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場新文化運動：五四前后“梁啟超系”再造新文明的努力》，周月峰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11月版，268頁，78.00元

一

談起“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今人頭腦中浮現的影像可能初始清晰，稍加思索后又趨于模糊。說它清晰，是因為人們會快速聯想到一個穩定的“新文化人”系譜，重點指向陳獨秀、胡適、周氏兄弟、錢玄同、劉半農諸人，他們在1919年前后構成了依托北大與《新青年》雜志的知識社群，從而與這“一校一刊”一起，長期穩居運動歷史敘述的中心位置。說它模糊，是因為新文化運動雖以“文化”為名，但“文化”之義在“五四”當時也已是言人人殊；號稱為運動核心訴求的“科學”與“民主”，在“五四”前后亦皆可對應甚為多樣的知識資源與思想取向。不僅如此，國族主義與世界主義、個體價值與集體精神、理性與激情等等思想、價值與行為傾向，彼此不無矛盾，卻在運動中共存并進；而運動對應的時段范圍，也歷來存在多種意見，各自言而有據。現今越來越多的學者傾向于認為，這種歷史的復雜性，務必得到尊重，學者不宜將之溶解于某種后設的觀念結構中，或強使之服從后人往往過于簡潔明了的邏輯推演。這也不是要縱容細節的堆砌、否認整體理解的可能性與意義，而是提示我們應當經由對于觀測角度與方法的持續反思，深究如何更“準確”地描述與解釋某些歷史對象所富含的“模糊性”。

而進言之，上述貌似清晰穩定的“新文化人”系譜，又是否足以解釋新文化運動歷史的復雜性？這個問題的舊有答案，同樣值得檢視。近年陸續有學者指出，對于新文化運動如何興起的考察，不宜不假思索地遵從北大/《新青年》單點發起的圖式；這一興起過程，還至少涉及“研究系”、國民黨（主要指中華革命黨一脈）與江蘇省教育會等“五四”前既存的勢力扮演的角色。這不是要否定《新青年》同人基于自身因由、確立自身地位的歷史合理性，而是說明“新文化”之所以“運動”起來，并非北大或《新青年》一方所能獨力達成。其中，周月峰教授多年來關注梁啟超等人構成的“研究系”，一些階段性成果已通過論文形式面世。這項研究之后形成專著《另一場新文化運動：五四前后“梁啟超系”再造新文明的努力》，于去年出版，書中指出“研究系”中人并非外于新文化運動，他們在運動中的位置甚至一度靠近中心。

不過，本書主要使用“梁啟超系”一詞，而非“研究系”。“研究系”之名，源自1916年袁世凱死后成立的憲法研究會，其成員與民國初年梁啟超等組建的進步黨有相對明顯的淵源關系。在“五四”前后輿論的使用中，這一政派稱謂已有較多貶義色彩，且“研究系”的相當一部分成員始終熱衷于政治活動，而未積極參與“文化”運動。至于“梁啟超系”，則指向某個或某一系列的社會關系網，同時又兼顧“派系”之義。具體來說，該系以梁啟超為領袖，包括梁氏在清末民初（尤其護國運動期間）的門生與事業上的同志，“或因理念相近，或基于師生之誼，或有共事經歷，在1918年前后逐漸匯聚，形成一松散的文化、政治團體”（15頁）。該系與近代中國多數“群體”“派別”一樣，并無嚴格的組織與清晰的邊界，唯可辨認出一些核心人物，有梁啟超、張東蓀、藍公武、張君勱、蔣百里，另如丁文江、徐新六、林長民、黃群（溯初）、舒新城、徐志摩、宗白華、俞頌華、鄭振鐸等，亦曾被這一關系網或其延伸收納其中，參與該系的文化事業。這些事業，主要涵括五個方面：辦報，主要指《晨報》《國民公報》《時事新報》三種報紙及其副刊；創辦“五四”時期頗具影響的《解放與改造》雜志；創辦共學社，與商務印書館共同推出影響甚大的“共學社叢書”；發起講學社，積極開展與新文化相關的講學活動；接辦中國公學，創辦自治學院。作者指出，“梁啟超系”是以“復調”與“競爭”為特色的“五四”思想界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甚至一度試圖與《新青年》同人爭“主潮”；而本書的取徑，也不是偏向抽象思想的、靜態的思想史，而是將該系人物及其活動視為“周流變動的關聯性結構之一部分”，借以勾勒“五四”思想界的動態“肌理”（sinews），揭示以之為主角的“另一場新文化運動”發生及演變的過程（29-31頁）。

