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醉仙樓正在南湖之旁，湖面輕煙薄霧，幾艘小舟蕩漾其間，半湖水面都浮著碧油油的菱葉，他放眼觀賞，登覺心曠神怡。”

《射雕英雄傳》第二回，金庸以虛實結合的手法描繪了“江南七怪”的出場地：虛的是醉仙樓，實的是南湖，是嘉興。

而嘉興（包括下轄的海寧），正是金庸出生和成長的所在，是他念茲在茲的故鄉(xiāng)。

當時的金庸因《書劍恩仇錄》《碧血劍》的連載而聲名鵲起，收獲大批武俠讀者之際，進入長城電影公司擔任編劇。短暫的電影生涯只不過是金庸人生中的一個小插曲，但與大明星夏夢的邂逅，幾乎成為公開的秘密。因此同時期開始連載的《射雕》女主角黃蓉，讓人難免捕捉到夏夢的絲絲痕跡。

然而在提筆撰寫這部日后膾炙人口的作品時，金庸心中更為縈繞難去的是他對江南、對故鄉(xiāng)嘉興的情感。他不僅將故事的重要人物安排為嘉興人士，同時也將眾多“名場面”安排在了故鄉(xiāng)的煙雨樓、南湖、鐵槍廟、小蓬萊等地。筆者粗略統(tǒng)計，“三聯(lián)版”《射雕》中，僅“嘉興”一詞就出現(xiàn)了64次。

在金庸武俠世界中，如果說華山是眾人仰止的高峰，那么嘉興就是金庸“江湖”的肇端，是承載許多讀者心中“武俠夢”的始初之地。

在金庸人生歷程和創(chuàng)作道理上，如果說香港代表著金庸人生的繁盛，那么嘉興大抵就是查良鏞一生的底色。

今年是金庸百年誕辰，但凡與金庸有所聯(lián)系的地方都在以各種形式紀念金庸，但恐怕沒有哪里能比嘉興更吸引各界人士、大眾讀者前往共襄盛會、憑吊懷念了。

在這里，書中人物和景象，與金庸的人生故事次第展開，如梅花間竹般層疊交融，然后逐漸清晰：查良鏞“成為”金庸的蝴蝶翅膀如何扇動起來，金庸武俠緣何獨樹一幟，何以如此迷人的秘密小徑，原來一切都有本可源。

金庸

記憶中的潮涌

“和生和生半爿駝，叫他三聲要發(fā)怒，再叫三聲翻跟斗，翻轉來像只癱淘籮?！?“不許唱！不許你們欺負和生！” ……在嘉興海寧袁花鎮(zhèn)金庸故居舉行的金庸百年誕辰主題晚會上，少年查良鏞擋在長工和生身前，奮力阻止幾個同學的戲鬧。

這段表演的故事來源于《連城訣》的后記，金庸敘及此事，主要是表明《連城訣》是在和生冤獄的基礎上發(fā)展而來。書寫于1963年，此時距離他離開故土已經(jīng)十五年，距離最近一次1953年到上海、杭州，也已經(jīng)整整十年。對故鄉(xiāng)思念日盛，流諸筆端，對金庸來說，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

1955年，梁羽生的《草莽龍蛇傳》連載完結，編輯向同為《新晚報》同事的查良鏞緊急拉稿。經(jīng)不起勸說，查良鏞只好答應，匆匆報了題目《書劍恩仇錄》，將名字中的“鏞”字拆為“金庸”，作為筆名。這是金庸的第一部武俠小說，也是作為武俠小說家的“金庸”第一次亮相。

“這一年他已年過而立。雖然早就離開了故鄉(xiāng)，但故鄉(xiāng)在他的夢里夜夜縈回，母親、父親、兄弟姐妹，故鄉(xiāng)的風物人情、民間傳說深埋在一個漂泊異鄉(xiāng)的游子心中。遙望江南，那是他永遠的愛和痛。‘如果你到過江南，會想到那些燕子，那些楊柳與杏花，那些微雨中的小船。’這正是他落筆寫《書劍恩仇錄》時的心境。當他寫下第一部武俠小說時，他想到的是遙遠而親切的故鄉(xiāng)，那里有海寧潮、母親和從小熟悉的傳說?！保ǜ祰俊督鹩箓鳌罚?/p>

