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孝通在其著作《鄉土中國》中，專篇討論了“血緣與地緣”話題，認為自給自足的鄉土社會，人口不需要流動，血緣和地緣合一，成為社區的原始狀態。隨著時代演變，移民社會中的地緣結合逐漸取代血緣關系，在沖突與競爭中發揮作用，形成契約社會的基礎。

當前，區域發展趨向一體化，鄉緣性集聚現象突出，日益成為塑造人口流動格局的關鍵因素。在這一趨勢下，移入地社區不可避免地嵌套了外來的地緣關系。

來自長三角蘇浙皖三省同一縣（市）的在滬務工人員，往往聚集在上海的郊區鎮或開發區就業、居住，呈現出集聚式、鄉緣型、網絡化的社會空間特征，且空間尺度越細分，上述特征越顯著。例如，在上海市松江區九亭鎮，曾有多達30萬來自安徽的務工人員聚集，因此被戲稱為“安徽省九亭市”。又如，來自安徽省淮南壽縣的務工人員，僅在浦東川沙、曹路、唐鎮就有約1.7萬人之多，這導致了大量特定設施需求，同時也帶來了潛在的社會治理困境。

人口流動對于區域勞動力結構及其空間格局具有重要影響，并且直觀反映出區域一體化的發展進程。本文結合流出地為區縣尺度、流入地為村居委尺度的實有人口數據，深入剖析來自蘇浙皖三省的40個地級市、154個縣（市）的來滬人口流動情況和趨勢，并探討現象背后的影響機制，為長三角區域流動人口治理提供政策建議。

長三角來滬務工人口擇近郊而居，鄉源性聚集趨勢凸顯

長三角地區的來滬人員主要來自蘇浙皖三省，構成了上海外來人口的主體，占比超過40%，其中安徽來滬人員的數量遠超江蘇和浙江。近年來，三省來滬人員的規模都呈現下降趨勢，但這并不完全意味著上海對蘇浙皖地區人口的吸引力下降。導致這一現象的部分原因在于隨著長三角一體化進程不斷推進，南京、杭州、合肥等核心城市日益發展壯大，對本省人口的吸引力不斷增強，進而影響到人口流動的方向和規模。

從年齡結構看，來自蘇浙皖的外來人口中，15至59歲之間的人口占比高達84.34%，明顯高于本地常住人口15-59歲人口占比（67.9%），呈現出兩端細中間粗的紡錘形結構。大量年輕外來人口涌入，既提供了充足勞動力，也有效優化了流入地的人口結構，給城市帶來活力和創造力。

圖1  浦東新區人口百歲圖（實有人口和蘇浙皖流入人口） 作者自繪

從空間分布看，三省來滬人員聚居地多以近郊為主，并表現出明顯的鄉緣集聚趨勢。以浦東新區為例，根據移出地（按地級市）排序，前五位依次為安徽阜陽、安徽六安、江蘇南通、安徽合肥和江蘇鹽城，其中，34.85%的阜陽籍人員集中分布在惠南、三林、祝橋等上海近郊和中部鎮。如果按區縣來排序，淮南壽縣、合肥巢湖、阜陽潁上、六安霍邱，以及安慶桐城排在前列，均有超過三分之一的該縣市流入人口集聚在浦東少數街鎮。

圖2  蘇浙皖流入浦東的人口數（分地級市） 作者自繪

業緣、鄉緣影響長三角來滬人員空間分布，經濟因素是首要考慮

業緣、鄉緣均是影響來滬人員空間分布的重要因素。就業機會是人口流動的首要原因。制造業因提供大量就業崗位，對外來人口空間集聚表現出顯著的正相關性。在上海中心城區“退二進三”產業結構調整的背景下，許多勞動密集型制造業逐漸遷至近遠郊的產業園區。例如，位于康橋鎮的昌碩科技是蘋果公司在上海規模最大的代工廠之一，員工規模最多達10萬人之眾。盡管在信息化時代，外來人員尋求工作和居住地的途徑更加多樣化，但源自流入地的信息、渠道和經驗依然發揮著重要作用。同時，居住在同一地區的移民數量越多，由此形成的鄉緣型社會網絡關系越強，這會吸引更多的潛在移民，從而影響外來人口的空間分布。

此外，住房成本也直接影響著外來人口的居住選擇。回歸分析顯示，月租金低于1500元的房屋比例與外來人口的集聚分布呈顯著正相關。由于居住成本的制約，城中村和廠中村等住房租金較為低廉的地區容易成為外來人口的集聚空間。大城市房價不斷攀升，房租成本持續上漲，使得外來人口的居住支出增加。而住房支出越高，流動人口的定居意愿逐漸降低。