二

在第一章緒論之后，作者以八章篇幅詳敘“梁啟超系”新文化運動的來龍去脈。這一過程可分前后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18年底至1920年初，此期梁啟超與蔣百里等人出洋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歐西政情與文化，而藍公武、張東蓀等人居留國內；第二階段是1920年初梁啟超一行回國后，該系的文化運動方針發生了明顯變化。本書在前一階段，出鏡率最高的人物是張東蓀，后一階段則為梁啟超。以下據筆者的理解，將此八章兩兩歸并，對作者的論述邏輯與其間要點作一簡略的說明。

首先，是考察“五四”愛國運動前夕“梁啟超系”與《新青年》的互動，聚焦于主持上海《時事新報》的張東蓀與主持北京《國民公報》的藍公武兩個案例。早在1918年3月，《時事新報》已創辦《學燈》副刊，該副刊向來被列為新文化運動的四大副刊之一，但早先聚焦于教育改良，之后就戲劇改革議題，刊載批評《新青年》的文字，才開始關注后者倡導的諸“文化”議題。《時事新報》與《新青年》幾番互詈，其間不無意氣之爭；后經張東蓀與胡適等書函聯絡，雙方冰釋前嫌，開始在“立異以求同”、共謀革新的基礎上，分享彼此的言論陣地。而在北京，有一份較《時事新報》更少受到學界重視的《國民公報》，在“五四”前后的思想界亦發生了不小的影響，它響應《新青年》主導之論題的時間，還要早于《每周評論》《新潮》在京之創刊。主持該報的藍公武，曾與北大傅斯年等發生論爭，但雙方措辭相對溫和；該報還積極向陳獨秀等約稿，并邀得羅家倫、孫伏園等北大學生成為報社特約記者與編輯。與之相應，《國民公報》從憲法研究會的機關報向力倡“文化”革新的輿論平臺轉變，正是在與《新青年》的互動中完成的。但與《時事新報》相似，藍公武對于《新青年》也不盡是追隨，且有“競爭”與“調節”之意；不單如是，《國民公報》在改革之初積極輸入學理，注重介紹俄國革命，倡導社會主義，相比之下（據李大釗的觀察），“五四”之前的《新青年》和《每周評論》同人還很少討論蘇俄革命與其實踐的主義。

接下來的兩章，探討張東蓀在“五四”愛國運動前后的思想變動，分別論述張氏的“總解決”方案與凸顯“社會主義”的文化運動主張。在“五四”之前，孫東蓀雖已厭倦“國會主義”標簽下的政派政治，但仍大體維持上層發起政治革新的思路。而“五四”愛國運動彰顯了青年學生的力量，也凸顯了非常規的變革手段，進而在張東蓀的觀念中提升了“從威爾遜轉換到列寧的革命之路”的可能性（83頁）。隨著愛國運動的推進，張氏“青年結合”的期許又開始向學商工各界聯合的主張發展，進而在當時漸趨流行的諸社會主義理論影響下，演變為指向“階級競爭”的“總解決”方案。不過，他所謂的“階級競爭”，是指“平民階級全部”與軍閥、官僚等“特別階級全部”的斗爭，而非社會內部對立階級之間的競爭；且鑒于當前社會各界都還不夠有“組織”，他認為“總解決”之前應有一個長期的預備階段，在此階段中，應從事引導各界自行革新、提升思想水準與組織能力的“文化運動”。與之相應，張東蓀又提倡超越當時中國文明與現代西方文明的“第三種文明”，大致是指向“社會主義”文明；但他又未認定某種具體的學理，而是主張“渾樸的趨向”，廣泛介紹社會主義標簽下的各種學說。當時張東蓀的思想，似比同期的陳獨秀還要激進，其主持的《時事新報》與“五四”愛國運動后創辦的《解放與改造》雜志，對于傳播包括馬克思學說在內的社會主義學說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同時，“五四”之后傾向“革命”的力量開始進一步聯合，張東蓀一度置身其中，“戴季陶、朱執信等愿與其接近，而陳獨秀等在討論組黨時亦拉其加入”（116頁）。

