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酋長如何掌權：史前政治經濟學》，[美]蒂莫西·厄爾著，張煉譯，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2023年8月出版，288頁，78.00元

酋邦是平等社會走向不平等的第一步，也是小型社會走向擴張與集權的一步。在這個過程中，隨著資源和人口的擴大管理，以及伴隨而來的內外沖突，新的社會結構成為必要的協調機制。在《酋長如何掌權》這本書中，作者深入探討了在酋邦社會中，以酋長為代表的精英群體如何通過多種策略巧妙地掌握權力，并建立了管理社群的政治體制。

然而，盡管書名聚焦于酋長的權力掌握，該書的主題實際上超越了酋邦社會的范疇，而是更廣泛地討論了有關權力生成和特定人群如何將權力制度化的種種問題。它深度挖掘了權力的本質，從不同的社會關系中產生權力的源頭談起，探討了不同類型的權力如何相互影響和交織，導致了各種擴張和演進路徑的出現。它還研究了權力是如何被牢固確立和制度化的，進而成為國家建設的基石之一。

這本書對考古學家的最大貢獻在于不再簡單地將物質表象與特定社會結構直接聯系起來，而是逐層剖析了物質遺存的特征以及導致其產生的權力根源。社會演進的路徑并不僅僅局限于酋邦社會，不同的情境下，從平等到不平等的躍遷可能呈現出不同的形式。但是厄爾對于權力以及掌握權力方式的解析并不因此而受限，而是對各種權力關系的研究者都會有所啟發。

權力的產生

權力并非是自然產生的概念，而是從人的相互關系之中延伸而來的，由一個個體（或群體）對另一個個體（或群體）的行為所產生的非暴力且非直接的影響。這種影響并非是虛無縹緲觸不可及的無形之物，而是廣泛映射在物質世界之中，能夠被權力關系中的人所感受和經歷。權力的物質基礎，是擁有權力者控制資源與技術，乃至人類活動的根本。

在本書開頭對權力來源的討論中，值得注意的一個概念是“異質化”。在酋邦社會中，人際關系、掌握關鍵生產資源或商品的經濟能力、掌握武力和武器的軍事能力，以及意識形態都可能成為權力來源。但是異質化的不僅僅是權力來源，更是權力擴張的進化路線。經濟、軍事和意識形態作為三種主要的權力來源，沒有哪一種能夠脫離其他來源單獨支撐起一個高度集權化的組織。真實情況是三種權力來源互相影響，互相干涉，互相依賴。三種權力本身和相互之間的互動影響都是動態變化的，也正因此，它們所形成的政治體的擴張方式也不同，有時甚至會引向政治體的崩潰。

為了闡明酋邦社會多線進化的可能性，厄爾的討論并未滿足于懸浮的理論建設，而是在考古學和民族學材料基礎上，對夏威夷考愛島、秘魯上曼塔羅谷地和丹麥曲半島三地的酋邦社會進行考察。三地分處氣候地形資源大不相同的自然環境之中，且互相獨立。因而被認為“既能展現酋邦社會中政治進程演進的一般過程，也能探究不同進化策略中所反映各自社會的獨特之處”。而厄爾選取的切入角度，正是以考古學家的視角觀察權力的物質基礎。

在夏威夷考愛島和秘魯上曼塔羅谷地，灌溉農業經濟的發展常被視為是集權政治的前提。由酋邦中領導者組織建設的灌溉設施能大大提高農業生產力，因而所產生的產品足以供應農民的生活需求，同時還有剩余產品可以用于供養戰士精英，或是用于舉行儀式、建造紀念碑等。在這兩個例子中，灌溉設施所提供的便利使得農民對其依賴性增高，被迫或自愿付出勞動或產品來交換使用設施的許可。控制了灌溉設施的酋長因而從中獲取了對農民的控制權。此外，被集中于酋長手中的剩余價值又被再次投入新的灌溉設施的建設，或是用于維持軍事實力，因而酋長的統治得以穩固和擴張。