從公共服務設施因素看，小學和超市分布并未對來滬人員的擇居和就業產生顯著影響。一方面，小學作為義務教育階段的基礎類公共設施，在中心城和郊區的配置上沒有明顯的差異，只要居住人口達到一定規模，該區域就會按照規范配置相應的小學。同樣地，超市作為市場化程度較高的配套設施，在其覆蓋范圍上也沒有顯著差異，大約有90%的村居委在1公里半徑內就能找到超市。

然而，對外來務工人員的子女來說，就讀本地學校仍然存在一定門檻，如需辦理居住證、且有固定住址等，導致外來人口子女就近入學比例相對較低，更多的孩子會成為“留守兒童”，選擇在戶籍地上學。因此，是否鄰近小學并非外來人口選擇居住地時考慮的主要因素。甚至，醫院覆蓋呈現出較明顯的負相關。究其原因，醫院分布以中心城區為主，近遠郊數量較少，而外來人口較多集聚在近遠郊，二者呈現出相反的分布趨勢。

總的來說，公共服務設施對外來人口的空間分布影響較為有限。換句話說，外來人口并不像本地居民一樣普遍關注居住地是否靠近教育、醫療和社區服務等設施。這也折射了外來人口生活品質不高的現實困境，并進一步佐證經濟因素是推動外來人口遷移的主要因素，而居住質量和生活品質等方面的考慮只是次要因素。

長三角流動人口治理亟待基于鄉緣關系的政策創新

隨著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的不斷深化，上海與蘇浙皖三省在人口、信息、知識、資本等要素之間的直接聯系將日益密切。地區間合作已經從單一的產業轉移升級為多維的區域一體化進程。今后，有必要以人口遷移為切入點，進一步推動長三角區域內產業、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有序流動和均衡布局，從而塑造區域協調發展新格局。

一方面，要做好外來人口的服務和管理工作。外來人口對于優化城市人口結構、促進城市經濟發展有積極作用。服務和管理好外來人口，既是城市基層治理創新的重要方向，也是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的關鍵領域。

首先，為了給外來人員提供合適的居住條件，上海需要針對其集聚特點提供差異化的住房服務。例如，在近郊地區，可鼓勵將農村閑置住房改建成適合年輕白領居住的鄉村人才公寓。而在遠郊區和新城，由于外來人口主要是務工人員，可集中建設面向個人或家庭的工人宿舍。

其次，滿足外來人員的教育、醫療等基本公共服務需求，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浦東新區為例，僅有5.4%的外來人員的隨遷子女在當地借讀或接受培訓，這意味著城市并未充分提供外來人員子女的教育機會。因此，公共服務設施配置應當不僅僅要覆蓋戶籍人口，還應面向包含外來人口在內的實有人口。此外，為了滿足外來人員的日常生活需求，在外來人口密集地區可以設立集中服務點，提供符合務工人員消費需求和經濟水平的購物、餐飲、娛樂等各類設施。

再有，強化外來人口信息收集和社會管理，特別是外來人口集聚區域，人員結構復雜、流動性大，給社會治安帶來隱患并對周邊社區居民造成影響。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上海需要強化城市運行的“一網統管”機制，探索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人口管理機制，推動治理資源下沉，以打通服務外來人口的“最后一公里”。

另一方面，加強流入地與流出地的互動和銜接。當前長三角區域普遍存在產業用地指標緊張、招商政策均質化等瓶頸問題，勞動力資源逐漸成為區域發展的核心競爭力之一。人口流入地如浦東新區，應與主要流出地如阜陽、六安、壽縣、潁上等，建立起圍繞人流、物流、交通流、信息流、資金流等方面的良性互動和有效銜接機制。

第一，有效提升外來務工人員的就業服務。流入地地方政府需要主動“跨前一步”，在外來務工人員輸出地開展政策咨詢、信息發布、技能培訓等服務，以滿足其求職需求。

第二，在流出地積極發展“飛地經濟”，并在流入地探索設立“反向飛地”。這意味著要建立起GDP、稅收、建設用地、碳排放等核心指標的分配與共享機制，以促進土地、金融、勞動力、技術和管理等資源優勢互補。

第三，引導區域產業實現合理分工與協作，促進制造業在長三角整體統籌布局，從而優化區域勞動力結構及其空間格局。以航空產業為例，上海在世博地區設立企業總部，陸家嘴布局科技金融，張江科學城承擔研發功能。與此同時，在臨港新片區和浦東機場自貿區集中發展航空發動機、航空制造設備等核心零部件制造和商用飛機總裝。周邊城市如浙江舟山、江蘇常州和鎮江等地，已經在航空配套制造等方面具備較好的產業基礎。因此，應當共同構建長三角民用航空產業鏈，從而實現產業技能人才和制造業勞動力在區域內的良性配置和有序流動。

（本文作者羅翔是上海市浦東新區規劃設計研究院高級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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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三角議事廳”專欄由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市社會科學創新基地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研究中心和澎湃研究所共同發起。解讀長三角一體化最新政策，提供一線調研報告，呈現務實政策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