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縱橫》創刊于2008年。在未來歷史學家的筆下，這一年也許是一個濃墨重彩的轉折之年，冷戰結束后看似穩如磐石的美國霸權、勢如破竹的全球化進程與狂飆突進的金融資本主義，隨著突如其來的次貸危機而搖搖欲墜，與此同時，突飛猛進的技術革命則迅速突破瓦解了傳統的知識框架。劇變時代來臨，在全球范圍內廟堂與江湖的智識群體都在急切地尋找新的歷史坐標，以錨定籠罩在不確定性中的時代。

《文化縱橫》發刊詞起首便是一句“《文化縱橫》致力于民族文化價值體系的重建”，躊躇滿志，但隨后馬上提出了三個問題，第一個便是“我們的核心價值、我們的意識形態、我們的倫理道德體系究竟是什么”，也有更多的迷茫。如今十年倏忽而過，這些問題是否有了答案？在《文化縱橫》創刊十周年之際，澎湃新聞對總編楊平進行了一場專訪，就90年代思想論爭、當代社會和技術變革、公共知識危機展開了對話。

楊平在80年代后期投身思想媒體，輾轉《北京青年報》《中國青年報》《華夏時報》《資本市場》等多家媒體，先后創辦《戰略與管理》雜志和《文化縱橫》雜志。他見證和參與了90年代思想文化界的分化重組。1994年，他在《北京青年報》發表評價崔之元的文章《新進化論·分析的馬克思主義·批判法學·中國現實》時，稱中國出現了“新左翼”。這個詞后來成為描述90年代思想論爭的核心詞匯。

三十多年過去，楊平更關注的議題是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深刻變革、技術革命帶來的社會巨變和當代中國的公共知識危機，以及三者之間的內在聯系。在他看來，今天的學術界和思想界需要直面挑戰，直面變化，克服思想與現實的脫節和對立，超越意識形態之間的分歧和情緒化，針對內外變局進行深度探討，重塑公共思想，否則就要被時代淘汰了。

劇變來臨：從2008到2018

澎湃新聞：《文化縱橫》創刊于2008年，此后十年，中國和世界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今天我們面臨最迫切的時代問題，和2008年相比有什么變化？楊平：首先外部環境發生了變化，08年之前，西方一直是我們模仿和追趕的對象，主流精英階層對于西方價值的推崇是比較確定的。但08年之后，西方的不確定性增加了，而在西方引導下的大量發展中國家也頻頻出事。首先是全球金融危機，然后歐債問題、難民問題、民粹主義問題、英國脫歐，美國有“占領華爾街”運動，還有選舉中政黨的對立和撕裂，中下層白領失業率高企，鐵銹地帶經濟令人頭疼。08年以后，這些事情陸陸續續演變為主導態勢，由此，地緣政治格局也被撬動了。冷戰后形成了“一超多強”的格局，海灣戰爭美國雄心萬丈，而思想層面出現了福山的“歷史終結論”，西式自由民主價值引導了全球秩序的重建。這一格局在08年后迅速由于經濟、政治、社會的各種沖突而開始重組，今天的格局不能說“兩超”，但中國崛起已經成為世界范圍內公認的重大歷史事件，在西方人和世人心中，中國實力增強，進而改變世界地緣政治版圖，已經逐漸成為一種現實。

同時，內部變化也非常大。首先，中國人自信了，雖然這個自信心還很脆弱，但至少有一部分人自信了，這也在一部分精英中間確立起來。與此同時，跟隨西方普世價值的一部分人開始改變。象征普世價值的自由主義語言，在整個思想輿論場中走弱，人們開始重視中國自身的歷史文化與國情。

而在內外變化的同時，技術革命突飛猛進，劇變時代來臨。技術革命帶來的變化，前景還不可知，但我們知道它的影響將是極其巨大的，不管是信息技術領域的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還是生物工程、新材料，技術性的探索產生了突破，變化非常劇烈。應該說，現在正在醞釀第四次工業革命，或者說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前奏已經開始了。我們親身經歷了這些變化，所以習以為常，但如果將一個人冰凍十年，他醒來會大吃一驚。而技術革命的影響面向非常寬廣，包括國際政治的影響，也會引發知識界傳統意義上的左中右的分化重組。以上是我認為一些比較根本的變化。

