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有云：“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澎湃新聞·私家歷史特別推出“洗冤錄”系列，藉由歷朝歷代的真實案件，窺古代社會之一隅。

清朝乾隆年間，發生了一宗生員闖京告官的案件。這起案件不僅牽涉到皇帝、地方官員和百姓們對于倉谷購買截然不同的態度，更反映了政務流轉過程中不同主體參與的利益考量和策略選擇，為我們研究當時的地方政治經濟狀況和民間訴訟提供了一個生動的個案材料。

勒派倉谷，鎮海生員赴京控訴

乾隆三十六年，鎮海縣生員葉清揚千里迢迢奔赴京城，將知縣陳聊拔以一紙訴狀呈控至步軍統領衙門，稱其勒派鄉民、冒銷腳價，惡行累累。

中國古代一直有“是官當敬”的說法，而本案卻涉及了民告官，且層層上訴直至京控。不但如此，清代對于京控有嚴格的法律限制，并不允許隨意京控。在程序上，呈控者必須依州縣、府、道、省的順序逐級上控，省級衙門審結而仍有冤情方可京控，否則即以越訴問罪。在控告內容上，京控只接受“與達部案情迥不相符，而又事關重大者”，對于以戶婚田土細事控訴者亦以越訴問罪。若所控情事與原案只小有不符，或者涉及誣告，還要照誣告加等律治罪。（郭宇昕：《虛實曲直之間：再觀清代的“京控多誣”》，載《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3期）

雖然葉清揚作為生員，在訴訟上可以享有“不用下跪”等優待，但本質上并沒有脫離民告官在法律上的地位劣勢，并且也受“不許干預他人訴訟、不許包攬詞訟、涉己訴訟只許家人抱告”等限制，否則將褫奪生員資格并進行處罰。本案呈控者可謂既突破了“官尊民卑”這種情勢，又歷經了逐級上控直至京控的繁多程序，最后不畏“誣告”的嚴厲處罰，這不得不令人好奇這起“民告官”案件為何會發生。

葉清揚是浙江寧波鎮海的一名生員。生員俗稱“秀才”，是明清科舉考試中最低功名獲得者，也是進入仕途的初階。當然因科舉名額的限制，能夠在功名上獲得升遷的尚不足十分之一，這使得很多生員因無法入仕，只能在基層社會中選擇一定的職業謀生，生員也因此成為基層社會中溝通官府與民間的中介。作為生員，葉清揚具有一定的文化素養，更重要的是，他非常熟悉國家的政策。

定額積儲與勒派勒買

在訴狀開頭，葉清揚就引證了多條法律規范，表示“乾隆元年，經原任總督奏準，所有采買常平倉谷，因寧紹等府產谷本少，歷來在鄰省鄰縣購買。至乾隆二十九年，復經兩江總督條奏，交倉谷石派民勒買，恐有滋擾，奏明通行各省，不準派累，劃一辦理，又經撫院出示曉諭在案”。

清代規定各地必須設立常平倉、社倉、義倉等備荒設施，且對糧倉儲量、糧食采買、出借賑糶等方面進行了嚴格規定，用于平糧價、救饑荒。地方糧倉當中又以常平倉為重，由官府進行管理。常平倉以春糶秋糴為原則，一方面春天正好是青黃不接之時，容易因糧食緊缺引發糧價高漲，由官府大額降價出售，有利于增加市場糧食供應量，平抑價格。同時由于當時糧食保存技術不佳，必須出陳入新來維持糧食的食用性。而秋收后糧食較多，市場價格也較為平緩，再由官府人員進行采購回收，使糧倉儲量恢復到糶賣以前的儲額。而關于禁止派買累民的規定就發生在官府進行糧食采購回收階段。

清代倉谷的買補資金來源于該地倉谷的賣價。理論上，常平倉買賣的資金能夠形成良性循環，即價高時賣出，價平時買入，賣出的價格雖要求比市面糧價低，但應當比買入的價格高。但這種持續經營的邏輯并不能恒常實現，市場價格并不會如預料的那樣，乾隆時期糧價就有過居高不下的情況，這時若要采買倉谷，就有可能比賣出時的價格還高。再加上腳價、運袋等，很容易導致經費不足。因此，到了清代中后期，隨著糧價緩慢而持續升高之后，常平倉采購資金不足便成為地方官府普遍面臨的問題。若采買資金不足，可以動用地方財政買補。但現實是，清代地方財政并不獨立也不充裕，因此動用省藩庫公銀購買常平倉谷可能極小。甚至經常出現財政不敷，將倉谷挪賣先行支用的情形。

