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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談汪小菲的物流單:人口學如何分析婚內出軌風險?

2024-03-29 17:43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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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創 嚴肅的人口學八卦組 嚴肅的人口學八卦

本文作者

廖天琪 UCLA社會學系博士研究生

本期責編

李婷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

汪小菲與大S之間蘭因絮果的婚姻故事在離婚后仍頻頻登上輿論的風口浪尖。繼前一段時間的大S再婚、天價電費、奪回床墊等八卦事件后,汪小菲近日在微博再度出招,自爆從物流單里發現大S早在離婚之前就有買東西寄到韓國給具俊燁,力證女方出軌。

在懷疑伴侶婚內出軌的時候,物流單和購物記錄似乎確實是驗證猜想的有力證據。那么從學術角度來看,人口學研究是如何分析婚內出軌的風險因素的呢?近幾十年來,中國人的婚外情現象又發生了什么樣的趨勢和特征變化?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文章便是要回答這個辛辣刺激的問題。本文來自《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2022年的特刊“性生活在中國“,作者為復旦大學的駱為祥教授和北京大學的於嘉教授。

中國人的婚外情

“中國健康與家庭生活調查”的數據顯示,95%的中國民眾認為婚外情是完全或比較不可接受的。盡管法律不再懲罰通奸行為,但民法依然保留著“夫妻應彼此忠誠“和”離婚時,若其伴侶已與他人同居,無過錯方有權要求賠償“的表述。然而,雖然社會價值觀對婚外情持負面態度,近年來該現象在我國卻呈現快速上升趨勢。2000年,僅有8%左右的中國受訪者承認曾經在一段穩定關系中有性出軌行為,2015年這一數字則超過了24%。中國的出軌率已經持平甚至超過一些發達國家,例如美國。2016年的調查顯示,美國有16.3%的已婚人士承認曾發生婚外情。面對這一令人驚訝的數據,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近二三十年來婚外情在中國的增長如此迅速?

婚外情為何發生?

已有的研究總結了外遇的三個影響因素:個人價值觀、夫妻關系和外遇機會。

其中,個人價值觀特指個人對婚外性行為的態度。研究發現男性、無宗教信仰者和來自大城市的人對外遇的態度更為寬容。對外遇的態度會影響外遇的實際行為:多項研究發現對外遇持更加寬容態度的人群中外遇的實際發生率更高。

在夫妻關系這一影響因素中,尤其重要的是伴侶雙方對婚姻的承諾。婚姻中的承諾指的是維持婚姻關系的意圖和愿望。根據投資模型的邏輯,婚姻承諾與婚姻滿意度以及對這段關系的投入程度正相關;婚姻承諾又與其他性伴侶的質量呈負相關,也就是說,婚姻承諾度高的夫妻之間外遇的可能性更小,而有過外遇的人所報告的婚姻滿意度也更低。一些學者發現子女的存在可以增加伴侶對關系的投入程度從而帶來更高的婚姻忠誠度。然而這些相關性存在著一些爭議,有一些研究并沒有發現婚姻不滿意度、社會背景差異和是否有子女對外遇的顯著影響。

外遇機會,即有利于外遇發生的環境因素,包括可選擇的其他性伴侶及其意愿,以及有助于維系婚外情的社會經濟資源。一部分人由于工作和生活環境的原因會有更多的外遇機會,他們可能有一份經常需要和人打交道的工作,或是住在大城市里,又或是和配偶不在同一個地方生活。伴侶雙方社交網絡的重疊度越小,性出軌的風險越高。

中國社會背景下的婚外情

關于婚外情在中國的萌芽和飆升,已有研究提出了兩種理論。第一種理論認為,個人主義文化思潮引起了人們對于婚姻、性和愛情的態度發生轉變。與強調團體觀念、需求和目標的集體主義文化相比,這種個人主義文化強調個體的身份認知、權利和需求。在婚姻中對于浪漫和性滿足的追求使關于婚姻和性行為的準則有所放松。因此,文化個人主義有可能提高大眾(尤其是已婚人士)對婚外情的接受度。