金庸此前連小說也沒寫過，構思《書劍恩仇錄》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故事”：乾隆皇帝的傳說，從小就在故鄉(xiāng)聽到了的。小時候做童子軍，曾在海寧乾隆皇帝所造的石塘邊露營，半夜里瞧著滾滾怒潮洶涌而來。

除了化用乾隆為海寧陳氏后人的傳說外，書中處處故鄉(xiāng)風物和金庸的個人印記，如陳家洛的人物性格隱約可以看到海寧人物同時也是金庸親戚的蔣百里、徐志摩的影子，瑞芳、陳家洛重逢的場景與金庸和繼母顧秀英的重逢如出一轍，而陳家洛母親的名字在連載時金庸更是直接化用了自己母親徐祿的名字……

在金庸創(chuàng)作的十五部武俠小說中，《書劍恩仇錄》《連城訣》直接取材于家鄉(xiāng)舊事，《射雕英雄傳》《神雕俠侶》中嘉興牽連起三世恩怨，《鹿鼎記》開篇不厭其煩插入海寧查氏事跡，即便是諸如《雪山飛狐》《白馬嘯西風》等主要場景在西北塞外的作品，金庸仍然安排了胡夫人、李文秀為江南人氏。

故鄉(xiāng)，在金庸心中的分量可見一斑。因她不僅僅是一個游子的情感原鄉(xiāng)，更是以其獨特的人文奠定了一個文化人的精神架構。

“我的故鄉(xiāng)是浙江海寧，那里是我的出生地，童年和青少年生活的地方，也是我接受啟蒙教育和完成中學學業(yè)的地方。”

超越物理層面的精神原鄉(xiāng)

《射雕英雄傳》第一回的結尾，金庸借“久慕南朝繁華”的完顏洪烈之口，贊“城中居民人物溫雅，雖然販夫走卒，亦多俊秀不俗之人……”

實情也確實如此，嘉興自古人才輩出，僅舉大端就有唐代名臣陸贄、南宋宰相趙汝愚、“元四家”的吳鎮(zhèn)、清初思想家呂留良，近人沈曾植、李叔同、王國維、豐子愷、茅盾、陳省身、陳世驤、徐志摩，等等，燦若星河。

金庸就是出生在這樣一個斯文鼎盛之地。他的家族海寧查氏自唐宋以來就是大族，到金庸出生時，查家已經(jīng)在這塊土地上繁衍生息了五百多年。明清兩代，查家迎來爆發(fā)期，出了20位進士，76位舉人，康熙時更有“一門七進士，叔侄五翰林”之說。如今在改造重開的海寧袁花鎮(zhèn)赫山房金庸故居，依然懸掛著康熙御筆親書的“澹遠堂”“敬業(yè)堂”匾額，和“唐宋以來巨族，江南有數(shù)人家”的對聯(lián)。

到金庸的父親查樞卿時，查家仍保有田地3600多畝，佃戶百余，雇有不少仆傭，并經(jīng)營錢莊、米行和醬園店等。但在金庸眼里，父親殊乏經(jīng)營之才，依然是文人習氣，不大會做生意。母親徐祿出自海寧硤石鎮(zhèn)徐家，是徐志摩的堂姑母。徐祿畢業(yè)于杭州的女子學校，寫得一手好字。

金庸沒有上過私塾，沒接受過系統(tǒng)的舊學訓練，其一開始所上小學就為新式學堂，大學所讀專業(yè)也非文史，而是外交與國際法。雖然家學深厚，但長輩也并沒有在舊學上有特別要求。母親愛讀《紅樓夢》，大概在12歲時，他懵懵懂懂跟著一起讀，還常常與堂嫂、堂姐們接龍背誦里面的詩詞，但也僅此而已。

