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風光 IC 資料圖

新加坡干凈整潔、綠意盎然、富庶文明、治理良好、活力四射的國際大都市形象，為世人所稱贊與羨慕。《品讀新加坡①為什么要格外關注這座城？》所列舉的新加坡成績單，正是對這種印象的佐證。新加坡是如何達到全方位世界一流水平的呢？關于“新加坡為什么能”的解讀可謂汗牛充棟。

上海發展戰略研究所課題組認為，在全面深刻回答這個問題之前，非常有必要了解一下新加坡創業初期的基礎狀況。我們相信，詳盡了解出發時的樣子，是“回望來時路”的重要邏輯起點，也是解讀、洞察“如何從過去一路走來”的重要法門。 

創業初期新加坡手里握的牌并不如意

盡管新加坡擁有世界最繁忙航道上貿易樞紐的優勢區位，在殖民時代也曾是英帝國在東南亞的行政、商業和軍事中心，但是，自馬來西亞分家之后的新加坡從此沒有了腹地，李光耀稱之為“就像心臟少了軀體一樣”。當時可謂困難重重，除了國防安全和國際關系方面的巨大壓力，新加坡自身內部的困境也足以讓執政者頭痛不已、無所適從。筆者初步整理了李光耀著作提到當時的困難情形，雖不全面，但亦可“一葉知秋”（作者注：以下史料皆來自李光耀相關著作）。

1、在城市環境和設施方面：

◆20世紀60年代，“新加坡數以千計的人在人行道和大街上售賣熟食，完全不理會交通、衛生和其他問題。結果街道垃圾成堆，造成堵塞，腐爛的食物散發出惡臭異味，四處凌亂不堪，市區的許多角落都變成貧民窟。”雖然新加坡花了很大力氣建設了小販中心，但是“小販慣于在路旁做買賣，不必繳租金，方便顧客。他們抗拒到有蓋的小販中心去，因為生意未必那么好，還要交租金和水電費。”

◆當時的城市秩序較為混亂，管理相當乏力。“1964年11月的某天早上，我（李光耀）從政府大廈的辦公室向窗外眺望，視線掃過大草場，看到幾頭牛在海濱公園的草地上吃草！幾天之后，一名律師驅車經過市區邊緣的一條主要公路時，撞到一頭牛，不幸身亡。養牛的印度人把牛趕到市區，在路旁放牧，甚至把牛帶到海濱公園。”

◆20世紀70年代，新加坡河流污染非常嚴重，與今天甚至能夠作為飲用水源相比，真可謂是“換了人間”。“新加坡河和加冷盆地兩條水道發出刺鼻的惡臭。芝（李光耀妻子柯玉芝）的律師樓有個失明的電話接線生，每次乘巴士快要來到新加坡河時，嗅到河水的特有惡臭，便知道到了什么地方。”

◆20世紀60年代，新加坡人隨地吐痰現象較為普遍，“我們便展開反隨地吐痰運動。盡管如此，到80年代，還有許多的士司機向窗外吐痰，一些人也仍然在巴剎和熟食中心里照吐不誤。”

2、在城市經濟發展方面：

◆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期，新加坡的經濟模式主要是做轉口貿易，“工人辛勤地在倉庫里為堆得滿滿的橡膠片、胡椒、椰干、白藤進行加工處理和分級，為出口做好準備。”但是新加坡獨立時，傳統的經濟模式老路已很難走通了。因為在當時，“印尼正同其對抗，貿易活動停止了。馬來西亞想利用他們自己的港口，不經過新加坡直接跟所有貿易伙伴和出入口商做生意。他們一心要繞過新加坡，取代其一直扮演的區域轉口和中介中心的角色。”

◆當時新加坡的南部島嶼生活條件艱苦，甚至溫飽都成問題。“人民行動黨政府想把山羊養殖引入到這些島嶼，為當地人創造一個更可持續的生計。工作組的志愿者和官員去幫助他們開墾土地，引進牧草，尤其是適合飼養山羊的牧草。1961年，200只購自吉蘭丹州的山羊被分配給76戶人家。但是這些山羊迅速消失了——估計是被殺了吃了。”今天我們再讀這段故事，聯想到中國扶貧過程中的類似故事，難免會產生“天下難事本相通”的共鳴之感。

◆新加坡想要發展制造業，但剛開始的時候情況卻非常艱難。“盡管我們花費了大筆資金興建基礎設施，位于新加坡西部的裕廊工業區依然空蕩一片。吳慶瑞（作者注：新加坡經濟發展重要奠基人）追述，裕廊鎮基本上空著的那幾年，人們把它稱為‘吳（慶瑞）的愚蠢之作’。我們也有多次失敗的教訓。新加坡缺乏自來水，面積太小，經受不起沿岸海水受到嚴重的污染。盡管如此，經濟發展局還是跟一個毫無制造業經驗的商人搞合資企業，投入再生紙的生產活動。此外，在缺乏技術的情況下，我們也投資生產陶瓷用品。最后這兩宗生意都失敗了。”

