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8歲的莫斯科人尼基塔曾是一名跨國金融公司的資深白領。俄烏沖突爆發后，他成了同齡和同圈子人群中的“逆行者”。

2022年開春，尼基塔看到周圍工作環境的動蕩。很多年輕的同事們想要另謀出路：他們有的嘗試跳槽去俄羅斯本土公司；有的繼續留下；還有的試圖出國，即使不能一步到位去西歐，也可以先輾轉到黑山、土耳其等國家，之后再制定新的計劃。

但這幾條路對尼基塔沒有什么特別的吸引力，莫斯科CBD的鋼筋水泥叢林已使他心生厭倦。早在戰前，他就心心念念到鄉下去長住，2022年燃起的戰火使他下定了最后的決心。看到大家各自籌劃前路，他沒有多想，出發前連家人都沒告知。

“那時每天都被媒體和‘電報’頻道里的信息轟炸，后來部分動員的消息也搞得人心惶惶。我想著去鄉下還能圖個清凈，于是沒和任何人商量，辭了職抓起行囊就走了。”尼基塔告訴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

選擇來到莫斯科東南部坦波夫州的A村后，尼基塔成了一名“鄉村教師”，薪水已不只是“腰斬”，而是變為原先的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這令他的老父親著實有些惱火。每次回到莫斯科，都要受到父親的好一頓數落。

小村子只有六七條道路，居民滿打滿算不過600多人。按照一些政治學者的說法，這類村莊的居民構成了總統普京的選票基本盤。在尼基塔所在的A村，情況正是如此。不需要專業民調，也不用社會學家來做田野調查，只要走在村里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隨便問兩個上了年紀的居民，就能得到這個結論。

“他們會告訴你，我兒子在打仗，他是在保家衛國，而且他還會寄錢來補貼家用。”尼基塔說。

當地時間2024年3月3日，俄羅斯克麥羅沃州，一名選舉官員走在塔什塔戈爾區的卡爾巴利克村。本文圖片均為視覺中國 圖

在2024年15-17日舉行的俄羅斯大選中，據俄羅斯中央選舉委員會網站當地時間3月18日發布的最新信息，全部選票均已計票完成，初步數據顯示，現任總統普京獲得76277708張選票，得票率為87.28%。

“俄羅斯終于變得更像俄羅斯了”

2018年的上一次總統大選時，2014年所謂的“克里米亞效應”早已經消失，大選沒有在村子里引起什么波瀾。但今年情況完全不同了。除了號召大家去投票的大選海報，更加隨處可見的是與“特別軍事行動”相關的元素：圣喬治絲帶（俄羅斯為紀念衛國戰爭勝利而創造的一種絲帶）、征兵廣告、俄羅斯和蘇聯旗幟等等。

烏克蘭社會學家沃洛迪米爾·伊申格此前告訴澎湃新聞，俄烏沖突爆發后，不少西方學者和媒體聚焦烏克蘭一方的民眾動員。出于鼓舞烏方士氣的需要，自下而上的民眾組織支援前線的活動被重點關注。這些民間熱情并非為烏方獨享。實際上，有社會學調查顯示，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以外的一些俄農村地區具有類似強度的戰時愛國情緒。

由于A村的學校缺乏教師，尼基塔要承擔的遠不止英語課的教學任務。他來自首都，見多識廣，還曾經多次出國旅行，于是校長讓他同時給孩子們上地理和歷史課。

“一開始我想，不就是初中的文科基礎課嘛，有什么難教的，還能多賺點工資。所以我一口答應下來。但后來事實證明我的想法還是太簡單了。”尼基塔說。

尼基塔口中的“難”并不是說初中教材內容有何艱深之處，而是教師難以把握授課時的敘事方向。隨著與西方關系的緊張，俄羅斯基礎教育階段中的歷史教學也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

尼基塔自覺是個對自己祖國歷史懷著自豪之情的人。像大多數莫斯科人一樣，他的祖父輩曾在蘇聯旗幟下浴血奮戰，留下很多家族傳奇。大家庭的成員身上則體現出那個龐大的多民族聯盟留下的世界主義印記：俄羅斯人、白俄羅斯人、烏克蘭人、韃靼人、猶太人……都曾走入過這個家庭，這在那個年代也是司空見慣的事。

