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輝時代：普拉多博物館中的西班牙往事”將于今天（4月22日）下午在上海浦東美術館拉開帷幕。作為西班牙馬德里普拉多博物館于中國舉辦的最大規模的展覽，呈現了普拉多博物館館藏中約50位歐洲藝術家的70幅作品，其中16件作品首次離開西班牙，9件首次離開普拉多博物館。

其中，最大的亮點展品達·芬奇工作室的《蒙娜麗莎》開箱之日，便引起關注。除了普拉多藏《蒙娜麗莎》外，此次展覽還有哪些亮點？在橫跨16至20世紀的作品中講述著怎樣的西班牙往事？

4月16日，普拉多博物館藏《蒙娜麗莎》在浦東美術館上墻后的照片。

在展覽開幕前，澎湃藝術專訪了此次展覽的策展人、普拉多博物館19世紀繪畫部的佩德羅·馬丁內斯·普拉薩（Pedro J. Martínez Plaza），他認為，提香、格列柯、魯本斯、委拉斯開茲、牟利羅、戈雅、福圖尼、索羅拉等西方繪畫大師的聯系，這是一條文藝復興影響下的繪畫線索；同時歐洲歷史上著名的哈布斯堡王朝，以及西班牙的文化與社會，是展覽的又一線索。

普拉多博物館19世紀繪畫部的佩德羅·馬丁內斯·普拉薩（Pedro J. Martínez Plaza）

歐洲藝術的互相影響

澎湃新聞：展覽名為“光輝時代：普拉多博物館中的西班牙往事”，其中“西班牙往事”講述了的側重點是什么？，普拉多博物館中有哪些“西班牙往事”？

普拉薩：普拉多博物館在西班牙的地位是無可撼動的，也是西班牙國家最好的博物館之一。普拉多博物館與西班牙皇家收藏有很緊密的聯系，也收到了社會各界的捐贈。可以說，普拉多博物館的藏品是最合適將“西班牙往事”呈現給公眾的一個機構。

在體裁和時間邏輯上，展覽從哈布斯堡王朝到波旁王朝，再到19世紀肖像畫所描繪的資產階級和新貴族。希望通過展覽把普拉多最重要以及最有代表性的一些畫家的作品帶到中國；也希望展覽呈現西班牙的歷史、西班牙統治下領土的文化和社會情況；從藝術角度了解西班牙史和藝術史。

埃爾·格列柯，《年輕紳士肖像》，約1600—1605年，布面油畫，普拉多國家博物館館藏

具體而言，展覽首先聚焦的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王室肖像，以及宮廷生活（包括俳優畫）；接下來是西班牙以及西班牙統治下領土的風俗和日常生活；還有對于西班牙來說非常重要的，宗教生活，再慢慢從16世紀到19世紀，不僅是繪畫，輔以時間線、王室家族樹等呈現“西班牙往事”。

展覽現場，魯本斯《馬背上的費利佩二世》（右）與俳優畫。

澎湃新聞：展覽涉及西班牙文藝復興時代的藝術，意大利的文藝復興是如何傳播到西班牙的？又如何與本土加泰羅尼亞畫派和瓦倫西亞畫派融合？具體如何體現在此次展覽的展出作品中？

普拉薩：西班牙與意大利文藝復興的融合，在呈現宗教畫的展廳有最好的體現。其中展出的華內斯的兩件作品受拉菲爾的影響。華內斯是一位瓦倫西亞畫家，他的作品也明顯受到意大利那不勒斯地區的影響。意大利文藝復興繪畫最早傳入西班牙，也是先到了瓦倫西亞。再是格列柯，他曾前往威尼斯學習，威尼斯畫派的風格在他的畫作中有所體現。

展覽現場，兩件華內斯的作品

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博斯追隨者的作品《圣安東尼修士的誘惑》，博斯作品在客觀條件上不太方便出館，所以有一幅能來到中國是非常難得的。