澎湃新聞：《文化縱橫》的發刊詞中提了三個問題，其中第一個問題是“我們的核心價值、我們的意識形態、我們的倫理道德體系究竟是什么”。十年過去了，這個問題在您心中有沒有形成初步的答案？

楊平：2008年我們面對的是市場化浪潮中的價值紊亂，在更大的歷史中看，晚清以來，我們不斷尋求各種道路，但始終處于坎坷和波折之中，每一次探索都在確立一種新的價值體系，但是隨著每一次道路的“重新探索”，原有的價值都崩盤了。價值紊亂和道統中斷是我們當時的主要憂慮。08年我們做雜志的時候，還不夠自信，雖然經濟有所發展，但學的是西方，政治和文化上也還是跟人家走。我們比較清楚自己不要什么，卻不清楚我們要什么。也就是說，我們知道中國現代化的發展不可阻擋，而伴隨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價值體系不可能接到希臘、羅馬或者基督教那里去。另一方面，蘇式社會主義的道路已經證明走不通。但新的道路是什么，我們說不清楚，所以我們面對新的現實，試圖找到一條新路，在當時我們屬于邊緣，不是主流。

經過十年，應該說我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有了一定的自信，它在經濟、政治、社會各個方面有了一些輪廓，雖然我覺得這些輪廓遠不夠堅固和清晰。這個輪廓總體來說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核心，和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筑辯證有機地統一，既有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又有市場經濟的效率發展，這兩個維度缺一不可。而在世界范圍內的資本主義實踐中，兩者結合幾乎沒有。歐洲所謂的福利國家，用國家手段對財富進行二次、三次分配，經濟危機中西方用貨幣財政手段解決商業周期問題，但這些都沒有進入到生產方式中。而中國的國有企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執政黨擁有自上而下的行政調控能力，這是一種管理能力和動員資源的能力，比如在應對汶川地震和新疆、西藏發展中的分省對口支援，這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而這些都嵌入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結構中，也就使它有別于經典的市場經濟。這是后面道德、法律、文化價值的基礎。這個發展模式逐漸清晰起來，而且好像快要走出來了。如果真的走出了“第三條道路”，可以說會是我們最重要的核心價值。

澎湃新聞：如果要在當代中國思想譜系中找一個錨定點，您認為《文化縱橫》處于一個什么位置？

楊平：《文化縱橫》總體上而言是偏文化保守主義的，這點不用回避。但我們編輯團隊內部，既有社會主義者，又有自由主義者，但都不極端，因而大致能相安無事，相處也比較融洽。我認為在這樣一個劇變時代，去辦一本表態站隊的雜志沒有意義，我們更希望找到一個能對問題進行深度研究和探討的陣地，所以我們一開始就提出來“面對問題，超越左右”，然后是“主流的視野，民間的表達，深刻的思考，大眾的表達”，這都是我們反復對編輯部和研究員要求的。

在社會發展過程中，自由主義的東西一定是有它的依據的，今天經濟社會這么發展，人的主體性越來越強，契約意識越來越明確，個人地位越來越上升，都是自由主義存在的合理依據。自由主義也是理想主義，他們也有一個理想國，然后試圖按照自由主義的理想來塑造中國的現實，改變我們的文化土壤。馬克思主義也是理想主義，也有一個理想國，也試圖改變中國的文化土壤，重新建立一個社會政治經濟結構。這兩種理想主義，在歷史上都不同程度地影響了中國，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挫敗。總體來說，在中國社會主義比自由主義成功，因為社會主義訴諸的主體是工農大眾，所以它更有動員力量，也真正重塑了中國。自由主義冀望的主體是知識分子、中產階級和工商企業家，這三股力量在中國一直很弱小，現在開始逐漸長大。但是自由主義沒有辦法面向中國七八億的農民，這是它根本性的短缺。但它所冀望的理想，對中國的進步和發展，仍然是有價值的。所以只要是討論真問題，左中右在我這里都可以發表文章，但是我們反對極左和極右。

