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16日，德國總理奧拉夫·朔爾茨在北京訪問。視覺中國 資料圖

這個4月，中國外交迎來送往，非常熱鬧。美國財長耶倫、德國總理朔爾茨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等歐美政要相繼來華。近期中國與美國、歐洲的高層交流呈現熱絡狀態，凸顯中美、中歐關系的重要性，也是自去年以來中美、中歐之間高層交流勢頭的延續。

去年夏天以來，中美兩國高層交流逐漸恢復，特別是2023年11月中美兩國元首舊金山會晤，為穩定中美關系、推動兩國關系止跌企穩提供了強大推動力。與此同時，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法國總統馬克龍和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去年分別到訪中國，中歐關系也出現積極發展勢頭。

但另一方面，歐美對華的負面因素也同時有所增加。今年以來美國對中國的經貿及科技打壓措施也不斷升級，制裁名單持續延長。美國商務部于2月下旬啟動針對中國汽車數據“國家安全威脅”的調查，3月底又修訂芯片領域出口管制規則。4月下旬，旨在強制剝離或封禁TikTok的法案在美國參眾兩院通過，并由美國總統拜登簽署成法。

歐洲方面，自去年10月以來歐盟對中國的電動汽車、風力渦輪機發起反補貼調查。4月10日，歐盟委員會還發布了最新版關于所謂“中國市場扭曲”的報告，指責中國在諸多領域貫穿“市場扭曲”政策。而在耶倫、朔爾茨、布林肯相繼訪華的這段時間，所謂的“中國產能過剩”也是歐美輿論場不斷在炒作的話題。

歐美的對華政策看似在一定程度上“同頻共振”，但歐洲看中國的眼光真的就和美國一樣嗎？如今的中美歐關系是否可以用冷戰時期“中美蘇大三角”的模式來認知？歐美對華政策的共性和差異，又能對中國采取何種策略應對提供怎樣的參考？

“復旦歐洲觀察”學術共同體（由復旦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青年學者自發組成的一個學術共同體）部分成員圍繞上述問題進行了研討，本文即是討論內容的精選摘編。

“復旦歐洲觀察”學術共同體專家簡介：

簡軍波：復旦大學中歐關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員

馬斌：復旦大學俄羅斯中亞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韋宗友：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

嚴少華：復旦大學中歐關系研究中心青年副研究員

張亞寧：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青年副研究員

中美歐之間存在“大三角”嗎？

馬斌：近兩年的歐盟對華政策一直處于調整狀態，在此過程中，美國因素影響極大，這使得“大三角”成為理解中歐美關系的流行范式之一。

實際上，這種基于冷戰經驗的簡化思維對理解中歐關系助益有限。因為“大三角”關系成立的前提是：每一方本質上都是完全獨立的行為體，其中任意兩方之間都不存在能夠超越實用主義外交的決定性共同利益。

從三方關系基本態勢看，近年來美歐在處理與中國關系時表現出戰略方向的相似性、政策操作的協調性。歐盟與美國都將中國視為主要競爭者、挑戰者，這種根本定位決定了它們制定和實施對華政策的基本出發點一致，也決定了“大三角”范式不適用于當前中美歐關系。

張亞寧：美國與歐盟在對華政策上無論是目標還是政策均存在差異。不少分析從中美歐戰略三角的維度認為，歐盟對華政策的差異性主要由于其“兩面下注”的戰略選擇決定的。但是，我們還應該冷靜地認識到近年來我國在關鍵技術突破和產業升級等領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客觀上給歐美帶來了相似的競爭壓力，美歐對華政策的差異性很大程度上是由歐盟自身內部制度的復雜性和經濟治理框架的僵化決定的。

馬斌：歐盟組織結構給中歐關系帶來的制度性約束也是“大三角”式簡化思維不適用于中美歐關系的重要原因。不管部分歐盟成員國是出于何種原因采取極端對華政策，也不管這種原因是否符合現實，歐盟對華政策的空間和靈活度都要受到限制。

歐美對華政策差異能有多大的“縫隙”？

嚴少華：目前歐美對華政策走向主要受俄烏沖突、美國大選以及經貿不平衡等幾大因素影響。從歐洲的角度看，歐盟與美國在幾個關鍵涉華議題上有共同的關切，但也顯示出差異。

在俄烏沖突問題上，歐美當前的關注集中在中俄經貿合作對俄烏局勢的影響，尤其是美國一直在拿中俄貿易做文章，試圖施壓歐盟對中俄貿易采取更強硬的回應。但與美國的蠻橫制裁相比，歐盟在這個問題上更為理性與克制，更愿意通過外交的方式而非制裁解決這一問題。

韋宗友：美歐希望中國能夠在俄烏沖突中發揮積極作用，不希望看到中俄關系進一步發展，特別不希望看到中俄經貿關系逆勢上揚。

簡軍波：中國有全球影響力，和中國徹底鬧僵的后果并非歐洲所能輕易承受。因此，包括在俄烏沖突等事關自身安危的大問題上，它必須在指責中國和拉攏中國間尋求平衡。

嚴少華：美國大選的不確定性也導致歐盟與美國在對華政策上有所差異。面對特朗普回歸的可能性，拜登政府一方面希望穩定中美關系，另一方面又緊鑼密鼓地出臺打壓中國的政策工具，構建針對中國的小多邊聯盟，試圖為大選后的美國對華政策設定軌道。特朗普因素則讓歐盟方面疑慮重重，使得歐盟在與拜登政府協調對華政策方面實際上有所保留。

