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吳飛《浮生取義》修訂版近日出版，并附以他研究自殺的另外兩本著作《自殺與美好生活》和《自殺作為中國問題》，這上下兩冊是他自殺研究的最主要內容。吳飛為了深入研究中國自殺問題，首先詳細梳理了西方自殺學的哲學基礎，形成《自殺與美好生活》一書。然后通過細致深入的田野研究，以“過日子”和“做人”解釋中國自殺大多起于家庭糾紛的現象，并進一步思考中國日常生活中的生命和正義問題，形成《浮生取義》一書。《自殺作為中國問題》則是對兩項研究中主要思想的簡要呈現。澎湃新聞經出版社授權，摘發其中部分內容。

《浮生取義（外兩種）》

壯烈的自殺故事早就隨著羅馬帝國的衰落和基督教會的興起而消失了蹤跡。但是，當現代歐洲的新羅馬——大英帝國逐漸崛起的時候，自殺忽然又成了很流行的話題。古羅馬的自殺者們在英國紛紛復活了。本來不以音樂見長的英國，卻誕生了伯塞爾的《狄多與埃涅阿斯》這樣著名的歌劇；盧克萊西亞以盧克利斯的名字不斷成為英國詩人們鐘愛的主題；著名詩人安迪森的悲劇《加圖》不僅在舞臺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甚至導致了不少英國人仿效加圖而自殺；莎士比亞的《裘力斯·愷撒》把自殺者布魯圖斯寫成了一個英雄，而他的《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使“羅馬人的死法”成為自殺的代名詞；塞涅卡的文章更是成為古典教育的教材，為英國紳士們津津樂道。

但就在“羅馬人的死法”流行起來之后，“英國病”（English Malady）卻逐漸成為自殺的新的別名。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一個非常著名的段落寫到，由于這個島國氣候陰郁，而且這個種族的人民天性灰暗，所以，英國人比較喜歡自殺。雖然古羅馬的自殺英雄常常成為英國人欽慕的對象，這個生性陰郁、多愁善感的新羅馬對待自殺的態度卻要復雜得多。

《論法的精神》

我們只要隨便翻翻十七世紀英國的報刊和各種小冊子，就會從這樣的標題上體會到英國人對待自殺的態度——

1653：“一個精神困窘的人的離去”，或“一個天才的敘述”，講的是原克羅奈爾·威利團的士兵的馬斯·閔斯于3月17日星期四，在倫敦的圣基爾斯·克里普利門教區對本人實施的自愿謀殺，還有他親手寫的信的原件，是在他做這件事之前那一刻才交給他妻子的，而收信人，是至高上帝的所有圣徒。他在信里告訴他們他自己的不滿和辛勞，從而為自己的行為正名。本文還敘述了他的奇怪的觀點，他殺死自己的過程，以及其他經過調查的事，這些都在3月18日星期五經過了證實，并且有在驗尸官檢查之前的宣誓為證。

1676：從大橋街傳來的不幸而值得探討的消息，或，對太輕浮或太沉迷的愛人的一個警告，這是一個年輕學徒（他在大橋街從事販帽生意）的完整而真實的故事，他與一位女子相愛三年，突然覺得遭到她的忽視，在上個月即3月21日星期二飲鴆而死；在教堂埋葬幾日后，被遷往福利橋的大街上。1676年4月3日發自奧爾登堡。

1684：迫害之苦的典型，約翰·柴爾德對生活的真實敘述和值得探討的結局，他在1684年10月30日凄慘地自毀而亡。

1700：“離牛津一步之遙”，或“一篇瘋狂的雜文”，寫的是可敬的克里克先生，據說，他是為愛而自縊的［1700年6月18日，星期二］，里面也寫了她的情人的性格。（是的，他死了!那可憐的、不幸的天鵝，死在美麗的愛情里，但是卻是虛妄的愛；她把那牧羊者做了燔祭，獻給她的高傲）

這些敘述有譴責，有同情，有悲哀，有憐憫。在這些報道和敘述的正文，那些不知名的作者往往先發一通感慨，哀嘆人類命運的悲慘或魔鬼的陰險，然后再進入正題，敘述自殺者的故事。一翻開這些小冊子，一個陰郁和焦慮的英國形象就撲面而來。這里所講的自殺故事，和羅馬的那個故事已經非常不同了。隨著現代人對人的“自然權利”的理解和對人的內在價值的肯定，對自殺的譴責和肯定幾乎同時高漲起來。在這一章，我們將循著自殺者那干澀的呻吟，努力進入當時英國的人性結構。

