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會潮連鄉陳昭常家族，從疍民、買辦、進士以至一省最高長官，只用了三代人時間，這個個案似乎有些特殊，但近代珠三角底層（主要是被視作賤民的“疍民”）實現階層躍遷的案例并非鮮見，而是具有一定量的分布。筆者前已發現，民族英雄鄧世昌的祖父是珠江口的引水員，而當時的引水員多是疍民出身。（陳曉平：《鄧世昌遺事再探》，澎湃新聞?私家歷史2017年9月29日）

明代以來，在人口增長、商品經濟發展以及對外貿易推動下，珠三角“市場和運輸網絡的發展成熟，將水上人口劃入一個越來越有機的農業生產、貿易和工業的體系。在這些擴張了的空間，轉換職業和身份的機會也與日俱增”（蕭鳳霞、劉志偉：《宗族、市場、盜寇與蛋民——明以后珠江三角洲的族群與社會》）。珠三角國內外貿易繁榮所帶來的空間擴張，為遭受文化排斥的底層提供了上升階梯。

文化排斥（cultural exclusion）是得勢者的天堂，也是失勢者的地獄。邊緣群體受到主流社會的文化排斥，諸多權利遭到剝奪。經君健《清代社會的賤民等級》列舉了清代的種種“賤民”：奴婢、墮民、丐戶、九姓漁戶、疍戶、樂戶、佃仆等。其中的“疍戶”“疍民”，主要分布在閩粵沿江沿海地帶，尤以珠江三角洲為多，在粵語中叫做“疍家”。疍家人被剝奪了開墾沙田合法擁有土地的權利，以水為田、以船為屋的生活方式，使得他們普遍缺乏讀書識字的條件，沒有族譜，沒有祠堂，也喪失了參加科舉的資格。明初曾經收編疍戶進入“編戶齊民”，但這種“大赦”并非經常發生。雍正帝曾發布上諭，允許疍民編入甲戶，不得歧視，但朝廷的政策遭到地方強宗大族的抵制而未能實施。

從1950年代起，這個族群已陸續登岸居住，但他們的后代對“疍民”“疍家”這個歧視性的身份標簽仍十分反感，不少名人后代會掩飾他們祖先的水上居民出身，隨之也遮蔽了階層躍遷的事實。

日前筆者追隨廣州慈善史研究團隊一眾學術才俊，前往江門市蓬江區潮連街道（原新會縣潮連鄉）做田野調查，頗有收獲。對照吉林巡撫陳昭常家族一些文獻資料，此次近距離觀察潮連鄉地理環境、祠堂、家廟，輔以訪談，筆者終將資料碎片串成完整的故事，并加深了其他類似個案的認識。

從疍民到翰林：陳昭常與盧維慶

位于廣州中山七路的陳氏書院（俗稱“陳家祠”），為嶺南建筑藝術與工藝美術瑰寶，被評為“廣州文化名片”，吸引了眾多游人。游客很少會注意到，陳家祠廣場兩側豎立的旗桿夾石，是光緒年間兩位陳姓進士所立，外側陳昭常，內側陳伯陶。原籍新會縣潮連鄉的陳昭常，1889年中舉人，1894年成進士點翰林，1905年出任京張鐵路總辦，1907年署吉林巡撫，次年實授，為清末通曉洋務的重要封疆大吏。

族譜與祠堂，是珠三角地區確立定居權、沙田開發權的文化象征，絕非可有可無之物。沒有族譜與祠堂，或者建立祠堂很晚，族譜世系有空白，大都可以理解為原本并非陸居，而是水上居民。翻開潮連《陳氏族譜》，查到陳昭常所屬的世系，陳昭常為第十八世，中間的第十一至十七世完全空白，往前直接跳到第十世，這絕非正常現象。

族譜的空白處，正是通向新發現的起點。近年來，學界對珠江三角洲沙田地區的研究表明，族譜世系空白、中斷，沒有祠堂或祠堂建立很晚，那么該家族屬于水上居民的概率很大，這也是人類學視角有助于社會史研究的范例之一。潮連是位于西江下游江心的一個沙洲（江心島），所見到的“老沙”“白鶴沙”“海田”正是沙田地區常有的地名。陳昭常家族的老家，在坦邊村巷頭，“坦邊”意謂沙坦的邊緣。明清時期，強宗大族有能力組織墾殖隊伍，壟斷沙田開發權，并通過文化排斥策略，將“疍民”排除在沙田開發之外，也一定程度上阻塞了他們的向上流動之路。

