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校長張平文院士最近提到武漢大學“特別像北京大學”，一時引發了人們對兩所高校“莞莞類卿”、尤其是武大人的高度關注。喧嘩之余，也有專家學者發聲為張校長“弭謗”：武大與北大在歷史上便淵源頗深，兩校間教職、校務人員往來極為頻繁。更直觀的，當然還有兩校的近代建筑群，一定程度頗有其相似之處；相似地坐落于湖山掩映之間，相似的中式大屋頂的鋼筋水泥建筑。這樣看來，張校長的這番話不僅無可厚非，還頗有其獨到的態度。宏觀地來看，高等教育史上的近代知名高校學府之間，普遍存在不小的相似性與關聯度，不論是從校園風格、師生來源還是科系設置，早期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歷史上的武大可以與早期許多知名學府建立起特別“相似”的關聯，比如校園布局便與早期福建協和大學與廈門大學相似，抑或理學院主樓穹頂與早期清華“四大建筑”之一的穹頂大禮堂有異曲同工之妙。又比如，武大與復旦大學也有“普遍意義”上的聯系，力主把武大從狹小的市區遷到郊區湖山之間的人是葉雅各，而把復旦從徐家匯李公祠帶到江灣今址的則是李登輝，兩位開疆拓土、定鼎一方的校史功臣，都是耶魯的高材生。

鴻基共筑

回到一開始的“莞莞類卿”話題，很大程度上出自張院士對武大最直觀的視覺感受——即武大歷史建筑群像帶來的沖擊，也是全體武大人最引以為傲的共同記憶。近日，武漢大學檔案館組織所編《珞珈黌宮——武漢大學歷史建筑群》（武漢出版社，2023），為武大建校史和早期歷史建筑檔案資料之集大成。是集將武大校園被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校門牌坊、男生寄宿舍、老圖書館、半山廬等15處校舍以及水塔、石拱橋、農學院等建筑和建筑群逐一作了簡明扼要的介紹。圖集著重關注武大早期創校的歷史，在校舍建筑的形制、結構、功能等方面考究詳盡，對發生在這些建筑中的故事更是如數家珍，讓讀者仿佛回到那個華屋競起的年代。

《珞珈黌宮——武漢大學歷史建筑群》

說到武大校園建筑的風格，就不能不提到當年的設計師，及其所處的建筑設計時代。在1929年接受李四光邀請成為武大建筑總工程師前，開爾斯（F. H. Kales）于在華美國建筑師群體中尚屬名不見經傳。本書撰者之一的劉文祥在氏著《珞珈筑記》（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中對開爾斯在國內的生平記載，進行過詳細的論述與考察，梳理出了其一生的建筑經歷。跟隨教會來到中國并在此活動的十數年間，開爾斯不僅參與了南京中山陵的設計方案大選并獲得了名譽獎，他曾供職的美國基督教長老會差會和美以美會差會也參與過金陵大學、嶺南大學等不少典型中式復古風格的教會大學校園建設。其中南京的經歷，尤其中山陵設計及金陵大學北方官式屋頂造型的嘗試，對于開爾斯在武大的設計頗有啟發，最終在珞珈山上一舉名揚天下。

中國近代大學校園的建筑史上，有一位與開爾斯同時期的建筑師茂飛（Henry Killam Murphy，1877—1954，又被譯作亨利·墨菲）不得不提。他不僅是燕京大學（今北大燕園）的設計者，同時引領了一時代的校園建筑潮流，并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武大的建筑風格取向。武大建筑“像北大”，這是完全符合近代建筑史事實的。1914年，茂飛首次來到中國時，就被故宮建筑深深吸引，并在這種明清官式建筑的基礎之上形成了其特色的“適應性建筑”風格，影響了包括開爾斯在內的許多以中式建筑設計見長的中外建筑師。茂飛在中國參與設計的校園建筑遍及教會大學和官辦大學，代表性作品除燕大外，還有雅禮大學（今湘雅醫學院）、清華大學、復旦大學、金陵女子大學（今南京師大校園）、滬江大學（今上海理工校園）、福建協和大學（今廢）等，這種古典傳統復興的風格也在中國的高校建筑圈中流行開來，這一時期的大學校園建筑規劃也或多或少有相似之處。到了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將建筑使用“中國固有之形式”的要求寫進《首都計劃》，茂飛和與他合作過的庚款留美建筑師呂彥直，成了這一計劃的有力推進者。1918年，從康奈爾大學畢業的呂彥直加入了茂飛的建筑師事務所，協助其在中國包括金陵女子大學、燕京大學在內的建筑項目，這段共事經歷對他的設計思想產生了深刻影響。參與燕京大學校園設計的另一名中方建筑師李錦沛當時也供職于茂飛事務所，他隨后加入了彥記建筑事務所，并在呂彥直去世后以彥沛記建筑事務所的名義，參與了武漢大學老齋舍、文學院、禮堂等建筑的設計工作。

