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界面新聞4月13日報道，近日有游客在四川成都一公司租賃用車1天后，歸還驗車時發現車輛大燈有微小劃痕，商家不僅拒絕退還押金，堅持更換大燈，并要求游客承擔更換配件費、誤工費、折舊費等近7萬元。當地有關部門介入調查后，對該商家做出了行政處罰，商家退還了消費者押金。

需要厘清的是，涉事公司被罰，并不僅僅因為“提燈驗車”，而是被查出有其他違法行為。此前的“提燈驗房”事件，其實也是如此。房東被行拘系因拿磚塊砸人，“依法依規處置”也是因其房屋存在違建。至于引發爭議的“提燈定損”，則以“經教育后退還賠償金”而告終。

現實生活中的不少糾紛，往往不會存在“提燈定損”之類的極端情節，但這些尋常普通的案件也常常很難引起輿論關注。如果再沒有有關部門嚴格執法和司法，受害者很可能陷入維權無門的尷尬。從“提燈驗房”到“提燈驗車”，尋求法律的幫助為什么并不是當事人的首選？為什么維權者不拿起法律武器？

不同的“提燈驗×”可能有著相同的維權困境：一方面，對多數人而言，打官司的時間成本、誤工成本、交通成本等等，都是“不能承受之重”，甚至還可能產生不少“間接損失”。另一方面，還因為一些違法行為成本過低，而法律懲戒手段有限。一些維權方投入的各項成本加上消耗的公共資源，要遠遠超出敗訴方成本。

能否由敗訴方來承擔維權方必要的維權成本？這一解題路徑或許可以予以考慮。我國民法典規定，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的，應當承擔繼續履行、采取補救措施或者賠償損失等違約責任。也有專業人士指出，可以考慮將維權方所投入的必要成本納入到賠償范疇里，因不法者而被過度占用、濫用的司法資源等公共資源，也應該由有關違法行為人合理分攤。

無論如何，糾紛案件在“調解”“教育”之外，要構建起更加通暢、精準、有力的維權渠道。讓守法的人敢于拿起法律武器，讓作惡的人害怕登上被告席，個體權益才能得到更好保護。否則，按下葫蘆浮起瓢，收拾了“提燈驗車”，也難保還有下一個“提燈驗×”或其他變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