“疍民”以舟楫為家和謀生工具，在固化的社會格局中處在最底層。所幸，珠三角地區處在中外貿易要沖，疍民可以在承接貨物運輸、充當洋船引水員、給洋船供應給養過程中積累財富，部分人進而充當外商買辦，改善經濟地位。一些特別出色的人物從買辦轉型為獨立商人，投身慈善事業以提升社會地位，通過捐輸獲取候補官銜，躋身“紳士”行列。其中最為突出的例子，則是陳昭常以疍家后代、買辦之子身份考中進士，進而成為執掌一省最高軍政大權的封疆大吏，實現了最大限度的階層躍遷。

陳昭常（1867-1914），字簡持，新會縣潮連鄉人，“世居省城”西關光雅里，父陳朝忠（字定之）、伯父陳桂士（字瑞南），“俱以洋務起家”（盧子駿：《潮連鄉志》，第160頁）。所謂“洋務”乃是同鄉文人的諱飾之言，實際就是當買辦。香港東華醫院同治十三年征信錄所載創始人名錄，首總理陳桂士名下注明“瑞記洋行”，這是晚清省港地區最大的洋行之一，其弟陳朝忠名下注“同福棧”，似已脫離洋行獨立經商。香港歷史博物館前總館長丁新豹《善與人同：與香港同步成長的東華三院1870-1997》一書，指出東華醫院13名倡建總理中有5名買辦，實即認定陳朝忠也屬于買辦。

民國《潮連鄉志》稱陳昭常“世居省城”，意味著陳桂士、陳朝忠兄弟離開潮連已久，主要在廣州居住。從李鴻章奏折來看，陳桂士還曾往上海經商。著名學者陳澧應陳桂士之請，寫成《新會潮連鄉陳氏祠堂碑銘》，敘述陳桂士捐助軍餉，李鴻章在克服蘇州之后為他請功，“奉旨即選同知，加知府銜”（陳澧：《新會潮連鄉陳氏祠堂碑銘》，《東塾續集》，文海出版社1970年，第131頁）；據陳桂士所述，他們家族“二百余年，祠堂缺焉”，如今得到即選同知職銜，準備回鄉建立祠堂，時在同治四年（1865）。200多年沒有祠堂這一事實，足可認定他們這一支脈原先屬于“疍戶”，其祖輩很早移居廣州，在十三行從事外貿工作，充當買辦，由此發家。陳桂士走通李鴻章路子，通過捐助軍餉，以軍功名義獲得朝廷封賞，衣錦回鄉興建祠堂。建祠之后，他們消除了“疍戶”身份，獲得同鄉大族的認可，使其侄子陳昭良、陳昭常取得參加科舉的資格。陳昭良考中舉人，陳昭常則于甲午年（1894）中進士入翰林，將進士旗桿高高樹立于省城陳氏書院門前。陳昭常中進士后，在潮連坦邊村巷頭街65號再建陳氏家廟，奉祀其父陳朝忠。

陳昭常家族從疍戶到進士，只用了三代時間。這一階層躍遷，有賴于其伯父陳桂士的出色運籌，但晚清珠三角的社會控制的松懈也給他們家族提供了機會。

1869年，陳朝忠參與創辦香港第一個華人慈善機構東華醫院，后來發展為東華三院，至今仍是香港最大的社會服務機構；1871年，陳朝忠又參與創辦廣州第一個近代慈善機構愛育善堂，這個善堂在80年里一直向貧苦家庭提供免費醫療與免費教育，也是近代廣州慈善事業的標桿。其兄陳桂士兼任愛育善堂董事，多年里一直奮戰在珠三角救災賑災的第一線，兩廣總督劉坤一專門為他向朝廷請獎。在珠三角地區，買辦長期被主流社會所歧視，他們巧妙利用了國家意識形態對恤貧救災的肯定，積極投身慈善事業，累積文化資本，由此提升了社會地位。

