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3日是日軍攻占當時中國首都南京80周年的日子。對于80年前那一天之后發生的事情，包括持續數周的大規模屠殺、強奸、搶劫和縱火，至今仍然爭論不休，也嚴重影響到中日兩國和兩國人民的關系。

2017年正值張純如的《南京浩劫：二戰中被遺忘的大屠殺》（以下簡稱《南京浩劫》）一書出版20周年?！赌暇┖平佟芬昧水敃r的信件、日記、政府情報報告、戰爭罪行調查和采訪幸存者的口述證詞，相當于20世紀左拉的《我控訴》?！赌暇┖平佟穯柺烙谶@一事件在英語世界幾乎被遺忘之時，而該書出版后這一情況發生了改變。張純如的書獲得了驚人的銷量，并得到了知名歷史學家及讀者的贊譽。該書出版時，年僅29歲的張純如在新書簽售會和其他公共活動中大受歡迎，但是很快就有了不同的反應。在一片贊揚聲中，張純如和她的書不僅受到來自日本方面猛烈的批評——她對日軍暴行的激烈批評激怒了很多日本人，而且西方學術界也開始發表尖銳的評論，這些評論幾年間被不斷地重復和放大。正因為有些批判來自受人尊敬的歷史學家，所以嚴重影響到這本書和作者張純如的聲譽。這些歷史學家的評論最終導致該書在部分學術圈中有了“錯誤”和“質量差”的名聲。

原來，大部分“大批判”背后的推手是日本外務省。直到現在才被披露，日本外務省資助并推動了一場持續十年之久，旨在抹黑和丑化張純如和她的書的“公關”活動。從張純如的書出版后不久開始，一直持續到2008年她去世后的第四年，并在南京淪陷70周年之際達到高峰。這場活動使用的主要武器包括國際知名歷史學家傅佛果（Joshua Fogel）、秦郁彥和阿爾文·庫克斯（Alvin Coox）的論文。日本外務省公關機構把這些人的文章宣傳為現代的、客觀的和科學的歷史研究，而事實則相反。通過普遍的夸大和錯誤引用等方式，這些文章給張純如和她的《南京浩劫》一書冠以虛構和帶有偏見的帽子，這樣便扭曲了公眾和學術界對這一最具爭議的歷史事件的理解。

張純如紀念館

幕后的日本外務省

尖刻批評張純如和《南京浩劫》的英語文章，持續不斷地在《日本回聲》（Japan Echo）上發表?！度毡净芈暋肥且患覗|京出版的期刊，選擇刊發日本國內主要期刊上發表文章的英譯文本。1998年8月、2000年2月和2007年12月，《日本回聲》分三期刊登了知名歷史學家的文章，這些文章對張純如和《南京浩劫》進行了抨擊。2007年12月的那一期，恰逢南京大屠殺70周年，《日本回聲》把過去所有已刊發的關于“南京”的文章匯集成冊，并另增加了兩篇文章，以《南京辯論概述》（以下簡稱《南京辯論》）為名，作為“南京”70周年的資料出版。

《南京辯論》宣稱不對有關“南京”所有的觀點進行“平衡”抽樣，理由是，這意味著介紹“政治觀點，而這些觀點基于不可靠的證據”。相反，《南京辯論》更愿意向讀者展示有關“南京”“符合現代、科學標準”的研究成果。后來的宣傳將《南京辯論》描述為尋求“對這一重要歷史問題提出一種更客觀、更科學的方法”。

雖然《南京辯論》和前述那三期《日本回聲》雜志從未透露，但實際上《日本回聲》是日本外務省為了“公關”而發起創辦并出資和發行的刊物。1974年4月，外務省海外公關部長長谷川和年委托東京學者關嘉彥負責這一新季刊，挑選日本主要期刊的文章翻譯成英文刊載。一家叫做“日本回聲”的私人公司由此成立，成為該季刊的出版商。外務省為其提供“外語公關出版物”的資金，每年撥付，無需招標，并將該刊物分發給“海外知識界”，包括學者、大學圖書館、媒體和研究機構。直到2010年，外務省每年購買并分發5萬本《日本回聲》，其姊妹刊以法文、西班牙文、韓文、中文和阿拉伯文出版。

沒有這種支持，《日本回聲》無法維持運營，而當日本政府在2010年初削減資助資金后，《日本回聲》就立即?？?。這些事實之所以被揭露，是因為《日本回聲》的編輯和出版商在外務省資金中斷時所做出的反應。在《日本回聲》2010年4月最后一期中，編輯在題為《<日本回聲>的資金遭到削減》的文章和《出版商來信》中披露了這一事實。

如果在《南京辯論》和相關《日本回聲》那三期中說明日本外務省參與的事實，那么讀者本來會對可能存在的偏見保持警覺。

這一披露本來也會凸顯雜志所承諾的“客觀和科學的歷史”與其刊載內容之間巨大的差異——假定所有作者愿意將其文章發表在實際是外務省的出版物上。然而事實并非如此。

“現代、客觀和科學的歷史研究”

承諾運用現代、客觀和科學的方法，不僅僅是出版商的夸大其詞。大衛·艾斯丘（David Askew）教授在《日本回聲》刊載的有關南京淪陷70周年的一篇文章中對此作了進一步闡述。艾斯丘是日本立命館亞洲太平洋大學的教授，他將研究“南京”的中國人和作家稱為受到政府約束的“遇難者尸體數量最大化者”。在日本，相關的辯論在勢不兩立的“大屠殺”派和“虛構”派之間展開，而后者把南京大屠殺描繪成全球性的幻覺——假新聞。艾斯丘寫道，這些相互對立的“學派”高度政治化（他更喜歡將其劃為“左派”和“右派”），由此創造出一個更多基于幻想和“一廂情愿”而非事實的“神話敘事”。根據艾斯丘的《南京暴行的幽靈》一文所述，希望基于不偏不倚的中間立場，由“真正客觀的史學家”用“冷靜、客觀和公正的態度”，就南京暴行寫出“中間”觀點的研究成果，并嚴格審視“神話炮制者”的成果，用“冷靜、客觀，并基于實證的方法精心地書寫歷史”。艾斯丘說，“學院派”的成員不會隨意構建歷史觀點，不會辱罵對方。      

艾斯丘在其他文章中也曾提醒大家不要使用“暴力和煽動性語言”。這一點十分必要，因為到2007年，中日雙方就日軍南京暴行問題所產生的“憤恨”已經達到“頂點”?！度毡净芈暋返男麄骱桶骨稹赌暇┍┬械挠撵`》一文中的提議，似乎為尋找南京慘痛的歷史答案提供了某種令人陶醉的希望。但現實卻像白天和黑夜一般不同。

傅佛果及其《有關張純如〈南京浩劫〉的爭議》

艾斯丘在《南京暴行的幽靈》一文中贊揚傅佛果是溫和學院派的典范，認為他避免了“對持不同意識形態者進行無意義的不文明的攻擊”。在其他地方，艾斯丘認為傅佛果的“南京”研究成果“特別見多識廣”。至少從2002年起，艾斯丘就是傅佛果在“南京”研究方面的同事，也就是說，他不可能不了解傅佛果是如何評價張純如和她的《南京浩劫》一書的。

傅佛果在《南京辯論》中的文章《有關張純如<南京浩劫>的爭議》（以下簡稱《爭議》），刊登在《日本回聲》2000年2月號上。該文最初并非為日本讀者而寫，這表明該文可能是應《日本回聲》約稿而寫的。傅佛果當時是加州大學圣巴巴拉分校的歷史學教授，是一位多產且聲譽頗高的研究中日歷史的學者，也是中日歷史著作的主要翻譯者。他在這些領域具有非凡的知識。他的學術著作證明，他完全勝任作為一名學者所能保持的冷靜、適度且客觀的分析。

但傅佛果的《爭議》一文卻并非如此。該文從頭到尾充滿了刻薄和憤怒的情緒。傅佛果譴責了張純如“最令人惱火的怪話”和“最具攻擊性的觀點”。他說，“她應該為自己感到羞恥”，似乎張純如不僅僅錯了，而且是“故意的”。她的“證據微不足道”，而她的主要結論要么“明顯錯誤”，要么“荒唐可笑”；她“粗俗而且虛假”。傅佛果把張純如的書比做奧利弗·斯通的電影《刺殺肯尼迪》——“離奇的陰謀論”和“怪異的表演”。