◆20世紀60、70年代，新加坡對香港非常羨慕，并將之作為學習標桿。1965年新加坡獨立以后，李光耀幾乎每年都到香港訪問，“看看香港人如何克服困難，有什么值得學習的地方。我把香港當作獲得靈感和啟發的源泉”。在李光耀看來，和香港比較，當時新加坡經濟發展的微觀基礎是相當薄弱的。“一談到活力和干勁，新加坡人永遠趕不上香港人。在香港，誰要是失敗了，只會怨自己，自嘆倒霉，然后重新振作，東山再起，希望下一次會轉運。新加坡人對政府對生活的態度截然不同。他們選擇就業保障，喜歡無憂無慮的生活，若不成功就怪罪政府。”

◆今天閃耀全球的新加坡國際金融中心，在當時是不可能被想象到的。用李光耀的話來說，“1965年新馬剛分家的時候，任何人預測新加坡日后會發展成為一個金融中心，一定被當成瘋子。”因為在那個時代新加坡建設金融中心的資源條件非常有限，而且與其距離不太遠的香港風頭正勁。“從先天條件來說，新加坡不像香港，既不能憑借倫敦市的名氣，又沒有英格蘭銀行這個后盾——前者是歷史悠久，在國際銀行交易方面經驗豐富的金融中心，后者在金融界是行家和信譽的象征。新加坡在1968年屬于第三世界國家”。

3、在城市社會運行方面：

◆新加坡在20世紀50、60年代，由各種工會引領的工人罷工運動層出不窮，可謂風起云涌，對整個經濟社會的運行秩序造成較大沖擊。比如，“從1961年7月到1962年9月，新加坡發生了153次罷工行動，創下本地紀錄。”

◆新加坡是多種族群、多種宗教、多種語言組成的城市社會。但是在創業之初，這種多元社會的結構很不穩定，族群之間存在巨大的隔閡，如何把社會團結起來是個巨大的難題。1964年的兩次大規模種族騷亂更是雪上加霜。“1964年7月21日，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誕辰紀念日舉行的穆斯林游行，發生了巫華（馬來人和華人）暴亂，總共造成23人死亡，454人受傷。”同年9月，“芽籠地區發生巫華沖突，一名三輪車夫遭殺害，一輛汽車的司機受攻擊。盡管實行戒嚴，暴亂還是持續了三天，結果有13人遇害，109人被打傷，死傷者當中馬來人和華人又是大約各占一半。”

◆如今新加坡法治清廉、鮮有貪污腐敗，是全世界廉潔政府的優等模范生，然而當年的情況卻并不如此。李光耀回憶，“我當初剛上臺執政時，林有福（1956年至1959年出任第二任新加坡首席部長）政府極其貪污。有個麥柏士的政府人員，新加坡年輕一代也許沒聽說過，他是華印混血兒，蓄著胡子，是個‘牽線人’，專門收費替人拉關系辦事。”

◆組屋是支撐新加坡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基石，然而最開始時居民適應組屋樓房生活卻頗費周折。“一些豬農因難以舍棄他們的豬只而把它們養在高樓組屋里。有的人還得哄豬上樓梯。一對育有12個孩子的夫婦，從甘榜小屋搬進舊機場路的一間全新組屋，就在廚房里養了12只雞鴨。做母親的還在廚房門口安裝了木柵，防止雞鴨走進客廳。”看著今天鱗次櫛比、環境優美、舒適宜人的新加坡組屋區，我們讀這段故事時，真是恍如隔世。

◆雙語之路被李光耀稱為是其一生面對的挑戰。在新加坡創業初期，推行什么樣的語言政策，讓執政者很是頭疼。比如，“1956年成立、教學語言為華語的南洋大學碰到了問題，它的畢業生很難找到工作。隨著學生逐漸轉進英校（教學語言為英語的學校），越來越多人報讀以英文教學的新加坡大學，成績較好的華校生以私人考生的身份參加英文劍橋會考，以便考上新大或考取政府獎學金留學海外。為了挽救頹勢，南洋大學降低入學和及格標準，也進一步降低了它的學術聲譽和學生的市場價值。南大（畢業）生在求職時，寧可出示中學畢業證而不出示南大的學位文憑。”這種現實尷尬要求執政者必須要尋找破題之路，否則難以向社會交代。 

以上所述只是新加坡創業初期眾多難題中的一部分。即便在今天看來，這些問題中的任何一個，在當時條件下解決起來都相當棘手。何況新加坡政府必須要同時面對這些難題，而且都要給出恰當合適的解決方案，其困難程度已非今人所能體會。正是由于這種原因，“新加坡之父”李光耀即使在退休之后，仍然念念不忘把這些故事告訴給年輕一代的新加坡人，提醒后輩不要把如今眼前擁有的一切視作理所當然，“在你開始討論未來之前，請先記得我們如何從過去一路走來。” 

我們該得到怎樣的啟示？

首先，今天光彩奪目、世界一流的新加坡，并不是從最開始就注定是天選之城的。新加坡的發展基礎何其孱弱，甚至我們感到新加坡拿著與中國何其相似的“歷史腳本”，以至于很多案例都極其雷同。雖然其區位優勢的確不錯，但若論地理位置，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國家的若干城市也擁有同樣絕佳的競爭條件。如果新加坡當時缺乏雄心壯志和優秀的執政團隊，到如今泯然于東南亞眾城市之中，也不是不可能。

