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作者為北京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的布林克利著《美國史》一書所作“中譯本導言”，本刊發表時略有刪簡。

我沒有見過艾倫·布林克利本人，不過早就聽說，他在美國史學界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看過他的簡歷，知道他生于1949年，本科就讀于普林斯頓大學，接著在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此后長期執教于哥倫比亞大學。他的學術專長是二十世紀美國史，對大蕭條、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研究建樹尤多。他的主要著作有《抗議之聲：休伊·朗、庫格林神父和大蕭條》（Voices of Protest: Huey Long, Father Coughlin,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1983）《改革的終結：經濟衰退和戰爭時期的新政自由主義》（The End of Reform: New Deal Liberalism in Recession and War，1995）《出版家：亨利·盧斯和他的美國世紀》（The Publisher: Henry Luce and His American Century，2010）等。其中有的書還拿過學術大獎。

布林克利不僅是一個著述豐贍的學者，而且也是一位出色的教師，2003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得過“偉大教師”的稱號，還曾遠赴牛津和劍橋授課。他的知名度也得益于教科書的編寫。他編過好幾種美國史課本，除開本書，還有《未定型的國家》（The Unfinished Nation）《美國史：聯結過去》（American History: Connecting to the Past）等。這些書全都定期修訂，一再重印，暢銷不衰。許多大學和中學的美國史課程，都使用他編寫的教材。

布林克利著《出版人：亨利·盧斯和他的美國世紀》

這本《美國史》，原來是理查德·柯倫特（Richard N. Current）、弗蘭克·弗萊德爾（Frank Freidel）和T. 哈里·威廉斯（T. Harry Williams）合編的教科書。布林克利于1979年開始參與這本教材的修訂，到1995年便獨力承擔了第九版的編寫。結果他使得這本教材面目一新，近于脫胎換骨，于是也就變成了唯一的作者。他帶來的最大新意在于兩個方面。一是增添了許多精選的插圖、地圖、表格和圖示，使全書圖文并茂，相得益彰；二是著力吸收美國史學的新成果，補充了有關普通人、少數族裔、婦女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內容。這本經過改寫的教科書，出版后便廣受歡迎。在1999年、2003年、2007年和2009年，布林克利又對這本書做了幾次修訂，在眾多美國史教科書中始終保持著強盛的競爭力。

美國大學的歷史教學具有多個層次，開設眾多不同類型的課程，對于教科書的需求也不盡相同，由此形成了一個廣闊的教科書市場；而教科書的編寫、修訂和更新換代，也就為職業歷史學家提供了另一片用武之地。在美國，每年出版的美國史教科書為數甚多，一種教科書要能在競爭激烈的市場站住腳，顯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布林克利編寫的這本《美國史》，不僅具有很高的學術水準，而且采取生動活潑的形式，非常適合一般讀者的口味。這大約是它在美國大學師生中口碑甚佳的主要原因。

這本教科書的學術水準，突出地表現在它緊密追蹤史學爭議和前沿動向，著力傳遞某種歷史主義意識和彈性的歷史思維。我們知道，美國史學是在討論、爭議和辯論中獲得進展的，不同時代的史家、同一時代的不同史家，對于同一問題往往有不同的切入角度，做出不同的判斷，提出不同的解釋。許多歷史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史家沒有共識，爭議不斷，于是留下了大量無法繞開的文獻。在本書中，但凡富有爭議的問題，布林克利都專設“歷史學家的分歧”一欄，從史學史的角度梳理相關的觀點，其寫法提綱挈領，其評論則言簡意賅。布林克利一般不是簡單地對不同觀點做出取舍，而是注意挖掘這些爭議在學術上和政治上的意義。這樣一個欄目看似平淡無奇，實則深有講究。它不僅體現作者的淵博學識和敏銳眼光，而且要求有包容不同學術觀點的胸懷，以及在紛紜復雜的爭議中做出恰當判斷的能力。對于讀者來說，這個欄目不僅可以提供知識和見解，而且能傳遞歷史的觀念和方法。