清代法律還規定，若購買資金不足，可從全省倉儲經營的盈余銀中通融撥給。但常平倉買補，有糶谷缺谷之不同，糶谷是每年減價平賣的缺額谷，而缺谷是歷年因賑濟、調用軍需或者是蠲免民欠所缺。缺谷的買補首先在常平倉盈余銀中支出，吳四伍對利用盈余銀采買倉谷的方法進行考察，發現多年的盈余尚不足以購買一年的賑災缺谷。（吳四伍：《清代倉儲的制度困境與救災實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45-58頁）盈余銀若不足，缺谷可以動用正項銀報銷。但報銷價格要經戶部批準，而且并不依照時價，一般來說較時價低，這就更加容易導致買補資金短缺。總結來看，常平倉的運營若沒有外部資金支持，實在難以堅持。

除了資金不足以外，地方官在買補倉谷時還存在人手不足的困境。買谷任務需要官府派人去市集或鄰縣收購，買補數量的大額與零星收購方式之間本身存在一定矛盾。換言之，州縣事多與人手不足的矛盾令地方官不可能在買補一事上有足夠的精力、人手和時間進行處理。

如果沒有及時采買、補充倉糧，會有什么后果呢？清代于康熙、雍正時期即設定了常平倉的額定儲量，一方面規定秋收后要及時完補，若逢災價貴，可申請緩一年至次年秋后買補。次年無論貴賤，都得買進，否則以玩視倉儲例題參。另一方面規定了相當嚴密的盤查和保題制度，每年歲終各地督撫均要對常平倉進行盤查保題，倉儲未達標即進行題參。保題后，若是發現常平倉有所虧缺，一應大小官員尤其是督撫，將承擔連帶追賠責任。

這就造成了一個矛盾的局面，采買規范要求地方在一定期限內對常平倉缺額進行足量補足，地方官員則面臨經費不足、采買事繁等困境。這些矛盾，正如清人所說：“此時驟議勒限采買，不病民，則病官。”

面對種種困難，州縣官員有時不得不派買里遞。所謂的派買，即官府作為糧食交易一方，參與市場買賣時，利用權力壓價、指派任務、轉移運送責任等現象。根據清代法律規定，嚴禁官員派買累民，否則坐贓治罪。在葉清揚的訴狀中，也可了解浙江禁止派買累民的具體規定。但現實當中，很難杜絕一定程度的派買。清官在奏折中甚至說，短價的問題能得到控制，只有派買運交的弊端，無法盡除。買補倉谷，盈千累萬，必四散采買，只能通過分派里遞，交運上倉，解決了人手問題，官方采購的便利性大大增加。

派買還是誣告？閩浙巡撫共同查審具奏

葉清揚京控后，案件由步軍統領衙門福隆安呈報皇帝，福隆安指出：“如果葉清揚所控屬實，則該縣勒派閭閻，借端侵漁肥己，已屬大干法紀，自當嚴審治罪，以昭炯戒。若葉清揚所控涉虛，其中別有情弊，是該生以所種數畝之田派買一二石之谷，乃一縣數萬余戶挺身包攬來京架詞捏控，亦應從重治罪，以儆刁風?！?/p>

為查證事實，福隆安提議應當將葉清揚解回本省查辦，但該省現任巡撫富勒渾從前在藩司任內已辦理過此案，若仍交其訊問，誠恐不無回護。應請旨解交新任浙閩總督鐘音，將案內人證一并提集，秉公據實審訊定擬。乾隆帝將案件交由新任福建巡撫余文儀與浙江巡撫富勒渾秉公查審具奏。

據葉清揚控訴：前任知縣陳聊拔不遵定例勒派，每田十畝，派買谷一石，每谷一石要上交一百三十斤。每石發價銀七錢八分，詳報銀八錢三分。倉谷系民自運上倉，并無腳價，陳聊拔冒銷腳價銀一千余兩入己。因此鄉民鄭宗慶、張志鈞等十余人在巡撫處控告道府審訊，至今未結。后陳知縣丁憂，新任知縣吳捧日于三十四年十二月到任，無論大小戶口一概派買。如有不賣者，立即抓捕問責。曾有貢生夏日瑚等因交谷稍遲，即被捏以“毀牌毆差”等詞，通詳斥革。經總督批發布政司發府審明并無毆毀情事，始免革衣頂。而吳縣官仍照舊勒派。開銷運費銀五六百兩。三十五年夏旱秋潮，歲屬歉收，知縣不僅毫無惜民之情，反令巡檢、典史下鄉勒派，縣官詳報每石大制錢八百文，發價時只給大錢七百十二文，一縣之中大小鄉民無不受累。曾將知縣歷控至府、道、藩、撫，巡撫批結不許按田苛派。卻不想巡撫丁憂，縣官仍照舊按田勒派，只好赴京呈控。