從小耳濡目染之下，尼基塔對俄羅斯作為多民族國家的一面比較習慣，加之他又有很多國際旅行經驗，所以很少去主動談論和夸耀俄羅斯民族自身的偉大和光榮。

當地時間2024年2月21日，頓涅茨克地區，俄軍索馬里獨立突擊營的軍人在俄羅斯特種軍事行動區接受訓練。

按照如今歷史課本的描述，從15世紀以來，俄羅斯民族作為基輔羅斯的正統繼承者，先后打敗了蒙古帝國，吞并喀山汗國、克里米亞汗國、西伯利亞汗國等，向西伯利亞方向擴張，近代又打敗拿破侖和希特勒，作為世界上領土面積最大的超級大國，與美國并肩。蘇聯解體僅是插曲，普京總統正帶領俄羅斯重新崛起為新的超級大國。

但在一次外校教師旁聽的公開課中，尼基塔不小心犯了個“小錯”。講授早期基輔羅斯歷史的時候，他沒有按照新版歷史教材的說法，淡化來自北歐的維京人對基輔羅斯，乃至之后沙俄歷史的影響，而是不經意引用了烏克蘭歷史和考古學家的說法，用一些烏克蘭境內的考古發現佐證維京人對基輔建城的作用。不僅如此，他還提到了波蘭-立陶宛文化和基輔羅斯之間的一些聯系。

“有兩個外校老師提出了反對意見，還跟校長說了這件事。還好校長比較包容，提了一嘴就過去了。”尼基塔苦笑著說。

微妙的變化不只發生在歷史課上。在尼基塔的主課英語課上，他注意到一些學生的態度變得不那么認真了。經過幾次談話和詢問，他發現，原來問題出在學生家長或祖父母的身上：有些上了年紀的村民開始認為英語是“敵人的語言”，這種觀點在家庭談話中影響了孩子，讓他們對英語課也心生反感。

與遲遲不能習慣進入戰爭的都市中產不同，A村的村民們似乎很快就適應了俄烏沖突下的“新常態”。已經在那里居住了近兩年的尼基塔回憶，剛開始村里確實出現了一陣恐慌，但這很快過去，因為大家都相信俄軍能夠迅速完成克里姆林宮宣布的“特別軍事行動”。然而隨著形勢膠著，“閃擊戰”告吹，俄軍不得不從基輔郊外撤走，人心又開始浮動起來。

“真正看到周圍人感到擔憂還是2022年的9月左右。”尼基塔提到了俄軍在哈爾科夫前線受挫，俄國內開始部分動員的時間點，“因為即便是車臣戰爭時也沒有這種規模的動員”。

不過這種情緒并沒有持續很久，畢竟，這是一個對戰爭記憶并不陌生的村莊，從衛國戰爭，到阿富汗，再到車臣，村中幾代人都有參與。更何況，俄羅斯政府還讓戰爭經濟加速運轉，使得很多普通人卷入其中，成為利益相關者。

首先是參軍人數變多。有至少三個尼基塔的學生家中有人報名參軍，另一名學生的哥哥此前已經是俄軍的合同兵，作戰經驗豐富，他在2023年阻擊烏軍反攻時因摧毀了一輛西式步兵戰車而得到額外獎勵。

“這讓阿列克謝（學生的名字）感到非常自豪。他甚至變得有些不一樣了，開始對軍事裝備特別感興趣，今年還想報名參加軍事夏令營。”尼基塔說。

據俄羅斯媒體分析報道，2023年，俄國防工業和其他與軍隊需求相關行業的生產同比增長了35%，涉及軍事基建和重建的建筑業增長率也達到15%。如此大規模的戰爭經濟擴張自然將鄉村地區牽入。從2022年底開始，A村里不斷有人離開家，成為軍工生產的工人，或者到新占領的地區加入建筑施工隊。

但所謂戰爭讓俄羅斯“經濟過熱”似乎更多是一種困境中的戲謔，一種不幸中的萬幸。至少在俄主要城市，西方施加的制裁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外國品牌紛紛離去，公司和個人的跨國金融交易都受到嚴重影響。在普通人中間，尼基塔原先的同事們就是受到沖擊最大的人群之一。