約翰與艾米

英國的自殺故事的開端，是極為嚴厲而可怕的懲罰。早在古希臘文化中，對自殺的懲罰就已經是民間信仰的一部分，也常常會成為法律的規定。到了中世紀，這種傾向更與基督教對自殺的譴責結合在一起，同時也愈益明確地變成法律的規定。不過，無論在中世紀的英國還是其他歐洲國家，這種懲罰始終難以得到嚴格的執行。

對自殺的真正法律懲處，主要發生在都鐸王朝（1485—1603）和斯圖亞特王朝（1603—1714）。這一方面是因為都鐸王朝實行了政治改革，大大強化了國家權力；另一方面，是因為新教逐漸在英國傳播開來。國家權力的加強，使國家不僅深入到偏遠鄉村，而且把更多的私人生活納入自己的管轄范圍，而新教的發展，不僅沒有削弱基督教的影響，反而使整個英國社會更充分、更徹底地基督教化了。因此，英國現代社會的第一步，既不是自由民主，也不是世俗化，而恰恰是集權與宗教化。在中世紀，雖然神學家和教會否定自殺，雖然國王和法律譴責自殺，但平民百姓不僅不理解高深的神學道理，而且這個問題也是國家法律鞭長莫及的。中世紀的歐洲只能說是教會統治的歐洲，整個社會卻沒有充分基督化。反倒是在與羅馬教廷日漸決裂之后，英國國王才與新教的牧師們一起，不僅占領了普通百姓的心靈，也闖進了他們的私人生活，這才真正把他們的權力深入到了社會的毛細血管。

都鐸王朝留下的驗尸紀錄并不多。在一項難得的歷史研究中，佛布斯（Thomas Forbes）檢驗了1590年5月到11月之間在倫敦及其近郊所做的35個驗尸報告。其中有7個死于自殺（此外，有13個死于事故，12個死于疾病，2個死于謀殺，1個死于過失殺人）。雖然這個樣本很小，但這樣大的比例還是驚人的。而另一項對都鐸王朝更大范圍的研究顯示，在所有暴死之中，有12%死于自殺。

這35個案例中的第一個，約翰·約翰遜，就是一個自殺者。佛布斯提供了非常詳細的驗尸報告：

依靠上帝的恩典，英吉利、法蘭西、愛爾蘭的女王、信仰的捍衛者，并享有此外諸多頭銜的主權者伊麗莎白在位的第32年的5月23日，禮拜六，在倫敦城安排并執行了一個檢驗，具體是在倫敦的阿爾德門行政區的圣凱瑟琳教堂的教區，女王陛下治理的該城市的驗尸官托馬斯·威爾布拉汗在現場，針對的是倫敦的約

翰·約翰遜的尸體，他本來是倫敦的磨坊主，自縊，當時躺在地上，已經死亡，有陪審員們的誓言為證。本行政區和附近三個行政區的善良而忠誠的人們，包括拉爾夫·奧爾尼比、克里斯托佛·克拉克、約翰·馬西、理查德·瓊斯、巴納德·沃納、尼古拉

斯·沃倫、理查德·阿肯、喬治·特納、威廉·特德福德、約翰·華爾倫德、威廉·扎德、威廉·威利勛、理查德·哈爾博羅，按照本城的習俗和慣例起誓，調查這個約翰·約翰遜是因何緣由、如何、何時死去的。他們起誓說，在星期五，即依靠上帝的恩典，英吉利、法蘭西、愛爾蘭的女王、信仰的捍衛者，并享有此外諸多頭銜的主權者伊麗莎白在位的第32年的5月22日，這一天下午3時左右，此約翰·約翰遜正好獨自在他的住所的一個臥室里，這個住所就在該教區和行政區內。約翰·約翰遜眼前沒有對上帝的畏懼，而是被魔鬼的慫恿所鼓動和引誘，于彼時彼地，用長一厄爾、值一法尋的一條繩子，于彼時彼地，此人約翰·約翰遜就把繩子拿在手里，把這條繩子的一端系在三個鐵釘上，這鐵釘在一個門柱的上方。他把同一條繩子的另一端繞在自己的脖子周圍，于彼時彼地，情節惡劣，出于自愿，構成“自我謀殺”，他的惡意矛頭指向上述的主權者女王，自縊身死，

