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義疏》，[意]托馬斯·阿奎那著，黃瑞成譯，譯林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1202頁，248.00元

《如何閱讀阿奎那》，[意]麥克德莫特著，黃瑞成譯，重慶大學(xué)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216頁，52.00元

《哲學(xué)史：從托馬斯·阿奎那到康德》，[德]馬丁·海德格爾著，黃瑞成譯，西北大學(xué)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355頁，72.00元

《亞里士多德哲學(xué)的基本概念》，[德]馬丁·海德格爾著，黃瑞成譯，華夏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485頁，69.00元

阿奎那的“亞里士多德注疏”

托馬斯·阿奎那（1225-1274/1275）是中古經(jīng)院哲學(xué)集大成者，他融亞里士多德哲學(xué)與基督教神學(xué)于一爐，成為中古神哲學(xué)之最高峰，“從精神上為歐洲奠定了基礎(chǔ)”（約瑟夫·皮珀[Josef Pieper]語）。托馬斯·阿奎那全部著述，可分為“哲學(xué)”與“神學(xué)”兩端，其“哲學(xué)”著述主要內(nèi)容就是“亞里士多德注疏”。在其生命最后數(shù)年間（1266-1273），托馬斯·阿奎那集中注疏亞里士多德十二種，成為歐洲拉丁語傳統(tǒng)接納亞里士多德哲學(xué)的理解史典范，茲按撰述時(shí)序列表如下：

托馬斯·阿奎那的“亞里士多德注疏”，中古以降是亞里士多德和托馬斯·阿奎那哲學(xué)研究之必備，晚近有哲學(xué)家海德格爾、希臘哲學(xué)專家舍利（Paul Shorey）、政治哲學(xué)家雅法（Harry V. Jaffa）等學(xué)者極高評(píng)價(jià)。海德格爾在論托馬斯·阿奎那“對(duì)亞里士多德的接受”時(shí)指出：“托馬斯·阿奎那：對(duì)亞里士多德的新擴(kuò)展（注疏了亞里士多德的主要著作，他自己的哲學(xué)的問題提法，就以這些注疏為依據(jù)）和重新吸納。科學(xué)的神學(xué)的可能性。《神學(xué)大全》（Summa）。基督教－普世信仰內(nèi)容與由亞里士多德完成的古代哲學(xué)形式之間的和諧。”（［德］馬丁·海德格爾，《哲學(xué)史：從托馬斯·阿奎那到康德》，西北大學(xué)出版社，2018年，第7頁）可見，所謂托馬斯·阿奎那對(duì)亞里士多德和基督教信仰的綜合，正是通過其“亞里士多德注疏”實(shí)現(xiàn)的，也正是其“亞里士多德注疏”將古代和中古這兩位“大全式的”思想家聯(lián)系在了一起。舍利認(rèn)為，“如果要我選擇，交給一位亞里士多德學(xué)生托馬斯的注疏，還是某個(gè)亞里士多德解釋者的書，我會(huì)選擇這位中古經(jīng)院學(xué)者，因?yàn)樗诟兄椒ㄉ细唤桃妫僬`導(dǎo)和迷惑學(xué)生之可能”（Paul Shorey, Platonism Ancient and Moder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38, p. 90；亦參Vernon J. Bourke, “The Nicomachean Ethics and Thomas Aquinas,” in St. Thomas Aquinas 1274-1974: Commemorative Studies, foreword by Etienne Gilson, Pontifical Institute of Mediaeval Studies, Toronto, Canada, 1974, pp. 239-260）。雅法則指出：“并非沒有理由這樣來認(rèn)為：亞里士多德的教導(dǎo)，在托馬斯的注疏中甚至要比原著本身更易于理解。確定無疑，在現(xiàn)代還沒有誰，也許從托馬斯以來就沒有誰，有他精通亞里士多德的著作，有他將此宏偉大廈中的每一要點(diǎn)與其他要點(diǎn)聯(lián)系起來的驚人能力。”（Harry V. Jaffa, Thomism and Aristotelianism: A Study of the Commentary by Thomas Aquinas on the Nicomachean Eth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2, p. 6）