其實，在教科書中臚列多種有爭議的觀點，還反映了一種很不一樣的教科書理念。一般說來，教科書應當包含可靠的知識，提供可以遵循的標準。可是，布林克利在這本教科書中卻反其道而行之，不斷提醒讀者，關于過去的理解和知識往往是復雜而不確定的。這樣做無異于觸及了知識社會學中的某種后現代爭論：人文知識擁有標準答案嗎？關于過去的解釋有可能臻于客觀嗎？顯然，布林克利對人文知識和歷史解釋持一種開放的態度，不僅歡迎歷史知識的多樣性，而且對讀者的眼光和判斷力也有信心。他還特意告訴讀者，在各種史學爭論中通常隱含著歷史觀念、治史方法乃至意識形態的分歧，而揭示這些分歧，不僅有助于理解相關的歷史問題，而且還能顯示史學多彩而有趣的一面。

在結構和內容上，這本書以政治為主線來組織敘事，兼顧經濟、人口、社會和文化等方面，并且分時期、按主題來安排章節和篇目。這種處理方式看似老套，但有一個突出的好處，就是既能收線索分明、條理清晰之效，又可包羅豐富多樣、多姿多彩的歷史細節。歷史編纂離不了框架和線索，而政治充滿激烈的權力斗爭和情節鮮明的事件，在通史編纂中最適合發揮搭建框架和提供線索的功能，因而一直受到史家的偏愛。當然，這其中還有某些更深層次的緣故。在社會運行、國家行為乃至日常生活中，政治無疑都是支配性要素；無論人們是否喜歡政治，它都時刻在作用于人們的生活。這就是說，政治確實構成歷史的主干，完全撇開政治，或者刻意淡化政治，這種歷史不僅是難以理解的，而且也很難說有什么意義。這就是何以本書和多數歷史教科書一樣，也倚重政治以確立基本的結構。

不過，在當前美國史學的語境中，一本教科書如果專講政治，那就不免招致譏誚，甚至被目為“出土文物”。二戰以前，美國史家普遍把政治視作歷史的主要內容，把政治史作為史學的支柱。這種經典政治史所關注的是重大政治事件，其主角大多是政治領導人，所講述的是政治制度、政治組織和政治思想的演變，其主題則在于彰顯美國民主凱歌高奏的進程。因此，這種歷史帶有線性進步史觀和精英主義的色彩。二戰以后，社會史和文化史相繼興起，逐漸改變了美國史學的面貌。社會史將普通人作為歷史敘事的主角，著重探討過往的社會生活，發掘那些以往被忽視、被遮蔽和被邊緣化的歷史經驗。文化史，尤其是新文化史，則把史家的眼光引向人的內在經驗，重視那些以語言、器物和符號所表達的人類價值、情緒和感知。于是，史家的視野得到了極大的拓展，歷史的層次感和立體感也由此增強。這一系列變化很自然地導致政治史在教科書中所占比重明顯下降。布林克利的這本書雖然仍以政治為骨架，但同時用不少筆墨交代美國社會的變遷，并以較大篇幅敘述不同時期的社會生活、文化景觀、休閑娛樂、大眾文化和消費主義，還提到了兒童、毒品和艾滋病等問題。在二戰以前的美國史教科書中，類似的內容是很難找到的。此外，本書還設有“大眾文化模式”一欄，這更是社會史和文化史給教科書編寫打下的鮮明印記。