2022年以來的西方制裁主要是對準俄羅斯中產或更富有的人，意在分化俄精英層和殷實中產階級的凝聚力。比如，中高收入階層不能去歐美旅游的制裁。赴歐美的留學生被遣返、中斷學業的現象普遍發生。原來有志于赴西方留學的俄羅斯年輕人今年以來已失去了申請的資格。

然而，在像A村這樣的地方，這種力度不可謂不強的措施似乎帶來了某種反效果：

“現在那些莫斯科的有錢人不能動不動帶家人孩子往國外跑了吧！”“是啊，俄羅斯有什么不好的，非要跑到敵人那里去？”“去巴黎、倫敦度假購物難道不算資敵嗎？”這些是街頭巷尾常常可以聽到的議論。

尼基塔發現不能用自己此前所在圈子的遭遇來試圖取得新鄰居的理解。而且時間長了，他也認為，拋開這些評論中夾雜的沙文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東西，鄰居們的觀點并非全然無稽。

“其實不得不承認，所謂的都市精英們在戰前是很格格不入的。他們，不，是我們，”尼基塔發出有些羞澀的笑聲，倉促改變了主語，“總是購買西方品牌，去西方度假，使用西方網站，和西方人打交道，仿佛忘記了俄羅斯還有鄉村的存在。但現在，似乎大家又被拉到了一塊兒，使用同樣品牌的產品，看同樣的電視節目，在同一片土地上忙碌和休息。也就是說，在村民們眼中，戰爭讓俄羅斯終于變得更像俄羅斯了。”

俄羅斯堡壘

一場戰爭帶來如此令人始料未及的作用，未免有些荒誕和諷刺，交戰雙方的戰略分析者們或許都會對此感到意外。然而，在廣袤的俄羅斯國土上，A村的情況遠非意料之外的偶然，相反，它僅是千千萬萬個地處俄羅斯腹地的小村鎮的縮影。在俄羅斯獨立導演為德國電視臺攝制的一檔紀錄片中，另一個名叫葉利尼亞的小鎮同樣展示出當代“深層俄羅斯社會”的一些風貌。

在那里，蘇聯衛國戰爭遺產占據了鎮子里的公共生活，幾乎所有的節日、儀式和集會都圍繞著那場戰爭。80多年前，為了給關乎蘇聯存亡的莫斯科保衛戰贏得準備時間，紅軍部隊在絕對劣勢下堅守葉利尼亞多日，為此付出極大傷亡。激戰過后，紅軍終于拖慢了納粹德國軍隊前進的腳步，在一排排倒下的紅軍士兵身后，拱衛莫斯科的防線得以構筑起來。

不過，80多年前的事情畢竟太過遙遠，直接當事人大多已經離世。多年以來，小鎮逐漸走向衰朽破敗，年輕人不斷流失，蘇聯時期的基礎設施早已嚴重老化。對于仍然留在那里的居民而言，時間仿佛凍結了。

但俄烏沖突打破了這個狀態。2022年2月24日以后，不斷有俄羅斯媒體踏入這座原本安靜的小鎮。他們的報道目的很明確：聚焦小鎮的光榮歷史，用蘇聯紅軍的犧牲來喚起俄羅斯公眾的愛國主義熱情。于是小鎮的人氣又開始聚集，一些人還專程旅行過來參觀戰爭遺跡。

也就是說，在烏克蘭燃燒的戰火仿佛讓沉寂數十年的葉利尼亞鎮復活了，居民們感到外界，甚至全國的注意力都重新集中到了葉利尼亞。

“他們說從軍不是女人的事，但沒有什么工作天生就是男人的事。我們能挖戰壕，我們能治傷患，是我們帶來了戰斗力！”

十六歲的葉利尼亞女孩瑪莎身著迷彩服，唱著這首獻給衛國戰爭蘇聯女兵的《穿軍裝的女人》，在小鎮的勝利日演出上收獲了陣陣掌聲。她是小鎮中學里無可置疑的好學生，上課總是坐在第一排，每每老師提問，她都搶著舉手回答問題。而她最擅長的，是在歷史課上復述偉大衛國戰爭的歷程，那些重大戰役的時間、地點、經過她都爛熟于心。