這些譴責出自于傅佛果一連串發表在享有聲譽的專業學術期刊上有關張純如的文章中的一篇。1998年，他宣稱“如果張純如書中的這一章是白人撰寫的，那么我能想象出學術界會怎樣回蕩著‘種族主義’的叫喊聲”。他還抱怨“張純如明知道……卻裝聾作啞”，“不必要的粗枝大葉，并且事實上并不準確也不公平”，她的書不僅“充滿了錯誤信息”，而且充滿了“愚蠢輕率的詮釋”；她哪里僅僅是犯錯誤，她簡直是在撒“彌天大謊”。1999年，傅佛果譴責“張純如的暢銷書《南京浩劫》中……出現了令人發指的錯誤”；2001年，傅佛果又譴責張純如“及其持類似觀點的人”；2007年，他又說“張純如那類人”對日本方面的觀點“一無所知”，而這些人得了“記憶神經官能癥”。

當傅佛果以前面提到的各種惡意攻擊為“辯論”火上澆油時，他自己的《爭議》一文卻時常犯了很多本質性錯誤，如日本有關“南京”的研究者或作者受到死亡威脅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張純如在書中寫道，在日本研究南京大屠殺會遭到危及職業甚至威脅生命的危險，傅佛果對此指控張純如的“無知令人震驚”。他開篇指責張純如得出的與可考察、可驗證的事實相反的結論。然而，傅佛果的《爭議》一文重刊時出現的證據不僅證明張純如是正確的，而且還包括了傅佛果自己史學研究中存有偏頗的證據。

2000年歷史學家吉田俊表示，在日本，相信南京大屠殺是編造的“修正主義者”，在冒職業甚至是生命的風險，而“持自由主義史觀的藤岡信勝、小林善紀、 西尾干二已經收到了威脅信息，包括死亡威脅，但他們繼續言說自己的觀點”。傅佛果在他所編的加州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書中披露過這一信息。

2007年，傅佛果當時的同事，約克大學的若林正在其《南京暴行（1937-1938）：局面復雜化》（以下簡稱《南京暴行（1937-1938）》）一書中這樣寫道：“極端民族主義的暴徒們否認日本有任何道德上的不當行為，他們采取死亡或暴力威脅，以便讓持不同意見者閉嘴。本書的一些作者曾收到郵件、電話，或在參加公開講座時當面受到過此類威脅?！痹谶@本書的前言里，若林正教授對傅佛果表示感謝，因為他審閱了揭露死亡威脅的那一章初稿。然而，傅佛果對張純如“驚人的無知程度”的表述，很快在《南京辯論》一書中被重新發表，至今仍未得到修改。

關于《南京浩劫》日譯本出版受挫問題，《爭議》駁斥了張純如“未經證實聲稱出版商柏書房在日本右翼組織的壓力下屈服”。但是，在1998年11月11日出版商發給張純如的一封電子郵件中，可以發現郵件呼應了張純如的說法：“正如以前曾說明的，我們出版公司受到了相當大的攻擊，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我們為了出版這本書，已將自己置于危及生命的境地?！?/p>

這封電子郵件的這部分文字首次發表在1999年5月的《紐約時報》上，它早于《爭議》首次發表的日期，并在2006年被更加完整地引用，比《爭議》首次發表日期還早兩年。其他的錯誤也比比皆是。傅佛果在《爭議》中指責張純如將“直到南京大屠殺為止的整個日本歷史……都歸結于武士道導致了屠殺”。他還說，“事實是只有一小部分人屬于武士階級，而這并沒有在張純如的考慮之內”。根據這一推理，占中國人口不到百分之一的滿族永遠不可能征服這個國家，但他們做到了。

事實上，在《南京浩劫》第一章里就可以找到張純如已經考慮到傅佛果所言，而且她沒有對“武士”花多少筆墨。她寫道：“最初只有一小部分人遵循武士道……”。她并沒有把整個事件縮小為由“武士道”所導致，而是描述了一系列事件及導致日本軍國主義的崛起與占主導地位的條件：西方帝國主義的炮艦外交、向“現代性”的突然轉向、成功的軍事冒險、失敗的外交、經濟蕭條、1923年大地震、人口過剩和食物不足、暗殺、未遂政變，以及受到管制的教育和宗教制度不斷為提升帝國軍事實力服務等因素。

眾多受人尊敬的學者有選擇性地或綜合性地做過同一類的研究，卻沒人像張純如那樣被指責用按種族“對日本人進行令人不快的奇怪的心理分析”。

《爭議》一文還嘲笑據說是張純如提出的觀點：由于日軍意識到“無法提供食物而制定了一個謀殺數萬中國平民和戰俘的計劃”。傅佛果猛烈抨擊道，“大規模屠殺”的結論需要“最高標準的歷史分析和審查”，并反駁了張純如的證據，稱其“微不足道”，因為這些證據來源于名聲不佳的戴維·貝爾加米尼（David Bergamini），這與張純如的書中第40-46頁內容有關，即討論了大規模屠殺戰俘問題。張純如的資料來源還包括日本軍人的戰時日記，如當時占領南京大部分地區的師團，其師團長陸軍中將中島的日記。傅佛果對這些并未提出質疑。張純如還引用了幾位當時在南京的日本記者的描述。秦郁彥刊載在《南京辯論》中的文章中也承認有3萬名戰俘被處決。《南京辯論》中另一篇文章解釋說，戰俘被殺正是“因為他們沒有東西吃”。若林正教授于2007年提出了大致相同的觀點，而該章節發表前傅佛果審閱過。

至于《日本天皇的陰謀》的作者貝爾加米尼，傅佛果如此沉浸于將張純如與這位有爭議的作者聯系起來，以至于他完全錯過了張純如的重點。其實戰俘“屠殺令”和裕仁天皇的親屬朝香宮有關，朝香宮當時參加了南京入城式。按理說，張純如顯然可以選擇將“屠殺令”歸咎于朝香宮，就像《南京大屠殺：歷史照片中的見證》一書那樣。然而值得贊揚的是，張純如認為，比起簡單地“歸咎于朝香宮”，實情更為復雜。具體說，她引用了戴維·貝爾加米尼的書和另一個信息來源以證明陸軍的圖謀，日本陸軍軍官長勇對另一名軍官田中隆吉吹噓說，他用朝香宮的印章偽造了“屠殺令”。張純如對此持懷疑態度，她提醒讀者，“我們永遠不會知道這個故事是否屬實”。她還提醒說，貝爾加米尼的書的注釋較為粗略，但承認他有可能真的采訪過田中。所以說，張純如在書中對貝爾加米尼一書的引用，表明了一種知識分子對證據的誠實態度，而不是對意識形態上的敵人進行非理性的笨拙攻擊。

傅佛果在《爭議》一文中抱怨說，張純如“書中的中國人都被描繪成沒有政府保護的受害者；而日本人則被描繪成侵略者”，并說她奇怪地“不責怪中國人”。然而，在試圖解釋為什么南京淪陷得如此之快并出現混亂時，張純如指責中國領導人，尤其是蔣介石在守衛還是放棄南京問題上的猶豫不決。蔣介石指派了一個體弱多病的將軍（曾是蔣介石的“死敵”）來保衛這座城市，中國空軍的撤離使得守城的軍隊無法得到日軍行動的戰略情報；通訊設備也被拆除，這意味著一部分守軍無法與其他地區聯系；蔣介石當時拒絕了可能對南京城有“好處”的休戰，在最后一刻卻命令守城將軍放棄抵抗，導致了無計劃地撤退。張純如寫道：“這個決定釀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嚴重災難?！?/p>

日本人也不像傅佛果所指責的那樣，被描繪成“只是侵略者”。《南京浩劫》中提到日本指揮官松井石根曾試圖防止南京發生的暴行。同樣，張純如還談及日本外交官為了阻止暴行而進行的善意但徒勞的努力。在這個問題上，《南京浩劫》比粗暴地譏諷它的《爭議》要細致中肯得多。

《爭議》一文還哀嘆張純如的書“正中日本右翼極端分子的下懷”，這些人“一貫利用張純如書中的許多錯誤來抹黑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討論”。那些被傅佛果斥為極端分子的人說不定能從他“任何嚴肅的中國或日本近代史學者都不會接受《南京浩劫》的研究結果”的表述中獲得不少好處和安慰呢。顯然，這種說法是錯誤的。被譽為“過去30年中最優秀的現代中國歷史學者”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評論道：“張純如的《南京浩劫》是一本非常有說服力的書……許多日本人否認這一事件曾發生過，用麻木取代內疚，但張純如令人心碎的敘述讓這種逃避在未來變得不再可能，但最頑固的極端右翼份子除外。”

對張純如的書給予特別好評的歷史學家還有：牛津大學的拉納·米特（Rana Mitter）、哈佛大學的羅斯·特雷爾（Ross Terrell）、耶魯大學的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羅格斯大學彼得李（Peter Li）、牛津大學的克里斯蒂·克林根貝格 （Christian Klingenberg）和理查·德羅茲（Richard Rhodes）。即使對該書持批評態度的書評，也是褒貶平衡。如馬克·艾克霍特（Mark Eykholt）稱贊張純如做了“令人欽佩的大量研究”，“使用了大量的資料”，“有血有肉，可讀性強”。而傅佛果如前所述，卻指責張純如“反常地”得出了“與可考察、可驗證的結果明顯相反”的結論。