論戰年代：90年代思想論爭再回溯

澎湃新聞：90年代中后期的中國思想界，激進主義、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三足鼎立演變成了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兩軍對壘。在這個階段，保守主義去哪兒了？而新世紀以后，我們看到保守主義，尤其是文化保守主義似乎正在重返舞臺，你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楊平：我覺得90年代中后期保守主義消失這個說法不準確。據我所知，當時劉小楓等一批學者在高校中力推西方古典保守主義的著作，包括《讀書》雜志等思想刊物上也呈現他們的很多思想。他們當時已經意識到，改革開放后引入的西方自由主義不能代表西方文化的全貌，他們想補上這個課，于是，古典自由主義或者說保守主義思想開始進入中國思想界的視野，這是90年代中后期有一定影響力的思想浪潮。另一方面，自80年代以降，中國文化書院的龐樸、季羨林等一批老先生試圖從中國自身的文化系統中研究中國未來的社會發展，這個脈絡始終是延續的。再如蔣慶在2000年前后離開深圳去貴州省修文縣，在王陽明“龍場悟道”的地方匯聚各種儒家同好，不斷進行交流和聚會。我們今天在學院體制中看到一批具有文化保守主義傾向的中年學者，都在90年代中后期沉浸在中國傳統文化的修習中。當時可能沒有那么明顯的表現，但是他們的思想脈絡已經開始往那個方向分叉了。所以我的看法是，從90年代到21世紀初這段時間里，表面上是新左翼與自由主義的對壘，實際上存在著一股叫做保守主義的力量，只不過它不在輿論的視野范圍中。但不管是中國傳統的文化保守主義，還是西方傳統的文化保守主義，這兩股力量都很強大，其強大之處在于，這兩股思潮逐漸深入到學院體系之中。我認為高校本身就是有保守性的，對于風頭正健的東西有著一種本能的反感，而對踏踏實實做學問有一種尊重。而在90年代中后期踏踏實實做學問的這批人，如今反而都成了學界領頭人物。

從社會思潮上來說，90年代以來，中國的知識界是趨向于保守的，因為沿著所謂激進自由主義方向改革的蘇聯弄了個國破家亡，國家分裂、GDP縮水、人民窮困潦倒。這個景象當時的知識界都看在眼里，所以到了90年代中期，社會主流的情感是不能那么急，不能走蘇聯道路，休克療法在咱們這兒玩不通。保守主義不僅在知識界開始占據主導，執政黨也是如此。在這個氛圍下，出現了保守主義的思想傾向，然后導向西方傳統的保守主義和中國傳統的保守主義研究，是特別正常不過的事情。包括同一時期的新左翼。當時新左翼的主要歷史任務就是反對激進自由主義，反對蘇式的休克療法，反對東歐和蘇聯改旗易幟的道路，我們也可以將它看成是反激進自由主義的某種保守主義思想潮流之一，只不過它舉的是社會主義旗幟，叫漸進改革派比較準確。

澎湃新聞：談到“新左翼”，這個詞是您1994年在《北京青年報》提出來的，后來成為描述90年代中國思想論爭的核心詞匯，也引來許多不同意見。您能談談當年提出這個詞的前因后果嗎？

楊平：我提出這個詞本身不重要，當時就是工作需要，為了發稿，版面空著需要寫一篇文章，一拍腦袋就出來了。但是對于新左翼產生的時代環境我們是可以加以回溯的。在當時中國左翼的譜系中，只有傳統左翼或稱“老革命”，但這股力量如魏巍的《中流》雜志，在民間和知識界其實是很孤立的，被視作僵化保守的代名詞。隨著中國社會進程的不斷展開，新的矛盾也在出現，蘇聯解體、美國對中國的打壓、市場經濟改革，以及一些90年代中后期“下崗潮”中的社會失序和道德滑坡等亂象，刺激一批年輕的知識分子開始思考問題。其中一部分人跑到國外，受到大學體系中西方左翼思想的影響，加上“出了國就愛國”，發現美國以及西方世界并不想書本中說的那么好，而中國也不像書本中說的那么糟糕。那么回過頭來反觀中國，就會有更加清醒的對比。80年代知識界凝聚的共識，隨著90年代社會問題的涌現，開始發生了分化，一批有思考力的青年發現經典馬克思主義無法完全解釋蘇式社會主義的失敗，開始從自身歷史和外部世界尋找新的思想資源，這一時期主要是從西方找，而當時西方大學正流行著新左翼或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思潮。90年代中后期，葛蘭西、法蘭克福學派等西方馬克思主義被大量引介到中國，還有崔之元早年引介的批判法學，等等。