帶著父母、老師和鎮民的寄托，瑪莎一直在辛苦排練，希望在城里的青少年歌曲大賽中拿得名次，并給莫斯科來的權威評委們留下良好印象。然而，在一眾流行音樂節目的競爭之下，首次參加大賽的瑪莎有些緊張，最后沒能取得預想的好成績。和那些唱著西方歌曲，穿著性感時髦的同齡女孩在一起，身著軍裝、別著圣喬治絲帶的瑪莎在登臺前還不忘在胸口劃十字禱告，她的氣質顯得十分格格不入。

這是一種孤島感。瑪莎，葉利尼亞鎮，或者說整個俄羅斯，就像一座孤零零的堡壘，獨自面對全新的外部環境。從葉利尼亞的居民視角來看，過去俄羅斯遭受了太多的不公，從蘇聯解體到2010年代，尊嚴在西方面前掉落一地。如今生活困頓，前途黯淡也就罷了，現在似乎他們一直引以為豪的偉大歷史也受到了威脅。

“蘇聯人民——我們的祖父母們——為了衛國戰爭勝利奮戰了四年，千萬條生命被吞噬。他們不僅解放了自己的土地，還解放了整個東歐。但現在，正是那些被解放的歐洲人的后代們，竟然不敢承認他們的父母、祖父母曾經飽含感激親吻了紅軍士兵的面頰和T-34坦克的履帶。他們應該為健忘癥感到羞恥！”在一場統一俄羅斯黨的集會上，葉利尼亞鎮的鎮長背靠紅軍戰士雕像和刻有“永志不忘”字樣的紀念碑，面對一排排手持祖父輩照片的“不朽軍團”游行人群，發出了對歐洲的憤怒指責。

“西方從來沒有接受過我們，也永遠不會這么做。”2022年開戰之后，在數百公里之外的A村，尼基塔的鄰居謝爾蓋也對西方發出了類似的不滿。

“但烏克蘭畢竟有我們的親人，這真的是最好的方式嗎？”尼基塔試圖把話頭轉回每日的新聞頭條。

“哦，是嗎？或許你會給我大談國際法，或許你還可以講述烏克蘭人的遭遇，但沒有人切身體會過我們的屈辱感，知道嗎？沒有人。”謝爾蓋預判了話題的方向，用帶著憤懣的眼神回應著尼基塔有些“出格”的言論，“先是戈爾巴喬夫，后來又是葉利欽，現在是普京，我們總是在后退，你看不到嗎？”

俄羅斯坐擁世界面積最大國土，軍隊規模龐大，還有威懾力十足的核武庫，其民眾普遍對自身軍事力量感到自信。因此，外人并不容易設身處地體會俄羅斯的安全困境。

當地時間2023年5月9日，俄羅斯莫斯科，在紀念二戰結束78周年的紅場勝利日閱兵式上，軍人列隊行進。

尼基塔如此向澎湃新聞記者解釋這種對安全的“偏執”：“我不和你說一大堆歷史了，就一條，在俄語里‘安全’這個詞是безопасность，字面構詞上是‘沒有危險’，這和英語、法語、德語的構詞方式都不一樣，恐怕也和中文不一樣吧。”

“語言能反映人下意識的思維方式。所以，你可以看到俄羅斯人觀念中有多么害怕外來的危險。”他說。

事實上，這種心態也體現在了俄羅斯官方的話語之中。為了應對西方制裁和外部風險，俄政府制定了一攬子策略，其中被命名為“俄羅斯堡壘”（Fortress Russia）的計劃旨在加大俄經濟和社會的自身韌性，進一步降低對西方依賴。其實，早在與西方尚處于“蜜月”的2005年，就有俄羅斯官方智庫在題為“俄羅斯堡壘”的政策文件中建議，一種有效降低對外依賴的“孤立主義”政策（乃至世界觀）從長遠來看是可行的。

“所謂‘孤立主義’是指一種國家存在模式，政府僅僅建立和維系相對有限的對外接觸。在公共生活的所有領域，包括經濟、政治、文化、意識形態和宗教等，（俄羅斯）與外界的互動都應相對受限。如此，外部力量（對俄羅斯）的影響將顯著小于內部因素的影響。”該文件如此給出了定義。