盡管傅佛果發表了籠統的聲明，承認書評對張純如的正面評價和認同非常普遍，但他又認為那些評論“本應明辨真偽”但“只是不敢說出不同意見”而已。與此同時，他將其在《亞洲研究》雜志上發表的對《南京浩劫》的書評幾乎當作勇氣的化身，但是，評論界對《南京浩劫》的贊揚并不限于該書剛出版后的熱情高潮期（或是某些人深感恐懼的時期）。2006年，也就是傅佛果的《爭議》一文再發表的兩年前，受人尊敬的研究日本軍隊的史學家愛德華·德雷（Edward Drea）參與了一項范圍廣泛、多方參與的保存在美國的日本戰爭罪行記錄的整理工作，在介紹這些檔案的文章里他寫道：“張純如為在1937年南京浩劫中的中國受害者書寫的感人的證言詳細描述了犯罪的程度及范圍……”。

接下來，傅佛果認為張純如將南京暴行描述為一場被遺忘的大屠殺（holocaust），是“最具冒犯性的論點”，并認為這是“張純如女士”的“純粹情感主義”，這也是他在《爭議》一文中唯一一次使用“女士”來強調張純如的性別。對于傅佛果來說，“大屠殺”一詞僅限于猶太種族滅絕，即希特勒滅絕猶太人，也許可以用于其他大規模屠殺（holocaust），如1915年屠殺亞美尼亞人、納粹對吉普賽人的殺戮，或是歐洲移民屠殺美洲土著印第安人等，但不能用于南京屠殺，而且絕不能用于張純如所描繪的“大屠殺”（holocaust）。既然這是觀點和價值的判斷，而不是某個法律標準和定義，因此幾乎沒有人會否認個人感受和情感在辯論中的合理作用。盡管有一些人認為，無論被遺忘與否，“大屠殺”（holocaust）一詞都應該排除在辯論之外，但這與理性的人對此持不同觀點是兩回事。

盡管張純如似乎是第一個遭到攻擊的人，但她既不是第一位也不是最后一位將“大屠殺”（holocaust）一詞用于中日戰爭中的南京大屠殺。蔣介石夫人曾在1938年初用了“亞洲大屠殺”（Asian Holocaust）一詞，1992年一部學術著作的編輯也用了這個詞。1974年，弗蘭克·多恩（Frank Dorn）對南京暴行的描述用詞和張純如一樣生動，并將之稱為“殘暴的大屠殺”（holocaust of brutality）。與當今的歷史學家不同，多恩本人在戰爭期間就在中國，他當時是美國軍事觀察員，曾到過前線的多個地方，行程數千英里。迪克·威爾遜（Dick Wilson）在1982年也使用了這一提法。甚至一名參與了南京暴行的日本人也敦促進行這一比較。1938年，同樣在中國的詩人奧登（Auden），以驚人的預見性用他的詩《在這里，戰爭很簡單》表達了一個準確的預言：

當然地圖無法指出一些地方，

在那里現在生命成了罪惡：

南京、達豪。

1998年3月，張純如在美國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面對座無虛席的觀眾發表了講話，這一事實無意中駁斥了那種張純如對猶太大屠殺的受害者冷酷無情的說法。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的大屠殺研究中心主任猶太人保羅·夏皮羅（Paul Shapiro）表示：“張純如的回顧與研究工作，理所當然地和本紀念館及其學術研究中心的工作密切相關”。

接下來，傅佛果在《爭議》中轉而針對張純如認為日本戰后對南京大屠殺的否認是“第二次”南京屠殺的觀點，傅佛果譴責“張純如對日本無知”，尤其是“張純如相信日本教科書忽略了日本在二戰中的行徑，特別是南京大屠殺”。他認為“美國人被誤導，相信……所有日本教科書曾被刪節以回避戰爭年代和粉飾日本在戰爭中所扮演的角色”，張純如“應該為自己持續編造這類神話而感到羞恥”。

就算這是美國人所相信的，那他們也不是從張純如的書中得到的。張純如在書中關于“教科書”章節所列出的事實無人爭議，她注釋的權威性也沒有受到質疑?！赌暇┖平佟犯攀隽巳毡練v史學家永三郎與頑固的文部省就教科書問題進行的長達30年之久的訴訟，這一訴訟曾得到“成千上萬富有同情心的支持者”的幫助。正如張純如所說的那樣，其中一個結果是“文部省內部認識到南京大屠殺是他們不能繼續視而不見的”問題。張純如還補充了一個例子，說明教科書用詞是如何被修改的，以防止教科書回避這個問題。傅佛果的《爭議》又一次歪曲了張純如實際所寫的內容。

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推測傅佛果為何反復出現這種離譜的敘述，但是《爭議》一文表明他理念中的怨恨起了作用。在《爭議》中，傅佛果抱怨說：“不幸的是，美國的身份政治最近采用了‘比較受害學’的方法，即，如果你和你的族群過去經歷過大屠殺，那么你就有發言權，而沒有人能夠剝奪你的發言權?！?/p>

在2007年出版的《南京暴行（1937-1938）》一書中，傅佛果的文章詳細闡述了“比較受害學”這一“美國式”的表述，他試圖用種族、民族甚至是代際這三個容易產生偏見的概念及其分析來打擊張純如。針對所謂的“第四代中國人”，他宣稱“這一代人要維護中國作為受害者的地位，以便彌補他們的不安全感，這種不安全感源自無法將自己的身份認同建立在任何具有實質性的物質之上”。更有甚者，傅佛果還說：“海外華人……在身份政治的年代里尋找身份，他們經常發現缺少獲得身份認同的工具，他們“缺乏用來塑造其身份的正面材料”，而且“他們也不具備建立有意義的身份的歷史經歷”。 傅佛果在《爭議》中也暗示張純如用“三流的流行心理學”對日本人進行“心理分析”。

然而傅佛果說對了什么呢？《爭議》一文針對張純如最有說服力的觀點是《南京浩劫》有這樣一段文字：“60年后，作為一個民族的日本人仍在試圖埋葬南京受害者——不是像1937年那樣將之埋在地下，而是埋葬在他們對歷史的遺忘中。”傅佛果指責張純如這么說“粗暴、不符合事實，是對日本學者的極大傷害，在過去30年里，他們對日本侵華戰爭各個領域的研究處于世界領先地位”，他指責張純如是“誹謗”。考慮到傅佛果否認日本研究“南京”的人受到死亡威脅，他傷害的正是這些日本學者，使用“誹謗”這個詞實在是過分。不管怎么說，籠統地譴責整個民族（或者幾代人）是一條走不通的路，理性的讀者應該會不接受張純如的“作為一個民族”的指責。

但是傅佛果這個“勝利”也將幕后的日本外務省暴露在聚光燈下。傅佛果提到的那些研究中日戰爭的日本學者的大部分成果從未被翻譯成英文。在介紹美國跨機構工作組 （IWG）審查和解密美國檔案中有關日本戰爭罪行的工作時，愛德華·德雷指出：“在日本，學者和‘特殊利益集團’一直對日本戰爭罪行的話題充滿學術熱激情和投入……而大部分研究成果在西方影響甚微，因為它們沒被翻譯。”

《南京辯論》一書中的另一篇文章指責這一明顯的“信息鴻溝”，這證實了德雷的觀點，即只有“一小部分關于該主題的日文成果被譯成英文發表過”。歷史學家楊大慶和安德魯·戈登（Andrew Gordon）于2012年寫道，將亞洲學術著作譯成英文的趨勢，“近幾十年來幾乎都停止了”。

日本外務省發起《日本回聲》的標準之一是，“以平衡公允的方式”加強日本的國際公共關系。《日本回聲》可能在其他主題方面都遵循了這一標準，但在涉及日軍南京暴行問題時就忽略了這一標準?！赌暇┺q論》明確回避了“平衡”地呈現其他有關日軍南京暴行的觀點。即便被提及，但在日本外務省公關雜志上找不到這種“平衡”的觀點?！度毡净芈暋窂奈窗l表過這類觀點，日本外務省也沒有傳播和推廣這類觀點。

在某種程度上，這類“其他觀點”也存在于《南京辯論》中，但只是在引文里，那些精力充沛的研究“南京”的日本學者和作家就像古希臘合唱團，在舞臺下被捆綁、被堵住嘴巴、被囚禁，他們只是劇中主人公的陪襯。

