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國大學校園風起云涌，尤以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等最為顯著，大批學生舉行集會，抗議以色列在加沙無差別殺害平民和士兵，導致大量無辜人員死傷，釀成人間慘劇。一些同情學生觀點的教師也參與其中。在這波抗議潮中，有一則消息令人唏噓。美國猶太裔哲學家弗雷澤（Nancy Fraser）原定于今年5月被聘為德國科隆大學講席教授，但她突然被科隆大學校長穆克吉（Joybrato Mukherjee）取消了聘任，原因是她去年秋天簽署了一封支持巴勒斯坦的聲援信。可見圍繞巴以沖突，不僅暗含美國學生和支持以色列的美國政府在政治立場上的矛盾，還反映了西方不同群體在思想領域的分歧正日益尖銳。當前抗議依然如火如荼，甚至蔓延到了大西洋彼岸的歐洲，與之相關的一些重要問題值得探討。

難以為繼也難有深遠影響的抗議

學生運動通常反映或起因于所在時代最敏感和最重要的公共議題，當今美國的抗議運動也是如此。然而，并非所有學生運動都會采用或體現所在時代最敏感議題背后所含的最核心的思想潮流，更確切地說，運動可能被時代敏感議題所觸發，或其背后的動因與時代最敏感的議題相關，然而它們行動的戰略目標、路線和手段不一定能觸及時代的思想脈搏。

回到當前美國大學校園里抗以挺巴的學生運動，其主要目標和訴求在于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區濫殺無辜，或要求美國媒體能客觀公正地報道巴勒斯坦平民被屠殺的現狀而不是掩蓋，或要求美國政府停止對以色列的支持。然而，所有這些都只是具體的政策訴求，基于對加沙平民人權與生命權的同情，但在思想層面卻無法產生最大程度的共鳴，使得抗議行動所針對的對象也難以在思想層面反駁，并由此獲得各方的支持和認同。

一個很顯然的事實是，如果美國校園運動的理念基礎是人權，即對巴勒斯坦無辜平民被以色列軍隊殺害的同情，然而其理念的正確性很快被“反猶主義”所解構，學生運動沒有以超脫于不同人群的共享思想來為運動本身的合法性助力，因此不具備足夠的引領時代精神的功能。

若學生反抗運動不能彌合絕大多數乃至社會全體的價值觀和思想差異，不能成為這個時代大多數人的“思想共鳴箱”，則它很可能會被內部不同理念的群體所分裂而失去活力，或被充滿野心的某些力量利用而喪失初衷。

如果比較1960年代美國反戰運動，當前的抗議未能觸及這個時代最具公約數的思想口號。之前的反戰運動不僅反映出絕大多數美國人的心聲，且其背后有著對于資本主義的批判，伴隨基于3M（馬克思、馬爾庫塞和毛澤東）思想指引下的抗爭。比較而言，當前美國的校園學生運動只相當于一場簡單的示威，不具備這個時代的思想批判功能，因此難以走遠走深。

長期流行的“進步主義”遭遇戰后最大危機

從當前歐美在反以援巴相關的訊息中，可以看到無論是學生以尊重人權、人道和生命權為由支援巴勒斯坦，還是德國政府因反對“反猶主義”而強烈支持以色列，都是西方19世紀中后期，尤其是二戰結束以來所發展出來的“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思想的一部分。

“進步主義”常常指美國在1880年代末開始，基于高速工業化背景下對反腐、公正、勞工權益等諸多理念的發揚，且最終與尊重個體、人權和由此衍生出來的大量的“政治正確”理念相關聯。因此，在整體進步主義理念框架內，其實是形形色色的思想理念的雜糅，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理念的共存。比如“反猶主義”在美國，尤其在德國成為最重要的政治禁忌，不得越雷池半步，同樣，抵制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侵占，也是基于民族平等和人權的現代思想。