最近二三十年來，國際史、跨國史和全球史在美國史學界聲勢日盛，美國史家的歷史思維、研究興趣和解釋策略也隨之出現許多變化。國際史從國家和文化之間的聯系與互動出發，基于多國史料考察歷史；跨國史所處理的是那些超越或打破國家邊界的現象，或者從超國家因素著眼來闡釋研究題材；全球史則基于對聯系、影響、比較和整體性的重視，探討全球化運動和全球性現象，并從全球視野來重新審視那些在傳統上屬于地區的、國家的乃至地方性的事件。于是，新的研究領域的開辟，新的研究路徑的形成，不僅擴大了歷史考察的范圍和時段，而且革新了理解和解釋歷史的方式。這一切無疑給敏感的教科書編寫者帶來了靈感和啟發。本書設有“美國與世界”一欄，所討論的問題正好涉及國際史、跨國史和全球史。在具體的敘述中，布林克利注重從大西洋視角重新審視美國早期史，把美國革命作為大西洋革命的一部分來理解，將美國的工業化置于全球工業革命及各國工業革命比較的語境中來討論，把美國奴隸制的興衰和全球廢奴結合起來考察，將美國內戰視為同時期全球國家統一運動的一環。他還結合全球移民運動來論述美國的城市化，在討論大蕭條時采取國際比較的方式，論及二戰的起源和爆發時還提到了中日戰爭。這樣一種講述美國歷史的方式，不僅克服了以往國家視野的局限，而且有助于突破美國中心論或美國例外論，促成一種更開放、更有彈性的美國歷史敘事。

當然，史學的演變，以及教科書模式的隨之更新，從來都不是孤立自足的學術現象，而與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有著緊密的聯系。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圍繞中學美國史課程標準，美國政界和知識界曾發生過激烈的爭論，這可以說是政治和意識形態高強度介入中學歷史教學的重要案例。美國大學的歷史教學固然沒有強制性的統一標準，教科書的編寫也多屬學者的個人行為，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完全不受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影響。布林克利對這一點當然有著清醒的意識，因為他在開篇即交代，對美國歷史的不同講法，往往同歷史觀、方法論、意識形態和時代變遷有著復雜的關系。實際上，他的這本《美國史》就完全可以作為這方面的一個例證。

自十九世紀末以來，美國在各個方面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崛起為世界最大經濟體以后，經過幾十年的彷徨和摸索，美國終于在二戰后因時順勢地登上世界霸主地位，其政治、經濟、軍事、技術和文化的影響力在全球范圍內急劇擴散，由此造成了一個許多美國人盼望已久的“美國世紀”。在一定程度上，只有在這種社會政治語境中，才能解釋國際史、跨國史和全球史何以最先興起于美國。同時，美國的人口構成、社會結構、價值取向和生活方式，也經歷了同樣深刻而巨大的變化。在邊緣群體和底層民眾的持續抗爭下，到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人對多樣性和差異性的包容，對不同生活方式的尊重，對各類權利的保護，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也帶動了知識和觀念的巨大轉變，其中包括美國歷史的重構。

美國雖然早已是一個大眾民主國家，但政治文化中卻一直有精英主義的存身之地，而且大學教育和知識生產也長期由精英所主導。具體到美國歷史的編纂，各類精英人物一直是各種故事的主角。自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隨著社會抗爭和民主化的進展，政治上的民眾主義同知識生產的民主化齊頭并進，精英主義史觀的影響也一落千丈。自此以后，突出普通人的經歷，從下向上看歷史，成為美國歷史編纂的基本原則。同樣的趨向，同樣的原則，也體現在布林克利的《美國史》中。本書敘述精英事跡的篇幅明顯減少，而涉及普通人經歷的內容則相應增加。本書介紹了普通人、特別是勞工對重大事件的參與，討論了重大事件對普通人的意義和影響，講述了勞工的工作和生活。在論及新政和二戰時，作者的眼睛并沒有僅僅盯著羅斯福和其他高層精英，而是用一定筆墨交代了普通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雖然族裔和文化的多樣性貫穿整個美國歷史，但美國主流社會長期不喜歡這種多樣性，先后嘗試過改造、同化、壓制和排斥等多種辦法，力圖消除多樣性，以促成某種同質而純一的美國文化。二戰以后，美國人口構成進一步多樣化，文化相對主義逐漸興盛，少數族裔持續抗爭，政府政策取向也發生調整，多元文化主義最終成為一種核心的意識形態，并且經常被作為衡量政府政策和社會行為的準繩。于是，美國歷史的內容和表述方式也為之一變。本書就帶有鮮明的多元文化主義的色彩。在布林克利的筆下，美國歷史的開端不再是“新大陸的發現”和殖民運動，而是印第安人、歐洲人和非洲人所代表的不同文化的相遇和碰撞。他采納“中間地帶”的命題，關注多個族裔和多種文化的交流與混合；在敘述印第安人的經歷時，賦予他們的歷史以獨立性和自主性，而不再僅作為白人歷史的搭配或陪襯；奴隸制下黑人的生活、反抗和文化創造也得到了高度的重視。本書尤其強調多元文化在美國發展中的意義，例如，書中談到西部開發中印第安人、墨西哥人、法國人和亞洲人的作用；在敘述新政和二戰時，提到了黑人、印第安人以及華裔美國人。至于那些以少數族裔為主角的社會運動和抗爭事件，作者更是以濃墨重彩加以描摹。