在傳統的中國社會里,受儒家觀念影響,人們對于性行為的態度是非常保守的,性行為只能發生在婚內,且性的功能主要是繁衍后代,而不是提供愉悅。隨著中國逐漸與世界接軌,尤其是在改革開放之后,文化上的個人主義思潮開始傳播開來,人們開始重視愉悅和自由,并逐漸傾向于認為婚姻是一種自我發展的手段,而不僅僅是傳宗接代的工具。在婚姻中如果有未被滿足的需求和欲望,例如愛情和性滿足,婚外情就似乎并非全無道理了。人們用于形容婚外情的語言也從“通奸”變成了“有了情人”,可見公眾對婚外性行為的態度有所變化。

第二種理論則認為經濟發展和體制性變遷為外遇的人們提供了更多機會和物質基礎。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和人口遷移的進程,人們的收入提高了、生育率下降了,其他與經濟發展相關的結構性變化也為隱秘的性行為提供了更多空間。在這些條件下,人們有更多的機會尋找潛在的性伴侶,也可以更輕易地與某人維持婚外性關系而不被發現,甚至有更多用以維護與第三者關系的財力物力。

研究發現,收入水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預測中國男性的出軌行為。收入高的人可能顯得更有魅力,他們也可能有更多的資源可以用于隱藏外遇和負擔由外遇引起的費用。同事也可能成為他們發生婚外情的潛在對象。我國內部的人口遷移現象非常普遍,對于流動人口而言,他們的配偶和家庭很可能不在身邊,因此他們可能可以更自由地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其中就包括了婚外情。尤其是在大城市里,潛在的外遇對象更多、匿名性更大、對出軌的容忍度也更高,這些環境本身就可以給秘而不宣的婚外情提供很好的掩護。

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個理論并不互斥,現代化和體制性變遷有可能引起個體觀念的轉變,反之亦然。總的來說,中國近幾十年來發生的價值觀念、社會經濟和社會結構方面的變遷都提供了促進婚外情萌芽和增長的條件。

研究方法

本文作者參與收集并分析了來自“中國人私生活質量調查”的數據。該調查在2020年通過微信和微博平臺收集了7733份受訪者的問卷,本研究采用受訪時的已婚樣本共4017人。

研究使用兩種不同的變量測量婚外情,一是受訪者在婚后是否與除伴侶外的其他人發生過性行為,二是受訪者是否在過去一年內發生過婚外性行為。

自變量包括受訪者對婚外情的態度、性生活滿意度和婚姻滿意度。作者提出了兩個預期發現:一是對婚外性行為抱有更加寬容的態度的人更可能發生婚外情,二是在婚姻中對雙方感情和性生活滿意度都較低的人更可能發生婚外情。考慮到在中國的社會背景下,可能有其他結構性因素對婚外情的發生幾率產生顯著影響,本研究也把個人月收入、每周平均工作時長、遷移經歷、是否與配偶同住、戶口性質、是否有子女、以及2020年受訪者所在市級GDP等因素納入分析模型。作者預測較高的個人收入、更長的工作時間、流動人口、不與配偶同住、居住在城市或經濟發展水平更高的地區、無子女等因素與婚外情發生幾率呈正相關。

研究采用二元邏輯斯蒂模型(binary logistic model)進行分析,所有分析模型中都加入了一系列控制變量,包括受訪者的年齡、教育水平、婚齡和健康程度。

研究發現

對婚外情的態度

2020年的調查發現81%的已婚受訪者對婚外情持反對態度,認為婚外性行為“總是錯的”或者“幾乎總是錯的”,但與2000年的數據對比下降了14個百分點。男性比女性對婚外情的態度似乎更寬容,已婚女性受訪者中有84%反對婚外情,而該比例在已婚男性受訪者中僅為76%。

來自《夫妻的世界》

婚外情比例

從實際行為來看,男性發生婚外情的比例也比女性高。2020年有26%的已婚受訪者承認曾經發生過婚外情,占已婚男性受訪者中的35%和已婚女性受訪者的23%;有21%的已婚受訪者承認曾經在過去一年內發生過婚外情,分性別比例為已婚男性受訪者中的27%和已婚女性受訪者中的19%。