大體而言，肇始于美國的“進步主義”最終成為基于左翼社會主義思想和基于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思想的混合物，諸多相互沖突的思想理念在這一大的框架內相互共存，不同群體各取所需。以前，在西方整體上升和占據各方面優勢的情況下，這些思想理念間的矛盾和沖突被掩蓋或被忽略了。

然而，如今“進步主義”受到了極右翼思想的強烈沖擊，或被更為左翼的思想所侵蝕。“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在移民問題高度凸顯的歐美日益得到重視，也日益得到原居民（對歐美而言就是那些認同以基督教為基礎的文明以及血緣上出自盎格魯-撒克遜人、拉丁人和日耳曼人）的支持。然而，這給外來移民所組成的新公民帶來困惑，也為進步主義包含的“政治正確”所不容。但不管怎樣，以身份政治為代表的民粹主義思潮正在解構歐美慣常所推崇的各種“進步主義”思想。

除此之外，廣大移民后裔所構成的宗教主義又從另一方面對“進步主義”構成威脅。譬如，作為“進步主義”重要內涵的宗教寬容和世俗主義受到移民群體的挑戰，宗教主義基本上與寬容和世俗主義相左。除強調身份政治的極右翼或部分特殊移民主張的宗教主義外，一些極左翼似乎在歐美也有所成長，盡管不太明顯，或不太可能在實際政治生態中發揮重要作用，但具有一定象征意義。

總之，傳統的“進步主義”已遭到來自極右、宗教主義和極左的挑戰。

是故，“進步主義”曾經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和解的緩沖地帶，是歐美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力量部分讓渡思想主權，從而緩和西方社會內部矛盾的途徑，它最終推動了西方的繁榮。然而今天，當經濟發展成為問題后，“進步主義”成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共同代理人的角色已難以發揮過去那種堅實的作用。因此可以看到，無論是美國的共和黨還是民主黨，或歐洲的左翼社民黨還是右翼政黨，都已無力面對來自勞工權益、族群平等、移民沖擊、恐怖主義、環保等所有最嚴重社會問題的挑戰。對西方而言，如今即使不是“進步主義”的死亡階段，也是即將進入休克的階段。

西方“思想內耗”會否導致“革命”？

西方實際上已陷入思想的混亂與內耗期，平常在“進步主義”的大熔爐里，各種價值觀相安無事。如今，契合“大轉折”時代的精神氣質，在西方內部，一種思想被另一種思想攻擊已司空見慣，造成今日西方“思想內耗”的窘境。如果沒有新的思想資源來超越如今的“內耗”，西方社會只會變得更為復雜甚至更不穩定。在現實問題、思想觀念和社會穩定性三者之間，原本的良性循環有可能進入惡性循環——巨大的現實挑戰正讓人廣泛地質疑固有政策背后的思想基礎，而這種質疑會讓固有政策不再被人所接受，或新的政策的產生也會因基于不同理念的政策辯論而推遲或夭折。

如果思想的相互承認或寬容變得日益脆弱，則極端主義會被重新推至歷史舞臺的中央。果真如此的話，則“寬容”——本身出自宗教思想間的和平共處的需求——不再被尊重的時候，西方會在歷史記憶的指導下，將如今“思想內耗”化作“群體內戰”，這將是不可想象的；或者將社會的不穩定性向非西方世界轉移，這又絕對是不可被接受的。

在西方“思想內耗”的同時，是它對國際規范的持續破壞，這表現在多個方面：歐美一方面批評中國實行國家產業政策，但另一方面自己也在大肆發放產業補貼并計劃實施產業政策；一方面攻擊其他國家的政府抵制市民社會的游行，另一方面在“黃背心”運動、“占領華爾街”運動和如今的校園運動中又打壓和逮捕抗議群眾；一方面聲稱尊重“聯合國憲章”，另一方面卻肆意轟炸伊拉克和敘利亞；一方面聲稱尊重人權和民眾遷徙自由，另一方面卻利用邊防力量（無論是美國國民警衛隊還是歐盟邊防局）毒打和遣返移民；一方面聲稱人人平等，另一方面卻對來自烏克蘭和中東北非地區的移民區別對待；一方面宣稱宗教寬容，另一方面卻大肆宣揚伊斯蘭恐懼癥；一方面宣揚多邊主義，另一方面卻以單邊主義形式推進“歐洲化”（Europeanization）……

