至四章）提示出一個共同問題，即五四運動究竟是不是一個可成一統的自足體系。從表面看，狹義的五四因其時間短而且訴求明確，似更顯自足。然而學生運動實際處在新文化運動的進程之中，其對整個運動的“改寫”是清晰可見的。胡適愛說學生運動時瞬間涌現出四百多種支持呼應的白話刊物，更揭示出廣狹兩義五四的內在關聯——沒有此前新文學、新思潮的滋養和培育，驟發的學生運動恐怕不會在當時就“一呼百應”，并在此后持續得到呼應，以一個政治為主的運動在歷史上留下顯著的文化烙印。

新增的第十二章展現了廣義五四的終結。伴隨著政治倫理的轉換，五四人對政治本身及其與文化的關系也有過深思。這一根本性的思慮，涉及到何種方式更能改善中國的現狀以及中國在世界的地位。一度曾想疏離于政治的胡適最終走向接受政治解決的取向，經歷了充滿無奈的掙扎，或也可以說是與時代協商（negotiations）的結果。從五卅運動到北伐，中國逐漸進入一個“行動時代”：個人讓位于群體，政治壓倒了文化。言說的無力揭示出讀書的“無用”，宣告了一個以文化為表征的時代真正成為歷史。

我們常說時勢造英雄，其實英雄也可以造時勢，廣義的五四就最能表現時勢與英雄（知識青年）的相互塑造。若狹義五四抽離出來自成一統，不僅自身立足不穩，更會大大淡化整體五四的歷史存在和歷史意義。可以說，不論廣義狹義，五四都不是一個真正自足的體系，卻也在發展中漸成一統——

大體在五四時代結束之時，一個同質性的“五四”認知，已在約定俗成中逐漸成型，故五四確有自具其相的一面。但五四又是一個甫發生就被記憶和詮釋的運動，其含義長期持續發酵。人們記憶中的五四，在不同的時段和場域，表現出隱顯不一的選擇性，其構建一直在繼續。這樣一種多少有些自足又始終處于發展之中的情態，粗看已渾成一體，細觀則層次隱約可見，頗類石子入潭的景象，激起一片片相互疊蕩的漣漪。

徐志摩曾描述擲石子入深潭的音響效果，頗可給我們以啟示：

拿一塊石子擲入山壑內的深潭里，你聽那音響又清切又諧和。余音還在山壑里回蕩著，使你想見那石塊慢慢的、慢慢的沉入了無底的深潭。

試想若在余音仍回蕩時再擲入一塊石子，便會出現兩次回音的繚繞；水中看不見的先后兩塊石子還在慢慢沉落，而水面可以聞知的余音卻已難辨彼此。

同樣的情形也表現在石塊激起的漣漪之上：此前投下的石子所激起之漣漪還在蕩漾，而后下的石子又激起新的漣漪。石塊雖有先后，兩次漣漪在視覺上卻是連接的，不排除前次的漣漪被一些人視為是新石子所造成，反之亦然。且觸岸之鱗波還可借力反蕩，與襲來的新波互動重疊（overlap）。

這樣一種波動不息的繁復層次雖是歷時性的，表現出來卻往往像是共時性的，因而也常被認知為共時性的。

歷史上那些帶有“禮失求諸野”意味的現象，借此可以有更深一層的理解：在中心區域已形成新的“禮”，而邊緣區域舊禮的余波仍在，故可尋覓舊禮的履跡。然而中心區域的新禮也會逐漸向邊緣區域延伸，當地出現的履跡不排除為新禮的沖擊所致，卻可能被看成舊禮的余波。尤其人之所見往往是他們想要看到的，對那些懷抱“禮失求諸野”愿望的觀察者，即使真是新禮的履跡，也很容易被視為舊禮的余蔭。

在實際的歷史中，落水的石子可能不止兩三次，那些像是共時性的音波或漣漪，可能是歷時性的不同因素所造成。倘若石塊進入的是流水而非靜水，本有水聲和波粼在，就牽涉到外來沖擊的反應與內在既存理路之間的緊張，石子造成的音波和漣漪也因此而更復雜難辨。

具體到五四，由眾多支流匯聚而成的五四波濤，奔涌所至，必有回波，而各不相同（例如其流經上海，便與在成都激起的漣漪未必一樣）。像這樣歷史上相當特殊的事件，不僅當時的本事和言說，包括事后不絕如縷的后見之明，都在聲聲相應，形成一個互為因緣的復調樂章。故石子入水這樣一種“沖擊-反應”，既是啟示也是挑戰，要辨析那些音波或漣漪的成因，亦即履跡的“所以跡”，雖極不容易，又不得不為。

在學人的實際操作中，每項具體研究，大都是截取一段史事來進行探索。這種切片式的研究或是不得不為，但在認識、解讀和分析被截取的具體片斷時，卻不能看作是靜態的，而當注意梁啟超所說的，“每一段史跡，殆皆在前進之半途中，作若行若止之態”。只有注重單一史事那“若行若止”的動態及其與他人他事的時空關聯，才可能領會并表現出其靜中有動的精神風貌。

所謂“歷史長河”本是流動的，時而波瀾壯闊，時而細水緩流，甚或成為泛著微瀾的“死水”（此借用李劼人小說的書名）。有石入水，激流與靜水的漣漪不同，淺溪與深潭的音波也各異。流經五四那個激情年代的歷史長河，整體或如洶涌澎湃的奔流，而不太像靜止的深潭。但若切到具體的水面，其漣漪、音波，也不過程度之差。如劉咸炘所指出的，“凡靜定，皆自一渾同中裁節而后見”。任何一個片斷都是周流變動中截取的一靜定，且必截取而后可見、可考察分析；但此所謂“靜”仍在動中，乃是變動之中“不行不止”的靜定（《莊子·天下》：“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或即本雅明所謂“辯證的靜止”，現象雖似凝固，仍可透視到動的姿態。

不僅史事片段需要放在更大的流動歷史背景中考察，對歷史全局的認識，也因截取的片段不同，而獲得不一樣的認知。換言之，每個史事片段不止是整體歷史的一個部分，它也可以折射出歷史整體本身。余師英時曾以“月映萬川”之因人而異來說人人對五四的看法不同，而萬川映月亦類石入水中，川不同則音波、漣漪也各異。尤其歷史是要見之于行事的，每個人在具體場域的所思所言所行，永遠是重要的。面對在時空中演變的五四，每個當事人、事后人和研究者，都有自己身臨其境的具體認知，人各不同。

一個個獨立又彼此因應的聲部構成了復調的樂章，這樂章又被一次次地演奏和詮釋。

五四的體相并非將各單一節點簡約串連起來，而自有其統整的一面。然單一的認知既是五四整體形象的一部分，又與其他眾多認知相伴相生、互為因緣；更因是置身其中的具體感知，有著不可替代的獨特性。

這對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每個時代、史事皆有其特殊的色彩。書寫五四的人，須遵循述史如史的取向，尊重時代、事件和人物的個性，使展現出來的五四不那么整齊劃一。而那個豐富多元的復調五四，仍需置于歷史長河與世界格局中繼續體味，以獲取陳寅恪所說的“了解之同情”，并以“見之于行事”的方式呈現給讀者。雖不能至，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