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馬可·波羅（1254-1324）逝世700周年。意大利、中國、以及這位傳奇的威尼斯人生前走過的許多地方，都將舉辦各式各樣的紀念和文化交流活動。

有趣的是，盡管馬可·波羅在中國是一個家喻戶曉的名字，但《馬可·波羅游記》多年來卻只有一個較為正統的漢譯本，即馮承鈞翻譯的、由上海商務印書館于1936年出版的《馬可·波羅行記》。若以嚴謹的翻譯標準來看，這個版本很難達到“信、達、雅”的境界：馮承鈞根據當時文人的習慣，采用文言文概括各章節內容。更重要的是，馮所依據的版本是法國人沙海昂注釋的近代法語本，而非后世公認的考訂最為完備的版本，即穆阿德與伯希和合注的、出版于1938年的《馬可·波羅世界寰宇記》（Marco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直到2011年，才有中國學者準備譯注這本《馬可·波羅世界寰宇記》，他就是北京大學歷史學教授榮新江。榮新江的專業領域具體可分為三個相互交織的研究方向：隋唐史（尤其注重長安的城市社會史研究）；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現任會長）；以及中外關系史（國內最早對粟特人進行系統研究的學者）。正是在中外關系史領域的深耕，使榮新江對馬可·波羅產生了濃厚興趣。

自2011年起，榮新江以讀書班的形式啟動了《馬可·波羅世界寰宇記》的譯注工作。讀書班成員包括他的博士后、博士生，以及其他研究中外關系史、蒙元史、伊朗學的專家學者和研究生。這項工作持續至今，雖然漢譯版《馬可·波羅世界寰宇記》尚未問世，但已出版了多部相關專著，包括2016年的《馬可·波羅揚州絲綢之路》，2019年的《馬可·波羅與10-14世紀的絲綢之路》、2021-2022年的《馬可·波羅研究論文選粹》（中文編）和（外文編）、等等。

3月底，記者在上海采訪了榮新江教授，聊了與馬可·波羅有關的那些最引人入勝、以及最撲朔迷離的話題。

榮新江在意大利

【對話】

澎湃新聞：榮教授，您是研究馬可·波羅的專家。但是，您肯定也知道，有不少人懷疑這個人物的真實性。您對此是怎么看的？

榮新江：馬可·波羅肯定是真實存在過的。他家的房子現在還在呢！他家族還有很多契約留了下來，現在在威尼斯的檔案館里。當時威尼斯的商業網絡覆蓋到了近東地區的小亞細亞，馬可·波羅的家族是做生意的，從西到東開了許多店、也就是商業據點。馬可·波羅的傳奇旅行，至少在進入元代中國以前，就是這樣一個點、一個點走的。

在學界，沒有人懷疑馬可·波羅這個人的真實性，但對于他是否來過中國存在爭議。比如，英國的吳芳思（Frances Wood）在1995年出版了《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這本書。她認為馬可·波羅可能只是根據波斯語的商貿手冊和當地的一些東方傳聞編寫了游記。其實吳芳思這個觀點也不新鮮，德國學者傅海波（Herbert Franke）在1973年就提出過。

另外，中國也有學者指出，如果馬可·波羅真的在元朝擔任過官職，那么中國的官府文獻中應該會有相關記錄，但至今尚未找到確鑿證據。

澎湃新聞：那么，您認為這些質疑觀點有說服力嗎？

榮新江：學界的主流觀點是，馬可·波羅確實來過中國。楊志玖先生早在1941年，就從《永樂大典》中找到一條奏事，其中三位去“伊利汗國”的使者名字，與《馬可·波羅游記》中的相關記載完全對應，這是馬可·波羅確實在元朝初年來過中國的鐵證。

另外，德國漢學家傅漢思（Hans Urich Vogel）在2012年也出過專著《馬可·波羅到過中國》，書中指出，馬可·波羅對中國古代鹽場生產流程的詳細描述，以及他對元朝貨幣的詳盡記載，在中世紀的其他文獻中幾乎找不到類似的描述。

澎湃新聞：但是您剛才也提到，中國官府沒有關于馬可·波羅的文獻記錄，這是為什么呢？

榮新江：請注意，《馬可·波羅游記》不是史書，那當中有很多夸張的、甚至幻想性的成分。它甚至不是馬可·波羅本人寫的，而是他被捕入獄后，跟他的獄友、一個騎士文學的作者講故事，他那個獄友回頭寫出來的。

但是，這個故事的基本框架是沒問題的，就是馬可·波羅從威尼斯到了伊朗，從伊朗進入中亞，然后經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到了元朝大都（今天的北京），見到了忽必烈，后來又到了中國東南的很多地方，最后從泉州出發、隨三使者護送闊闊真公主出海到波斯成婚，之后回到故鄉。