澎湃新聞：您在90年代還參與做過另一份思想雜志《戰略與管理》，當時在思想文化界也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上面也發生了很多論戰。您如何評價《戰略與管理》等一批思想雜志上的論爭與90年代思想文化界分化的關系？

楊平：我覺得這個問題要反過來說，不是這些雜志導致知識分子分化，而是現實社會的力量導致知識分子分化。總體來說，知識分子是有自己的價值訴求和利益訴求的，但他們的價值不是天上來的，而是現實生活的反映。90年代中后期到2000年前后，中國知識界的分化，主要由于市場經濟在中國的發展導致了社會的分化，當時還談不上分裂，但是現在就分裂了。市場經濟的最根本特性，是專業化分工。隨著分工的細化，不同部門與行業的生產要素逐漸集中在能力強的人手里，附加值往一部分人群傾斜，導致利益分化，由此帶來階級和階層分化。然后階級和階層為了自己的利益，維護它所謂的話語和結構。所以我說90年代中后期經濟分化導致社會分化，知識界分化是社會不同利益群體分化的投射，這種投射反過來也影響知識分子看到的現實。當然這與知識分子的個人身世也有關系，并不排除家庭等環境帶來的影響。

但90年代的時候，大家還能坐在一起討論，康曉光、胡鞍鋼、秦暉、盛洪、孫立平都曾是我的主要作者，左中右都在一起開會。《戰略與管理》并沒有影響他們的分裂，而是給他們表達的陣地，當然也有一些思想文化陣地在某些特定的歷史時期會加速社會思潮的分裂和演化，但《戰略與管理》不是那樣的，當時屬于比較國家主義的立場，政治上的中派。

危機涌現：知識分子如何自救

澎湃新聞：90年代我們看到很多知識分子下海經商，但今天我們也感知到商學關系的另一股潮流，就是部分企業家在反向介入學術和思想，企業家主導的基金會、智庫在思想生產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楊平：說白了是中國商人有了錢回來摻和文化，這是中國的傳統，不是今天才有。徽商、晉商有了錢第一時間培養子弟考科舉，近代東部沿海有錢人搞南社。有了錢就要摻和有意義的事情，這一點都不稀奇。不過，今天中國的有錢人跟過去的有錢人最大的區別，就是但凡摻和文化的，都是有自覺的意識，有比較深遠的文化和政治訴求，這點無需諱言。

但掏錢的企業家對社會的看法并不一定是自由主義的，他們也有左中右，不能一概而論，這一點我是最近才意識到的，而這就為多樣化的民間智庫和研究機構提供了可能。當然企業家對于效率、發展、契約、法治的訴求，是符合他們階級利益的，主體的民營企業家基本都位于譜系的這個位置。但也有的企業家的經濟利益與體制深深地捆綁在一起，所以會取一種相對保守主義的立場。還有一些企業家窮苦出身，是改革開放四十年給予了他重大的發展機遇，這種人變成有錢人后，對中國的社會問題尤其是農村問題了解非常深刻，所以會傾向于社會主義。

但相對于摻和智庫，其實摻和公益的企業家更多，因為風險系數更小。改革開放將生產要素都放開了，但目前國家的思想和政策研究并沒有開放給市場，基本靠自己的系統在研究，雖然有時候也借用一下民間的力量。總體而言，中國企業家對智庫的投入還是比較有限的。