博斯是佛蘭德斯畫派最著名的畫家之一，深受費利佩二世的賞識。他生前聲名顯赫，這得益于他獨特的繪畫風格、精湛的技法和作品主題的普適性，其畫作揭示了人性的弱點，發人深省。他去世后，許多追隨者繼續復刻他的作品，尤其是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這種模仿一直延續到16世紀末。

博斯的追隨者，《圣安東尼修士的誘惑》，1550—1560年，木板油畫，由愛麗絲·皮埃特·凡·布倫于1965年捐贈，普拉多國家博物館館藏

將華內斯和博斯（追隨者）的作品并陳，分別展示出歐洲南部和北部的文藝復興。尤其佛蘭德斯地區文藝復興時期作品的不同，從某種角度講，佛蘭德斯地區文藝復興的畫作稍顯落后，讓人想起中世紀，受到意大利影響的西班牙文藝復興繪畫顯然是更為現代。

雖然，此次展覽中的明星展品之一是來自達·芬奇工作室的《蒙娜麗莎》，但這件作品在17世紀進入皇家收藏時，西班牙的肖像畫已經發展成熟了，僅就這件作品而言，對于西班牙藝術的影響是有限的。但的確有西班牙畫家曾在達·芬奇工作室學習過，比如Fernando Yá?ez de la Almedina和Fernando Llano，他們是瓦倫西亞畫家，可以說是達·芬奇的追隨者，在當時的瓦倫西亞，來了很多意大利畫家，他們主要在教堂畫壁畫和裝飾性作品。西班牙南部城市塞維利亞也是受到意大利藝術影響很大的地方，不僅是繪畫，意大利雕塑也對西班牙產生了影響，甚至有一些雕塑作品在意大利完成后，分裝運到西班牙，再重新組裝。這種文化上的交往將意大利文藝復興帶到了西班牙。

Fernando Yá?ez de la Almedina（西班牙畫家，受達·芬奇影響），《基督頭像》，約1506，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非本次展品）

但明確受到達·芬奇影響的西班牙藝術，可能更多在描繪圣母的作品中體現。這也是為什么將《蒙娜麗莎》單列于一樓，作為特展展出，講述它自己故事的原因。

澎湃新聞：在展覽中，有幾位藝術家的故事尤其值得關注，比如，提香早在文藝復興時期就已經名聲斐然，并直接影響了巴洛克，格列柯在威尼斯得到過提香的指點，成為其弟子。巴洛克重要畫家魯本斯在1628年時作為大使被英國王室派往馬德里畫即將嫁來英國的公主的肖像。他在普拉多看到提香的畫后驚為天人，臨摹了提香的杰作《歐羅巴的掠奪》和《安德羅斯島的盛宴。魯本斯之后又寫信給一個塞維利亞的小子，讓他趕緊來馬德里看提香的畫。這個小伙叫委拉斯開茲之后成為了西班牙王室的御用畫師。提香、格列柯、魯本斯、委拉斯開茲之間的傳承關系是怎樣的？

普拉薩：這其中主要包含了兩條路徑，談及意大利影響西班牙繪畫的路徑之一就是提香。從查理五世（1500年–1558年）到費利佩二世（1527年-1598年）時期，提香（1488/1490年–1576年）作品就進入了哈布斯堡皇室的收藏，成為其收藏最核心的部分，后世的畫家不斷向提香學習，其中之一就是魯本斯（1577年-1640年），魯本斯來到西班牙宮廷學習了提香的畫作后，其風格可以說完全不一樣了。第二條路徑就是格列柯（1541年-1614年），格列柯在意大利學習繪畫，把威尼斯畫派帶到了西班牙，威尼斯畫派的特點是注重色彩多過線條。