經福建巡撫余文儀、浙江巡撫富勒渾審查：首先，查核乾隆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采買倉谷的價格都是按照當年批準的定價給付，并無短價情節。同時該地采買倉谷向來分廠收谷，鄉民離廠較近，因此并無腳費。而自各分廠運至縣倉，距離有十里至百里不等，由各縣自雇船只運交，按照往返里程給付腳費。因此，知縣雖然沒有支付腳費給鄉民，但仍有腳費支出，依法合理報銷，并無冒銷腳費一事。

其次，對于是否可以在本地采買，巡撫在奏折中提到：“因鎮海等地方不通水次，常平倉谷積年俱在本地按田分買，百姓歷來相安。至乾隆二十九年部議前任兩江督臣條奏內禁抑勒派累民之語，該邑里民無知，誤認為不該在本地采買，更因葉清揚誘令張志鈞等向各衙門混以短價派買、侵扣腳費等詞捏控。前經各府逐案提集，審明并無短價派買、侵扣腳價情事，張志鈞等均已認可‘冒銷腳費、短價派買實是舛誤，是我等誤會’?！痹摳L知系葉清揚在鄉倡議阻撓，飭令該縣拘訊究責。然葉清揚早已畏罪潛逃，又妄希僥幸，仍以派買短價冒銷等情，赴京提告。

另外，為了核實并無派買，該官又傳令該邑紳士耆老細加詢問，“俱言常平倉積貯系為我等百姓籌畫，今年在本地采買，來年亦在本地平糶，鎮海不通水次，原該在本地采買”。最后，巡撫建議按例請將葉清揚革去生員、發邊遠地方充軍。而知縣陳聊拔應請免議。

那么，是否真如巡撫所言，鎮海各地不同水次，應在本地采買呢？根據當時的浙江省例規定：“杭、嘉、湖、寧、紹等屬，向赴鄰省鄰縣采買。金、臺、衢、嚴、溫、處等屬，向系在本地采買?！辨偤儆趯幉ㄝ爡^，按例應當赴鄰省鄰縣采買。地方官的奏折非常清晰地展示出地方官與原控者的矛盾沖突：地方官對派買案件中是否違例在“本地按田派買”情節致力于合法化；而縣民卻針對官吏違例按田派買發起呈控，借以求免本地采購的訴求。雙方的理由其實也不難理解，州縣官買補倉谷存在雙重壓力，在本地派買是最好的選擇；而地方百姓面對按田派買，可能存在定價不公、多收倉糧、運糧上倉的麻煩，又或者是囤積求利的心態，希望免除按田派買的義務。

該案發生以后，為了徹底厘清采買和派買的界限，福建巡撫余文儀與浙江巡撫富勒渾共同奏請，請求準許鎮?？h倉糧在本地按田派買，并作為定例，理由是“鎮海山海交錯，江壩重迭，難以遠赴外江及鄰封地方采購，請之后在本地照田派買，以三十畝為例，每十畝交買谷一石等”。請求上達朝廷后，被嚴厲指責并駁回。乾隆帝認為，科派勒買早有定例，該巡撫現在卻要明立章程，照田派買，顯違例禁，殊關治體！并且浙江山路崎嶇、不通水次之縣，十之三四，何獨鎮海一縣艱于采買，仍令遵守定例向鄰省鄰縣購買。

雖然沒有看到案件最終的處理結果，但從乾隆帝的這個批復可以看到，鎮?？h官員在本地按田派買的做法在法理上并不具有合法性。而地方官面對采買具體困境，采取變通做法甚至申請在法律層面形成變通性規范的嘗試，也折射出“貯粟養民”的國家政令在推向基層社會后，在行政環節所引起的不同主體的行動邏輯、策略選擇以及密切互動。

錢穆曾指出，“地方政治一向是中國政治史上最大一問題。因為中國國家大，行政之好壞，地方關系最重要”。檢視這個案件，可以幫助我們重新了解中國的傳統政治文化，在雙向互動的框架中認識國家方針政策在地方行政實踐中可能出現的實際情況，并且關注士紳、民眾等多種利益主體的參與行為，勾勒出一幅“活”的局部政治活動圖。同時，在上情下傳和下情上傳中發生的傳達反應，也仍然可以為當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提供反思土壤以及智識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