反對上述主權者女王的和平、尊嚴，等等。于是，該約翰·約翰遜于彼時彼地，當場死亡。陪審團在此誓言下，說該約翰·約翰遜依上述方法殺死、謀殺了自己，情節惡劣、出于自愿、懷有惡意，是“自我謀殺”，反對女王陛下的和平等等。這個約翰·約翰遜不是用別的方式方法死的。在他自己進行此謀殺時，他有各種不動產和動產，價值5先令，現在在施賑員愛德華·格林的代理保管下，歸女王陛下使用。我，即上述驗尸官，以及上述陪審員各自就這次調查蓋章作證。于此年日完成。

其他驗尸報告也都依照同樣的格式撰寫。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法律對待自殺的基本態度。這個不幸的約翰的主要罪狀，是“情節惡劣，出于自愿，懷有惡意”，因而構成了自我謀殺罪（felo de se）。他不僅喪失了對上帝的畏懼，而且其惡意的矛頭直指伊麗莎白女王陛下，或者說，指向了英國主權（sovereignty）。

當時的法學家達爾頓對自殺的性質和懲罰做了清晰的界定。他在討論各種謀殺罪的時候，把“自我謀殺”放在第一個來談，而不是像托馬斯那樣放在最后。他說：“我們應該注意，自我謀殺是對上帝、對國王、對自然的冒犯，無論就程度還是性質而言，都算作謀殺。在實施之前，他在心里盤算和決定殺死自己，應該是比殺死他人更重的冒犯。”

顯然，這三條理由就是托馬斯·阿奎那自殺譴責的英國翻版。他和托馬斯一樣，認為自殺比其他謀殺更加惡劣，應該遭到更加嚴厲的懲罰。

達爾頓繼續指出，如果自殺者頭腦清醒，那么，他們的財產就應該沒收，他們的尸體帶著繩索，由一匹馬從房子里拖出來，到一個指定的用來懲罰或羞辱的地方，尸體掛在絞刑架上。如果沒有官長的命令，誰都不能取下。

而對約翰的定罪，所依據的正是達爾頓在此所說的理由。因為約翰的行為被認為直接冒犯了伊麗莎白女王所代表的英國主權，所以他的財產被沒收充公，完全歸女王所有。而對自殺者尸體的懲罰和羞辱，在具體細節上雖然各有不同，但其目的和大體儀式是一致的。佛布斯為我們提供了驗尸官威爾布拉汗的另外一個案例，我們可以從中看到，驗尸官是如何執行這一處罰的。

在佛布斯所研究的7個自殺案例中，對案例25的艾米·斯托克斯的驗尸在圣伯托爾夫教區進行，得到了教區書記的記錄，因而比其他案例更加完整。佛布斯在他所著的《阿爾德門編年史：莎士比亞時代倫敦的生與死》中抄下了這一記錄：

驗尸官托馬斯·威爾布拉汗想檢驗住在約翰·安色爾的院子里的鋸木匠亨利·斯托克斯的妻子艾米·斯托克斯是怎么死的。1590年9月7日，大約上午9時，她在上述安色爾先生的院子里，鋸木坑上面自己的臥室里，自縊而死。其死亡方式如下所述。她把一根細繩繞過自己的臥室的房梁，把它系在這根房梁上，然后把繩子做成一個扣，套住自己的脖子，站在一個三腿小凳上，然后用一只腳把小凳踢開。后來人們發現，小凳倒在這個臥室的花上和邊上。陪審團和驗尸官調查到，她叛離了上帝，以自縊的方式謀殺了自己。于是驗尸官作出決定，要把她從這所房子里抬到城邊上的一個路口，用一根粗木棍壓在她的胸口上，連木棍一起埋葬。木棍可以被行人看見，他們就會記住，誰若是犯下同樣的罪，就會遭到同樣的懲罰。于是，在1590年9月7日晚上8點或9點，該艾米-斯托克斯就這樣葬在了麻雀街角外的一個十字路口，也就是當初十字架所在的地方。她大約30歲。