展覽現場，提香作品《沉醉在愛與音樂中的維納斯》

雖然，在魯本斯和委拉斯開茲（1599年-1660年）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提香的影子，但是他們學了提香的不同方面，在人體畫展區中看到的是魯本斯對于提香女性人體美的傳承，這種學習更側重于感知和色彩上；委拉斯開茲可能是在技法和筆觸上，對于提香的傳承。

展覽現場，彼得·保羅·魯本斯及工作室，《狩獵女神戴安娜》

之后就是戈雅（1746年-1828年）從薩拉戈薩來到了西班牙王宮，作為皇家御用畫師，當然在王室收藏中學提香、委拉斯開茲，并將藝術往下傳承。比如，展覽中的索羅拉、馬德拉索，學習了戈雅的風格，當然也繼承了提香、魯本斯、委拉斯開茲。這也是西班牙繪畫傳承的線索和邏輯，當然其中提香、魯本斯并不能算作西班牙籍畫家。

迭戈·委拉斯開茲，《穿獵裝的費利佩四世》，約1632—1634年，布面油畫，普拉多國家博物館館藏

澎湃新聞：展覽還涉及勃魯蓋爾和佛蘭德斯畫派，17世紀佛蘭德的美術現象也是錯綜復雜的，既反映出本國宮廷貴族、教會、商人的審美趣味，也反映了外來藝術的影響，佛蘭德斯畫派與西班牙藝術的關系是怎樣的？

普拉薩：從15世紀開始，西班牙和佛蘭德斯地區開始商業的交流和政治上的連結。佛蘭德斯畫派與西班牙繪畫的連結也有多條路徑——原畫、畫家（如魯本斯）、版畫（比利時、荷蘭是蝕刻版畫盛行）、掛毯等等，15世紀西班牙繪畫大概就是學一些意大利、學一些佛蘭德斯。

包括展覽中牟利羅豐碑式的作品《基督和圣母之間的圣奧古斯丁》，帶著佛蘭德斯畫派的痕跡，這件作品也是西班牙巴洛克時期宗教畫的一個頂峰。

牟利羅，《基督和圣母之間的圣奧古斯丁》，約1665年，布面油畫，來自王室收藏，普拉多國家博物館館藏

包括著名的佛蘭德斯畫家胡安·德·佛蘭德斯（Juan De Flandes，1460—1519），1496年后活躍于西班牙，直至逝世，大多為西班牙女王伊莎貝拉一世工作。

到了16、17世紀就有非常重要的佛蘭德斯畫家來到了西班牙宮廷，他們最開始可能帶有外交目的，后來也被西班牙皇室委托繪制很多作品。包括佛蘭德斯的版畫來到西班牙，在藝術領域產生了影響，尤其是馬德里畫派和塞維利亞畫派明顯受到了佛蘭德斯地區的影響。展覽中，把胡安·范·德·哈曼-萊昂和克拉拉·佩特斯共同陳列，他們繪畫中都有著佛蘭德斯傳統。到了17世紀，佛蘭德斯地區是西班牙統治下土地，交流更為方便，影響可以說是相互的。

胡安·范·德·哈曼-萊昂，《甜品和玻璃容器靜物》，1622年，布面油畫，來自王室收藏，普拉多國家博物館館藏 

克拉拉·佩特斯，《靜物：桌上放著桌布、鹽罐、金杯、糕點、水壺、瓷盤上的橄欖和烤禽》
約1611年，木板油畫，普拉多國家博物館館藏

西班牙王室、藝術市場和走向現代

澎湃新聞：此次展覽中，不少作品來自西班牙王室。王室在西班牙藝術和文化發展中有著怎樣的作用？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馬德里的私人收藏與藝術市場，當時的私人收藏呈現出怎樣的面貌？