在二戰后風云激蕩的社會抗爭運動中，婦女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們不僅參與民權運動、反戰運動和反主流文化運動，而且直接挑戰流行千百年的性別觀念，伸張女性的自主性和獨特性，大力爭取婦女的平等和自由權利。在激進的抗爭運動中，女性主義理論也演化為一種意識形態，不僅支持婦女的抗爭行動，而且在與婦女有關的各種知識中發揮改造性效應。這一點在美國歷史寫作中顯現得尤為鮮明。不僅婦女史成為一個活躍而豐產的領域，而且在任何美國歷史論題中都必須有婦女的位置。根據女性主義史觀，婦女的歷史不單是受壓迫的經歷，也是抗爭和塑造歷史的記錄。布林克利在思想上不一定認同于女性主義，但他在《美國史》中吸收了大量婦女史的成果，幾乎在所有的篇章都提到了婦女。他著重討論了婦女與革命、婦女和家庭、女性與消費、女性和戰爭等問題，還設專節介紹婦女史學的發展。

在這種變動的社會政治和學術語境中，“階級”“種族”和“性別”成為三個主要的美國歷史分析范疇。“階級”這個范疇所注重的是底層階級，這與新社會史“從下向上看歷史”的視角如出一轍；“種族”所指涉的是少數族裔，體現了多元文化主義史觀下對非歐洲裔群體的重視；“性別”則主要指女性，突出強調婦女在歷史中的經歷和作用。這三個分析范疇不僅為史家切入論題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工具，而且改造了整個美國歷史的框架和內涵，甚至逐漸演化為一個識別歷史著述合法性的標準，從而具備了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功能。自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美國學者所寫的美國歷史著作，如果沒有涉及底層群體、少數族裔和婦女的內容，或者沒有考慮到階級、種族和性別的意義，就難免受人詬病。布林克利本人專治高層政治史，在思想取向上也談不上多么激進，但是身處這種社會政治環境和史學風氣中，他必須在學術和政治之間尋求平衡，必須適應讀者經“新史學”的熏陶所養成的閱讀習慣。于是，他在本書中鄭重其事地訴諸上述三個分析范疇。

從這里也可以看出，這本《美國史》是一位美國史家為美國大學歷史課程所編寫的教材，其作者、用途和使用者都決定了它在框架、內容和思想取向上必然帶有特定的針對性。在美國大學，美國史課程不僅發揮一般意義上傳授知識、訓練思維的功能，而且承擔著維護國家認同、培育社會意識的使命，因而所用教科書在知識、思維和價值方面都必須有助于實現這些目標。這種教科書在譯為中文后，讀者需要采取“鑒別吸收”的策略，避免單向而簡單地接受。讀者如果把本書當作了解美國、增廣見聞的參考，視為理解自己的時代和生活的借鏡，那么就不僅會得到知識和思想的滋養，而且能體驗到閱讀的快樂。

2018年5月寫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