西方在國際社會的思想和行動的背離和它內部的“思想內耗”形成共鳴，前者和后者分別體現出西方在國際社會和西方內部的思想的矛盾性，以及最終表現為對內外“規范”的摒棄。

這可能是致命的。拋棄規范的后果是失序，極有可能“革命”就接踵而至了。或者說，失序后的“革命”幾乎不可避免。如果規范不再被共同尊重和得到遵守，則行動的依據只能是自我賦予的原則，這些原則顯然在不同主體那里不可化約，不再具有共同性。西方的思想內耗的繼續會導致內部思想的不可化約性，而在國際社會中思想與行動的背離也會導致規范的崩塌，結果就是，西方已沒有值得尊重的共有思想內核，它以及它的對手都只能基于自我原則采取行動，一旦規范失效，“革命”就是唯一的共同語言。它意味著，行動的合法性不再來自曾經的國際共識（比如聯合國憲章），而來自背離共識的自我認知。

當然，無論是西方內部還是國際社會，現實世界還沒有達到完全失序的“革命”狀態，但是如果西方不解決自身的思想內耗，或將思想內耗的解決寄托于對外部特定世界的攻擊（比如拜登政府試圖將世界以“民主與專制”做簡單的劃分，并由此解決西方的“思想內耗”及在政治上將西方團結起來），那么上述從“規范”走向“革命”的前景并非不可能，只是這一前景并不美妙。

如何邁向“后進步主義”時代？

西方的思想內耗正產生全球影響。如果這個自命不凡的全球范圍內所謂的“思想引領者”在思想領域變得如此脆弱和左右為難，那么全球各國難以再將其看作國家現代化的重要思想來源或參考對象。因此，西方思想內耗不僅會丟失西方思想領域的優勢，也可能引發全球思想領域的混亂，從而形成全球性的行動方案的多樣化與沖突。

解決西方思想內耗的途徑不是通過區分西方與非西方之間的差異性以及確認西方的道德、價值觀與行動方案的優勢，而是在全球范圍內確立新的思想共識與共同行動方案。考慮到如今西方思想內耗的主要表征是“進步主義”受到了挑戰，那么新的全球思想共識的形成是一項超越當前“進步主義”，走向“后進步主義”的任務。從中，平等與民主的社會主義思想與基于個人主義的人權思想必須得到新的強調和嚴格尊重，并真正成為全球共享的思想價值基礎。

從行動方案來說，歐美必須承認全球權力結構變遷導致的國際格局的變化必定會伴隨不同行為體的全球能力、義務和權利之間關系的重新建構，順應這種變遷并重構不同行為體之間權利義務關系，將會為“大轉折”時代的國際格局的深刻變遷提供條件。在國際秩序的重構過程中，如何對待“全球南方”（Global South）成為構建新型國際關系的關鍵。

在此，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對待“全球南方”的方式：一是，將之視作推進全球良治的新主體，以及塑造新的全球化的重要參與力量；二是，將之視作地緣政治競爭的場所與可爭取對象。這兩種途徑將決定非常不同的國際秩序的性質與終極狀態。

為著更美好世界的前景，全球各國（尤其是歐美）在處理全球南方時，應該著力于尊重全球南方的權益和獨立性，而不應將之視作對抗外部“對手”的、可爭取的同盟。基于二戰后形成的國際共享價值，尊重全球南方各國的獨立性至關重要。在此基礎上，一種新的、嵌入國際民主的、尊重各國獨立性和重新注重經濟相互依賴的全球化是有可能建立的，也是必要的。

（簡軍波，復旦大學中歐關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上海歐洲學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