然而，張東蓀的走向“革命”，似有“一時激動”的特點；加以1920年初梁啟超諸人結束歐游回國，“梁啟超系”的新文化運動發生轉向。第六章回溯梁氏一行歐游的始末，包括梁啟超等人對西歐戰后景況的觀察，與柏格森、倭伊鏗等西哲的交往，這些經歷提升了他們對于所謂“東方”文明的信心，也影響了他們對于自身回國后著手之建設事項的設計。作者歸結：“梁啟超、蔣百里、張君勱諸人歐游一年，有一種獨特的‘缺席’與‘在場’：對國內新文化運動尤其是五四學生運動所攪動的時代潮流的‘缺席’，以及對歐戰后歐洲思想氛圍的‘在場’。”（136頁）而國內張東蓀、藍公武等人“缺席”與“在場”的情形，與之恰恰相反，同人內部的經歷差異及由此加深的思想分歧，便成為梁氏回國后重點應對的問題。在第七章，作者便討論在梁啟超主持下，《解放與改造》雜志接受整頓的過程。早先，張東蓀主持的該雜志參照日人《解放》雜志的“解放宣言”，以“解放”標舉破壞之義，追求言論的“徹底”，頗受青年讀者歡迎。但經過整頓，改由蔣百里主持的雜志更名《改造》，取消“解放”二字，編撰傾向亦發生了如下變化：一是從對當時的中國文化/文明存而不論、主張另造“第三種文明”，轉變為提倡“尊重愛護本國文化”“以復古為解放”；二是從高談“主義”、主張“總解決”，變為傾向于研究具體“問題”；三是從疏離現實政治（不是絕對不關注政治），變為更積極地談政治，使這一鼓吹“文化運動”的輿論平臺更直接地介入廢兵、制憲、自治等時興政治議題。一方面，梁啟超諸人的歸國，使得部分《新青年》同人感到自身在文化運動中的地位受到進一步的挑戰；但另一方面，整頓后的《改造》減輕了破壞傾向，加強了穩健色彩，“從革命回歸到改良，成為激進時代的漸進者”（169頁）。

第八、九兩章，繼續以梁啟超為主角，梳理梁氏等人化合中西、再造文明的思路，與他們理解中的“文化”與“政治”的關系。“五四”時期新舊人物心儀的文明型范，以“復古”“俄化”“歐化”為常見；梁啟超對三者均持否定態度，但他卻未給出自己的型范，而是寄望于未來“研究”所得。不過在他的思路中，“國故”或中國文化并非只能成為被新文明超越的對象，而是至少與別種文化平等，有望“化合”進未來的新型范。這也并非退居某種保守立場、主張全盤移植傳統文化，而是欲以溫故知新的方式，培養新的國民“心理”；這一重視心理層面之國民性改造的思路，又“像是前期新文化運動理念的延續”，而非“五四”愛國運動后流行的以宣傳與組織為主要手段、注重社會改造的思路（181、185、188頁）。在另一方面，“梁啟超系”的文化運動也從未真正拒斥政治，其“以政治為主要著眼點”的表現，包括社會方面“筑基礎”與政治方面“造勢力”兩個層次。該系人物重視青年學生，也主要是視之為地位高于普通民眾的“社會中堅分子”，反映出“傳統士人的精英眼光”（203頁），傾向于以培養行政官僚與代議制政黨人才為鵠的，而非養成體制外的革命者。然而，自進步黨解散后，梁氏及其周邊人物又始終未能形成“一個緊密的政治集團”（215頁），“梁啟超系”在“五四”之后意圖筑成一股新政治勢力的努力，成效終歸有限。

第十章為全書總論，概述“梁啟超系”的歷史地位：他們積極響應《新青年》同人主倡的文化議題，可又不僅僅是響應者，且是“形塑新文化運動的建設性力量”。他們不僅對運動的“量變”有貢獻，且曾促成運動的“質變”，最顯著者，便是“將思想界關注的焦點從思想文藝轉向社會、政治、經濟，尤其是在傳播社會主義方面發揮了極大作用”（226頁）。此外，在文言白話問題、東西文化論戰、“科學與人生觀”論戰、“整理國故”等議題上，“梁啟超系”都是重要的當事人或參與者，可謂“直接影響新文化運動之走向”（229頁）。