秦郁彥的《南京暴行：事實vs傳說》與《南京：“大屠殺”的建構》

秦郁彥是另一位被艾斯丘認為是客觀學術研究的歷史學家，被稱為日本軍事史學家的“元老”。根據他的軍事史著作的英文翻譯，這個稱呼似乎并不夸張。秦郁彥的論著經常被西方軍事史學家引用。這些被引用的段落顯示出他是一位平衡、有趣而細心的學者，很遺憾的是，他的許多歷史著作仍未被譯成英文。

秦郁彥所著關于“南京”的書于1986年出版，書中包含了明確向中國人民的道歉。他寫道：“（自滿洲事變以來）日本侵略中國長達十多年之久，這是一個殘酷的事實。我們給中國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并在南京和其他地方給他們帶來了了巨大損失……在數字上沒有統一意見，但日軍在南京犯下了大規模屠殺和其他許多罪惡已是無可爭辯的事實。我也希望從心底里向中國人民道歉?！?/p>

在秦郁彥著書時，他懷疑“討論南京所發的事件是否有某些剝奪人們理性的東西”。后來，他對待“南京”的態度發生了很大變化，他發表在《南京辯論》中的文章就是來自這一時期。

秦郁彥以1997年11月普林斯頓大學“南京暴行”研討會的一個場景作為《南京辯論》所載文章的開場白，在那里他見到了初出茅廬的張純如。他就被殺人數（他的估計是4萬人）作了報告，但在隨后的“問答”部分中，當他列出日軍南京暴行的一個原因是國民黨軍指揮官放棄了這座城市時，觀眾爆發出“憤怒的叫喊聲”。秦郁彥在2007年12月寫下這件事（聽眾的反應）的時候，對他而言，這似乎一直是一個揮之不去的記憶。傅佛果顯然也出席了這次會議，并且可能目睹了這一切。由于普林斯頓大學研討會是由“學生組織的”，組織者中就包括大約十年后傅佛果怒懟的一些“第四代中國人”。

在此之后以及其他學術會議上遇到的不禮貌的噓聲后，按若林正的說法，秦郁彥“改變了他的調子”。他后來對張純如的攻擊非常刺耳、針對性別和吹毛求疵。在《日本回聲》1998年8月號上刊載的《事實vs傳說》一文中，秦郁彥指責張純如的書“存在嚴重缺陷”，而這并不讓他感到驚訝，因為這本書中的“嚴肅的話題是由一位既讀不懂日文也讀不懂德文的女性來處理的，而且她與任何有能力審閱其的著作的現代歷史學者沒有任何聯系”。按照秦郁彥的說法，包括知名大學教授和普利策獎獲獎作家在內的名人都“對張純如心慈手軟”，并“被她女權主義言論的力量所左右”。秦郁彥在普林斯頓研討會上并沒有那么直言不諱，他解釋說，他曾考慮向張純如提問，但還是決定不提問，因為“我擔心可能會因此被斥責為‘性騷擾’”。

說一句離題的話，《南京浩劫》一書并沒有作為女權主義的小冊子問世。張純如沒有說“我是女人，聽我吶喊”。她是以一個吶喊人的身份而寫作的，而且行之有效。恰恰是秦秦郁彥自己將“女權主義”引入這場爭端，由此反映出他對此事的態度，這種態度在“慰安婦”問題上表現得更為明顯，即使日本外務省現已承認涉及“性奴隸”。

秦郁彥和傅佛果以及《南京辯論》一書中的其他作者，長期以來一直在宣揚《南京浩劫》這本書充斥著史實錯誤。日本虛構派/右翼學者也推波助瀾，因此這一論調成為網絡流行的說法和態度。如虛構派元老東中野修道聲稱，該書存在 （1）年代錯誤；（2）姓名拼寫錯誤；（3）日本軍官頭銜不準確；（4）對德川時代軍事技術的錯誤解釋。作為“中間派”學者，秦郁彥對張純如的“不準確”的描述又有多準確呢？

秦郁彥斷言，張純如書的日譯本“從未出版的原因是她拒絕讓日本出版商更正她書中最基本的史實錯誤”，這實際上是不準確的。歷史學家吉田俊于2006年透露，張純如本人提議更正日文版中的12個史實錯誤，另外“建議更正”24個錯誤，可以“無縫融入現有的腳注中”。爭論的焦點是張純如所不同意 “更改”的部分，最重要的原因是這些“更正”方式有損人格。至少，出版商希望將翻譯與第三方評論結合起來，如在文本中直接插入括號，原因是出版商在所謂的“出版這本書有危及生命的情況”而搖擺不定。如果出版商想在秦郁彥和《南京辯論》的其他作者文章中插入帶括號的第三方評論，他們會作何感想？

《南京辯論》第15頁中插入了一個括號，在括號里秦郁彥淡化1982年日本教科書中有關“南京”解釋的爭議，將其簡化為“所謂的”日本政府試圖用“進入”一詞取代“侵略”和“入侵”，據稱這只是因為“一名記者對教科書授權程序的誤導性報道”而曝光。吉田俊展示了這種描述的膚淺。吉田俊在傅佛果所編的書中總結道：“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政府試圖在歷史教科書中淡化亞洲—太平洋戰爭的侵略性”，并列舉了1982年五個淡化成功的具體實例。即使秦郁彥試圖將注意力限制在“入侵”和“進入”這兩個詞上，這種淡化也是虛構派作者們所共有的，是不合時宜的。吉田俊還講述了早至20世紀50年代中期，“文部省曾要求”取代的恰恰是這些詞。

秦郁彥1998年所寫的《事實vs傳說》一文中所列的“張純如《南京浩劫》勘誤表”需要更多的解釋是合理的。傅佛果的《爭議》一文引用了該勘誤表，他寫道：“幾乎理解和認同勘誤表中的所有觀點。”除了下文將討論的死亡人數和照片問題（勘誤表第12和13條）之外，秦郁彥只選擇論證了他列出的勘誤表中的一條，由于這也是勘誤表中的第一條，因此應該是重要的。這一條涉及日軍陸軍軍官長勇，他自稱以朝香宮的名義向所屬部隊下達了處決戰俘的命令。秦郁彥沒有說張純如張冠李戴，也沒有說長勇瞎吹牛，更沒反駁長勇不在現場，故不大可能做過這種骯臟的事或為高官開脫罪責，而是稱張純如稱他為“勇大佐”，搞錯了長勇的姓和名。秦郁彥稱，她將長勇的名字與日語“大佐”搞混了，這是“任何在日本出生和長大的人都不可能犯的錯誤”。這是勘誤表第1條的唯一內容。

這看起來根本不是什么驚天動地的錯誤，甚至不清楚秦郁彥是否正確地找到張純如錯誤的資料來源。長勇當時只是一名中佐，而不是大佐，不過秦郁彥淡化了這一錯誤，稱兩者的區別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既然“日軍軍官軍銜不準確”是張純如的批評者所強調的錯誤類別之一，那么其中的一些錯誤也許也是微不足道的。理查德·斯托里（Richard Storry）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研究日本史的歷史學家，在推薦另一本書時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很好的詮釋，盡管那本書“充斥著相對不重要的拼寫錯誤，例如日本姓氏”，但他仍然竭力推薦。既然“名字拼寫錯誤”是張純如的另外一類錯誤，那么其中一些勘誤也許并不重要。

秦郁彥的《事實vs傳說》一文根本沒有討論勘誤表第2-第11條，這種省略很能說明問題，因為大多數要么本身就是錯誤的，要么是未經證實的，或者是無關緊要的，這些勘誤幾乎算不上及格，尤其令人驚詫的是，它是出自秦郁彥這樣一位有研究能力的歷史學家。

秦郁彥接著跳到勘誤表第12條——關于南京大屠殺中被殺和被強奸人數的爭論。秦郁彥1998年的文章是《南京辯論》中為數不多的涉及強奸的文章之一。張純如指出，“估計有2萬-8萬名中國婦女被強奸”。秦郁彥不否認有這樣的估計，而且他沒有試圖論證2萬或8萬是錯的。他也不否認強奸的發生，也沒有給出他的估計，至少在他的英文翻譯作品中沒有。那么他對張純如的“勘誤表”說了什么？秦郁彥只爭辯說2萬-8萬是一組“非常粗略的統計數據”，他抱怨說，這是事實。當被問及秦郁彥在一次電視節目中所描述的兩個估計的被強奸人數之間的“巨大差距”時，張純如解釋說，“事件的性質使得出一個確切的數字成為不可能”，這也似乎是事實。在沒有試圖證明有其他的可能時，秦郁彥指責張純如在強奸數字方面存在史實錯誤，這反映出他令人難以置信的傲慢態度。