茂飛設計的燕京大學校園于1919年開始規劃，事務所幾易其稿，最終形成了以玉泉山塔頂為指向東西向中軸線的端點，女生宿舍區為主的次軸線與中軸線交匯于中央庭院的格局。從整體設計上來看，茂飛用幾何構圖的方式將燕京大學校園劃分為許多形狀規整的區域，呈現鮮明的故宮風格，而保留了原本不規則形狀的未名湖又打破了這種規整。而另一邊的開爾斯、石格司和李錦沛等建筑師，在實地勘測后，將國立武大校址放到了珞珈山北麓和獅子山，根據這一帶的地形和環境將校園設計成了組團式布局，并形成了“一橫兩縱”的整體骨架。與燕京大學相比，武大的建筑布局雖受地形影響不那么方正，但規劃傾向和軸線布局思維是大體相似的。

此外，中式建筑傳統的大屋頂設計在兩所大學的校園建筑中也都發生了適應性改良。例如燕大的貝公樓便采用傳統歇山式屋頂和抱廈結合的形式，提高了室內的空間利用率；而武大老圖書館別致的八角歇山頂，也對傳統歇山頂進行了大膽的創新，同時采用了羅馬柱、石拱門等西式元素，充分體現了中西風格的碰撞。兩校的經典校園建筑雖然各具氣格，但從視覺效果看不失“心同南北”之感。

1932年新校舍設計平面總圖

校園之外，武大與北大甚至整個近代中國高等教育圈依然擁有無處不在的普遍聯系。本書撰者之一的吳驍討論武大和北大的歷史淵源時指出，不僅武大歷史上最杰出的王世杰、王星拱、周鯁生三位校長均為北大校友，北大校長蔡元培直接參與武大建校，皮宗石、劉秉麟、劉賾、朱光潛等多名重要教職員也來自北大，他們的學風和情懷無論在創校之初還是西遷樂山時期，都深遠地影響著這里，更不用說現在兩校成為戰略合作伙伴，將繼續共同演繹中國高等教育史上“南下北上”的佳話了。可以說，武大從定名定址到逐步完成新校園建設，再到學術的發展，種種足跡都與北大人相關；加之天然相似的中式大屋頂的近代建筑群，無怪乎互聯網上“莞莞類卿”的戲謔。不知武大的校史工作者的努力，能否為張校長扳回一城，“弭謗”成功，一笑。

經典的“左圖右史” 

武大校園建筑不僅大體保存完好，其所存校園建設檔案也極為完備，又經校史學者努力梳理，已成蔚為壯觀之勢。《珞珈黌宮》一書即為此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全書融匯傳統“左圖右史”的精神，融入大量珍貴的原始資料圖和初次公開的照片，論述考據之余，為讀者提供了直觀生動的視覺體驗，極具閱讀性和趣味性，后人可以隨這冊圖集回到這座珞珈黌宮的建設“過程”與“現場”。

《珞珈黌宮》下篇以“黌宮盛景”為題，將武大珞珈山上的建筑分為“國之文物”和“珞珈拾遺”兩部分進行介紹，并將各個建筑的地形舊景、設計藍圖、施工記錄和合影等圖片穿插在對建筑師、設計理念、最終效果和改造歷史等內容中間，讀來仿佛踏入一座陳設井然的校史館，實現了“圖史互證”的效果。此外，這部分還引用了大量信函、日記和會議記錄，以不同人物筆下的文字生動而鮮活地再現了百年前校園變化的軌跡。