到了2014年，上一輪烏克蘭危機爆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金融和經濟等領域對俄羅斯先后進行了90多輪制裁。從那時起，俄羅斯開始按照該文件的理念，嘗試建立一套有抵御能力的、自給自足的“堡壘”體系。減持美元，發展自己的支付系統Mir，改變貿易對象國等等，都是“俄羅斯堡壘”在經濟領域的體現。而在政治領域，強化意識形態、禁止外國NGO等措施也相繼出臺。

同時，回到那篇頂層設計“俄羅斯堡壘”的文章，俄政治精英認為，孤立主義意識形態的基底，是通過設計新理念，而不是靠政治禁令來實現的。“俄羅斯堡壘”是對俄經濟、社會和外交政策內在的修正。在需要的時候，可以“激活”它讓俄羅斯應對下一場冷戰或熱戰。而當外國不再威脅俄羅斯的時候，應該放下該理念，重新回歸包括西方在內的國際社會。

此外，“俄羅斯堡壘”應避免讓俄羅斯人回想起蘇聯時期封閉的計劃經濟體制，畢竟無止盡的排隊景象已成為了幾代俄羅斯人的噩夢。因此，“俄羅斯堡壘”將是一種盡管相對封閉，卻遵循市場原則的運行體系。盡量維系普通人的生計，某種程度上成為決定“堡壘”能否屹立不倒的關鍵。

盡管目前大量俄羅斯人都高度認同俄羅斯必勝，支持普京政府，出乎了西方輿論的意料，但一些俄方的智庫和民調機構也認為，這種認同感未必能長久保持。

按照一些西方分析者的說法，克里姆林宮為此次選舉設定了一項艱巨的任務，即普京要獲得創紀錄的得票率（80％以上）以及選民們非常高的投票率（70％以上）。

戰爭已成為2022年以來俄羅斯政治的核心，深刻影響著所有重大的政策和決策。但戰爭并沒有成為總統大選壓倒一切的主題。

事實上，盡管前線的戰火依然激烈，勝負未分，它在大選中的存在卻是相對隱性的，沒有居于絕對中心位置。這背后的原因是：戰場的回聲并不是很受歡迎。

普京在2月29日發表的國情咨文中，雖然在開頭和結尾處贊揚了俄武裝力量所取得的成就，但咨文的大部分內容——這是他自1999年首次擔任總統以來發表的19篇咨文中最長的一篇——主要羅列了內政的成就、計劃和目標，與“特別軍事行動”本身幾乎沒有直接關聯。

另外，普京的高支持率一定程度上掩蓋了總理米舒斯京的受歡迎程度。西方大舉經濟制裁的背景下，米舒斯京也拿到了較高的支持率。因此一些觀察家認為，俄民眾對米舒斯京的接受度其實顯示了他們對俄內政和民生的關心。

根據列瓦達等民調機構的調查，真正熱衷于支持軍事行動的俄羅斯人并沒有想象的多。調查結果顯示大多數俄羅斯人傾向于開始和談，盡管他們口中的和談與烏克蘭人所設想的和談可能在內容上大相徑庭。

從長遠來看，農村地區的俄羅斯人還會有更多麻煩需要擔心：人口更少的下一代可能會看到一個功能日益衰退的俄羅斯，其道路、住房、學校、醫療保健和其他基礎設施都將持續惡化。

因此，對于持續渲染“烏克蘭倒了會輪到歐洲”的西方輿論，尼基塔和很多村民們一樣感到有些可笑。“西方人到底是搞不對這個道理：俄羅斯的問題不是想占領世界，獲得無窮無盡的土地。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從哪里弄來足夠的人，把現在已有的廣袤土地填滿，讓它不至于荒蕪。”尼基塔說。

新“領土”上的新“選民”

與2018年的選舉相比，今年又有四個新的“州”加入其中，分別是盧甘斯克、頓涅茨克、扎波羅熱和赫爾松。這些土地上的人口首次參加俄總統選舉。

頓涅茨克人卡麗娜來自一個典型的蘇聯式多民族家庭，祖輩從蘇聯各地遷居而來，家庭成員沒有缺席衛國戰爭和工業建設等蘇聯的標志性歷史時刻。她的身上有韃靼、俄羅斯和中亞血統。