秦郁彥的勘誤表第12條的另一半是關于“南京”史學研究爭論的前沿——死亡人數。每個關于該問題的權威性解釋和每一個證據都有疑點，幾乎所有的問題本身都存在問題。過去和現在的死亡人數估算是針對不同的地理范圍（40平方公里城墻內的城市、郊區或8400平方公里的南京特別行政區（南京特別市——譯校者），其中包括6個相鄰的縣）、不同的時段（數天、數周甚至數月）和不同類型的受害者（士兵、俘虜、平民和介于兩者之間的人）。有人可能會合理地選擇引用戰后審判的司法調查和判決結果作為結論，但這種結果本身也存在巨大的差距，在10萬（對松井的判決）或者超過20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多數判決書）以及超過30萬之間（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的判決）。審判本身的公平性和管轄權也存在爭議。秦郁彥在批評張純如有關強奸人數的估計后，緊接著表明了幾乎相同的觀點，也承認不可能知道準確的數字。

張純如說了什么來支持她就這個問題的開場陳述（“最保守的估計數字”是26萬，而“最多”是35萬）？她引用了當時在南京的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的證詞，“這種殺戮的范圍如此之廣，以至于沒有人能給出全面、準確的描述”。這可能是為了解釋貝德士自己估計的大約4萬人，張純如在書中沒有提到這一點。她列出了一系列估計數字和7位估計者，從43萬（“中國軍事專家”劉方楚——音譯）到3000（“一些日本人……”），包括了當時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約翰·拉貝估計的5萬-6萬人，秦郁彥估計的3.8萬-4.2萬人。張純如詳細描述了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歷史學家孫宅巍的研究，孫“計算出南京大屠殺的死亡人數超過227400人”。她討論了一名日本戰俘關于掩埋和拋棄尸體的供述。張純如認為“南京的埋尸記錄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死亡人數至少在20多萬”。她還提到了吳天威、尹集鈞和史詠其他幾位作者，這些人的研究認為死亡人數均超過30萬。

張純如有幾處夸大的敘述。首先，她估算的26萬并不是她所稱的“最保守的人數”。她稱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得出的結論是南京大屠殺期間26萬人被殺害，并給出一份來自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檔案。法庭的判決卻是“在六個星期內超過20萬名”平民和戰俘被殺。而26萬的數字出現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檢方人員總結埋尸情況的文件中。張純如在她的書的第4頁中更準確地將其描述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專家”而非法庭判決。她本應該保持這個立場。事實上，她本可以說明26萬源自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一份內部記錄，暗示判決書中所指的“20多萬”的“多”是可以延伸的范圍。至少那樣的話，問題就僅限于證據本身，而不是張純如對證據的利用。

其次，張純如稱，“有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日本人自己相信，南京大屠殺中的死亡人數可能高達30萬人”。她指的是日本外相于1938年1月17日向華盛頓特區（日本使館）轉發的消息。該文件顯示外務省得知死亡30萬的說法，但將其延伸到外務省“相信”就言過其實了。張純如在《南京浩劫》一書的平裝本中做了更正，在相關腳注中添加了以下內容：“曼徹斯特衛報記者田伯烈（H.J. Timperley）最初撰寫了這篇報道，但在上海被日本審查員扣留……他估計的30萬死亡人數后出現在日本外相廣田（簽發的）發往華盛頓特區的電報中。這則信息的意義在于，日本政府不僅知道田伯烈給出的30萬人的數字，而且當時試圖封鎖這一消息。”事實上，外務省當時注意到這一事實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發現，如果第一次就妥善處理，應該不會對《南京浩劫》一書有不利的影響。

第三，張純如并沒有決定性地證明她開篇所提的死亡人數的范圍，至少，如果有人不接受軍事法庭的判決作為辯論的依據的話，情況會是這樣的。即使她專門用10頁左右的篇幅討論這一復雜問題，她也做不到這一點。然而，她的確展現了當時和后來存在著大量證據、調查結果、研究成果和個人觀點，暗示對死亡人數問題的一個正確答案是“許多”。

相比之下，秦郁彥是如何做的？他在2007年發表于《日本回聲》上的《南京：“大屠殺”的建構》一文中指出，1939年由澳大利亞記者田伯烈編著的《戰爭意味著什么：日軍在中國的暴行》是30萬死亡人數的估算來源。秦郁彥抱怨田伯烈為寫該書“接受了國民黨政府的資助”并且是“國民黨的代理人”。考慮到《日本回聲》隱瞞了外務省的資助，這一說法就很有諷刺意味了。秦郁彥堅稱該書作者田伯烈“完全缺乏資料來源和證據”。然而，在秦郁彥文章的下一段中，他將田伯烈所稱的死亡30萬人的來源歸因于1937年12月蔣介石在南京淪陷后的一份報告，并承認“提供給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數字與中國年度傷亡統計數字大致相當”。他批評田伯烈“盡管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報告的這個數字約為4萬人，他仍選擇了30萬名士兵和平民被非法殺害”。然而在緊接著的一段文字中，秦郁彥正確地指出田伯烈所寫的傷亡人數是整個華中地區的，而不僅僅是南京。正確無誤的歷史學家秦郁彥總是與好爭辯的秦郁彥過不去。

秦郁彥在其《南京暴行：事實vs傳說》（載《日本回聲》1998年8月）一文中概述了他的計算結果，雖然到2007年他將最初估計的3.8萬-4.2萬“被非法殺害”的人改為“實際數字很有可能遠低于這個數”。實際上，他在2007年的《南京：“大屠殺”的構建》一文的標題加了引號，暗示蔑視或懷疑。秦郁彥所列估計死亡人數的表格資料比張純如的范圍更廣，從“很少幾人”到100萬不等。秦郁彥設定了估計時間參數（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后六周，與東京審判中使用的相同）和地理范圍（城墻內市區和鄰近的郊區）。

瀏覽秦郁彥的各種估計，其專注于“非法”屠殺的人數。他在2007年《日本回聲》上的文章中四次強調了這一點。他排除了那些在戰斗中陣亡的士兵、因戰火或疾病死亡的平民，以及顯然丟棄了軍裝被處決的士兵（或從來沒有穿軍裝者）。日本在整個中日戰爭中的任何殺戮如何是合法的，他沒有解釋而是假定。正如秦郁彥和其他人所承認的那樣，這是一場侵略戰爭，并實施“現地征發的政策”，日本軍隊在中國的任何暴力怎么可能是合法的？

“戰爭法”無法為日本軍隊的殺戮開脫，因為發動這場戰爭是日本政府自己深思熟慮的決定。作為當時的“戰爭法”，1907年的“海牙公約”規定要么宣戰，要么發出帶有宣戰條件的最后通牒。日本帝國政府決定不向中國宣戰，因為其考慮了法律上的不利因素（如觸發美國法律中的武器禁運條款）超過法律上的好處和相關要求。因此，這場戰爭始終被稱為“支那事變”。 由于拒絕承擔法律責任，所以當時“戰爭法”中的法律利益，即“合法屠殺”不復存在。根據日本自己盤算的決定，日本軍隊殺死任何人的權利從一開始就沒有法律效力。

武藤章——這個發動侵華戰爭、推動攻占南京，并在日軍占領南京的第二天就到南京的日本陸軍重要角色，解釋了不宣戰的決定對中國俘虜命運的意義。武藤在東京審判中作證道：“中國俘虜是否會被宣布為戰俘的問題是一個很棘手的難題，最終在1938年決定中國俘虜不作為戰俘處理，因為中日沖突被正式稱為‘事變’”。

戰爭罪的被告在東京審判中直到最后仍堅持這一說辭，他們辯稱，“戰爭規則不適用于在中國的敵對行動，而且中國戰俘無權享有戰俘的地位或權利”。因此，中國士兵脫掉軍裝這件事其實無關緊要——根據日本政府高層的決定，日軍認為他們所有人，無論是否穿軍裝，都有正當理由可以殺死 。歷史學家佩恩（S.C.M Paine）引用了日本的證據，說戰爭結束時只關押了56名中國戰俘。

雖說如此，但秦郁彥所取得的最大成就表明了死亡人數辯論的難度。他考慮過，但認為口述史、埋尸記錄、其他日本歷史學家的估算、數據抽樣和人口數量等研究方法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問題。他將日軍戰斗詳報設定為研究的主要依據，原因是這些戰斗詳報是“作為未來授予勛章的參考”而保存的。這些報告提及“消滅”敗殘兵和“處置俘虜”。不幸的是，僅有30%的與南京相關的戰斗詳報被發現，對此秦郁彥承認，“用發現戰斗詳報大隊的行動推測其戰斗詳報沒有被發現大隊的行動很難達成共識”。秦郁彥的調查結果與戰敗后日本陸軍銷毀了70%文件的估計是一致的。

這種瘋狂銷毀文件的行徑常被那些要求提供書面證據的人所忽視，而秦郁彥表明了文件的銷毀與此類證據存留的關聯度是多么大。令人震驚的是，東京大學的一位歷史學家2012年在哈佛大學出版的一本書中稱，日本的檔案目前仍在被銷毀。