托馬斯·阿奎那坐在柏拉圖（右）和亞里士多德（左）當(dāng)中，貝諾佐·戈佐利（Benozzo Gozzoli）繪《圣托馬斯·阿奎那的勝利》（ Triumph of St. Thomas Aquinas, 1471），巴黎盧浮宮藏。

“亞里士多德注疏”的版本

關(guān)于托馬斯·阿奎那“亞里士多德注疏”版本，海德格爾在1926年夏季學(xué)期馬堡講座講課稿《哲學(xué)史：從托馬斯·阿奎那到康德》中，列舉了托馬斯·阿奎那“四大全集”：“一，威尼斯本（Venedig），1745-1788年，二十八卷；二，帕爾瑪本（Parma），1852-1873年，二十五卷；三，巴黎本（Paris），1872-1880年，三十四卷；四，利奧本（Opera Omnia, durch Leo XIII. 1882, Leonina）。”海德格爾在此特別對(duì)“利奧本”作出評(píng)價(jià)：“尚未完成，且不無瑕疵”（Noch nicht abgeschlossen und auch nicht einwandfrei, 《哲學(xué)史》，45頁）。同年，海德格爾又在1926/1927年冬季學(xué)期馬堡講座講課稿《古代哲學(xué)的基本概念》中，就托馬斯·阿奎那《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xué)〉十二卷義疏》，首推“帕爾瑪本”（《古代哲學(xué)的基本概念》“中庸之道：作為方法大師的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xué)》卷一的劃分；關(guān)于《形而上學(xué)》的版本和評(píng)注”一節(jié)中，在“評(píng)注”部分，海德格爾將托馬斯·阿奎那《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xué)卷〉十二義疏》[Thomas v. Aquin, In XII libros Metaphysicorum {Aristotelis commentarium}. Opera omnia. Parma 1852 ff. Bd. XX, S. 245-654]，作為第二種“評(píng)注”，列于阿佛洛狄西阿斯（Alexander v. Aphrodisias）《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xué)〉評(píng)注》[In Aristotelis Metaphysica commentaria, ed. M. Hayduck, Berlin 1891]之后；默爾辛[Hermann M?rchen]的課堂筆記顯示，海德格爾對(duì)“帕爾瑪本”托馬斯·阿奎那全集中的《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xué)〉十二卷義疏》的評(píng)價(jià)是“極為重要”[sehr wertvoll]）。我們知道，“利奧本”中海德格爾當(dāng)年可用的“亞里士多德注疏”，只有十九世紀(jì)成就的六種：卷1.1《〈解釋篇〉義疏》（1882; 1989 ed. R.-A. Gauthier），卷1.2《〈后分析篇〉義疏》（1889; 1989 ed. R.-A. Gauthier），卷2《〈物理學(xué)〉義疏》（1884），卷3《〈論天與地〉〈論生成與敗壞〉〈論天象〉義疏》（1886）。“亞里士多德注疏”其余各卷中——卷45.1《〈論靈魂〉義疏》（1984, ed. R.-A. Gauthier），卷45.2《〈論感覺和可感之物〉〈論記憶和回憶〉義疏》（1985, ed. R.-A. Gauthier），卷47.1-2《〈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義疏》（1969, ed. R.-A. Gauthier），卷48《〈政治學(xué)〉義疏和〈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卷目提要》（1971, ed. R.-A. Gauthier），均成就于二十世紀(jì)下半葉，而卷46《〈形而上學(xué)〉義疏》迄今未校成出版。