韋宗友：在俄烏沖突陷入僵局、中東地區再燃戰火的背景下，拜登政府不希望看到中美關系再次出現不穩定局面，在外交上一再失分。從歐洲角度看，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宮的前景，讓歐洲國家憂心忡忡。穩定好中歐關系，無疑是應對美國政治不確定性的明智之舉。

簡軍波：整體而言，在對華問題上，歐美在戰略上是同盟，但戰術上存在差異。歐洲提出了“戰略自主”，是它從美國霸權體系中覺醒的重要標志，盡管它并不否定甚至完全認同美國霸權體系及其所維護的西方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并從中獲益。

從戰略上看，二者都希望將中國固定在相對劣勢的國際產業分工位置，及政治上的國際從屬地位，即不能主導國際事務議程設置和具有改變西方決策結果的能力。在具體目標上，美國具有強烈的愿望全方位壓制中國崛起，但歐洲似有所不同，其所宣稱的政策目標不是壓制中國崛起，只是希望這種崛起符合西方規則。然而，如果中國全然遵守西方規則，一定會被束縛在從屬地位無法動彈。

歐美在戰術上也存在差異。一是，美國對華“三重定位”（國際合作伙伴、經濟和科技競爭者和制度性對手）著重強調競爭和對手，“合作伙伴”僅是談論中美關系時無關緊要的飾詞；但歐盟及其成員國在對華“三重定位”中依然重視伙伴關系，尤其在氣候變化等全球治理領域也強調雙方經濟領域的良性競爭，中國也能成為歐洲在引領綠色發展方面不可取代的伙伴。

二是，在重要的“去風險”領域，美國實施了比歐洲更為強硬和嚴格的措施，盡管歐洲對美國對華的“小院高墻”政策有部分仿效，但并未完全吸納。美國霸權及其控制的霸權體系不能取代中國市場和中國能力帶給歐洲的利益和幫助。歐美在經貿領域存在糾紛和利益競爭，歐洲有可能從中國市場彌補在美國那里丟失的利益。

三是，美國在處理中國問題時采用的基本屬防范的消極措施，而歐洲還存在尋求與中國合作的積極愿望。美國對華政策的主基調是要求中國不能做什么，而歐洲對華政策還存在雙方能做些什么的需求。

馬斌：俄烏沖突對美歐安全體系的挑戰，中國的發展對美歐政經體系的刺激，都促使美歐重新校準相互關系網絡，以維護共同的安全、政治、經濟等利益。

如果回顧近年來美國、歐盟對華經濟政策焦點議題就會發現，不論是產業鏈供應鏈調整，還是尖端技術管控，以及對中國新興產業限制，雙方主要政策極其相似。

誠然，美國與歐盟處理涉華問題時所使用的具體手段，所采取的政策節奏等也存在諸多不同，不過，這與戰略方向上的一致性并不矛盾。鑒于雙方之間多層次政策協調的運轉，歐美對華政策呈現出一致性大于差異性的基本特點。

張亞寧：歐盟與美國對華政策在戰略判斷上的鴻溝在縮小，現有的差異更多是在政策工具的選擇空間上的不同，對這一點我們應該抱有清醒的認識。

簡軍波：因為共同對華戰略的存在，歐美戰術上的差異會不會無限擴大，甚至在戰略要求下會不斷縮小。因此，歐美對華戰術上的政策差異的彌合甚至合流存在高度的可能性。如果歐洲戰略自主建設不很成功，這種政策差異合流的可能性會隨著美國對歐壓力的增大而上升。

馬斌：歐盟對華政策與美國保持部分差異的確能給中國提供一定政策空間，但是這種政策空間較為有限，并不足以為根本扭轉局面提供支撐。

中國還是要做好自己的事

嚴少華：俄烏沖突以來，與美國經濟相對良好的狀況相比，歐盟經濟在多重危機下深陷困境，與美國的經濟差距在進一步拉大。在這種背景下，經濟競爭力問題重回歐盟視野，與俄烏沖突一起成為歐盟的重點關切。這也為穩定中歐經貿合作創造了條件。

簡軍波：中國不會放棄民族復興的夢想，但也不會主動尋求和歐美的沖突。因此，第一，在崛起的道路上，盡量緩和與作為守成力量的歐美（歐洲作為美國霸權體系的一部分，也應視作大國興衰中守成力量的組成部分）的正面對抗，并尋求與它們的合作。

第二，就對歐政策而言，保持持久的開放性，即使在暫時無法開放的領域，也尋求建設性對話的可能性。歐洲無法進行內循環，它不能拒絕其他開放經濟體的誘惑。

第三，致力于解決全球問題的合作。解決諸多全球問題符合所有大國利益，中美歐都需加強合作，而開展這些合作有助于緩解中國與二者在其他領域的緊張關系。

第四，做好自己的事。法治昌隆、規則清朗、市場規范的中國，一定能在全球市場大放異彩，也一定能獲得更多機會與歐美市場合作并深化相互依賴關系。

張亞寧：中國的經濟發展道路是基于國情做出的合理選擇，不可能因為外界的雜音而改變。只要中國經濟持續穩健增長，中國市場持續釋放活力，中國產業持續提質升級，任何“脫鉤斷鏈”和“去風險”的計劃都將不攻自破。

當然，考慮到歐盟經濟治理框架的轉型尚需時日，中國企業應加緊布局，以更加積極的姿態融入歐盟市場產業鏈，以各種方式加強與歐盟企業在歐盟內部市場的合作，從而提升未來地緣政治進一步惡化情形下的抗風險能力。

“中歐觀察”是復旦大學的歐洲研究學者的專欄，立足中國本位，聚焦中歐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