在陳昭常之外，晚清珠三角由疍民考中進士的，還有番禺瑞寶鄉（今廣州海珠區瑞寶鄉）的盧維慶。盧維慶（1859-？），老家在番禺水口堡，即今廣州海珠區瑞寶鄉。《廣州市海珠區志》直稱：“瑞寶村開鄉時取名‘水口堡’，這片土地是一片爛泥地，四周皆為河涌環繞。先輩村民盧維慶曾是翰林，將水口堡改為瑞寶，兩名是諧音，取其吉祥寶地之意。”歷代《番禺縣志》只是到了同治版才出現“水口堡”地名，證明開發甚遲。瑞寶村這樣的環境，又是一處典型的疍家人聚居地。由于爛泥地價值不高，強宗大族沒有興趣進占，疍家人得以逐漸從船居變為陸居。

瑞寶村如今僅剩下一間盧氏宗祠，興建于咸豐九年（1859），盧維慶剛好出生在這一年。可以想見，瑞寶村開發為定居村落，估計只在1859年前二三十年間。跟他同時代的文人羅功武，在《粵故求野記》中明確寫道：“番禺盧維慶，本疍戶也。”

瑞寶村盧氏為提升地位，獲取周邊村落認可，千方百計與番禺神山（今廣州白云區神山）的大宗族盧氏聯宗，以獲得參加科舉的資格。這一行動，事后證明是非常聰明的策略。1876年，盧維慶得中舉人，1892年中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盧維慶點翰林之后，分別在本村祠堂、神山盧氏大宗祠樹立進士旗桿，這個舉動意味著對神山大族當年慷慨接納的回報。

或許正因為出身底層，盧維慶在子女婚姻方面，不死守門第之見，兩個兒子，一個娶的是南洋僑商黃陸佑之女，另一個娶了廖仲愷堂妹廖冰筠。廖家不屬于傳統士大夫階層，廖仲愷祖父是個香港商人。

香港第一個華人領袖盧亞景

對香港早期史的研究，不能忽略來自廣州黃埔村的疍民。黃埔村屬于今廣州市海珠區，并非黃埔區。鴉片戰爭前，圍繞著十三行貿易，珠三角存在著三個與西方人接觸最多的地點：廣州西關十三行及附屬的廣州河南、廣州黃埔村、香山澳門及伶仃洋洋面。長期以來，黃埔村是粵海關主要掛號口，也是外國商船抵達廣州的停泊地，除洋行大班及重要職員換乘舢板前往十三行進行貿易外，外國商船的低級職員、海員在黃埔村停留，在此維修船只、補充給養，黃埔村疍家人為洋船提供各種服務，供應日常生活用品和食品，學會了一些Pidgin English（廣州英語，后在上海發展為洋涇浜英語）。

Pidgin English是一種簡單的混合貿易語言，采用英語單詞及少數來自印度、葡萄牙的單詞，發音上粵語化，語法則更接近粵語。盡管Pidgin English跟通行的英語差別甚大，常被人嘲笑為不正宗，事實上這是鴉片戰爭前后中外交流的口頭語言，隨著粵籍買辦的足跡擴散到其他通商口岸。黃埔村這些文化不高的疍家人，只因掌握了Pidgin English，能跟外國人作簡單的交流，在當時來說就是一種有用的技能。鴉片戰爭一爆發，部分黃埔村疍民遷到香港，既是謀生所需，也是逃避清廷對于他們勾結外人的指控。

余繩武、劉存寬《十九世紀的香港》稱：“黃埔疍戶（船戶）出身的盧亞貴（亦稱盧亞景），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充當英國兵船買辦，替英軍籌措給養，戰后定居香港，獲得港英當局給予的優惠（如批給地皮），1844年在維多利亞街市濱海處已擁有大幅土地及屋宇近50幢；至1850年，前后不足十年，其名下的屋宇和店鋪已逾100間，成為當時香港華人首富。”盧亞景出身“微賤”，在充當英國兵船買辦時表現出很強的能力，得港英當局垂青，搖身變成香港第一個華人精英，充當英國“以華制華”的工具。1847年，盧亞景與另一華人富商譚亞財一起，在荷里活道興建香港第一個廟宇文武廟，此廟擔負起華人社區中心職能。在廣州被人看不起的盧亞景，高踞于香港文武廟寶座之上，調解糾紛，裁判華人治安案件。1844年，馬克思的朋友、港英政府華人秘書郭士立（Karl Friedlich Gutzlaff，1803-1851）報告說：“自從我們占領香港以來，來此定居人數最多的族類（class）是黃埔村人。”（Rev. Carl Smith: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p.110）筆者猜測，香港以廣州白話為華人通用語言，跟黃埔村人在早年香港華人社會中的人數優勢有一定關系，后來港英的語言政策只是將既成事實加以固化。