綜觀全書，作者在相當程度上突破了新文化運動研究聚焦于某一特定群體、刊物或教育機構的思維定式，在后人習以為常的人物系譜之外，揭示了另一批人對“五四”思想文化變局的重要貢獻。這批人中的核心人物梁啟超，雖然身為“晚清一代”思想者的代表，但在“五四”當時依然是風云人物，其在思想界的光芒未被所謂“五四一代”完全掩蓋。而“梁啟超系”中梁氏的門生輩，與《新青年》同人也大致是同一輩人，這可以啟示今人進一步反思《新青年》同人對其同代人的“代表性”問題。在此，作者亦不是把新文化運動視作輪廓清晰的靜物、描述某一為人忽視的局部器官與靜物整體的關系，而是貫徹將運動視作“過程”的思路，視“梁啟超系”為運動的形塑力量。在此形塑過程中，“梁啟超系”積極參與人員與言行諸層面的“縱貫橫通之聯絡”，表現出個性與共性（226頁），其在社會上與思想界中的地位亦相應發生變化。可以說，本書提供了一則新文化運動的多元化敘事，此番多元化又建立在充分動態化的基礎之上。而這樣的研究進路也提示，“五四”時人所理解、倡導的“新文化運動”，存在超出許多后人想象的多歧性與過程性，多歧性的來源亦不限于“梁啟超系”，這一點在作為本書附論的《錯位的戰場：孫中山與胡適的新文化運動》一文，以及作者未收入本書的名文《五四后“新文化運動”一詞的流行與早期含義演變》（《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1期）中，有更為集中的闡述。

作者對新文化運動敘述模式的檢視與謀求突破的努力，依憑的是細致綿密的史料功夫。“梁啟超系”主持的報刊如《晨報》《解放與改造》，較早已獲整理出版，但在新文化運動研究中的地位，大體僅是作為尋章摘句的對象，構成《新青年》《新潮》等刊的“陪襯”。《時事新報》的副刊《學燈》因其“四大副刊”之一的地位，較早引起學界重視，而《時事新報》本身則在近年才獲得較多關注。《國民公報》原先不單用者寥寥，知者似亦不多，直至近年經過整理、收入大型數據庫，才開始得到較多學者的利用。作者長期從事近代史料整理與數據庫的建設工作，對與“五四”思想史相關的資料整理致力尤深；具體到本書所涉材料，對于《時事新報》《國民公報》的整理公開，作者可謂貢獻良多。新文化運動的論述模式，在相當程度上受到史料的存世與利用情況的影響；而反過來說，史料建設的進展也會受益于研究思路的更新。本書未滿足于臚陳報文撰作者的只言片語，而是注重梳理時人思想的展開“過程”，及各人思想過程之間的動態關聯；這些關聯有時隱而不顯，尚須作者細心發掘文本蘊含的“潛臺詞”，揭示其間關于人物社會認知、群體認同、思維方式等方面的信息，并以之為材料之間的銜接點。作者亦未迷失于遍布細枝碎葉的叢林中，而是不忘階段性的總結與整體的觀照，同時盡力避免研究者自身環環相扣的邏輯過程遮蔽歷史中人彼此之間或前后之間的矛盾抵牾。援引陳寅恪先生的名言，學者依據“新材料”研求“新問題”方為“預流”，本書在“新材料”與“新問題”兩方面，較既往研究均有顯見的推進。“五四”新文化相關史料的開掘工作一直在進行中（如在梁系、中華革命黨系報紙之外，有政學系背景的《中華新報》等近年亦開始受到重視），這些進展也將有助于開拓新的論題，幫助新文化運動研究這棵“老樹”萌發出更多“新枝”。

三

本書內容豐富，但并未涵蓋作者近年新文化運動研究的全部。下文提出的問題，針對筆者認為的書中某些意猶未盡或值得商榷之處，一些可能在作者的其他研究中找到解答，一些則是延伸性的討論。