當然，金庸文史知識之豐富，對傳統(tǒng)文化體認之深刻，也是公認的。史學大家余英時曾言其“對金庸深厚的文史造詣更為欣賞”，并不是敷衍恭維。

“深厚的文史造詣”大半來自于自學，但家鄉(xiāng)的文化風氣和家學的影響仍然不可小覷——金庸從小就崇敬祖父，以家族為傲，對嘉興、海寧的底蘊，對中國的歷史文化，充滿溫情和敬意。這一切浸潤著小小少年對中國傳統(tǒng)的體認，使得中華文化的主體性根植于他的血脈，同時也為其后來有意愿、有能力自學埋下種子。

文化，不只是記誦知識之學，更在于能“化”，化為今用，化為己用。很多人徒有知識而無文化，道理就在于此。金庸則不然，他于“文”能“化”，有小說可證，于“史”能“化”，有社論為憑。

中國武俠文學學會副會長、蘇州大學教授湯哲聲認為，金庸本人及其武俠小說，深受浙東的文化思想影響：黃宗羲的史學觀、王陽明的心學，與金庸武俠小說中的重要精神——“俠之大者，民為本”密切相關；王陽明的“致良知”貫穿楊過、令狐沖的精神世界，塑造他們不以身份、門戶為正邪善惡的標準，而是以具體的行為為準繩；浙江人兼容并包的精神，讓金庸能夠不拘一格，吸收各種資源化為己用，等等。

“寫人性、寫文化的武俠小說歷來有之，為什么獨獨金庸成為經(jīng)典？還是在于他植根于自己的家學，植根于從小在這里受過的教育，以浙東的文化思想，打造了別人所沒有的境界?！睖苈曊f道。

《鹿鼎記》第一回在《明報》連載時稱為“楔子”，金庸借顧炎武、黃宗羲、呂留良之口，詳述了明史案的過程。不少讀者評論，如此大費筆墨全無必要，但金庸幾次修改，不僅沒有刪去，反而又加入了關于其祖上查嗣庭“文字獄”的注釋，以及査慎行詩數(shù)首。

《書劍恩仇錄》“當時寫作的目的只是為做一件工作”，故鄉(xiāng)風土人情對金庸還只是物理層面的意義，到“射雕三部曲”問世，故鄉(xiāng)在精神層面開始發(fā)揮作用，而到《鹿鼎記》這部金庸“封筆之作”，武俠小說對他來說，已經(jīng)不僅僅是“娛樂消遣”的讀物，他終于以武俠小說完成了他的抱負和追求，所以那看似“全無必要”的第一回恰恰就是他心中的宏旨。

對現(xiàn)代精神的求索

金庸之所以擁有“化”的能力，也可以在其少年時代得到追尋。

他初讀于村口巷里十七學堂，高小轉入袁花鎮(zhèn)的龍山小學堂。在金庸的回憶里，小學堂的學習生活是溫暖明亮的：江南的小鎮(zhèn)，天色灰沉沉的，似乎要下雪，北風吹著輕輕的哨子。

年過古稀之時，金庸依然清晰地記得放學鈴響起，學生們奔到大堂派對，“四位男老師、一位女老師走上講臺，也排成了一列”，記得20來歲的女老師“微笑著伸手攏了攏頭發(fā)，坐到講臺右邊一架風琴前面的凳上，揭開了琴蓋”，也記得自己和同學一起唱了起來：“一天容易，夕陽又西下／鈴聲報放學，歡天喜地各回家／先生們，再會吧……”然后，學生們一齊向臺上鞠躬，臺上的五位老師也都笑瞇瞇地鞠躬還禮，“小朋友，再會吧……”

在這樣一所師生恭篤有愛的小學堂里，金庸遇到了班主任兼國文老師陳未冬。陳老師不僅對金庸的每一篇作文都細加圈點、認真批改，作為范文在課上評析，還讓他一起編五年級的級刊《喔喔啼》，也經(jīng)常把自己的雜感文章拿給他看，儼然引為小友。

少年孩童，能得到自己喜愛的老師的賞識和鼓勵，其影響是難以估量的，很多文壇大家走上文學之路都是緣于此，比如魏巍。金庸也是如此。他一輩子都忘不了陳未冬老師當年為他改正的作文錯字，六十年后師生在杭州重逢，仍在提起這些往事。