盧亞景是充滿爭議的人物。他是疍家人、買辦，據說曾經當過海盜，也是珠三角一帶的天地會領袖，又是維持香港早期社會秩序的華人領袖，多種身份集于一身。他依附于英國人，被清廷罵作“漢奸”，《英夷入粵紀略》站在官方立場，對他大張撻伐。對盧亞景的“評價”，視乎評論者站在什么立場，原不必強求統一。標簽化無助于我們認識歷史人物。

作為疍民，盧亞景文化不高，但十分聰明，極善辭令，可從一件事窺見一斑。1841年底，英國軍隊洗劫黃埔村隔壁的長洲渡，掠去一千二百兩銀子及貨物。渡主托盧亞景跟英方說情。次年正月，英方翻譯馬禮遜到澳門，問盧亞景中國官員近期有什么議論，盧亞景說：其他的不知道，只聽到清朝官員說，英國很窮，只靠搶掠民間船只銀兩來供應軍需，這場仗恐怕打不下去，不久就會撤兵。馬禮遜聽到后，馬上叫軍官把搶掠的船只放回，交還銀兩。（《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 鴉片戰爭》第三冊，第22頁）

匯豐買辦羅伯常父子

黃埔村人在香港最為知名的，莫過于匯豐銀行第一任買辦羅伯常（羅振綱）父子。羅氏家族自稱在黃埔村定居多年，卻沒有族譜保存下來（饒原生：《黃埔村故事：羅氏宗祠患了“健忘癥”？》），這在高度重視宗族的珠三角地區來說，幾近不可思議。友人康志斌惠賜黃埔村羅氏宗祠《重建祠碑記》照片，可大體解決之前的疑問。立于道光戊戌年（1838）的碑記稱：“我族清之祖祠，……煙銷雨蝕，日久傾頹，乾隆年間已成白地。數十年來子孫財弱，兼乏蒸嘗，雖欲重建而無力。”所謂羅氏宗祠到乾隆年間成為“白地”，這是羅氏族人的一面之詞；更合理的解釋應該是：羅氏在1838年以前本來沒有祠堂，只是到了這一代，因參與外貿致富，方才有條件購地建祠。

羅振綱之子羅壽嵩（羅鶴朋），子承父業，為第二代匯豐銀行買辦。1883年，兩廣總督張樹聲向匯豐銀行借款200萬兩，匯豐方面的經手人就是羅壽嵩。從被人歧視的疍民到聲勢煊赫的匯豐銀行買辦，與兩廣總督平起平坐商談借款合同，羅家極速的身份轉變，具有十足的傳奇色彩。

羅氏父子發家之后，對公益慈善事業十分熱心。1869年，香港東華醫院創建時，羅伯常為13個倡建總理之一，捐資不少。據黃埔村老輩回憶，當年黃埔村人到香港，如果找不到工作，只要去找羅鶴朋，填飽兩餐肯定是沒問題的。羅鶴朋過分參與金融投機，于1892年破產。

省港慈善領袖梁云漢

與盧亞景搭檔擔任香港文武廟值理的，還有一位慈善家梁云漢，又名梁安，字鶴巢，祖籍廣東順德，鄭觀應說他“世居粵省龍津橋”，龍津橋在廣州西關，那么這個家庭離開祖籍順德已經是好幾代前的事。從各種碎片史料，筆者整理出梁云漢的簡單履歷：鴉片戰爭前后在廣州從事“洋務”工作，擔任仁記洋行買辦；1852年，向專為華人提供免費診治的賀旭柏醫院捐款；1859年，為香港學童捐獻一批漢語教科書，稍后又陸續向灣仔倫敦會華童學校捐輸巨資；1869年，領銜創辦香港第一個華人慈善機構東華醫院并連續三年擔任主席，后再次當選主席；1871年，參與創辦廣州愛育善堂；1873年，與陳桂士聯手創辦第一張華人自主經營的報紙《循環日報》，聘請王韜為主筆；1876年，發起創立旅港順德綿遠堂，設立義冢斂葬客死他鄉的順德同鄉；1880年，創辦拯救被拐賣婦女的慈善機構保良局并擔任主席；1890年在廣州去世。