第一，“新文化運動”是多個還是一個？語詞或概念所指傾向于“多”還是“一”，是一個常見的問題。本書主標題稱“另一場”，似以“新文化運動”為復數；但文中又不時可見“整體的”新文化運動、或“梁啟超系”與《新青年》同人同在“一個”新文化運動中之類的表述，且曾援引“復調”之喻，似是指認新文化運動為“復調”的“單數”。而如近年袁一丹教授的著作，題為“另起的”新文化運動，在此對于運動亦可以有單數與復數兩種理解。雷蒙·威廉斯（R. Williams）、柯塞雷克（R. Koselleck）等海外學者曾提示，重要語詞或概念往往既可以是復數，也可以是“集合單數”（collective singular）；而中文無法直接通過詞形變化顯示單復數，這便加劇了語詞在單復數的判斷上游移兩可的現象。“五四”時人對“新文化運動”的理解甚為多歧，卻又普遍存在對于時代風潮之整體性的追求，這就為此種游移現象的發生與流傳提供了更多條件。不過，時人理解多歧，并不意味著其中的每一種理解都可被認作是在從事“另一場”運動；構成“另一場”的一大前提，應是與“這一場”存在聯系以外，尚有自成一脈，且在當時造成較大影響的言行內容。據此而言，在語詞史中處理“新文化運動”的單復數問題是一回事，在關于某一勢力組織與運動之關系的研究中判斷運動能否是復數，以及是何種意義上的單數是另一回事，后者相比前者，更直接地涉及研究者應如何理解當時各方勢力之間的關系形式，以及既往給出的關系圖式能否沿用，或在何種意義上可被沿用的問題。

本書對于新文化運動（此處不加引號，是指其包含“名”所對應的“實”，對應上段末所稱“后者”的情況），似存在兩種描述傾向。一種是凸顯游移于單復數之間的形態，強調“梁啟超系”對于運動存在《新青年》同人的言行無法涵蓋的重要貢獻；另一種則傾向于傳統意義上的單數形態，更多沿襲了以往的關系圖式，將《新青年》同人認作必然的“中心”“主流”，將“梁啟超系”視作“響應”主流的“后來者”，或拱“月”的眾“星”之一。筆者以為，本研究的“動態化”，在這一點上尚可執行得更徹底一些，中心/邊緣、主流/支流之類的判分，宜轉換為兩個彼此存在重疊的問題：一是“眾星拱月”的圖式本身有多大的合理性，亦即其他派系與《新青年》同人是否只能被形容為邊緣之星與中心之月的關系？二是“眾星拱月”的圖式如若合理，它又是“如何”形成的，是否適用于一切時段，亦即北大或《新青年》的中心/主流地位是何時確立的，相應的中心-邊緣關系或主流-支流關系又是經由何種機制與過程而得以顯現的？此間，研究者不宜輕信《新青年》同人的某些富于自我中心主義色彩、以自身為“新潮”天經地義之代表的表述，不宜不假思索地依循許多人在多年后將這些表述默認為基本事實框架、據此有意無意地修改自身記憶而成的說法，而應更充分地整合動態化的歷史現場具有“自認”與“他指”性質的材料，及其他反映書刊傳播與篇章閱讀狀況的材料開展判斷。如據魯迅等人自道，以及今人考辨，截至1918年上半年，《新青年》的銷路仍“大不佳”，其言論乏人贊成，也乏人反對；此時《新青年》是否已占據思想界的主流位置，其力倡的文學革命等議題是否已成思想界的核心議題，實有疑問。作者也注意到，《國民公報》等梁系報紙對《新青年》及其倡導的議題給予重視，是在“《新青年》同人篳路藍縷、孤立無援之時，而非在‘從風而靡’之后”（68頁）；筆者以為，這恰可表明梁系人物是參與了“促使”《新青年》變得令許多人“從風而靡”的過程，幫助《新青年》主倡的議題逐步成為思想界的關鍵議題，由此參與塑造或曰確立了“五四”思想界的中心/主流。而在中心/主流尚未確立之時，又何談對中心/主流的“響應”？要之，上述的兩個問題，目前似無確切答案，但問題本身可以提示我們，對于“新文化”形成“運動”的過程，“梁啟超系”是至關重要的力量之一，而包括《新青年》同人與梁系人物在內的這些重要力量，各有其指向文化運動的前情與后續，新文化運動乃是他們合力生成的對象。在此意義上，研究者似乎不宜、也不必定出他們之中孰為運動的“先來者”、孰為“后來者”。