在這個對自殺者的典型懲處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幾點。首先，埋葬的地點要在一個路口，十字路口或丁字路口都可以。這應該起源于條頓民族以人祭祀的儀式。早期的條頓民族用罪犯祭祀，就在路口設立祭壇，罪犯的尸骨就埋葬在那里。后來，死刑也在路口執行，死刑犯和自殺者都在那里埋葬。在中世紀，夜幕降臨以后，路口通常被當成恐怖的地方。人們認為那里經常有惡鬼出沒，所以有時候會在那里立一個十字架。艾米所葬的那個路口，當初就是有一個十字架的。其次，用木棍壓在胸口，就是壓在心臟上，這與吸血鬼的傳說相關，這樣的木棍可以阻止吸血鬼逃出墓穴來害人。后來，木棍也用在了自殺者身上，用意應當是阻止自殺者的鬼魂騷擾生前的同伴。再有，埋葬需要在夜間舉行。據說，這和異教傳統中的冥界與黑暗女神赫卡特相關。另外，或許這也是為了在行人稀少的時候舉行。

圣伯托爾夫教堂的記錄表明，自殺者一律不準葬在教堂的墓地，但連殺人犯和被處決的犯人都可以葬在教堂。在佛布斯發現的1573年8月27日的一份教會記錄中，自殺者的尸體根本不用“埋葬”（bury）這個詞，而是簡單地說成“拋在地下”（put in the ground）。

直到二百多年后，這一關于自殺的法律才得到了修改。1823年，英國議會頒布了《改變和修正關于自我謀殺者的遺體埋葬的法律的決議》。其中規定，驗尸官或別的官員以后不準擅自把自我謀殺者埋在路邊，但可以指導對這些尸體的埋葬，不再用木棍壓在尸體身上，而且可以在教堂墓地埋葬。不過，這項決議仍然堅持，必須在驗尸之后的二十四小時之內埋葬，而且要在夜間9點到12點之間埋葬，誰也不準為這樣的死者舉行基督教的葬禮。雖然有這些改動，保守些的教會仍然很不愿意把自殺者葬在教堂的墓地里。

我們并不知道，這種懲罰是不是到1823年之前真的都在執行，還是只在都鐸王朝和斯圖亞特王朝期間，才得到了嚴格執行。但不論其執行情況如何，國家的態度都是非常清楚的。在約翰和艾米的兩個案子中，都是由驗尸官插手，來處罰不畏懼上帝或背叛了上帝的自我謀殺者。即使后來國家慢慢不再執行這條法律了，那也不能說明，國家就不再插手這件私事，而只能表明，對個體生死的治理，已經可以有別的方式來執行，而不必一定要靠這種野蠻的懲罰了。1823年這條法律雖然修改了一些內容，但對待自殺的否定和懲罰態度并沒有改變。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對自殺的懲罰完全符合福柯所描述的現代國家的治理術（governmentality）。自殺和瘋癲與犯罪一樣，成為國家治理的重要對象。統計技術、法律手段、醫學知識都充分運用在了自殺問題上。

雖然自殺問題集中了國家的各種治理技術，但誰都很清楚，都鐸王朝對自殺的懲罰畢竟只是儀式性和象征性的。達爾頓在談到對自殺者的處罰時也講到，由于根本不可能在自殺者死亡之前處罰他，所以，他其實不會感受到這種處罰。但是在法律上，驗尸官對自殺者的懲罰相當于事實上的懲罰。

正是因為這種懲罰的象征性，對自殺的治理與對瘋癲和犯罪的治理都不同。連死都不怕的人，難道會在乎這種死后的儀式嗎？哪怕懲罰再殘酷，它也很難起到懲前毖后的作用，英國的自殺率并沒有因為這種殘酷懲罰而有明顯的降低。但是，哪怕這種法律不會減少自殺率，甚至哪怕這種法律只是一紙空文得不到執行，英國議會仍然要認真地起草和修改它。治理自殺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要在多大程度上減少自殺率，而是因為，這是英國賴以立國的政治原則和法律原則的要求。雖然自殺不會得到真正的治理，但是如果不治理自殺，就勢必威脅到一些更根本的原則。因此，當時的英國必須有這樣一條法律。這更多是出自政治原則的需要，而不是出于實際的治理目的。面對這樣一條看似可笑的法律規定，我們更需要問的問題是，究竟是什么原則，使英國人認為，有必要堅持舉行這樣有名無實的懲罰儀式。