但今天的社會已經真正變成一個復雜社會了，過去無非是兩個階級加一個階層，工、農和知識分子，而今天已經是農民工、企業家、都市白領和中產階級、國有企業干部，還有底層農民和城市下層等等構成了極其復雜的社會分層。由此，社會決策牽扯的面越來越寬，決策也就越來越復雜。這不僅是社會問題，也不僅是文化問題，是一個綜合問題。而進入復雜社會后，沒有強有力的研究支撐就無法做出科學合理的決策。所以近年來執政黨對此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提出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引發一股風潮。我認為這幾年發育出幾種智庫：總體而言，高校智庫有一些成績，但成績不明顯，核心問題是我們的教學脫離一線的生產和生活實際，離實情太遠。而國家部委智庫吸納的信息都是比較一手和快捷的，他們的反應往往是真實的，貼近實際的，但它也有官僚系統的弊端，它的首要邏輯是別犯錯誤。而一些民間智庫，介入自己不熟悉的領域，既沒有渠道，也沒有一線的材料，最后只會變成發牢騷。目前民間智庫中發育比較成熟的是經濟類智庫，它伴隨證券市場、行業市場發展，需要預測股市及其背后的政治經濟和戰略問題。而社會類、文化類、環保類和綜合類的民間智庫比較弱小。

澎湃新聞：如果要從宏觀上把握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思想文化界的變遷，您有怎樣的分期和概括？

楊平：這個問題比較大，我說的肯定是不準確的。但從我自己的直覺而言，就是以80年代作為第一個十年，核心是啟蒙主義，當時主要是引介西方各種思潮和流派，然后針對中國傳統僵化的體制進行文化意識形態批判。第二個時期從90年代開始到2000年結束，或者到2008年結束，這一時期與自由主義相伴隨的除了新左翼，還有保守主義。自由主義中也分化出一部分保守主義，而當時的左翼本身是文化保守主義的一種表達方式。總體而言，這一時期對于中國發展的主流看法，就是不能盲目照搬西方，否則會淪落到蘇聯的下場。另一個潮流是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在文化、價值和理論建設上，更多地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也就是本土化。這一時期儒家開始潛伏，劉小楓、甘陽等人開始在大學中活動，基本就是試圖在不否認西方主導型的發展模式基礎上，探索漸進的、能和我們文化歷史結合的、有中國特色的發展改革之路。所以這一時期的特征，我認為是保守主義以及中國特色逐漸發育成潛在的主流。第三個時期是08年以后，我認為興起了一股“中國模式派”的力量，思想界的自信心增強了，然后要研究真實的中國問題，找到中國方法。當然，中美貿易戰一打，這邊一片投降主義的聲音，才發現這個潮流其實很脆弱。

澎湃新聞：最后一個問題可能比較寬泛，就是今天，在思想文化界分化和公共知識危機尖銳的境況下，知識分子還能不能有內在的共識面對復雜的世界情勢？

楊平：這個問題我是比較悲觀的。首先在大的潮流面前，人文和社會科學的知識分子被時代甩下來了，他們對于這個快速變化的世界，還有中國的實際不了解，脫離現實太遠。第二點就是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隨著西方學科的引入，學科體系規范化、科學化、行政化的建設，導致大學體系越來越封閉，與此同時形成一套獨特的、只有他們能看懂的學術話語，或者叫“行話”、“黑話”，基本只對本系統開放，他們對外邊沒興趣，外邊也看不懂他們在干嘛。辦刊辦了這么久，最強烈的感覺就是我們的知識界跟不上時代，遑論引領時代。企業家沒有讀那么多書，但對問題的實質表達，一下子就抓住了本質。還有執政黨，現在社會各個階層里，可能真正善于學習的就是執政黨，連知識分子都未必有執政黨愛學習。所以，一方面是技術革命突飛猛進的勢頭，技術本身已經開始成為霸權了，另一方面是知識界教條化、八股化的自我封閉，人文社科知識分子正在喪失話語權。我們從08年開始做《文化縱橫》雜志，剛開始也沒有意識到“文化重建”的工作是如此繁難而艱辛。如今10年了，面對著正在展開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給全球帶來的更深層次的變化，《文化縱橫》還是希望能接著我們之前的努力，為認識未來社會做一點破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