“五湖四海的蘇聯人來到頓巴斯，在這里抗擊德國法西斯、參與采礦和工業建設，最后結婚生兒育女。這不光是我自己的‘家庭神話’，更是成千上萬頓巴斯人真實的家族史。”卡麗娜此前告訴澎湃新聞。

當投票在3月15日拉開帷幕時，卡麗娜早早趕到投票站投票。與大多數俄羅斯人一樣，卡麗娜明白選舉的結果不會有什么意外，然而，對她而言，此次投票仍有一層特殊意義。

“頓巴斯確認了和俄羅斯在一起的未來。”卡麗娜說，“這才是最重要的。”

當地時間2024年3月15日，頓涅茨克，民眾在投票站參加俄羅斯總統選舉投票。

自從2022年2月24日以來，卡麗娜家中有多人參加了民兵組織。她的哥哥薩沙早已進入軍營，成為頓涅茨克第一軍的軍官。這是一支多由本地人組成的民兵部隊，其前身早在2014年基輔“廣場革命”后就開始與烏政府軍作戰。十年戰斗之中，雙方可謂結下“血仇”。隨著俄烏沖突全面爆發，俄軍大舉進入頓巴斯，第一軍也逐漸正規化，被整合進俄軍的指揮體系。

卡麗娜的丈夫和父親都已穿上了軍裝到前線參戰。年逾五十的父親曾經是蘇聯軍隊中的一名基層軍官，但已經退役近三十年，早已失去了大部分軍事技能。

“我告訴爸爸，你年輕時已經履行了軍事使命。但他說，我怎么能把薩沙一個人丟在戰壕里。于是他背著一個打包好的背包，不問我，也不問我媽媽，一個人去了招兵點報到。”卡麗娜說。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在其他俄軍單位的配合下，頓涅茨克第一軍正面參與了對馬林卡、阿夫杰耶夫卡等頓涅茨克西郊衛星城鎮的攻擊。這些城鎮被占領后，俄烏兩軍的交火線被推到了更西邊，炮火漸漸遠離頓涅茨克市區。對于卡麗娜這樣自我認同為俄羅斯人的當地人而言，大選的順利進行意味著頓涅茨克的“腹地化”，當地的日常生活變得更加安全。

“薩沙他們是頓涅茨克的英雄。天知道他們沒有把烏克蘭人從馬林卡和阿夫杰耶夫卡趕走的話，我們還得挨多少炮擊。”卡麗娜說。

當然，并非所有當地人都像卡麗娜一般將這場并無多少懸念的大選視為必須參與的盛事。卡麗娜坦言，有的鄰居沒有去投票站，而他們往往會受到選舉工作人員的拜訪。這些人帶著投票箱，上門勸告未赴投票站的居民行使選舉權。

大選僅僅是俄羅斯深度嵌入當地政治和公共生活的一個環節。在總統選舉以前，俄羅斯政府一直在鼓勵新占領地區的居民更換俄羅斯護照和身份文件，一些社會福利的發放也與此掛鉤。如今，不僅僅是護照，一切個人文件都要更換，駕照、不動產權證明、公證材料等等。當地小學和中學的老師早已開始使用俄羅斯教材。

新“領土”與俄羅斯腹地的交流同樣變得更加深入。一名正在盧甘斯克讀大學的當地女學生告訴澎湃新聞，自從俄烏沖突爆發以來，她所在的大學常常暫停正常教學，改為在線上課。不過，從2023年下半年開始，由于炮擊頻率下降，學校又開始了線下授課。不僅如此，校方還頻繁組織學生去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城市游學，參觀博物館、歷史遺跡等等，接受俄羅斯愛國主義教育。

“沖突爆發前我在學校還有幾個認同烏克蘭的朋友，她們有的去了基輔，有的在歐洲當了難民。她們離開家鄉，忘卻自己的身份，斬斷和家鄉的聯系。我不想過那樣的日子。”她回憶說，同時坦言自己在選舉中將把票投給普京。

“我出生時普京就是總統。參加投票唯一的理由是我可以確認自己的身份。就像那些十年前在基輔的廣場上自豪喊出自己是烏克蘭人的年輕人一樣，我只是想擁有同樣的權利，選擇我認同的文化，并且不受他人置喙。”

（應受訪者要求，尼基塔、謝爾蓋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