我們前面已經看到，無論從理論上看，還是從實踐上看，當時對自殺的處罰是宗教與政治攜手完成的。宗教與國家合作的這個事實，不僅說明了當時對待自殺的宗教與政治態度，而且已經提示我們，恰恰是因為新教的觀念，慢慢塑造了新的政治取向，以及在這個基礎上實行的現代治理術。因此，我們首先要看當時英國的自殺學揭示出了關于人性的什么觀念，然后再來看這種人性觀念之上的政治理念。

自我保存

“痛苦與快樂總是相伴而行”，這永遠是自殺研究的核心問題。人生在世固有的善與惡，永遠是哲學必須思考的問題。主張性善和性惡的不同思想家，并不是分別只看到了世界的一個面向，而是試圖從人性的一個角度出發，來給世界提供一個總體的理解。基督教原罪論的獨特之處在于，它把人固有的神性和潛在的罪性（或者反過來說，固有的罪性和潛在的神性）凝縮在了一起，創造出了一個超越善惡，但又兼具善惡的人性。從奧古斯丁到托馬斯，再到但丁，都是在講述這樣一個人性的故事。而到了現代英國，人性中這種潛在的張力就尤其尖銳地表現出來，特別是體現在針對自殺的種種思考和政治制度上。

于是，關于人性的討論就不再集中于靈魂與身體的關系上，也不再集中于善惡之爭，而是逐漸把“自我保存”這個看上去沒有絲毫道德色彩的概念當成了焦點。從思想淵源上來說，對自我保存的強調，當然來自托馬斯的自然法學說（見第四章）。到了十七、十八世紀的英國，這種說法一方面演變為關于生命保存的種種現代哲學和醫學學說，另一方面則發展出了一套更加現代的自然法系統。而這兩個角度都對自殺問題有明確的說法。

1637年，約翰·西姆（John Sym）發表了《保存生命反自戕書》（Life's Preservative against Self-Killing），并自詡為第一部專門討論自殺問題的著作。而這本書立論的核心，就是自殺違背了對自己生命的保存。

約翰·西姆《保存生命反自戕書》

西姆首先把人的生命分為“自然生命”和“靈性生命”兩部分。一般所說的生命，就是“自然生命”；一般所說的自殺，也就是對身體的自我謀殺。而這個自然生命，就是《腓立比書》1：22所說的“在肉身活著”的生命。而所謂在肉身里活著，并不是為了滿足肉身的欲望，也不是按照肉身的要求，指引人們自己身體中的智慧和意志，而是，住在脆弱而有罪的身體里，受到各種煩擾和軟弱的折磨，是逐漸消逝的、暫時的生命，就像使徒雅各所說的，“你們原來是一片云霧，出現少時就不見了”（《雅各書》4：14）。

西姆隨后卻指出，這個自然生命雖然充滿了罪性和痛苦，但仍然是甜美的、值得保存的、寶貴的。第一，只有在靈魂與身體結合的時候，人才能保存完整的自我，才能為上帝服務，才能為自己得到救贖，所以，自然生命是甜美的；第二，上帝使自然生命的喪失成為可怕的和痛苦的，所以人們仍然要努力保存這個生命；第三，在世界上，沒有什么東西比生命更寶貴和親密了，因為，只有在靈魂與身體結合的時候，人才能保持他的存在，才能享用上帝給的種種賜福，才能讓人不斷完善自己。因此，人們必須通過祈禱、飲食、愉快、醫藥來保存自己的自然生命，抗拒死亡的威脅。西姆甚至指出，過于狂熱的宗教情感會傷害到人的身體，也是應該避免的。

在西姆看來，自然生命之所以是短暫和痛苦的，是因為它遠離了上帝；而它之所以還是甜美、寶貴、值得保存的，其終極原因仍然在上帝那里。自然生命雖然短暫易逝，但沒有它就無法朝向上帝。所以，自然生命是遠離上帝的神圣賜予。

但在這各種宗教式的說法當中，西姆又并不怎么協調地放進了喪失生命的恐懼這樣一條。比起另外兩條理性的論證來，中間這一條和上帝的關系最小，雖然西姆還是給了一個宗教式的說法，但未免牽強些；不過，也恰恰是這一條，是更基于人的自然本能和情感，似乎更能讓人信服。