第二，“梁啟超系”這一稱謂的合理性以及相關問題。“梁啟超系”相比有時近于政治污名的“研究系”，可能更契合文化運動的主題；不過，與“研究系”類似，這一名稱在具體操作中的“邊界”問題依然存在：呈現的邊界太過清晰，將難以解釋界線內外的取舍標準；太過模糊，開展討論時又容易“失焦”，且能否稱為一“系”亦成問題。質言之，這類問題甚為棘手，關系到研究者應如何盡可能“準確”地說明知識群體邊界的“模糊性”；唯具體到本研究，聚焦人群的邊界與相關的議題邊界似仍有拓展的必要。例如，本書實已論及文化與政治的關系，以及新文化運動與“五四”愛國運動的關系；而研究系中的林長民等人，與梁的關系亦甚密切，對“五四”時期的政潮與學潮之發生曾起到重要作用，在探討梁啟超諸人對政學關系或政治-文化關系的理解時，似不宜排除在外。另如黃群以及能否歸入梁系更有疑問的陳光甫等人，長期在商界活動，這些人物及其活動對該系的資源汲取能力與文化事業的展開存在何種影響，同樣值得探討。另外，在本書后半部分，“梁啟超系”有時似乎呈現為一個思想傾向與梁本人嚴格一致的整體，蔣百里、張君勱等人與梁的思想差異似乎被淡化了。僅張東蓀與梁的差異始終受到重視，但行文中又曾將張氏排除出“梁啟超系”（215頁），當然這也可能是作者一時的筆誤。

抑有進者。本書對“梁啟超系”文化運動的描述，也側重于辦報紙、辦雜志這兩塊內容，而對所辦之共學社與“共學社叢書”，以及接辦中國公學、創辦自治學院的情形，敘述較為簡略。他如該系人物在清華、南開的活動，則幾乎沒有談及。所辦之講學社與在國內組織的講學活動，也少有涉及，僅是提及由倭伊鏗推薦來華講學的杜里舒，而經“梁啟超系”延請在華講學的羅素，也沒有多少出鏡率。這可能是因為全書以報紙雜志為主要資料，在集中火力之余，難以顧及更多樣的史料，也可能是因為有些內容已被作者安排進其他主題下的研究。不過，即便是報紙雜志，本書也主要是利用報刊論評，而較少呈現報刊的經營與背后的人事狀況（如《時事新報》《國民公報》的經營詳情，牽涉黃群等人，似可詳論）。作者曾判斷：“僅就在輿論界、出版界的勢力而言，梁啟超諸人擁有當時最有影響的幾大報紙，跟國內最大的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的關系最好，其勢力遠在北大一方，甚至國民黨一方之上。”（226頁）“最有影響”“關系最好”之說或可商榷，若稱其操持的書報輿論極具影響，應無疑義；問題是，該系在思想界的權勢曾經如此之盛，又為何最終淪為時代的“落伍”者？個中因由，不僅僅是言論旨趣的變化，也應涉及該系人物的組織、經營與社會動員等方面的能力或表現，以及在各界的關系網絡等“功夫在詩外”的方面；“詩外”與“詩內”相互影響交纏，催動了思潮變化與各方在思潮中的地位變化。另外，“梁啟超系”在京尚有另一大言論平臺《晨報》，若將該報及其對應的陳博生等人安排專章討論，“五四”前后“梁啟超系”的活動圖景應可呈現得更為完整。

第三，本書似可被視為一則新文化運動的“勢力史”，而“勢力史”或有與“地域史”進一步結合的可能。近年“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地方史與區域史（可以認為二者思路有別）研究方興未艾，但需要強調，地方/區域視角并不等于“邊緣”視角，而是提示對于包括中心點與相對邊緣之地在內的整個運動圖景，都應進一步關注空間維度。結合本書所涉內容，如張東蓀的思想變化，實有地域性的社會環境與關系網絡的影響，涉及他與東南政、商、學、報界人士的交往，而常駐上海的梁系人物感知的愛國運動與文化運動的氛圍、參與的運動過程都與在京者既有聯系又有區別。且“梁啟超系”或“研究系”的地域分布，在京、滬之外還涉及天津，甚至可能涉及其他地域；這些人物及其事業與所處地域社會的關系、人物的跨地域互動，以及相關書刊與思想的跨地域傳播，都值得在結合更多社會與空間要素的基礎上作更深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