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世界大戰期間，一架滿載逃難兒童的飛機墜落在一座無人島上。幸存的孩子們試圖在島上建立新秩序，然而這種秩序逐步背離了文明，轉向暴力、混亂和獨裁……威廉·戈爾丁的小說《蠅王》于20世紀50年代出版，這個黑暗故事象征著“擺脫成人存在的兒童式社會能創造一個更公正的世界”的信念也已破滅。就在《蠅王》誕生前不久，歐洲進行了一系列轟轟烈烈的社會實驗，其發起者們雖經歷“二戰”的洗禮，依然對人性抱有信心。他們認為，在恰當的照料和教育下，即便是在戰爭中失去家人、流離失所的受難兒童，也可以健康成長，成為建設理想社會、實現世界和平的棟梁。在全世界的注視中，他們建起了一個個帶著人道主義、理想主義色彩的兒童烏托邦……由三位法國學者共同撰寫的《小孩共和國：二戰遺孤的社會實驗》，講述的正是這段已被人忘卻的歷史。

本書將這一系列社會實踐稱為史無前例、影響戰后歐洲教育的大冒險，盡管其結局遠非成功、圓滿，但我們卻能夠從中看到希望的火苗——《蠅王》的結局并不是人類社會的必然走向。而這些由孩子擔當主角的社會實踐所遺留的經驗與教訓，也參與塑造了當今世界的教育觀和社會觀。

《小孩共和國：二戰遺孤的社會實驗》

一、“小孩共和國”樣本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場空前的浩劫，它令無數人流離失所，造成前所未有的地緣政治重組。但是，這場災難反過來引發了大規模國際動員，許多個體選擇投身人道主義事業。當時，由于戰爭嚴重破壞了平民生活，再加上媒體對戰爭圖像的傳播，戰爭受難兒童的形象深入人心。受難兒童問題受到許多來自不同國家、有著迥異背景的人們的關注，他們認為自己有責任對這些孩子施以援手，而援助則應超越地緣政治的劃分。他們各顯其能，興建收容孩子的“兒童村”，創立奉行兒童自治的“小孩共和國”，兒童團體如雨后春筍般出現。

這些兒童團體的資金來源、教育理念、組織結構、對孩子的培養方向千差萬別，想要對它們的故事進行梳理和重述難上加難。《小孩共和國》一書參考了大量文獻，特別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資料，為我們勾勒出“小孩共和國”興起和衰落的全過程——從西班牙內戰開始，兒童團體就開始發揮作用，在“二戰”期間及戰爭結束初期，其影響更是不可小窺。

曾有人指出，這些兒童團體除了名字相同之外沒有任何共同之處。它們獲得資金和支持的渠道復雜多樣，因此也肩負著不同責任，從不同層面展開了對兒童的救助和教育實踐。《小孩共和國》一書為我們展現了多個具有代表性的兒童團體，本文將選取其中的四個樣本，以此展現寄托在這些兒童團體中的人道主義理想和教育理念。

樣本一·助人者的自救：“老磨坊共和國”

1936年，西班牙內戰爆發，大批兒童失去父母的庇護。1936年10月起，國際援助兒童會開始對西班牙難民提供援助。內戰于1939年結束，眾多無依無靠的難民涌入法國南部。因此，兒童會與法國兒童救濟委員會展開合作，在南法建立多個救助西班牙難民兒童的營地。法國救助者萬萬想不到，自己很快也會陷入戰爭漩渦。這些救助者中，就有馬賽地區的亨利·朱利安和亨麗埃特·朱利安夫婦，他們管理著多個兒童營地。

1940年，納粹德國攻陷法國，這對夫婦面臨嚴酷考驗：如何繼續救助工作，讓兒童營地保持運轉，保障孩子和教職工的安全？應該把本地兒童也作為救援對象嗎？朱利安夫婦決定，在持續收容西班牙兒童的同時，盡可能救助法國兒童，并秉持國際主義精神，在營地推行新教育理念和兒童自治。但他們的工作方法也同樣引起了爭議，比起讓孩子留在父母身邊，他們更傾向于把孩子帶到專門的集體庇護所。此外，他們面臨的現實狀況也愈發嚴峻：保護猶太孩子變得異常困難、超負荷地工作、納粹的圍剿……所幸，朱利安夫婦和他們的營地熬過了戰爭。