李光耀當時對香港的羨慕以及想要向香港學習的心情，透過文字都能感受到其真切。如今，新加坡在不少方面已經跑在了香港前面，讓人多少有些唏噓，也提醒我們牢記“千帆競發，不進則退甚至慢進也可能是退”的道理。

了解新加坡創業初期的基礎狀況，有助于大大增強我們自己的發展信心。只有在理解了這段歷史之后，我們才能體會當年李光耀說給鄧小平的那段話并不是謙虛和恭維之辭（你們完全可以做得比我們更好，因為我們是中國南方沒有土地的農民后代。你們有學者，有科學家，有專家。你們將比我們做得更好）。新加坡能把一手很不如意的牌，在幾十年時間里卻打得無比精彩，充分說明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事在人為”的巨大價值和意義。這也是李光耀反復強調新加坡一定要“剛強勇猛”的要義所在。想想這個處于地球北緯1度的濱水且植被茂盛、人口近600萬的城市，居然能把蚊子和蒼蠅控制得那么好，充分說明了“只要符合規律、實際和趨勢，是完全能夠把看似不可能的事情變成可能的。”

其次，新加坡今與昔反差極大的鮮明對比，啟示我們要形成一套自己行之有效、游刃有余同時又飽含智慧的城市治理發展方法論。這樣才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對，做優，做出競爭力。回想新加坡創業初期，在各種內外不利的條件下，為了照顧當時200萬人口的生計，為了讓人們過上好日子，為了使新加坡能夠更長遠、更高質量、更卓爾不凡地發展，李光耀等執政者找到并踐行了一套“能夠走出困境、迎接美好未來的系統方法論”，具體包括：

新加坡要向哪里走的目標是什么？新加坡生存和競爭之道的定位是什么？是怎樣的重要理念指導著如此目標和定位的，該理念能否在城市運轉的每一領域和方面得到切實貫徹體現？實現這樣目標和定位的動力源、要素資源的支撐和保障是什么？實施路徑是什么以及其中的關鍵點是什么？實施路徑中的條件要求以及可能陷阱有哪些？對每個領域事項運行的整體邏輯以及其中需要平衡的關系如何把握？整個城市需要怎樣組織、團結、和諧起來，以實現群策群力與整體合力？哪些東西即使困難再大也必須改變和調整，改變和調整的科學方法與正確順序是什么？等等。

事實證明，新加坡正是憑借著這套方法論，選對了方向，找準了癥結，走對了路子，充分體現了先進且有吸引力的理念、豐富的智慧、堅定的方向感以及強大的組織力、執行力與創新力。在規律與邏輯意義上，這套系統方法論對我們今天的發展來說最具借鑒與學習價值，筆者將會在后續文章中對其進行詳細品讀。

最后，回顧新加坡這段艱難的歷史，有助于我們深刻反思解決問題需要怎樣的“釘釘子精神與能力”。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釘釘子精神是干成事、創成業的法寶，其在新加坡體現得淋漓盡致。創業初期的那些困境與難題，被厲害的新加坡人逐個攻克，而且，這種攻克的效果絕大多數“沒有回潮、不留死角、不打折扣”。可以說，正是憑借著這種鍥而不舍的“釘釘子精神與能力”，新加坡作為華人為主體的城市社會，在非常短時間內徹底完成了現代化轉型、現代文明轉型和法治社會轉型。

這一點應該引起我們足夠的深思和檢討。新加坡當初那么難，但是它就是一錘接一錘，持續敲出了一個高度文明、整潔、繁榮、有序、清廉的城市。反觀中國的城市，優秀人才很多，不缺先進理念，很多理念也變成了政策，甚至有很多都通過立法變成了法律。但是，我們的問題是容易打折扣、留死角、搞變通，很多時候法律政策也大體執行了，卻并不徹底，不少事情的最終效果就是差那么一口氣。

筆者所在的城市上海，重契約、守規矩、講文明的水平，可以說是中國大陸城市中比較領先的。然而，僅以《上海市公共場所控制吸煙條例》這部地方法的實施為例，雖然整座城市付出了巨大努力，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績，但是我們捫心自問：和新加坡相比，我們究竟還存在多大差距？

當然有人會說，不同城市治理半徑可能會導致不同的效果。新加坡剛獨立時人口才200萬，即使今天也不到600萬人口，而上海常住人口有2500萬左右。人口基數奠定的城市治理半徑差別，的確會影響法律政策執行的顆粒度。但是筆者想說的是，這種基于中國國情的大尺度城市治理半徑，恰恰是中國式現代化轉型中必須予以正視和求解的問題。該問題如能得到高水平、高效率的破解，將會極大助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成功實現。

恰恰在這個意義上，李光耀說，“新加坡是個城市化的島國，國土小，人口也少。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所取得的成就并不是那么了不起。如果中國能在兩代人的時間內，從第三世界躋身第一世界，那才是偉大的成就。”

誠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