生命是否是寶貴的和值得保存的，在大多數人看來，這是一個不言自明的問題。誰都知道，生命當然是寶貴的，死亡是可怕的。但是，如何以哲學思考來面對這個問題，卻并不是一件那么想當然的事。比如在《斐多》中，蘇格拉底就把對死亡的固有恐懼當作一個需要安慰的孩子，而根本不會給這種恐懼正名。奧古斯丁在談到兩次死亡的時候，更是把死亡當作對人的懲罰，對死的畏懼同樣是對罪的懲罰，而不可能有什么積極的意義。在他那里，只有勇敢地面對死亡的人，才能獲得在天國的永生。托馬斯雖然認可自我保存的意義，也把死亡當作最大的壞事，但他并沒有從正面肯定對死的恐懼。雖然怕死從來都是人之常情，但在古典和中世紀的作家那里，怕死要么被當成懦弱和不成熟的表現，要么被看作需要克服的人性弱點，卻很少有人從對怕死的肯定出發來發議論。

西姆出自基督教的傳統，在基本的說法上秉承奧古斯丁和托馬斯以來的傳統。但是，他用怕死這種心理來證明自然生命的重要和不可喪失。當然，西姆還不能直接從人的本能來為怕死的情感正名，而要在基督教的總體框架下，來談論怕死問題。他在定義自然生命的時候已經談到了，自然生命之所以可貴，并不是因為肉身的欲望，更不是從肉身自己的需要來衡量的。因此，如果要把前面的這個說法貫徹到底，就不能簡單從身體的痛苦和折磨的角度來為怕死正名。于是西姆說：“上帝這樣命令，使靈魂從身體的分離總是讓人的感受非常恐怖，還帶著痛苦和悲傷；這不僅在于兩個甜美的伴侶從此要分離了，而且在于，二者共同的、自然的、個體的生活，要完全毀滅，在于依賴并且朝向人的完美的舒適行為和情感被割裂。正是因為人會自然地努力保存他的生命，厭惡自我謀殺，所以這會剝奪他如此多的好處。”

看這一段議論，除去最開始加上了“上帝這樣命令”幾個字之外，所講的都可以從人的自然情感來理解。靈魂與身體的分離、個體生活的毀滅、舒適行為和情感的割裂，雖然西姆文縐縐的說法似乎在強調這不是僅僅出于肉體的感受，但這些畢竟都會使肉體感到疼痛和悲傷。死亡之所以是可怕的，本來是因為，人們是留戀塵世生命的，是貪生怕死的。無論以多么文雅的語言來談，這都是出于人自然本性的一種基本情感。

西姆的討論，甚至不僅僅是關于“喪失生命”這一段的，他整本書的主旨都在試圖從基督教的角度論證，這種自然的怕死之情不僅是正當的，而且是用來反對自殺的重要理由。于是他說，這種自然情感是上帝安排的。是上帝使死亡顯得那么可怕，從而讓人充滿了痛苦和悲傷。這樣，當人們在死亡面前戰栗恐懼、涕泗交流的時候，就不能完全怪人的懦弱。相反，倒是那種面對死亡無所畏懼，甚至主動沖向死亡的人，是應該遭到譴責的，因為他們抗拒了上帝賦予人對死亡的恐懼，在該害怕的時候不害怕，對該珍惜的不珍惜。

從理論上講，西姆為怕死所做的辯護，是可以從托馬斯的神學那里找到根源的。前面談到，托馬斯已經不再像奧古斯丁那樣，把上帝的至善當作人間善好的無限延伸，而是把他當成與各種具體的存在者完全不同的“本質”。從這樣一種神學出發，托馬斯尊重任何存在的自然，而人的自然的一種表現，就是自我保存。托馬斯并沒有從這個自我保存的說法進一步推論，為怕死正名，但我們如果從這一點出發，就有可能推出，既然自我保存是人的自然，而死是自我保存的反面，那么，人們當然應該不喜歡死亡，也就是應該畏懼或至少是討厭死亡。按照托馬斯的理解，雖然靈魂比身體等級更高，但沒有身體的靈魂仍然是不完美的，所以人在末日審判的時候，仍然要恢復靈魂與身體的結合。既然從死亡到末日來臨之前，人的自然都處在一個不完美的狀態，那么，活著的人應該期待末日審判，而不是期待死亡。如果是這樣，人害怕靈魂與身體分離這樣一個不完美、不自然的狀態，當然就沒什么好奇怪的了。而西姆對生死的種種看法，正是與托馬斯這些說法相符合的。也就難怪他會得出結論，人們對死亡的恐懼是自然的。人如果充分按照這種自然來表達自己畏懼的情感，也就沒有什么不合適了。