戰后，朱利安夫婦保留了位于拉瓦爾當的老磨坊營地，這里也成為了他們的新教育陣地——“老磨坊自治共和國”。

樣本二·兒童自治實踐：“奇維塔韋基亞少年共和國”

愛爾蘭人帕特里克·卡羅爾-阿賓常年生活在意大利生活，他是紅衣主教的私人秘書，“二戰”期間一直從事難民救助工作。戰后，他開始聚焦兒童救助事業，于1945年8月，在離羅馬70公里的奇維塔韋基亞創立了一個兒童村。

這個兒童村最大的特征，一是宗教背景，二是教育理念。教育理論家、比利時人丹尼爾·戈恩斯加入其中，他借鑒前人經驗，將進入兒童村的孩子作為這個小小共和國的公民，讓他們進行自我管理，自行選舉市長或總統，制定法律，建立法院、警察部隊和金融體系，鑄造貨幣，經營報紙、電臺、商店……不過，正如《小孩共和國》作者在書中指出的，盡管兒童村踐行自治，但孩子的自由是受控制的自由，而管理兒童村的成年人才是權威和秩序的象征，他們表現出“深情的嚴厲”，仿佛擁有“戴著天鵝絨手套的鐵手”。

丹尼爾·戈恩斯很快就離開了兒童村。這沒有影響這里發展為獨樹一幟的“奇維塔韋基亞少年共和國”。它作為兒童自治實踐的先驅，成為其他兒童團體研究和學習的對象。

樣本三·國際和解實驗：裴斯泰洛齊兒童村

1944年，一批瑞士有識之士決定建設一個長期接收戰爭受難兒童的場所，為其命名為裴斯泰洛齊兒童村，以此紀念救助孩子逃脫屠殺的瑞士哲學家裴斯泰洛齊。1946年11月，兒童村在瑞士特羅根正式建成，其目標是為戰爭孤兒提供一種結合了民族聯盟、和平與民主教育及責任感培養的教育模式——這被創始人稱作“國際理解”。創始人們希望創建一個超越隔閡的小社會，讓孩子們在互利互惠中擺脫民族仇恨。學校借鑒了瑞士的聯邦體制（瑞士是由擁有四種官方語言的不同州組成的聯邦），包括七八個小集體，每個集體中有大約50個戰爭孤兒。這些6～14歲的孩子按照國籍被分配到26個房屋中，由此而形成的各個國家營地均有獨特的語言、文化。兒童村的教育原則是每個孩子都要在團體組織中照顧他人，一切教育活動必須根據每個學生的能力、水平進行個性化設置。這里并不推崇孩子的完全“自治”，孩子更多的是在成年人的引導下樹立起民主觀念。

裴斯泰洛齊兒童村得到了來自瑞士政府的高度重視，瑞士政府希望借此扭轉“納粹幫兇”的國際印象。兒童村也因此遭到了質疑：孩子們會不會淪為政府宣傳的“人質”？成年人是否有權讓孩子參與這場國家和解實驗？

盡管如此，194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還是將其作為典范在全球推廣。裴斯泰洛齊兒童村也逐漸成為了超越國家的和平象征。

樣本四·撫平精神創傷：小城堡里的小校村

法國精神病學家羅伯特·普雷奧一直致力于幫助精神不健全和有心理危機的兒童融入社會。1945年8月起，由他牽頭，一座位于距巴黎85公里的安內爾的城堡被改造成“法蘭西島小校村”。

“小校村”的孩子被分為四個小組：麥苗組（主要以學習農活、園藝為主，一些智利發育較緩但可以自食其力的孩子被納入其中），海貍組（16歲以上，具有一定專業性的學徒工），十字鎬組（年紀最小、性情不穩定的孩子），矢車菊組（發育緩慢、有智力或身體障礙的孩子）。這里踐行嚴格的自治原則，每季度選出一位“小校村領袖”，這位“領袖”要組織每周一次的集會，處理孩子們提出的各種問題。小校村內部還建立了支付薪酬系統，發行了校內貨幣。