最后，雖然沒有明說，秦郁彥的研究偏好顯示就算所謂“溫和的學者們”也會有多么大的分歧。例如，大衛·艾斯丘說，秦郁彥所依據的陸軍戰斗詳報在彈藥消耗和日本士兵陣亡等方面是準確的，但在其他方面不可靠，包括中國士兵陣亡人數。秦郁彥以反駁艾斯丘所依據的南京人口統計回敬了他， 因為“這段時間的人口流入和流出數是如此之大，可能無法得出一個相當準確的數字”。艾斯丘對平民死亡人數“從3400人到5000人”的估計在《南京暴行（1937-1938）》第112頁中有所論述，但在《日本回聲》或《南京辯論》中并未提及。

同樣，雖然秦郁彥強調了拉貝的5-6萬人估計，但歷史學家卜正民寫道，這個估計不包括被處決的俘虜，卜正民和傅佛果都指出，拉貝無法得到城墻外和外國人視野之外的屠殺情況?！赌暇┍┬校?937-1938）》一書中有一篇論文認為，“中國人在南京特市之外地區的受害程度遠大于城墻內的”。

與張純如一樣，秦郁彥的數字統計，正如他自己聲明的那樣，也是建立在不確定的基礎上。但是與張純如一樣，他也表明有大量證據、調查結果、研究和看法暗示對死亡人數問題的一個正確答案至少是“許多”。

雖然歷史學家和其他人可能永遠會爭論死亡人數問題，但有一個實體，即戰后包括外務省在內的日本政府其爭論和否認的自由似乎會受到很大的限制。通過1951年《舊金山和約》恢復主權的日本政府受制于東京審判和其他戰爭罪行審判的判決。然而，盡管日本政府幕后出資和發行的角色沒有被披露，但在《日本回聲》10年關于“南京”的刊文顯示這些判決的確受到了挑戰。

秦郁彥的勘誤表以第13條結束了他對張純如的批評——《南京浩劫》使用了11幅“斬首和性犯罪”的照片。秦承認“這些都曾出現在不同的地方，不會讓研究這個專題的專家感到驚訝，但肯定會對那些第一次看到照片的人產生相當大的影響”。他聲稱這11張照片都是“贗品、偽造和合成”的。他并未詳細論證自己的斷言，只是討論了其中的4張照片，并且沒有試圖證明其中任何一張是偽造的。他堅持說有一張純如所用的地上排成一排被砍掉的頭顱的照片是1930年被處決的土匪，但也沒有提供任何證據。

即使秦郁彥成功地損毀了張純如書中的照片和文字說明，的確這是全書存疑的部分，但他也是得不償失的。秦郁彥通過對陰影和軍裝的分析爭辯稱，有一張日本士兵在炸彈坑旁觀看用刺刀刺死被捆綁的“囚犯”的照片，一定是冬天攝于南京以外的地方，更糟糕的是，他說這張照片是美國媒體獲得的。他的分析在英語著述中似乎沒有受到質疑，但這張照片也支持秦郁彥所承認的“日本人在中國大陸犯下了許多野蠻行徑”的看法，畢竟有許多炸彈坑。

接著，秦郁彥仔細分析了一張半裸女性的照片，據稱這張照片來自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美國人喬治·費奇（George Fitch）的收藏。秦郁彥懷疑照片的來源，稱照片中的男子穿著便服，“他的帽子和面部表情都不像日本人”。然而，秦郁彥引用一位日本后勤保障的高級官員的話，承認變態的照片在當時廣為流傳。一名日本憲兵的工作是，燒毀在寄往日本的郵件中發現的所有“淫穢”照片，但他告訴這位高級官員，他可以“隨心所欲”。這位高級官員描述了一張與前面提到的照片沒有什么不同的照片。

最后，秦郁彥轉向一張“更為嚴重誤傳”的婦女和兒童在護送下行走的照片，并揭示了他的驚人發現——張純如將這些婦女與輪奸、“慰安婦”聯系起來。對這種事是否真的發生過的懷疑幾乎已經不存在了，因為現在日本外務省也承認陸軍對“慰安婦”的利用涉及“性奴隸”。至于這張特定的照片，秦郁彥解釋說它來源于日本，首次出現在1937年11月10日發行的日本雜志《朝日畫報》上。就在日軍出發前往南京時，日本民眾被這張照片和一個題為《 火藥中的烏托邦 》的故事所欺騙，中國人“一邊唱歌一邊摘棉花”，流露出擺脫了中國士兵掠奪的喜悅，“由于我軍提供的保護，他們的神態輕松”。1938年3月，同一張照片還出現在“朝日”的另一本刊物上，從而巧妙地粉飾了照片兩次刊登期間南京實際所發生的事情?！懊藁ú烧摺钡臉吠烈虼丝雌饋硎且环N公關行為，旨在欺騙日本民眾。如果真是這樣，那么這是一次超出想象的公關行動。

秦郁彥隨后以張純如“似乎是第二個貝爾加米尼”的輕蔑評論結束了《南京辯論》。秦郁彥至少有一點是正確的，到2008年《南京辯論》出版時，張純如和貝爾加米尼都已去世，因此，那些在《南京辯論》中撰稿或重新發表文章的人可以不用擔心他們攻擊的目標會作出回應了。

阿爾文·庫克斯和《喚醒舊傷》

阿爾文·庫克斯（Alvin Coox）是著名歷史學家，他曾是美國陸軍和空軍作戰分析師，后來任職于道格拉斯·麥克阿瑟日本研究部。他在日本生活的14年期間，與人合編了《東方·西方》雜志，這是一本關于日本問題和文化的英文雜志。1964年到 1995年間，庫克斯在圣地亞哥州立大學任歷史學教授。雖然他是親日派，但他的工作并未被扭曲真相的偏見所左右，他與希拉里·康羅伊（Hilary Conroy）共同編了一本書《中國和日本：尋找一戰后的平衡》。

庫克斯是一位多產學者，并得到令所有歷史學家羨慕的書評。庫克斯的第一本書《虎年》的部分內容收錄在《南京辯論》中，下文將對此進行討論。理查德·斯托里（Richard Storry）寫道：“他一貫準確，顯示出對日本資料的嫻熟掌握。”另一位受人尊敬且常被引用的歷史學家詹姆斯·克勞利 （James Crowley）認為：“《虎年》是一部文字表達非常清晰的書，這本書的出色之處在于吸引人的隱喻、令人信服的文體以及對日本軍隊派系政治、競爭和細微差別的掌握和豐富的插圖。”

庫克斯的代表作為《諾門坎：日本對抗俄國（1939）》（以下簡稱《諾門坎》），這本1253頁的書被馬克·佩蒂（Mark Peattie）描述為：“一本由作者獨立撰寫的關于現代亞洲軍事史最好的英文研究著作。事實上，可以說它是任何時代和任何語言中軍事史的經典。”

庫克斯為寫《諾門坎》一書，采訪并得到了400份口述史料，據說他采訪了幾乎所有參與這場短暫且殘酷戰斗幸存的俄羅斯或日本老兵。庫克斯認為，考慮到日軍在戰爭結束時對軍方文件的蓄意毀壞，口述史的利用至關重要。一個日本退伍軍人團體稱，他們把《諾門坎》的英文版祭獻給靖國神社的內部神龕。這種做法反駁了那種在追求歷史真相中應該摒棄口述史的主張，這種主張反復出現在“慰安婦”問題的爭論中，也出現在對《南京浩劫》的批評中。

庫克斯的《喚醒舊傷》是他在《日本回聲》雜志上最后一篇這一類的文章，該文在他久病去世后才在《日本回聲》上發表。與傅佛果的文章一樣，庫克斯的文章最初并不是為日本讀者寫的，這表明該文是《日本回聲》的約稿。這篇文章匯集了《南京浩劫》中“具有代表性的謬誤和錯誤表述”，并逐一加以反駁。憑著歷史學家庫克斯的學術水平和聲譽，他的文章無疑給《南京浩劫》的可信度造成了嚴重影響。

然而，尚不清楚是否庫克斯獨自撰寫了這篇文章的全部或大部分內容。這篇文章與庫克斯的其他文章很不一致，那些文章的不少觀點實際上駁斥了《南京辯論》中許多關鍵的說法，而這篇文章的語氣與庫克斯的一貫文風格格不入，甚至這篇文章的標題《喚醒舊傷》帶有某些歷史最好被遺忘的懇求，這有違一位畢生發掘日本歷史（既有光彩的也有骯臟的內容）的歷史學家的風格。正是這位歷史學家面對日本有計劃地銷毀定罪證據的做法曾經表達過遺憾和懊惱。他說：“如果我是一名歷史學家或者是任何一位對這一時期感興趣的人，看到8月15日后日本發生的事情都會心碎。整個東京被焚燒文件的黑煙所籠罩。”