婚外情持續時間

在曾發生過婚外情的受訪者中,50%左右持續時間較短,有39%的人只發生了一夜情,還有11%為長期維持的婚外情。

婚外情對象

最常見的婚外性伴侶是鄰居、同事、同學或熟人,占婚外情中的48%;其次為情人(28%)、一夜情或性約會對象(27%)和好朋友(22%);還有17%的婚外情屬于發生金錢交易的性行為。與已婚女性相比,男性和情人發生婚外性行為的可能性更低、發生與金錢交易相關的婚外性行為的可能性更高。

性觀念和婚姻滿意度的影響

模型的結果顯示,發生婚外情的幾率與較為寬容的性觀念呈正相關,與對目前婚姻的滿意度呈負相關。有趣的是,夫妻生活帶來的肉體愉悅僅與男性婚外情幾率呈負相關,而夫妻生活帶來的精神滿足則僅與女性婚外情可能性呈負相關。由此可見,在面對婚外情的誘惑時,男人們更可能因自己婚姻中缺乏與性相關的肉體滿足而出軌,而女人們則更可能因為精神需求在婚姻中無法被滿足而出軌。

洪世賢的婚外情 –來自《回家的誘惑》

社會經濟背景的影響

收入、遷移經歷和居住安排都對婚外情發生幾率有顯著影響。控制其他變量之后,收入每增加一千元,婚外情發生優勢就可能增加2%(注:發生優勢原文為“odds”,即發生婚外情的概率除以不發生的概率)。跨省遷移的經歷也顯著提升了婚外情的可能性。和獨居相比,和配偶同住的男性發生婚外情的優勢將降低85%,女性發生婚外情的優勢將降低65%。育有子女的已婚女性與無子女的相比,婚外情優勢降低75%。農村戶口的已婚女性與城市戶口的相比,婚外情優勢降低30%。子女和戶口對已婚男性發生婚外情的幾率沒有顯著影響。生活在經濟發展水平更高的地區也會增加人們發生婚外情的風險,但是對人們在過去一年內發生婚外情的幾率沒有明顯影響。

結論

社會輿論普遍認為,婚外情比例飆升會帶來一系列不良的社會影響,例如損害人們心理健康和家庭和諧、增加性傳播疾病風險、導致離婚率上升等。盡管眼下難以預測這一趨勢將會帶來什么具體后果,近幾十年來我國婚外情比例上升背后的原因依然值得探究。

本研究認為,近年來中國社會對于性、愛情和婚姻的態度轉變以及由社會變革引起的一系列體制性變遷都可能導致了婚外情比例的持續上升。也就是說,本文開頭討論的兩個理論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支持。通過對“中國人私生活質量調查”的數據分析,作者發現較為自由的性觀念、較低的婚姻滿意度和較低的性生活滿意度會增加發生婚外情的風險,這些因素的影響在控制了其他結構性變量和人口特征后依然顯著。個人收入水平與外遇幾率呈正相關。流動人口、獨居的已婚人士和住在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區的已婚人士的外遇幾率更高。在城市居住與妻子的外遇幾率呈正相關,但與丈夫的外遇幾率沒有顯著相關性。有意思的是,妻子們的外遇更可能由婚姻中未被滿足的情感需求引起,而丈夫們則更可能因為對夫妻性生活不滿意而發生外遇。

婚外情的故事一直是明星八卦重鎮和影視劇吸睛的武器。我們熱衷于討論初婚年齡推遲、離婚率上升、離婚冷靜期等大趨勢,卻不常留意到婚外情也在變得越來越普遍這一令人有些尷尬的現象。許多平靜的婚姻之下暗流涌動,卻不是每對夫妻都能且行且珍惜。在八卦談資之外,我們期待婚外情這一人口學現象得到更多的學術討論,尤其是婚外情對性別平等、子女長期發展的影響等話題。

參考文獻(點擊閱讀原文獲取文章鏈接):

Luo, Weixiang, and Jia Yu. "Sexual infidelity among the married in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8.3 (2022): 374-397.

原標題:《談談汪小菲的物流單:人口學如何分析婚內出軌風險?》

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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