由上述可知，高梯耶（René-Antoine Gauthier, O. P.）是“利奧本”托馬斯·阿奎那“亞里士多德注疏”文本校勘的主要擔(dān)當(dāng)者。然而，亞里士多德專家布克教授在論及由高梯耶主持的“利奧本”《〈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義疏》文本時(shí)指出：“利奧本長篇拉丁文‘前言’，由高梯耶編寫。‘前言’盡管十分周全，卻引發(fā)了諸多新難題，對(duì)一些老問題的解答，或許也并不完全令人滿意。新版本的文本，與《義疏》早期印本的常規(guī)文本有很大不同。對(duì)比某一關(guān)鍵章節(jié)的讀法，如卷六節(jié)4解釋審慎的部分，表明‘利奧本’文本有十多處重大變化，幾處整句或片語的構(gòu)成，在舊版本中是沒有的。這種做法意味著，今后對(duì)這部義疏的研究，必須得以利奧本為基礎(chǔ)；但它很可能算是利奧本中編輯最好的一部圣托馬斯著作了。”（Vernon J. Bourke, “The Nicomachean Ethics and Thomas Aquinas，” in St. Thomas Aquinas 1274-1974: Commemorative Studies, p. 239）布克的批評(píng)溢于言表：增刪改易傳世文本乃古籍整理之大忌，想必中西概莫能外。既然經(jīng)過改易的“利奧本”《〈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義疏》成為“利奧本中編輯最好的一部圣托馬斯著作”——如前所述，十九世紀(jì)成就的六種“利奧本”托馬斯·阿奎那“亞里士多德注疏”文本，在海德格爾看來“不無瑕疵”——那么，“利奧十三世欽定圣托馬斯全集本”（Sancti Thomae de Aquino: Opera omnia iussu Leonis XIII P. M. edita. Romae）中的“亞里士多德注疏”， 距公認(rèn)的托馬斯·阿奎那“亞里士多德注疏”權(quán)威文本尚有距離。

“瑪麗埃蒂版”

事實(shí)上，就托馬斯·阿奎那“亞里士多德注疏”而言，西方學(xué)界至今仍在廣泛使用的文本，就是二十世紀(jì)中葉由斯比亞齊教授（P. Fr. Raymundi M. Spiazzi, O. P.）等學(xué)者校勘的“瑪麗埃蒂版”（Editions Marietti），此版各卷“亞里士多德注疏”文本，由兩大部分構(gòu)成：第一部分是亞里士多德拉丁語譯文；第二部分是托馬斯·阿奎那義疏，篇幅為貝克本（August Immanuel Bekker）亞里士多德希臘語文本或亞里士多德拉丁語譯文的十倍。一個(gè)廣為接受的說法是，托馬斯·阿奎那本人不通曉希臘語，其“亞里士多德注疏”所依據(jù)的文本，據(jù)信是出自“古譯家”威廉（Guillelmo de Moerbeke de Brabantia）的亞里士多德拉丁語譯本，甚至這個(gè)譯本就是在托馬斯·阿奎那本人的直接敦促下完成的，換句話說，“古譯家”威廉的亞里士多德拉丁語譯本，首先是為托馬斯·阿奎那注疏而作。關(guān)于“古譯家”威廉與托馬斯·阿奎那注疏所依亞里士多德拉丁語譯本之關(guān)系的爭(zhēng)議（St. Thomas Aquinas 1274-1974: Commemorative Studies, p. 240-242），我們可以這樣來回答：托馬斯·阿奎那注疏所依亞里士多德拉丁語譯本的譯者，如果不是“古譯家”威廉，不妨認(rèn)為他就是一個(gè)叫“威廉”的“古譯家”。“古譯家”拉丁語譯本所依希臘語原始文本不詳，但他的拉丁語譯本以“足、精、舊”之特點(diǎn)，中世紀(jì)以降一直是亞里士多德希臘語文本校勘所采用的權(quán)威參照本之一（Γ本）。另外，有必要指出的是，從托馬斯·阿奎那注疏文本看，他并非像人們所認(rèn)為的那樣完全不通希臘語。