另一個與其前期作品風格不符的線索是沒有引文。庫克斯習慣于讓他書里的歷史人物為他們自己發聲。他的第一本書，即下文討論的《虎年》就是一個例子，書中廣泛援引了許多國家的外交、軍方和新聞資料，但在《喚醒舊傷》中卻沒有引用張純如的一個字。《喚醒舊傷》從來沒有指出張純如的“謬誤和錯誤表述”出現在哪一頁，只讓讀者自己尋找或不加懷疑地相信。庫克斯的《諾門坎》一書的注釋共有114頁，2226個，而《喚醒舊傷》連一個腳注也沒有。這些缺失特別能說明問題，因為文章中提到許多所謂張純如的“謬誤和錯誤表述”與她實際所寫的內容幾乎不相干。因為沒有注釋，讀者也無法從庫克斯的大量歷史著作中找到這類歪曲。如果有一個身份不明的捉刀人那這對張純如和庫克斯都不利。

張純如的第一個所謂的錯誤表述是她稱“直到張純如的書出版，沒有任何非小說類出版物實質性地討論過發生在‘南京’的細節”。據說這是錯誤的，因為庫克斯在《虎年》中寫過。張純如沒有說過此前沒有一本書提到或討論過日軍南京暴行，而是她認為沒有英文專著“專門致力于大屠殺的研究”，“還沒有人寫過一本全書記述南京暴行的非小說類英文專著”。《虎年》不符合“全書敘述南京暴行非小說類英文專著”或是“專門致力于”南京暴行的書，因為全書共162頁，涉及南京暴行的部分只有6頁。然而這6頁中所記述的內容卻令人震驚。庫克斯在書中寫道，南京在1938年3月之前“不知道和平，只知道刀劍”，庫克斯很欣賞地引用了一位美國官員關于“日本軍隊的絕對野蠻行徑，其軍官對這類行為毫無管束的意愿”的話，他還引用了羅斯?？偨y的陳述：“日本士兵甚至軍官肆意強奸中國婦女?！睅炜怂惯€根據中立的目擊者的報告說，1938年5月日本占領蘇州后，“重現了”南京“搶劫、強奸、酗酒和謀殺的狂歡”。庫克斯在《虎年》中還說，日軍陸軍部長和次長被迫辭職，以便給南京和蘇州暴行發生期間的和談讓路，暗示日軍的恐怖行為與企圖阻止外交談判之間的聯系，軍方不信任和唾罵外交談判。在庫克斯在該書其他地方補充說：“發了瘋的日本士兵變得狂暴失控?！?/p>

《喚醒舊傷》說張純如自稱，只有她的書才“首次披露了居住南京的納粹黨員約翰·拉貝竭力拯救中國人”的事跡。據說這是錯誤的，因為庫克斯于1964年出版的《虎年》一書，揭示了一份美國國務院的解密檔案，內容涉及一名匿名的納粹（拉貝）提到日本軍隊在南京施暴的六周期間，是“野獸機器”，并描述了“非人道行為”。但張純如從未聲稱自己是第一個“披露”拉貝的人，這對張純如來說這本身就是很荒謬的。正如《喚醒舊傷》的作者所認為的那樣，約翰·拉貝在1964年之前就已經不是什么秘密了。日軍到來時，拉貝是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田伯烈在其1938年出版的書中經常提到拉貝和他的事跡。事實是張純如說，拉貝回到德國后“就從所有的記錄中消失了，他的下落讓學者們困惑了幾十年”。后來拉貝的命運軌跡及其日記是張純如幫助發掘的。至于美國國務院的文件，那是庫克斯的重要發現，這也與他發掘新證據的技能一致，但（文章的亮點）不是因為《喚醒舊傷》中所斷言的那樣是“第一個”揭示拉貝救援難民的事跡。

《喚醒舊傷》接著稱，張純如的“30萬或更多的平民被屠殺”說法“既誤導又不準確”。盡管庫克斯承諾會反駁張純如的“謬誤和錯誤陳述”，但這篇文章卻完全沒有進行數字分析和估算。在以數字問題為誘餌吸引讀者后，文章立即轉向責怪中國人的錯誤：他們為什么不投降？為什么不有序撤退？但戰爭本質是混亂無序的，這是庫克斯所有著作所展示的。另外，日軍竭力破壞中國軍隊的凝聚力，從而阻止了在南京保衛戰中出現所謂理想的投降，這些因素《喚醒舊傷》的作者都沒有考慮，同樣，也沒有考慮前文提到的張純如對中國軍隊決策的具體批評。

與傅佛果的文章一樣，《喚醒舊傷》也嘲諷張純如關于在日本研究南京暴行有遭到人身威脅的風險。不過，至少《喚醒舊傷》所描述的比較接近張純如的表述。但庫克斯在《皇軍》一書前言中曾記述了1955年一篇關于日本731部隊文章引起的“激烈的爭論”，以及1957年一本關于日本在中國暴行的書的出版所引起的“更為暴力的反應”，導致該書被下架，并由于“憤怒的右翼分子”的壓力而被禁止再版。奇怪的是，《喚醒舊傷》本身為張純如提供了間接的支持，作者于1998年7月在東京進行計算機檢索，只找到五六十年代的兩本有關“南京”的日文書。庫克斯在《未戰之戰爭》中有關口述史藝術的講座里為他在研究中僅損失5年感到惋惜，在此期間他“記憶退化和遠離現實”，影響了他探索歷史的能力，而《喚醒舊傷》卻證明了這不是5年而是20年。

《喚醒舊傷》還攻擊了張純如對待日本裕仁天皇的態度，或許沒有其他指控能更好地顯示張純如的書與她在《南京辯論》中被妖魔化為“反日女妖”之間的巨大區別?！秵拘雅f傷》勾勒了一個古希臘神話中鳥身女妖的形象，聲稱張純如得出結論：“裕仁天皇參與了南京事件的犯罪行為”，并不公正地依據了貝爾加米尼的資料，但張純如的書中并無此說，相反，她在書中（176-180頁）有關裕仁角色的討論是客觀、平衡甚至是巧妙的，考慮到她對裕仁天皇和朝香宮逃脫了對其戰時的角色最簡單的詢問所表現的明顯憤怒，她在書中對裕仁所起作用的理性討論更令人吃驚。張純如認為這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并沒有斷定“裕仁參與了”，因為日本投降時日方銷毀了許多文件，“今天幾乎不可能證明裕仁天皇是否計劃、批準，甚至了解日軍在南京的暴行”。她補充說，“我們可能永遠不會確切地知道裕仁天皇在大屠殺發生時收到了關于南京的何種消息”。

不過，張純如搜集到裕仁知情和參與的間接證據（南京是當時的頭版新聞，裕仁的兄弟后來稱，向他報告過一些零散的信息。裕仁對南京被占領表示高興，后來表彰了陸軍指揮官），但她謹慎地對待這些間接證據，沒有夸大其具有結論性。2000年因出版裕仁傳記而獲得“普利策獎”的赫伯特·比克斯（Herbert Bix）曾對張純如說過一些想法，在他看來，裕仁不知道大屠殺是“不可思議的”。但張純如并沒有得出這樣的結論。

在這些敘述中，張純如揭穿了有關裕仁天皇的辯論真相，正是在這里，她提到了貝爾加米尼的《日本天皇的陰謀》一書。張純如并沒有像《喚醒舊傷》中所說的那樣，將貝爾加米尼的書作為給裕仁定罪的決定性證據，而是遺憾地認為這只會增添困惑。她寫道，貝爾加米尼的書“可能是唯一一本試圖解釋裕仁參與屠殺的英文書籍”，她提到“可信賴的歷史學家”認為貝爾加米尼引用了不實的消息來源，或神秘的匿名線人聳人聽聞卻無法證實的信息”。張純如還引用了拉納·米特（Rana Mitter）的話，“沒有一位有名望的日本歷史學家相信日本有一個預先謀劃好的陰謀來征服世界”，而這正是貝爾加米尼的書的核心部分。張純如還用整整一頁的篇幅駁斥了所謂的“田中奏折”，這份1927年的文件概述了日本征服世界的野心，她說，“學者們普遍認為它是偽造的，可能來自蘇俄”?！胺慈张睆埣內鐜缀鯖]有自找麻煩加以利用。

就其本身而言，《喚醒舊傷》試圖通過膚淺的論述來證明裕仁天皇是清白的，即裕仁天皇“不太可能”串通他的親戚朝香宮，而為什么會這樣《喚醒舊傷》作者卻沒有解釋。相反，作者認為，如果中國人真的相信裕仁天皇有罪，他們就會追捕裕仁。不過，兩句話后，文章又承認戰后出于政治上的考慮，使得裕仁避免了中國的起訴，在東京審判中也是如此。