但是經濟發展產生剩余價值導向集權的邏輯并非是理所當然的，走在相同路徑上的政治體往往會因為身處不同的環境條件中，而在發展速度、穩定性及特征上有所不同。例如在萬卡時期的上曼塔羅谷地，較為破碎的地形使得大規模的灌溉農業發展受到了限制。較低的集約化程度導致可用的剩余產品較少，難以供應中央系統所需求的財政和軍事實力，因而限制了政治體制的發展。與此同時，由于山地地形上防衛設施易守難攻，由此而生的“山堡酋邦”體系在整體上偏于保守。酋邦即使在軍事沖突中占優，也很難達成領土和經濟體的擴張，因而該地區并沒有產生跨地區的統一政治體。

與之相反的夏威夷考愛島的酋邦社會，雖然群島間也存在自然疆界，但偏向擴張性的軍事行動使得優勢社群能夠控制更多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因而酋長可以發展相對穩定的財政體系，進而實現了政治經濟體系的擴張和對軍事力量的控制，最終產生了跨島嶼的共同政治體和有較高權力的最高酋長。

丹麥曲半島上酋長們對生業經濟的控制則更加有限。一方面寒冷氣候限制了農業設施的長時段發展，而農業恰恰是最易將人限制在固定地區的方式。另一方面，畜牧業中牲畜雖易于管理和占有，但是草場卻很難像農田一樣被劃分區域和嚴格管理。所以曲半島酋長們對基礎經濟的控制力甚至比上曼塔羅谷地的酋長們更差。直到青銅時代來臨，金屬被引入曲半島，原料依賴進口、加工技術復雜的金屬手工業才給酋長們提供了一個新的可以施加控制的機會。通過對金屬劍原料和生產技術的控制，酋長能夠進而控制戰爭，以及借助戰爭掠奪牲畜、壟斷牲畜出口交換。但是不穩定的經濟控制加上本身是不穩定權力來源的戰爭，導致酋長的領導地位難以長久維持。社群中的領導者往往在戰爭中崛起又被背叛，收獲沒有能夠穩定有效地投資至政治經濟體系的擴展上，最終并沒有建立起中央集權化的政體。

從三個相似又不同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厄爾將經濟視為權力穩定和擴張的基礎，缺失這一基礎時，從戰爭中所獲的權力充滿了不穩定性，隨時可能為新的勝利者所推翻。而缺失了軍事權力的經濟體，又會在沖突中淪為失敗者。

《酋長如何掌權：史前政治經濟學》英文版封面

權力如何被固定和制度化

在厄爾的權力論中，意識形態所產生的權力與經濟權力和軍事權力相比略有不同。他將意識形態總結為“在儀式或其他場合中被公開表現的信仰與觀念系統。它由社會群體所創造，并會被其策略性地操控，以建立并維持其所具有的社會權力。其中最為重要的社會群體便是那些統治精英”。在他的敘事中，意識形態所產生的權力似乎后于經濟和軍事權力而生，并且成為了將已存在的權力合理化和制度化的工具。

要解析酋邦社會的意識形態同樣要從物質角度出發。意識本身是每個人各自擁有但難以廣泛共享的觀念，要使得統治者的意識形態為社群中大部分人所接受，本身就需要將意識形態表現在物質之中，然后通過社群共享的對物質世界的體驗來塑造和強化意識形態的認同感。與此同時，物質化的意識形態也更易于被統治者塑造和操控。厄爾列出了意識形態物質化的三種途徑：儀式活動、象征物品以及文化景觀。

例如在丹麥曲半島，戰士社會時期已存在用于標識戰士身份和地位的精美燧石匕首，然而由于燧石的原料與技術都未被壟斷，因此其所體現的個人地位也并未高度分化，且這樣的象征物品似乎并沒有進一步強化個體權力或地位的功能。但到了早期青銅時代，為精英所控制的金屬物品既是他們經濟權力的來源，又實際上成為一種精英地位的代表物，進一步固化了他們對于生業生產和交換的控制。在紀念建筑方面，獨屬于酋長的土丘墓和早期農民時代屬于群體的紀念碑形成了對比，同樣是調動群體勞力實現的文化景觀，土丘墓凸顯了酋長的個人地位與對土地的占有權，而群體紀念碑則屬于整個社群。