“瑪麗埃蒂版”托馬斯·阿奎那“亞里士多德注疏”文本結(jié)構(gòu)體例，具有如下特點(diǎn)：一，每卷和相應(yīng)各講前有“概要”（Summa Libri）和“提要”（Synopsis），附以與“第一部分‘古譯家’拉丁語譯文”（簡稱“文本”）自然段和“第二部分托馬斯·阿奎那義疏”（簡稱“義疏”）小節(jié)相對(duì)應(yīng)的編碼；二，“文本”以自然段順序編碼，附以貝克本“亞里士多德全集”通行編碼；三，“義疏”以包含一個(gè)或一個(gè)以上自然段的小節(jié)順序編碼，文中以直接省引“文本”內(nèi)容方式引出“義疏”，隨附一一對(duì)應(yīng)的“文本”段落編碼。這些體例特點(diǎn)，深刻呈現(xiàn)了托馬斯·阿奎那“義疏”的學(xué)術(shù)品質(zhì)，具有極強(qiáng)學(xué)術(shù)功能，這是其他版本譬如“利奧本”無可比擬的。

“亞里士多德注疏”的現(xiàn)代譯本

關(guān)于托馬斯·阿奎那“亞里士多德注疏”現(xiàn)代譯本，可略述如下：一，法譯本始于十九世紀(jì)，后由加拿大拉瓦爾大學(xué)（Laval University）佩列蒂耶教授（Yvan Pelletier）等學(xué)者主持翻譯，在“天使博士研究所”（Institut Docteur Angelique）“天使博士計(jì)劃：圣托馬斯·阿奎那著作翻譯與出版”（Projet Docteur Angélique Traduction et Publication de l’?uvre de Saint Thomas d’Aquin）支持下，于2019年全部譯成。二，英譯本始于1950年代，迄今十二種注疏均有全譯或節(jié)譯本問世，仍有重譯正在進(jìn)行當(dāng)中。三，德譯本始于1937年，但僅《〈論靈魂〉義疏》有全譯本（1937; 2012），節(jié)譯本有《亞里士多德義疏“序言”》（1993; 2014）、《〈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卷一、十義疏》（2014）、《〈政治學(xué)〉卷一義疏》（2015）和《〈形而上學(xué)〉義疏》（2016-），顯然遠(yuǎn)未完備。（Die Seele. Erkla?rungen zu den drei Bu?chern des Aristoteles ?U?ber die Seele”, von A. Mager, Wien 1937; Neunkirchen-Seelscheid 2012. Thomas von Aquin, Prologe zu den Aristoteles-Kommentaren, von Cheneval/ Imbach, Vittorio Klostermann 1993. Thomas von Aquin, Sententia libri Ethicorum I et X - Kommentar zur Nikomachischen Ethik, Buch I und X, von M. Perkams, Freiburg/Br. 2014. Thomas von Aquin, Sententia libri Politicorum I - Kommentar zur Politik des Aristoteles, Buch 1 - Sententia libri Politicorum I, von A. Spindler, Freiburg/Br. 2015. Thomas von Aquin, Kommentar zu Aristoteles’ Metaphysik. Lateinisch-deutsch. Erste deutsche U?bersetzung in 10 Ba?nden, herausgegeben von K. Obenauer, Neunkirchen-Seelscheid 2016 ff.）四，中譯本已有孫振青《亞里士多德形上學(xué)注》（明文書局，1994年）和黃濤《〈政治學(xué)〉疏證》（華夏出版社，2013年）兩種，有據(jù)拉丁語文本加以完善之必要。

所謂“九譯旁行方著錄”：拙譯托馬斯·阿奎那“亞里士多德注疏集”，據(jù)“瑪麗埃蒂版”為底本，參考“利奧本”，對(duì)照貝克本亞里士多德希臘語文本，參照“牛津古典本”（Oxford Classical Library）、“托伊布納本”（Bibliothecaorum Graecorum et Romanorum Teubneriana）、“洛布古典本”（Loeb Classical Library）《亞里士多德全集》和吳壽彭先生亞里士多德諸譯本（商務(wù)印書館）、苗力田先生主編《亞里士多德全集》（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亦參其他亞里士多德中譯本和研究著作，參閱已有托馬斯·阿奎那“亞里士多德注疏”法、英、德、中譯本，將“古譯家”亞里士多德拉丁語“文本”和托馬斯·阿奎那“義疏”同時(shí)譯出，尤不憚繁復(fù)為關(guān)鍵詞隨附拉丁語原文，以備讀者查證，力求成就一套信實(shí)可靠的中古“亞里士多德注疏集”中譯本，同時(shí)完成十二種新的亞里士多德中譯本，裨益漢語學(xué)術(shù)事業(yè)。