地圖、照片是直觀呈現歷史真實的手段，有助于加深讀者對事物變化過程的理解和記憶。武大校門口最初的牌坊建成于1935年，但僅一年就因為結構無法承重而毀于一場大風，當時的中文系教師蘇雪林在日記中記下了這天牌坊被毀的場景。這座牌坊此后一共經歷了三次重建和兩次遷址，才最終保留下了街道口和校園正門的兩座，成為武大的地標性建筑。書中前后使用了19張包括蘇雪林日記在內的照片，忠實呈現了每一座牌坊的樣式和牌坊周圍的環境，并將牌坊上題寫的五種武大校名放在一起進行對比，將這所百年名校的變化和中國社會的近代發展史聯系了起來。幾次重建后，這座牌坊由木結構換成了更為堅固的鋼筋水泥結構，造型由最初的三間單檐廡殿頂牌樓改為四柱沖天式，校名和字體也數度更換。如果沒有這些跨越80多年時空的照片記錄留存下來，這座見證珞珈校園滄桑變遷的牌坊的故事就會消失在歷史中了。

新校門牌坊

從圖片中，讀者不僅能感受到美感，更能感受到真實的情感。本書圖史并重，為讀者提供了一種更加生動的閱讀體驗。民國初年，美國地質工作者馬棟臣面朝東湖，拍下了一張照片。照片中，武昌洪山郊外的數座山頭亂石嶙峋、雜草叢生，一派原始自然風貌。歷經十多年變遷后，武漢大學的校舍建筑群涌現在這些山坡上，它們雄偉而挺拔，填滿了當初凌亂荒蕪的土地，成為近代中國歷史上僅有的兩座“從零開始選址、規劃、設計并基本建成的國立大學新校園”之一。珞珈山上的第一座校舍建筑是一座就地利用亂石砌成的單層石屋，這座石屋原本是建委會工程處辦公室，待工程處搬離便安排給了時任史學系主任兼政治系教授李劍農與經濟系主任任凱南兩位教授居住。兩位教授在這里看書治學，筆耕不輟，被學生們尊稱為“石屋二老”，一時傳為佳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后，石屋又先后被用作游離層實驗室和加速器實驗室，直到70年代初被拆除，在原址上重建了現在的人文社科樓，而石屋只留下了門口的一段石階。書中展示的洪山郊野和珞珈石屋照片留存了它們最初的樣貌，成為已不復存在的景象的見證。黌宮落成后，武大師生在王世杰校長的帶領下在校園內開展了多次大規模的植樹造林活動，徹底將珞珈山改造成今日一片郁郁蔥蔥的模樣，成為了郭沫若筆下三鎮之外的“物外桃源”。武大這些不同時期的細節面貌都被原原本本地記錄在相紙上，與文字記錄的校史共同編織成飽含情感的歷史畫卷。

珞珈石屋正面

《珞珈黌宮》還選用了許多插圖展現校園生活的場景，讀者仿佛能透過紙面感受到那段鮮活時光的氛圍。在老圖書館、各學院以及學校禮堂中，武大接待了蔣介石、李四光、華羅庚、周恩來等學界、政界名人在此演講交流，或是進行劇目表演、選舉活動和研討教學；實驗室里、圖書館外留下了學生們努力的痕跡，孵化出了一流的學術成果，筑起了廣大學子走向全民族和全世界的地基；教職員和家人們在宿舍中溫馨生活的場景也被記錄在鏡頭中。老校長李達的住處會聚著許多蜚聲中外的學者名流，一顆顆昔日新星亦曾在此處與校長促膝而談。他們的奉獻和努力賦予了武大珍貴的靈魂。

1962年春，武漢大學化學系四年級學生在圖書館前學習，其中一人后來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除了提高閱讀體驗，“左圖右史”的形式還將武大建筑工程的外在現象和時代社會背景結合，實現圖史互證，強化論述的真實性和讀者的代入感。1932年初，珞珈山新校舍一期工程基本落成，主要承建方是武漢近代歷史上大名鼎鼎的建筑公司漢協盛營造廠，其創始人沈祝三不惜虧損完成了男生寄宿舍、理學院、文學院、學生飯廳及禮堂、水塔等建筑，當年3月便正式投入使用。和后來接力武大二期工程的李祖賢等許多“寧波幫”成員一樣，他們的故事成就了武大的故事。有意思的是，書中不僅向讀者展示了一期工程各個項目的費用表格以及建筑圖紙上的“漢協盛”鈐印照片，還另附了一張1905年至1937年漢協盛營造廠在漢承建的主要建筑項目表，這些項目囊括了大部分當時武漢三鎮最高水平的近代建筑。這些圖片檔案展示了豐富的歷史細節，漢協盛的鈐印和承建項目可以相互印證，還原了漢協盛營造廠當時的運營動向和建造武大校舍所面臨的困境。這樣一家建筑廠商面對武大低價高質的要求尚且大傷元氣，不難從中管窺近代武昌的經濟波動乃至國內外貿易所面臨的問題。