1948年，在研究了大量歐洲“小孩共和國”的資料后，小校村決定向完成從“村”到“共和國”的轉型。“共和國”擁有憲法，建立了法庭和選舉制度，所有孩子必須通過努力才能取得公民資格。此外，“共和國”還建立起了頗具特色的特許經營體系。孩子們在這一系列“新政”中起著主導作用，但教師同樣對于“共和國”的發展有著重要意義。他們對孩子的行為進行嚴謹的記錄，觀測這項教育實踐的成果及對孩子的療愈效果。老師們還會謹慎地干預“共和國”的運轉。

二、特羅根會議和兒童夏令營

“二戰”后，日漸壯大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希望深度參與戰爭受難兒童的救助，該組織希望援助眾多兒童團體，令它們發展為戰爭受難兒童恢復身心的家園。1947年前后，教科文組織開始與裴斯泰洛齊兒童村接觸，將它視為“國際兒童村”項目的試驗田。裴斯泰洛齊兒童村建議召開一次“兒童村”領導人國際會議，即1948年國際兒童團體聯合會大會（特羅根會議）。這次會議既是兒童團體的高光時刻，也是它們由盛至衰的轉折點。《小孩共和國》一書向我們展示了參會者們激烈的理念碰撞，以及他們不可調和的分歧。

特羅根會議

為了籌辦這次大會，教科文組織考察了各國現有的兒童村，并試圖與優秀的、有影響力的兒童團體建立聯系，邀請其參會。但這一過程并不順利，最終確定的參會者寥寥。《小孩共和國》的作者更指出了這次會議的吊詭之處：盡管這是關于兒童的會議，但卻沒有一個兒童參會。

1948年7月，大會在特羅根召開，參會人員包括14名兒童村負責人，11名各方面專家，來自11個聯合國科文組織成員國的12名觀察員，5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秘書處成員，以及一些“普通觀察員”。會議持續了6天，主要圍繞的是“兒童村”的實際問題：“兒童村”的定義、從業者資質、新教育法、兒童的需求、如何實現國際合作、意識形態問題……與會者秉持各自的立場和觀點，彼此間產生了諸多分歧。特別是圍繞著自治與共和、集體自主還是個人自主、孩子應盡量被安置在家庭中還是集體收容、傳統教育與現代教育的取舍這些較為敏感的議題，與會者各執己見，似乎并未達成一致。

盡管如此，這次大會還是取得一些共識的。比如與會者希望為兒童團體模式確定一個名稱（是“兒童村”“共和國”“校村”還是“學城”？）。最終的結論是不再糾結具體名稱，仍以“兒童團體”概稱。與會者還呼吁將侵害兒童福祉和權利的罪行列入國際法的制裁范圍，兒童團體成為國際兒童保護愿景的一部分，會逐步規范化、專業化。

此次會議還提出了“兒童需求”“精神生活”“心理健康”等觀念，這標志著國際社會開始重視兒童的心理和情感需求。

兒童夏令營

特羅根會議結束后，各兒童團體負責人決定組織“兒童村”活動，建立不同國家之間的合作關系。他們計劃于1949年舉辦夏令營，由法國的“老磨坊小孩共和國”承辦。

夏令營的主角是孩子，組織者希望選擇來自不同國家和團體的、最為優秀的孩子，在一個月的時間里相聚和交流，彼此撫慰心靈創傷，深度體驗“小孩共和國”的生活方式。

然而，從結果來看，“老磨坊小孩共和國”夏令營絕對算不上成功。“老磨坊”的孩子們習慣于承擔繁重的集體勞動，他們希望和來自全世界的小伙伴分享他們的生活方式，并一起改建和修繕營地。事實上，這次夏令營的不少營員是出身富裕家庭、來自各種學校和機構的青少年（有些人的年齡甚至在18～20歲）。這些“新朋友”不會說法語，不認同“老磨坊”的公共生活，無法承擔繁重的營地勞動。“老磨坊”的孩子們感到被孤立了，在別的孩子眼中，他們與世隔絕、為了公共生活犧牲了個人主義。在這次夏令營中，國際理解和集體主義式的政治構想之間的分歧越發凸顯。

1950年，第二屆夏令營在薩內姆城堡舉辦，本屆夏令營準備得更充分。薩內姆“小校村共和國”希望在此次夏令營中展現新教育精神和國際理解教育的成果。薩內姆城堡的硬件設施非常完備，也配備了專業教學團。這一次孩子們不用將太多時間花在集體性日常生活中，有專業的廚師負責餐飲，所有活動都被預先設計好，孩子可以在夏令營中體驗遠足、派對、守夜及各種文化活動……所有人都對這次夏令營非常滿意，1951年的夏令營也進入了籌備當中。