龍山小學堂的圖書館擁有相當豐富的藏書，老師們很鼓勵學生讀課外書。金庸在低年級時看《兒童畫報》《小朋友》《小學生》，后來看內容豐富的《小朋友文庫》，再似懂非懂地閱讀各種各樣的章回小說。

父親和哥哥經(jīng)常買來鄒韜奮主編的《生活》周刊，以及《萍蹤寄語》《萍蹤憶語》等世界各地旅行記，這些成人書刊卻成了金庸小學時代得益最多、記憶最深的讀物。

家里人還都喜歡讀小說，有傳統(tǒng)的，也有新出版的，諸如茅盾、魯迅、巴金、老舍、張恨水等人的作品，還有各種武俠小說，等等。金庸耳濡目染，在小學期間，讀過的小說就已不少。8歲時，金庸讀到了顧明道的《荒江女俠》，震驚于世上還有這樣好看的書，從此著迷武俠，把兒童時代的大部分零用錢都花在了這上面。

十二三歲時，金庸接觸到了大仲馬的《三個火槍手》。他曾對日本教育家及作家池田大作說過：“在所有中外作家中，我最喜歡的的確是大仲馬，從十二三歲時開始喜歡，直到如今，從不變心?！边€說，在大仲馬的所有作品中，“《三個火槍手》一書對我一生影響極大，我之所以寫武俠小說，可說是受了此書的啟發(fā)，《三個火槍手》教了我怎樣活用歷史故事。”

1936年，金庸考入浙江省立嘉興初級中學（今嘉興一中），不久就隨老師同學一邊千里流亡，一邊亂世求學。雖然正規(guī)學習一再因戰(zhàn)亂而中斷，但在張印通、王哲安、何植三、章克標等一眾名師的呵護下，金庸依然不斷精進，成績很好。

期間，他寫了一篇《虬髯客傳的考證和欣賞》，得到國文老師、元曲研究名家錢南揚的贊賞，后收錄在《俠客行》附錄當中，又與同學合編了參考書《獻給投考初中者》，正式出版發(fā)行，異常暢銷。

然而，一篇諷刺訓育主任沈乃昌的《阿麗絲漫游記》卻險些讓金庸遭遇人生當中的重大挫折。訓育制是國民黨一黨專制下的特殊產(chǎn)物，推行黨化教育的一個重要手段。同學們平日里都敢怒不敢言，金庸卻在文章中明晃晃地譏刺沈乃昌為“吐毒舌、噴毒汁”，口出狂言威嚇學生的眼鏡蛇，一時間傳遍全校。沈乃昌誓要開除金庸，校長張印通極力斡旋，勉力將“開除”改為了“退學”，并助他轉到衢州中學。

沒過多久，他又在《東南日報》副刊發(fā)表《一事能狂邊少年》，繼續(xù)向訓導制開炮，并言“我們要求許許多多的，像法國大革命時代一般追求自由的狂，馬志尼、加富爾的復興民族的狂，以及無數(shù)科學家、藝術家、探險家等對于真理、對于藝術、對于事業(yè)的熱狂?！边@兩件事的行事風格和犀利的文辭，頗見“五四”遺風，也為他日后投身報業(yè)，針砭時弊，埋下了伏筆。

在中國武俠文學學會副會長陳墨看來，金庸的武俠小說之所以得以超越一般武俠小說，很重要的一點就在于他的作品和本人思維當中深深的現(xiàn)代精神，而這些現(xiàn)代精神正是從他學生時代開始，一點一滴慢慢學習而來。

“金庸的作品中有傳統(tǒng)價值，比如重俠義、重然諾、民族主義、愛國主義，但他同時具有現(xiàn)代精神：人道精神、個性精神、自由精神、啟蒙精神、理性精神。高中時代的金庸，對現(xiàn)代精神理解的深度和廣度，就已經(jīng)超過了今天很多的文化名人?！标惸f道。

斯人已逝，江湖已遠，但南湖靜靜停泊的那艘畫舫，仿佛為國為民的俠義精神和追尋現(xiàn)代文明，在另一個維度的接續(x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