新校舍一期工程部分建筑的費用一覽

作為城市教育的重要場所，武大與武漢乃至中國的命運緊緊相連。1937年9月，受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的影響，武大校園建筑工程被迫中斷，第二年春天舉校西遷至四川樂山繼續辦學，珞珈山校園則為國共兩黨的共同抗日提供了活動場所。武漢成為戰時首都后，武大圖書館成為了全國代表大會的臨時會場，會上蔣介石被推舉為國民黨總裁并通過了《抗戰建國綱領》；校內寬敞的操場、禮堂、體育館等場所被用作訓練場，使受訓者“心曠神怡”，照片中呈現一派英氣勃勃之景。武漢淪陷后，武大遭到日軍洗劫，“弦歌傳道授業之地”又變為“柳營黷武之場”。在湯商皓等護校人的多方努力下，武大的校舍得以基本保存。也是在這段時間，日軍將第一批日本櫻花樹帶到了獅子山上，它們的照片被記入校史，見證了武大和中國民族遭受的這段苦難，見證了人民的錚錚鐵骨，也見證了武大人對校園的深愛與守護。抗戰勝利后，武大保留了這些櫻花樹，它們和后來作為友誼的禮物贈予的一批批櫻花一起，成為校園風景的重要組成部分。

1939年侵華日軍在武大學生宿舍前種下的日本櫻花樹，目前所見武大櫻花最早的歷史照片之一

武大的“變與不變”

武大的建筑師們根據當時的不同需求和實地條件將每一幢屋舍都設計得獨具特色而又風格統一，更為可貴的是，隨著教學技術的進步、空間和公共設施需求的增加以及經濟的不斷發展，武大校園內老建筑的功用也不斷變化著，履行著不同時代賦予的職責。曾經唯一的男生宿舍隨著武大辦學規模的擴大，在使用數十年后被修葺一新，成為現代化的博士研究生宿舍和景色獨好的賞櫻平臺；學校復原后的圖書館先后承擔了特藏部和校史館的作用，以見證者之姿展示著武大百年間經歷的風風雨雨；理學院原本囊括了理、工學院的教室、實驗室、標本室等功能，為在此產出的一流學術成果提供了先進的設備和環境，院系調整后分配給化學、數學等系使用，至今還保留著部分實驗室。

不僅潛心教學研究，武大還積極發揮影響力，多方履行高校的社會責任。長江流域自古以來就飽受洪災之苦，而武漢地處長江與漢水交匯處，在洪水來襲時往往首當其沖。武大校舍一期工程在推進中就受到了1931年江淮大水的影響，這場大水造成的損失更加重了漢協盛營造廠的經濟負擔，成為其最終破產的原因之一；1935年夏季，又一次特大洪水的暴發促使這座飽受水利問題之苦的“千湖之省”與華中其他各省聯合，在國立武漢大學內建成華中水工實驗所，將理論研究與現實應用相結合，充分利用高校資源，興水利以利黎民。這座水工試驗所背靠珞珈山北坡，1936年4月建成，僅兩年后就被日軍占為馬廄，所內的許多設備也遭到了破壞。抗日戰爭勝利后，省政府和武大在1948年對華中水工實驗所設備進行了維修和更換，將這里恢復為科研場所，許多學者都曾在這里開展水利、土木相關的教學實驗和科學研究。到1955年，武漢大學水利學院獨立建院，華中水工試驗所中又先后成立了中國科學院武漢數學研究室和武漢大學檔案館，而在檔案館遷入老圖書館后，這座建筑完成了階段性的使命，即將再次進行修繕，待作其他功能使用。