不過，夏令營的主旨已經發生了改變，組織者希望在新一屆夏令營中，讓孩子參與營地的籌備和監督團體，夏令營要變成選拔人才以及對孩子們采用新教育方法培訓的試驗田。1951年夏令營的舉辦場地并非兒童團體的營地，而是一個教育中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沒有參與這次夏令營，它的影響也遠不及預期。

此后，兒童夏令營項目無疾而終了。

三、分裂與冷戰

1949年開始，國際兒童團體聯合會開始推動建立各個國家的兒童團體委員會。法國、意大利、瑞士的全國委員會相繼成立，但各國的全國委員會都更多地著眼于自己的具體問題，國際主義精神反而被削弱了。

隨著冷戰的加劇，“國際理解”精神也開始被人們拋棄，兒童團體也面臨冷戰帶來的困境。每個國家都希望爭取過去安置在國外的兒童——他們是國家的未來，也是意識形態合法化的源泉。一些孩子因此不得不置身于意識形態斗爭的漩渦之中。1946年起，一些波蘭孩子被安置在裴斯泰洛齊兒童村的“波蘭小屋”當中。然而，由于兩大陣營的對立加深，波蘭開始召回這些兒童。1949年，“波蘭小屋”中的大部分孩子被告知要前往波蘭度假，他們到達波蘭后，便不再被允許返回瑞士。“裴斯泰洛齊兒童村”反復斡旋，甚至接受了波蘭方面派遣波蘭教師前往兒童村授課的要求。即便如此，兒童村的希望還是落空了，最后幾個留在兒童村的波蘭孩子也送回祖國。正如本書作者所指出的那樣，這些孩子成了冷戰中被扣押的人質。

進入20世紀50年代，兒童團體的處境更為艱難。在戰時極為重要的受難兒童救助事業已逐漸退出歷史舞臺。誕生于戰爭的團結精神和由此而來的國際資助也在消減，兒童村不得不面臨轉向問題——他們將自己的救助對象從戰爭受難兒童轉為不良青少年。無論其救助對象是誰，“采用哪種教育方法”以及“孩子如何在離開兒童團體后重新融入社會”這類問題，一直存在。質疑之聲從未中斷。時任國際適應不良青年教育者協會主席、國際救助兒童會秘書長馬洛克·豪厄就曾指出：兒童團體除了名字之外沒有任何共識，其運作往往是幼稚的，發起者不懂教育，從業者則培訓不足。國際兒童團體聯合會第一任主席羅伯特·普雷奧在卸任后也多次抨擊兒童村，他認為那里的自由是表面的、形式主義的，孩子處于大人的操控下，小心表演著虛假的自治、民主……

不久后，裴斯泰洛齊兒童村退出國際兒童團體聯合會，分崩離析的序幕由此拉開。與此同時，人們對國際主義的理解悄然轉變，國際社會逐步將注意力轉向了東西方分歧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差距……站在今天的角度，我們很容易發現一點：兒童團體的發起者和當時的人們，把孩子想象成了易于遷移栽種的幼苗，只要栽培得當，理想社會就能從他們身上生發出來。人們希望通過孩子來消弭仇恨和裂痕，修正錯誤。但是，在冷戰中，地理、文化、意識形態邊界重新出現，重建烏托邦的信念也逐漸失落。人們對于兒童教育的理解也發生了轉變，大人們終于意識到，一味強調孩子身上“明天的締造者“的屬性是不明智的，通過改造孩子來構建理想社會的想法只是一種虛妄的想象。在反思和質疑中，某些兒童團體將孩子帶離父母身邊、令其融入集體生活的做法飽受詬病，它們所崇尚的集體主義也被推下神壇。而一些從“烏托邦”中走出的孩子表現出的難以融入社會的問題，更引發了人們的憂慮。

但是，正如《小孩共和國》所指出的，“兒童村”和“小孩共和國”作為公民教育的先聲和教育實踐陣地，依然有著不容忽視的意義。它們是時代縮影，是人道主義、國際主義理想的產物。而圍繞它們所展開的多姿多彩、深刻而復雜的社會實驗，不僅是世界歷史的微縮景觀，更是一則有關政治、人性和社會發展的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