梁云漢在公益慈善方面的突出貢獻，奠定了他在省港慈善界的領袖地位。但他的出身及早年經歷缺乏資料，他的祖籍究竟在順德哪個鎮哪個村，一直未見提及。十九世紀中國買辦的共同特點是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同一洋行買辦幾乎都由同一家族的成員擔任，由此可以合理推斷，梁云漢至少從他父親一代已經當買辦，時間則在鴉片戰爭以前，那個時候很少有體面人家的子弟愿意出來當買辦。我查閱過兩部順德梁氏族譜，以及廣府梁氏合族祠所編《千乘侯祠全書》，未能找到有關梁云漢的片言只語。筆者不敢遽爾妄斷梁云漢出身疍家，說梁家出身寒微則有九成把握。

1869-1871年間，珠三角涌現了香港東華醫院、廣州愛育善堂、澳門鏡湖醫院3家近代色彩的慈善機構，并在隨后的漫長歲月里擔任所在城市慈善事業的領頭羊。它們的發起人群體均由工商業者（含買辦）所組成，幾乎沒有見到一個正式科舉出身的人員。目前所知，清代其他地區“民間”善堂大體都有士大夫參與的痕跡。珠三角的社會結構松動和“權力轉移”，實際上在同治年間已經開始，這個過程當中，底層出身的買辦曾經實際上擔任了領導角色。

清代以至民國，珠三角的主流社會在談論“疍民”的時候，是跟“漢人”作為對立的概念來使用的，這一點，與主流社會談論浙江“墮民”、臺灣“生番”是一樣的。在這里，“漢人”與“疍民”“墮民”“生番”之間的差別不是按當代“民族”的概念來作區分，而是按“化內”“化外”來劃分。“化外之民”既然喪失了作為編戶齊民的很多基本權利，意味著一旦出現階層上升的機會，他們可以選擇進入王化之內，也可以選擇繼續留在“化外”。士大夫對盧亞景作“妖魔化”的描述，實則是從王朝國家意識形態出發的教化語言。珠三角宗族制度，更多是地方宗族主動利用國家意識形態，建立“文化排斥”機制，壓制潛在競爭對手，壟斷土地資源及科舉仕進之路。在弘揚儒家倫理與國家正統背后，宗族制度掩藏著嚴酷的利益算計和族群壓迫。

同樣是“疍家”出身，盧亞景、羅伯常選擇繼續留在“化外”，鄧世昌、陳昭常、盧維慶則走上帝國仕途，顯示相同族群背景的具體人當中，仍存在著巨大的個體差異。珠三角強宗大族的文化排斥策略，曾經限制了“疍民”的發展空間。對外貿易、商品經濟的發展，西方列強的東來，為他們打開了狹窄的通道，得以進入“上升階梯”。上述階層躍遷個案，均發生于鴉片戰爭后數十年間，這些人物都是通商口岸、城市化、商品經濟的得益者，與之相對照，以農村為基礎的強宗大族正步入削弱過程之中。人群地位的一升一降，預示著一場社會巨變行將到來。

1950年代以來，“疍民”名稱被具有平等色彩的“水上居民”所取代，長期形成的刻板印象仍讓多數“水上居民”后代諱言其出身。人類學視角賦予歷史學者一種新的穿透力，穿過地方志、族譜、家傳、友朋詩文的重重諱飾，觸摸到階層躍遷的脈搏。輕易相信過分建構的正統文獻資料，有疑處不敢疑，容易落入前人預設的陷阱。個人感覺，傳統史學與“歷史人類學”之間或許并無鴻溝，兩者若能有機結合，或將有利于重建真正的“人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