這樣一種對怕死的正名，乃至對自我保存的正名，雖然在理論上與托馬斯的神學一脈相通，但是標志著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怕死，一直是西方哲學中的重要主題，甚至是很多基本問題的出發點。西姆一改古典思想和中世紀神學中要克服怕死的基本出發點，竟然認為人們的恐懼因為是上帝賦予的，就應該得到肯定；它不僅得到了肯定，而且還因為直接來自于上帝而有著高于人間道德的地位。人們完全靠對死的恐懼來堂而皇之地戰勝良知的譴責，這反而被認為是虔誠的。而誰若是像斯皮拉和柴爾德那樣，因為良知的折磨而連死都不怕了，反而會被打入地獄。

西姆在談到自殺動機的時候，講了因為良知的困惑而導致的自殺。他完全理解，人所遭受的別的苦難，都不過像鞭子打在外衣上一樣，但是心靈中遭受的折磨，就如同打在裸露的肌膚上一樣，尤其難以忍受，甚至是比死更難以忍受的。如果人真的像這樣遭受了良知的折磨，那就必須超越自我去尋求幫助，否則就一定會被自己壓垮。無疑，這種外在的援助，只能來自萬能和至善的上帝。但是，為了獲得這種超越性的援助，西姆知道，僅僅靠不斷的祈禱未必就夠。因此，在談到對自殺的預防的時候，他特別提到，人們除了堅定信仰、檢點自己的行為之外，還要使自己害怕，讓自己一旦想到自殺的后果就不寒而栗。于是，對死亡的恐懼不僅是人們抗拒自殺、珍愛生命的原因，而且得到了正面的運用，成了預防自殺的有效手段。

英國短片《自殺熱線》劇照（2013）

怕死竟然真的戰勝了良知。這究竟意味著什么？難道怕死變成了繼信、望、愛之后的新德性了嗎？無論如何，恐懼都不可能被當成德性。對怕死的肯定，并不構成一種新的道德體系，而是提出了一種完全沒有道德內涵的概念。在人們蔑視怯懦、主張用愛智的生活克服死亡恐懼的時候，雖然這種恐懼從來都是存在的，但人們并不認為存在一個非善非惡的中間狀態，因此，面對死亡的時候，要么是以怯懦的方式向死亡屈膝投降，要么是以勇敢和智慧的方式戰勝死亡。那個時候，自殺之所以不對，是因為自殺表現出的是魯莽，而不是智慧。如果是像蘇格拉底這樣智慧的人去自殺，那也就沒有什么錯誤可言了。中世紀的神學家們雖然有一套超越善惡的神學道德，還用這套道德來肯定身體的神圣性，甚至講出了一種無善無惡的伊甸園狀態，但這種超越善惡的人性觀畢竟沒有落在每個具體的血肉之軀上面。但丁的說法是針對個體人性的，但他使用的畢竟是詩歌的比喻。而當西姆這些現代人把這種無善無惡的人性觀充分展開之后，我們才看到，一個無善無惡的人究竟是什么樣子的。他擁有上帝賜給的所有自然特點，既可以用這些自然特點去行善，也可以用這些自然特點去作惡。他渾身只有一副強壯的骨骼和肌肉，有一副完整而敏感的神經體系。他會哭，會笑，會恐懼，會感動，會憂郁，會喜悅。他還談不到什么偉大的追求，也還沒有任何卑鄙的想法。任何道德概念都不適用于他。他的最大快樂就是活著，對他的最大威脅就是死亡。其他的一切喜怒哀樂都從這兩個基本情感中引申出去，但現在還沒有引申。他所需要的，只有食物、醫藥，也許還有武器。這樣的人，可以非常簡潔地概括為“怕死的人”。西姆的一切分析和討論，針對的就是這樣一個怕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