普拉薩：西班牙王室與普拉多博物館，以及西班牙藝術和文化有著很大關系。普拉多博物館接收了大部分西班牙皇室的藝術收藏，西班牙皇室也是最重要的“藝術保護人”，比如說，查理五世和費利佩二世購入了大量提香的作品。費利佩四世是委拉斯開茲的藝術保護人，卡洛斯四世是戈雅的藝術保護人。這里所說的“保護人”與“藝術贊助人”是不一樣的，除了提香外，委拉斯開茲、戈雅都是宮廷畫家，直接服務于王室。甚至有一段時期，他們有特殊權限——只有委拉斯開茲可以畫費利佩四世，只有戈雅可以畫卡洛斯四世。

彼得·保羅·魯本斯，《馬背上的費利佩二世》，約1630-1640年，布面油畫，普拉多國家博物館館藏

戈雅可以說是最后一位御用畫師，到了19世紀畫家筆下的肖像就不再只是王室成員，而是資產階級以及新貴族的肖像，可以說資產階級和新貴族替代了王室成為了畫家的主要顧客。展覽中，有一位女士肖像，她的丈夫就是一位收藏家。

同時肖像也突破了原有的形式，比如，《斗牛前的斗牛場馬廄院》。看新世界的眼光，或一種思維，不僅在肖像畫中體現，風景畫中也是如此。

華金·索羅拉，《女演員瑪麗亞·格雷羅扮演的“傻姑娘”》，1906年，布面油畫，普拉多國家博物館館藏

澎湃新聞：畫家在為王室畫像、畫宗教題材，以及為自己（或家庭）和世俗公眾、私人收藏畫像時，有著怎樣的區別，其中包含著怎樣的傳統？

普拉薩：當然是有不同的，比如，比較委拉斯開茲畫的俳優和費利佩四世。在為皇室畫肖像時，有很多象征，比如王冠、權力、勝利，甚至狩獵也是一種象征。還有皇室成員對繪畫空間感的要求，這一切在俳優畫當中自然就消失了。

委拉斯開茲，《俳優卡拉巴西亞斯》 約1638年，布面油畫，普拉多國家博物館館藏

所以展覽第一個展廳中，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室肖像展現了權力的象征，比如，《伊麗莎白·德·瓦盧瓦手握費利佩二世肖像》這件作品中后面的一個柱子，是她的夫君和王室的象征；《穿獵裝的費利佩四世》表現了獵場的場景，獵場上需要獵人有膽識和氣魄，這與在戰場上是有聯系的；包括他們身上佩戴的勛章，都是軍功的體現，所有這些都是權力的象征。

索福尼斯巴·安圭索拉，《伊麗莎白·德·瓦盧瓦手握費利佩二世肖像》，1561-1565年，布面油畫，來自王室收藏，普拉多國家博物館館藏

再看資產階級的肖像場景就完全不同，非常日常化的場景，比如說有一位女士就是在工作室當中被描繪下來的。

比森特·帕瑪洛里-岡薩雷斯，《工作室內》 ，約1880年，布面油畫，普拉多國家博物館館藏

澎湃新聞：此次展覽中，有一個亮點是戈雅的8幅杰作，這8件作品是如何被選擇的？代表著戈雅怎樣的面向？

普拉薩：此次戈雅的8幅作品分為2個部分，一是兩件王室的肖像。另有一個展區完全為戈雅而設計，其中6幅作品希望展現戈雅不同類型的、不同體裁的繪畫，也希望展現戈雅繪畫生涯不同時期的繪畫。

在這一展區中，有一件戈雅早期作品《托比亞斯和天使》，其中已有一些他的繪畫的元素和風格，成為了后世的畫家學習的對象。比如畫中光線的運用。人從黑暗的背景中凸顯出來，帶著強光，這是非常典型的戈雅，這一特點也在他的學徒和追隨者的畫作當中被看到。