然而，《喚醒舊傷》最可笑的一點是，其把南京大屠殺歸咎于幾個害群之馬，宣稱“沒有發現任何證據支持日本在南京或整個中國被占領區實施恐怖主義和種族滅絕政策”，但向士兵發出過的“把上海以外的所有中國人作為交戰人員，殺死他們并摧毀他們的家園”的命令和后來在華北采取的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殺光、燒光、搶光），就這些事實而言，上述觀點難以自圓其說。

相反，《喚醒舊傷》將屠殺歸咎于無所不在的日本軍官長勇，其職業生涯“充滿了不服從指揮的行為”，據說他對日本士兵在南京不服從命令負責。第十六師團的師團長中島將軍是一個脫離憲兵（約束）的“不守規矩的虐待狂”。發生在南京的暴行只是“一段反常的歷史”。《喚醒舊傷》從未解釋為什么像長勇這樣不服從命令的麻煩制造者會出現在朝香宮身邊，并掌握生殺大權，或者為什么像中島這樣的虐待狂會控制這座城市的大部分地區。然而庫克斯的《虎年》提供了解釋——這些人是戰爭鷹派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他們主導了日本軍隊，是戰爭的主要推動者?！痘⒛辍芬脖砻鳎@些人在南京淪陷后強烈反對任何外交和談的努力，特別是反對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的調停。對日本陸軍來說，他們一直被一種觀念所左右，那就是日本外交官葬送了陸軍過去對中國和俄羅斯的輝煌戰績所創造的機會，南京的恐怖行動破壞了令人憎惡的外交。也許這就是南京混亂持續了那么久的原因之一。

《喚醒舊傷》一文以一個反問句結尾——“張純如的同情心難道不應該用到愈合傷口而不是讓其復發嗎？”（該文發布在維基百科上，在那里每天每夜近七年的時間里它都可以再次喚醒傷痛），作者還進一步希望“張純如的才華被用到療傷而不是報復方面”，但似乎不希望《喚醒舊傷》或《南京辯論》的其他文章也做出這樣的努力。這就忽略了張純如是如何結束她的書的。盡管她對日本人在南京以及此后多年的行徑表達了明顯而毫不含糊的憤慨，但最終她并不認為日本人是特別邪惡的。相反，她用這段話警示世人，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表述在世界范圍內引起了越來越多的共鳴：“我不得不得出結論，日本在二戰期間的行為，與其說是危險人物的產物，不如說是危險政府的產物，在脆弱的文化中，在危險的時代，政府能夠向人們兜售危險的理由，雖然人類的本能告訴他們這些理由并不合理……純粹的集權政府是致命的——只有絕對不受約束的權力才會使南京大屠殺這樣的暴行成為可能?！?/p>

結語

張純如的《南京浩劫》是一部顛覆性的作品，而不僅僅是一個被世界所接受的、對“南京”的淺薄的論述，它同樣也顛覆了學術界。任何知名的英語歷史學家完全可以同樣大規模的利用檔案，并撰寫他們自己版本的“南京”。然而，該領域留給了張純如。年輕、女性，而且來自非歷史專業（新聞專業），張純如的例子表明，局外人也許比專家更有說服力、更成功地研究和解釋歷史。張純如曾談到“一個人的力量”能在世界上產生巨大的改變，并“動搖整個權力結構”。

張純如的全球影響力和圖書銷量令《日本回聲》的作者們感到不適。傅佛果抱怨張純如“只是一名記者”，這就解釋了他所認為的張純如“對她所寫書的主題的非常無知”。他痛惜道，“我們對公眾的影響永遠無法接近張純如的影響”，而且“她的書已經銷售了成千上萬冊”。圖書的銷量和影響也使秦郁彥沮喪。然而，任何辯解說他們只是擔心因該書的傳播對“南京”產生錯誤的看法都顯得蒼白無力，原因是他們在《日本回聲》中的批評文章嚴重歪曲事實并漏洞百出。正是他們受人尊敬的專業聲譽，這些充滿錯誤的文章可能對張純如和《南京浩劫》在學術界乃至世界的聲譽都產生重大影響。

學者可以像任何人一樣自由地支持某一方，并寫出自己的憤怒感，但這與對張純如的批評有一個巨大的區別。 張純如出于憤怒和激情寫作的事實是顯而易見的——這種情緒明顯地跳動在字里行間。她讓讀者看清她憤怒的緣由，從而在這場爭論中保持他們自己的立場。張純如的書并沒有隱藏在學術的外表下，也沒有像《南京辯論》那樣藏匿于歷史研究的“現代、科學標準”的虛假宣傳背后。

另一個不同之處在《南京浩劫》里，張純如確實在幾個關鍵問題上讓憤怒壓倒了客觀性，這在對朝香宮和裕仁的處理中表現得最為清晰，在她的敘述中，他們可能從一開始就要扮演了禍首的角色。

相比之下，《南京辯論》卻充滿惡意。《南京浩劫》給了客觀的評論家很多言說的空間：與死難者數字和一些照片有關的問題，理性的普通人可能對張純如開出的醫治創傷的處方（道歉、賠償）也持不同意見。書中也存在一些史實錯誤，如果批評者就事論事指出史實錯誤或觀點錯誤，實屬正常，但事實并非如此。也許意識到真正客觀的評論將使《南京浩劫》的名譽和可信度保持完好無損，《日本回聲》的作者們因此采用了一種張純如必須被摧毀的策略，由此他們試圖徹底詆毀《南京浩劫》和張純如的名譽。一個虛構的、完全負面的張純如和《南京浩劫》由此產生。這一驚人的結果源自世界上一些最優秀的專業歷史學家的筆下。

大衛·艾斯丘在談到張純如時，也脫掉了客觀和科學史學的外衣，并屈從于小題大做的沖動，聽起來像是傅佛果式的言論。盡管《南京浩劫》這本書含有一頁又一頁引用當事人的書面記錄和證詞，但他聲稱張純如的書“不能被看作是依據一手資料的真正研究”，并且“她的主張缺乏真正的證據”。艾斯丘指責像張純如這樣的作品“不太可能嚴格遵循任何實證標準，以證實當事人的言論”。艾斯丘稱張純如的方法“松散、不嚴謹”。在其他場合，他還稱這本書“只能被描述為頻繁作假或虛構”，盡管他沒有提供一個例證。

公平地說，上述“決斗”只是歷史研究“搏擊俱樂部”的一部分。歷史學家之間相互交鋒，他們的爭論可能不遵循“昆斯伯里侯爵”式的規則。但在這里，日本外務省將手放在了辯論天平的一邊。《日本回聲》從好斗的戰士中挑選出尖銳的武器，然后，外務省將這些武器分發給“英語輿論制造者”。盡管“以平衡的方式加強國際公共關系”是《日本回聲》的辦刊標準之一，但日本有關“南京”的許多其他觀點都被壓制了。盡管那些在“臺下”的日本學者的文章沒有在《日本回聲》上刊發，但一些內容被《日本回聲》上的文章引用，以證明張純如的無知，這使人想起了羅什福科（Rochefoucauld）的名言——“虛偽是卑鄙向美德的致敬”。

外務省的干預之手隱藏在幕后。如果在關鍵之處披露外務省與《日本回聲》的聯系——在《南京辯論》的書中及刊發在《日本回聲》上的前述那三篇文章——便會提醒讀者注意潛在的偏見，并使人們更加注意“廣告”與“產品”之間的“巨大差距”。然而，實際情況并非如此，讀者和張純如反而成為偷襲的對象。

最后，就像前文討論的戰前日本的公關行動一樣，外務省隱藏自己的角色，其結果適得其反，因為這種做法讓人們質疑日本戰后道歉的誠意，甚至是其接受戰爭罪判決的條約義務——至少顯得日本政府在說謊。

“公關”及其變體“宣傳”作為戰時武器已不是什么新聞，但精選《日本回聲》十年刊文的《南京辯論》是南京暴行70 周年給英語世界的獻禮。雖然戰斗已經結束，但“支那事變”似乎還在《日本回聲》和《南京辯論》等刊物和書籍的努力中蹣跚前行。在此過程中，隨著“南京”的辯論終于逐漸平息，庫克斯教授在以中國農歷新年虎年為名的著作《虎年》中的最后一句話卻還在回響：“穿過長江三峽，一百萬日軍帶著槍炮和馱馬向西艱難前行，在此過程中，在這個虎年里，‘全面勝利’的幻影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本文首發于《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2023年第4期，?作者蘭迪·霍普金斯為美國波特蘭州立大學歷史系顧問、律師；翻譯：孫遠帆、程以克；校譯：楊夏鳴。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