《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及其“古代注疏”傳統(tǒng)

亞里士多德是為西方文明傳統(tǒng)奠定“知識(shí)/科學(xué)”基礎(chǔ)的人，他在《形而上學(xué)》（1025b25-26）中，將人類的全部理智活動(dòng)區(qū)分為“實(shí)踐”“制作”“理論”三大類。從屬于“實(shí)踐哲學(xué)”的倫理學(xué)，作為通過教化來塑造“有德之人”的學(xué)問，既是其“理論哲學(xué)”（形而上學(xué)和自然哲學(xué)）的具體運(yùn)用，又是由其“制作哲學(xué)”（詩學(xué)和修辭學(xué)）過渡到其“政治哲學(xué)”（家政學(xué)和政治學(xué)）的要津，而且本身就是其“政治哲學(xué)”的重要部分——倫理學(xué)在亞里士多德哲學(xué)中居于核心地位。我們知道，古代亞里士多德注疏家以“亞里士多德倫理學(xué)”專指《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可見《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在亞里士多德三大倫理學(xué)（《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歐德謨倫理學(xué)》和《大倫理學(xué)》）中居于核心地位。如果我們據(jù)此認(rèn)為，《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在傳世全部亞里士多德作品中同樣居于核心地位，當(dāng)非過分之辭。

《德性、修辭與政治哲學(xué)——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解讀》，［美］特西托勒著，黃瑞成譯，華東師大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

自二世紀(jì)迄于十四世紀(jì)，古代《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注疏家代出，成就了蔚為壯觀的《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古代注疏”傳統(tǒng)。按照現(xiàn)存注疏文本所使用的語言，可以將《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古代注疏”分為“希臘注疏”和“拉丁注疏”。 “希臘注疏”有五種：阿斯帕西（Aspasius [Aspasii, In Ethica Nicomachea Quae Superunt Commentaria, ed. Gustavus Heylbut, Berolini, 1889]）、赫利俄德（Heliodrus [Heliodori, In Ethica Nicomachea Paraphrasis, ed. Gustavus Heylbut, Berolini, 1889]）、亞歷山大（Alexander Aphrodisiensis [Alexandri Aphrodisiensis, Quaestiones, Ethicon Problematon, Ed. I. Bruns, Berolini, 1892]）、歐斯塔提（Eustratius）、匿名者和米歇爾（Michael of Ephesus）各一種（Eustratii Et Michaelis Et Anonyma, In Ethica Nicomachea Commentaria, ed. Gustavus Heylbut, Berolini, 1892）。 “拉丁注疏”有四種：阿威羅伊（Averroes）一種（Averroes, Aristotelis opera cum Averrois commentariis, Venice, 1562–1574; repr. Frankfurt am Main, 1962. Middle Commentary to the Nicomachean Ethics, ed. Jerzy B. Korolec, “Mittlerer Kommentar von Averroes zur Nikomachischen Ethik des Aristotles,” Mediaevalia philosophica Polonorum 31 [1992], 61–118. In: István Pieter Bejczy ed., Virtue Ethics in the Middle Ages: Commentaries on Aristotle's Nicomachean Ethics, 1200-1500, Brill 2007, p. 349），大阿爾伯特（Albertus Magnus）兩種（J?rn Mu?ller, “In War and Peace: The Virtue of Courage in the Writings of Albert the Great and Thomas Aquinas,” ed. István Pieter Bejczy, Virtue Ethics in the Middle Ages: Commentaries on Aristotle's Nicomachean Ethics, 1200-1500, Brill 2007, p. 78: n. 3），托馬斯·阿奎那一種。