由此似乎可見，意識形態存在于權力出現之先，但唯有在權力產生且被統治者所掌控的時候，意識形態才會被統治者所用，作為強化手中權力的工具。同時意識形態也可以將已存在的權力合法化，讓軍事沖突中的勝利者或是新興的精英所攫取到的權力成為制度的一部分，為整個社群所認可。

如在夏威夷群島，酋長往往被視為神的代表，而體現他神圣性的象征物品就是材料稀有且制作復雜的羽毛斗篷。在農業活動中，酋長作為神的代表巡視群島，主持儀式以保證農業生產活動的順利進行。而在戰爭中，戰敗酋長所失去的羽毛斗篷會被獻給勝利者，象征著權力的轉移。通過穿戴羽毛斗篷，酋長的神圣性得以彰顯，而給予或收取羽毛斗篷的過程正是將酋長權力合法化的過程。結合名為“海奧”的紀念碑、塑像等文化景觀，這一為各群島所共同認可的意識形態不斷被強化和展示，成為了一套包含了宗教宇宙觀、經濟和軍事權力體系的完備的制度。

厄爾引用布迪厄的“慣習”理論幫助解釋制度化的重要性。慣習為人提供了一套結構化的社會生活，人們會按文化內共認的準則來規劃行動。即使面臨新的環境，人也會遵循慣習維持熟悉的生活。因而當權力被制度固定下來成為“慣習”的一部分，它就成為了社群一致認可的存在，領導者的特殊地位被默認下來，不需要再重復產生權力和取得認可的過程，也更不容易被挑戰和反對。

非物質的權力

通讀全書可以看出，厄爾確實受馬克思主義影響頗深，將物質經濟基礎視為權力結構的根基。特別是在對經濟權力的闡釋中，控制生產資源、手工業技術、貿易路線都是統治者掌握權力的重要手段。少數人對資源與技術的控制使他們在關系中天然具有優勢，這種優勢可逐步擴展到對劣勢個人或群體活動的控制，比如利用資源換取生產勞動力，或是在軍事行動中獲得服從者。而權力關系的非對稱性也導致了交換往往不是絕對公平的，擁有權力者的優勢會逐步擴大，并通過強化差距和制造新的差距的方式將權力穩定下來，最終形成制度化的中央集權政治體。

但是過于關注物質化的視角不禁讓人反思，是否權力唯有通過物質化的形式產生，是否存在非物質來源的權力？在曲半島的例子中，酋長通過控制金屬原料和鑄造工匠來控制經濟權力，與此同時，作者并未提及掌握非生產類技能，比如醫療、星象、占卜等知識的人，是否能從對知識的壟斷中獲取權力。同樣，那些熟悉社群傳統，在儀式或節日中起到指導作用的人，是否也能因此在尊重傳統的社群中獲得權力？

此外，如前文所說，厄爾似乎將意識形態所產生的權力作為強化和穩固經濟軍事權力的工具。如果超出酋邦社會這個框架，是否也存在一種可能性，即意識形態權力可以作為政治體的根本，而經濟和軍事權力則是強化它的工具？回想歷史時期諸多宗教的崛起，往往先有宗教意識形態廣泛為人所接受，后有教首從教眾處獲取經濟或政治支持來維持教會運行，以及擴張教會。

對于僅能從物質遺存中復原古代社會面貌的考古學家，要求其討論難以留下物質遺存的知識、傳統或宗教似乎過于求全責備。但在權力的物質性已得到廣泛關注的今天，非物質權力存在的可能性并不該被忽視，在理論體系中為非物質的權力留下空間同樣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