戈雅，《托比亞斯和天使》，約1787年，布面油畫，購于2003年，普拉多國家博物館館藏

其次是幾件戈雅的掛毯風景畫，戈雅曾在皇家掛毯廠工作，這是他為掛毯設計的畫樣，但是除此之外，我們可以看到戈雅是如何用一個現代性的眼光和筆觸來描述他所看到的風景。

在一幅戈雅早期、尺幅不大的、為掛毯所做的畫樣中，可以體現出早期戈雅對現實或周圍環境非常細致的觀察力和描繪力，包括教堂上、女士的頭紗等一些細節。雖然只是花樣，但戈雅能夠在很短時間內，或者說是寥寥幾筆把細節描述得非常清晰。

《陽傘》《摘水果的男孩》都是掛毯的畫樣，在此，不僅僅是對于人物和風景的描繪，還有教化作用，這就是讓戈雅區別于其他畫家的特點之一。

《陽傘》其實并不僅僅是我們所看到的，想要給女士撐傘的小伙，實際上是小伙想跟她調情，但是這位女士不理睬她。其教化意義在于，希望大家遠離這種不好的品德。畫上還有一只狗，狗在西方很多時候也帶著負面含義。

弗朗西斯科·德·戈雅，《陽傘》，1777年，布面油畫，普拉多國家博物館館藏

為什么說戈雅是一位現代畫家？在《畫家弗朗西斯科·巴耶烏》中可以感受到，他描繪了內弟（他妻子的兄弟），特別是從他的眼神中，我們就可以看到戈雅想要描繪的這個人的性格，他可能是有一些暴力、或者說帶著憤怒的表情，這就是戈雅現代性的體現了——對人物性格和人性的把握。

戈雅，《畫家弗朗西斯科·巴耶烏》，1795年，布面油畫，普拉多國家博物館館藏

戈雅有非常多的追隨者，包括他影響了非常多的人，但是歐亨尼奧·盧卡斯可能是其中最好的體現。這樣的一種影響不僅是繪畫內容當中的瑪哈，也包括馬德里地區女性的服飾，以及光影運用。戈雅也是多面的，有不同時期、有不同面貌和風格，盧卡斯的《瑪哈》聯系到戈雅比較友善、和藹的一面。《宗教裁判所的審判》可能讓人想到黑暗時期的戈雅。在光影的運用上也可以很清楚看到如何以突出的光線，使人物從黑暗的背景當中凸顯出來。

盧卡斯，《瑪哈》，約1855—1860年，布面油畫，普拉多國家博物館館藏

澎湃新聞：戈雅的作品象征著現代藝術的開端，他是如何影響后來的藝術家的？到了20世紀現代藝術時期，畢加索、達利、米羅等藝術家都出自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館的藏品對他們的藝術有著怎樣的影響？

普拉薩：戈雅的筆觸，更為隨意、更為有能量，有著現代性。比如，《巴耶烏》袖子部分比較明顯，包括剛剛提到的人物的眼神。更廣泛意義的影響，則要提到馬奈，他在1865年來到西班牙，看到了戈雅的作品，向他學習。在19世紀60年代，法國人開始購藏戈雅的作品。

就超現實主義的達利和米羅而言，米羅更具原創性，幾乎沒有辦法很清楚地看到歐洲傳統繪畫的影子。但達利可能由于身處的時代，與歐洲、或者說西班牙的傳統連接比較緊密，而且他學習西班牙傳統藝術也比較到位。所以，目前正在浦東美術館4樓展出的達利的《死去的鳥》，其中就有歐洲傳統靜物畫的影響。達利在普拉多博物館留下了很多身影，他也曾在普拉多臨摹繪畫，這些場景也被照片記錄。

達利《死去的鳥》，浦東美術館“百年狂想：蘇格蘭國立美術館的超現實主義杰作”展品。

達利還把超現實主義與普拉多名作《宮娥》聯系在一起，讓人看到了現代與西班牙傳統的結合。畢加索甚至做了58幅《宮娥》相關的創作，畢加索一些為朋友所作的肖像中，還會添上格列柯的元素。

注：展覽由上海陸家嘴（集團）有限公司出品，普拉多國家博物館和浦東美術館聯合主辦，展覽將延續至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