近代以來，西方亞里士多德研究十分重視“亞里士多德古代注疏”，古代注疏家有如為亞里士多德作“傳”。《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古代注疏”始于紀(jì)元后二世紀(jì)的阿斯帕西，他在時(shí)間上更接近亞里士多德，阿斯帕西以降的《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希臘注疏”，深刻影響了中古《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拉丁注疏”，托馬斯·阿奎那《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義疏是《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中古“拉丁注疏”集大成之作，又深刻影響了后世西方的《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研究。

近代以來，最先勾陳《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古代注疏”的人是現(xiàn)代解釋學(xué)的奠基人施萊爾馬赫（F. Schleiermacher, über die griechischen Scholien zur Nikomachischen Ethik des Aristoteles, Berlin, 1816）。在他激發(fā)下，德國古典學(xué)者集成“亞里士多德希臘注疏”二十三卷（Commentaria in Aristotelem Graeca, Berlin, 1882-1909），收入五位古代注疏家的《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希臘注疏”三卷，是為《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希臘注疏”的“標(biāo)準(zhǔn)本”。此后，“亞里士多德希臘注疏拉丁譯本集成”（Corpus Latinum Commentariorum in Aristotelem Graecorum）又先后出版了《〈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希臘注疏格羅塞斯特拉丁譯本》（The Greek Commentaries on the Nicomachean Ethics of Aristotle, in the Latin Translation of Robert Grosseteste, ed. H. P. F. Mercken, 6.1 [1973], 6.3 [1991]）。當(dāng)代亞里士多德權(quán)威學(xué)者索拉比基（Richard Sorabji）教授主持的“亞里士多德古代注疏家文庫”（Ancient Commentators on Aristotle, Duckworth and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出版一百卷（1987-2012），完成了除中古之外的全部亞里士多德“古代注疏”英譯，文庫收入《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希臘注疏”兩卷（Alexander of Aphrodisias, Ethical Problems, trans. R. W. Sharples, Cornell Univeristy Press, 1990; Commentators on Aristotle on Friendship, trans. David Konstan, Duckworth, 2001）。

關(guān)于托馬斯?阿奎那《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義疏》現(xiàn)代西方語言譯本：1950年代以來，已有英譯本兩種（P. Conway, trans. St. Thomas Aquinas on Aristotle’s Love and Friendship: Ethics, Books VIII–IX. Providence College Press, 1951. C.I. Litzinger, trans. Commentary on the Nicomachean Ethics. 2 vols. Chicago: Regnery, 1964; reprinted in 1 vol. with revisions as Commentary on Aristotle’s Nicomachean Ethics, Aristotelian Commentary Series, Notre Dame, Ind.: Dumb Ox Books, 1993），法譯本兩種（Sententia libri Ethicorum. Deux traductions : 1° par le professeur Yvan Pelletier 1999; 2° Par l’Abbé Germain Dandenault, 1950），德語節(jié)譯本一種（Thomas von Aquin: Prologe zu den Aristoteleskommentaren, hg. uebers. und eingleitet von Francis Cheneval und Ruedi Imbach,Vittorio Klostermann, 1993; 2., erg?nzte edition, 2014）。其中，李琴格（C. I. Lizinger, O. P.）英譯本據(jù)“瑪麗埃蒂版”譯成，在西方學(xué)界廣為接受。

亞里士多德與《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在中國

亞里士多德哲學(xué)在明代由耶穌會(huì)士傳入中國，但自李之藻與耶穌會(huì)士傅泛際（Francisco Furtado）迻譯《名理探》《寰有詮》以降三百年間，亞氏哲學(xué)在中國鮮有人知，直至吳宓先生將韋爾敦（J. E. C. Welldon）的《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英譯交付向達(dá)先生譯出，在《學(xué)衡》上連載發(fā)表（中華書局，1922-1926年），后由商務(wù)印書館于1931年單行出版，是為現(xiàn)代中國《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研究之開端，甚至也是我國亞里士多德哲學(xué)研究之濫觴。