建筑的最終目的是為人服務，武大的精神也是由人的精神所構成；即使建筑功用發生變化，武大的精神卻可以長存。學府路上有一處特別的建筑，它不用于教學活動，而是專門為紀念三位在1947年震驚全國的“六一”慘案中倒在國民黨反動派槍下的學生而修建。這座六一紀念亭由繆恩釗設計，它高約7米，有六柱六角，攢尖頂上碧瓦熠熠，與武大主體建筑群相映生輝；亭中紀念碑上由李建章教授撰文記錄了事件始末，又為其增添了莊重肅穆的基調。“六一”慘案始于國共兩黨內戰期間一場“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學生運動。當年5月20日，國民黨暴力鎮壓了學生們進行的游行，造成了上百人受傷，引起了全國各地學生的憤怒和反抗。慘案后，國立武漢大學聯合武昌各個大中學校的學生游行抗議南京當局的暴行。6月1日清晨，武漢行轅和警備司令部聯合兩千名軍警，在通往學校的要道設置了秘密防線，同時兵分兩路包圍了武大學生宿舍和教員住宅，逐室搜捕中共黨籍師生準備帶走，“黌舍之內，遽爾騷然。”早晨6點，學生們沖出宿舍試圖營救被捕師生，但遭到機槍、迫擊炮的血腥鎮壓，混亂中黃鳴崗、王志德、陳如豐3名學生被軍警槍殺，19人受傷，24名師生員工被逮捕。李建章教授在紀念亭的碑文中引用孟子“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的語句，充滿了悲憤和豪邁情緒。《武漢大學報》第54期校史詳述了這篇碑記的創作過程，即便時局動蕩，碑記作者都難保安全，這座紀念亭仍迅速落成，成為武大人的寄情之地。作為事件發生地的老齋舍依山勢而建，臨櫻花大道的一面處于地勢較低處，向上看去，整座建筑高大宏偉，相鄰樓棟之間設置的百級階梯又進一步增強了這種視覺效果。“六一”慘案后，學校將宿舍樓的三座拱門以三位學生的名字命名，穿過拱門、登梯而上，才能登入山頂的老圖書館，賡續武大“自強、弘毅、求是、拓新”的精神道路。

六一紀念亭

熬過格外刺骨的凍雨，新一年的櫻花季也將到了。或許每年在武大校園里來往如織的游人對這座高校的歷史不甚了解，在此工作的師生對每天接觸的綠瓦雕欄或許也不知其所以然。這些來自民族意識逐漸覺醒時代的大型建筑無言地展示著中國建筑復興和創新的歷史足跡，它們遍及武大的角角落落，在代代人事更迭中歷久彌新。正如胡適在日記中感嘆的，這種建設“使我們精神一振，使我們感覺中國事尚可為”，而在時代激流中破繭的武漢大學本身不僅是“活的紀念碑”，更可說是敢為人先的領頭雁。《珞珈黌宮》像一部校園近代史的科普書，用嚴謹平實的語言，深入淺出地帶讀者領會建筑設計、校園規劃的專業知識，并將留存的檔案細致整理，經史料互證后串聯起來。在信而有征的考證之后，這本書還編入了不同時期的武大人為它所作的文章、回憶錄等文字史料，他們對武大念茲在茲的脈脈深情溫柔地流淌在字里行間。讀下這樣一部厚重的校史書，就如黃鵠之一舉，可知文物悠悠，來日方長。

《珞珈筑記》

《珞珈黌宮》之外，還有一本講述武大校史的作品《珞珈筑記》，也不得不提——實際上前文也已經引到。一個重要原因自然是《珞珈筑記》作者劉文祥，同時參與了《珞珈黌宮》的編撰工作，不少先前的研究成果也融入《黌宮》其中。二書都是武大校史重要的作品，甚至因為這兩部極具特色與深度的作品，武大業已成為中國大學史研究中最矚目的高校之一。同時，《珞珈筑記》與《珞珈黌宮》也各有側重。《珞珈黌宮》條理嚴正，檔案詳實，更兼圖片精美，而《珞珈筑記》則以專著的形式，按年代順序，分章討論武漢現代教育與武大建校的歷程。《珞珈黌宮》編纂總體呈現史志經典的體例，既有校史的“大事記”，也有建筑、機構分門別類的“志”或“傳”，更有詳實的檔案、圖像，而《珞珈筑記》大致呈現編年的“紀事本末體”，從武大早期歷史上的創校、辦學到筑樓創園等重大題材，按時間分章述之。吳晗說研究明史入門，《明史》和《明史紀事本末》要互相參看。其中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修撰在前，明代史上一應大事皆可一目了然；而官修《明史》則紀志表傳，面面俱到。先讀《明史紀事本末》，涉及很多人物時，可參看《明史》的列傳，這樣人與事聯系在一起，便于系統掌握資料。《珞珈筑記》有點像武大校史的紀事本末，需要了解這段歷史甚至是前史，可以先作翻覽；《珞珈黌宮》有點像《明史》，尤其閱讀武大校史后，對不熟悉的歷史建筑，查起來一目了然。在這意義上兩本書相得益彰，是大學史界近年少有的佳作，也為武大人提供了一條綿長厚重的精神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