回到為什么中國官府沒有他的記錄這個問題。我個人認同蔡美彪先生的觀點，即馬可·波羅沒有正式的官職，而是一個“斡脫商人”，“斡脫”這個詞來源于蒙古語。“斡脫商人”是元朝一個特殊的人群，蒙古的大汗、諸王、公主們為斡脫商人提供種種特權，讓他們可以拿著皇家的錢和令牌兒，到各地去做生意或經營高利貸，賺到的錢，大部分上交朝廷和諸王，但也有一小部分可以留給自己。今天的泉州就有元朝一位維吾爾族的斡脫商人的碑。

2016年，榮新江在伊朗考察

澎湃新聞：您的意思是，因為馬可·波羅是斡脫商人、而不是正式的朝廷命官，因此他沒有見載于官方史冊。

榮新江：確實如此。并且，“斡脫商人”的身份不僅解釋了馬可·波羅為何未出現在史料中，還為我們理解他的生活背景提供了線索。如果他確實是忽必烈的斡脫商人，那么他即使不懂漢語，也能在中國長久地生活。實際上，馬可·波羅很可能并不通曉漢語，因為他只需掌握蒙古語和波斯語就已足夠。這也是為什么《馬可·波羅游記》提及的中國城市與漢語地名并不吻合，但當我們嘗試用蒙古語和波斯語的發音去解讀，就能更容易地識別出那些地方。

澎湃新聞：可以舉個例子嗎？

榮新江：比如，在《馬可·波羅行紀》中提及的Cotan這個地方。它位于今天的塔里木盆地西南地區，在傳統的漢文史料中，這個地方多數被寫作“于闐”，而在《元史》中則被稱為“斡端”（Odon）。然而，在穆斯林史料中，這個地方的寫法卻是“忽炭”（Hotan）。馬可·波羅所提及的Cotan顯然與“Hotan”更為接近，而與“于闐”相差甚遠。

澎湃新聞：在您看來，馬可·波羅這本游記的描述，最主要的價值是什么？

榮新江：那就要回到他的身份來說，他是一個商人。中國歷史上那些去過很多地方、回頭留下游記的人，往往是兩類：一類是宗教人士，比如唐代高僧義凈、玄奘，另一類是外交官，比如漢代的張騫、明代的鄭和。商人的筆記基本沒有，而《馬可·波羅游記》恰好填補了這一空白。

細讀這本書，你會發現他每到一個地方，觀察都特別細，而且特別關注當地的物產和商品，還經常會評論說某個東西如果賣到哪個地方會非常賺錢。正是這種生意人的視角，給我們留下了完全不同于官府文件的、關于古代中國社會經濟生活的珍貴記錄。

澎湃新聞：那《馬可·波羅游記》和伊本·白圖泰的游記相比呢？這兩個人都是那段時期歐亞大陸上偉大的旅行者，生活時代和游歷地點還有所重合。

榮新江：我覺得還是馬可·波羅的觀察更細一點。伊本·白圖泰基本上是到一個地方，走馬觀花地轉一下就走了。另外，伊本·白圖泰還借鑒了當時阿拉伯帝國官府驛站的手冊。而馬可·波羅沒有這樣的系統資料可供借鑒，而完全依賴自己的親身觀察和體驗，因此他的描述更為獨特且深入，說的東西是別人說不出來的。

2018年，榮新江考察馬可波羅故居

澎湃新聞：最后，我想代表廣大對馬可·波羅感興趣的中國讀者，詢問一下《馬可·波羅世界寰宇記》漢譯本的進展情況。你們從2011年就開始著手翻譯，為什么我們到現在都沒有讀到呢？

榮新江：因為我們做的不止是翻譯，而是注解，非常詳細的注解。等到書出版的時候，譯文部分可能只有兩大本，而注解部分可能有六七本。

比如，剛剛提到的Cotan，我們就要做詳細的注解，關于這個地名在不同地區文獻中的不同寫法，該地區在不同時期經歷了什么樣的變化，以及馬可·波羅在描述Cotan的時候為什么沒有提到玉石。再舉個例子。馬可·波羅提到蒙古人有一種“納石矢”（波斯語），即一種用金線來縫制的衣服，貴族穿著這種衣服，整個人金光閃閃。但是，“納石矢”有好幾種，馬可·波羅看到的是哪一種？這些都要我們結合文史和考古資料去查證。

你可以想象，這是一項非常耗時且艱巨的工作。但我覺得我們必須努力去做，以此推動國內對馬可·波羅及中外關系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