向達(dá)譯《亞里士多德倫理學(xué)》

新中國成立后，北京大學(xué)外哲史教研室譯出《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一、二、十卷部分內(nèi)容（《古希臘羅馬哲學(xué)》，商務(wù)印書館，1961年），后在周輔成先生主持下，又有佳冰與韓裕文譯出《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一、二、三、六卷（《西方倫理學(xué)名著選輯》，商務(wù)印書館，1964年）。《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第二個(gè)中文全譯本出自苗力田先生（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1990年；后收入他主編的《亞里士多德全集》，中國人民大學(xué)，1997年）。《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中文全譯“注釋本”出自廖申白（商務(wù)印書館，2003年），另有鄧安慶《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中文全譯“注釋導(dǎo)讀本”（人民出版社，2010年）。迄今，漢語學(xué)術(shù)界已有多部專著研究《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廖申白：《〈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導(dǎo)讀》，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鄧文正：《細(xì)讀〈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1年；余紀(jì)元：《亞里士多德倫理學(xué)》，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1年）。然而，我國的《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古代注疏”漢譯與研究，至今付之闕如。

近代以來，西方學(xué)界應(yīng)對(duì)自身文明傳統(tǒng)重大危機(jī)的舉措，就是回歸古典傳統(tǒng)：西方學(xué)者回歸其古典傳統(tǒng)的進(jìn)路，就是重新整理、校注、翻譯、疏解為西方傳統(tǒng)奠定基礎(chǔ)的古代經(jīng)典文本，這與晚清學(xué)人為應(yīng)對(duì)中華道統(tǒng)破裂危機(jī)，起而重新整理注疏先秦兩漢經(jīng)子的舉措如出一轍。正是有鑒于亞里士多德為西方文明傳統(tǒng)奠定了“知識(shí)/科學(xué)”基礎(chǔ)，現(xiàn)代西方學(xué)者無不將亞氏哲學(xué)作為其古典研究的重要基點(diǎn)，對(duì)于在全部亞氏作品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的校勘、翻譯、注疏、研究，更是汗牛充棟。值得一提的是：現(xiàn)代第一哲人尼采的“政治哲學(xué)”，被認(rèn)為“全部出自亞里士多德”（威爾·杜蘭特[Will Durant]語），而在亞氏“政治哲學(xué)”作品中，尼采尤重《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Nietzsche, KSA, 15, p. 280）；當(dāng)代西方第一哲人海德格爾的學(xué)問路徑，首要重新解釋亞里士多德——《存在與時(shí)間》發(fā)表（1927）前，在1924年夏季學(xué)期的馬堡講座稿《亞里士多德哲學(xué)的基本概念》（華夏出版社，2014年）中，海德格爾專論《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占全部講稿內(nèi)容四分之一，篇幅遠(yuǎn)超專論其他亞里士多德著作內(nèi)容。

將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古代注疏”作為進(jìn)入《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的門徑，正如漢代以降的中國經(jīng)學(xué)普遍接受“以傳解經(jīng)”是理解五經(jīng)的正確途徑。托馬斯·阿奎那《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義疏》作為倫理學(xué)“古代注疏”集大成之作，可謂之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研究之要津，將其譯成中文是《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古代注疏”漢譯亟待完善的重要步驟。拙譯據(jù)“瑪麗埃蒂版”（In decem libros Ethicorum Aristotelis ad Nichomachum expositio, Romae: Marietti, 1949）為底本，參較前文列述《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和《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義疏》古今中外文本與譯本，將《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義疏》勠力譯出。亞里士多德倫理學(xué)主張，在所有人的靈魂中，都以“性情”（η??θο?）的形式存著成就德性的潛能。所以，他建議成年人必須將養(yǎng)成正當(dāng)習(xí)慣進(jìn)行到底，通過操練性情，使靈魂中的理性和非理性協(xié)調(diào)一致，方能達(dá)成完美的人之卓越，這也正是我們閱讀《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義疏》題中應(yīng)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