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迎接2025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上海應建一座審判日本戰犯紀念館。

眾所周知，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是百年近代史上中國唯一完全勝利的反侵略戰爭。抗戰勝利的標志性事件之一，就是中國參與了戰后清算日本侵略戰爭罪行的東京審判及其他一系列審判。

1948年11月12日,遠東軍事法庭宣布對25名被告的判決。

東京軍事審判，是國際社會繼紐倫堡審判之后，清算侵略國罪行的、文明對野蠻的嚴正審判。在持續3年的審判中，盡管波瀾起伏，最終正義戰勝邪惡，戰爭罪犯得到了應有的懲罰。中國檢察團運用精深的法律知識和斗爭策略，舌戰日本侵華元兇，出色地完成了任務。

其實，戰爭剛剛結束，為了減輕及開脫日本國家的戰爭罪責，日本政府曾提出，由日本自行審判戰犯，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德國一樣獨自審判，但這一請求立即遭到同盟國的一致拒絕。隨即，中國、蘇聯、美國、英國、法國、荷蘭、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菲律賓、印度等11國代表組成了東京國際軍事法庭，代表著世界上其他40多個反法西斯盟國，具有廣泛的代表性。法庭庭長是澳大利亞人衛勃，他剛正不阿，但有時又有些剛愎自用。首席檢察官是美國司法部官員約瑟夫·季南，這人非常專業、強悍與果敢，人稱“魔鬼檢察官”，他領導的國際檢察局為法庭的順利審判做了大量工作。

從1946年5月3日開庭，到1948年11月12日，東京審判歷時兩年零7個月，這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留下檔案文獻最豐富的國際審判。公開開庭有818次，英文庭審記錄4.8萬余頁，包括日本在內的12個國家共419名證人出庭作證，779人書面作證，有關證據資料達8000件，其中檢察方提供的證據資料21200頁，辯護方提供的證據資料26800頁，而一份《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竟長達1231頁，對日軍侵華戰爭、日軍在太平洋戰爭、在東南亞的罪行進行了控訴，法庭用了整整7天時間才宣讀完畢。

東京審判具有重大歷史意義。東京審判以反和平罪、戰爭罪和反人道罪審判戰犯，其本質是國際正義對法西斯邪惡勢力的審判。這一審判向全世界表明，陰謀策劃、發動和實施侵略戰爭是違反國際法的犯罪行為；參與戰爭犯罪的個人，要對侵略戰爭負責。它與紐倫堡審判共同開啟了人類社會追究發動侵略戰爭元兇的先例。東京審判對日本近代對外擴張是侵略行為做出明確定性，并對戰后國際秩序的奠定發揮了重要作用。

長期以來，日本右翼和某些保守政治家還有一個謬論，就是認為“甲級戰犯所謂的反和平、反人類罪是占領軍隨心所欲制造出來的”。他們公然否認東京審判的合法性，為日本甲級戰犯開脫罪責；日本政要接連參拜供奉著甲級戰犯牌位的靖國神社，并詭辯稱這是“日本的內政”、“私人的情感”；文部科學省還通過了否定遠東審判的扶桑社出版的歷史教科書；他們把侵略戰爭歪曲為解放戰爭，胡說南京大屠殺是虛構的，是“20世紀最大的謊言”。這些言行已經影響到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不了解歷史將無從判斷過去，《朝日新聞》的調查表明，有90%的日本年輕人不了解東京審判，因此他們并不反對首相參拜靖國神社。

上海是參與東京審判的中國法官、檢察官的主要派出地。中國代表團共17人，其中12位在上海成長為專業人士，11位是東吳大學法學院畢業。中國派出的法官是當時國民政府外交部推薦的、立法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梅汝璈，檢察官為司法部推薦的、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向哲浚，他們兩位都是留美法學博士，是當時中國頂尖的法學家。中國監察組的成員即助理檢察官還有裘紹恒、鄂霖、高文彬、周錫卿、張培基、劉濟生、鄭魯達、吳學文、劉子鍵等，他們年富力強，具有良好的法學基礎和外語能力，多在上海擔任法官、檢察官或法學教授。中國檢察官首席顧問是上海東吳大學法學院教授倪征。1946年，中國代表團在華懋公寓（今錦江飯店）集合組成，從江灣機場起飛出發。

戰后對日本戰犯的審判活動涉及到亞洲各地，從伯力到中國南京、廣州、漢口、徐州、沈陽、北平、濟南、太原、臺北等地的審判，還有澳大利亞和東南亞各地的審判。而上海是審判日本戰犯的主要城市之一，前后共舉行了12次相關的審判，其中10次在民國時期，兩次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后。上海還舉行過盟軍對日本戰犯的軍事法庭審判。

同樣，上海是戰后對日本戰犯審判的主要研究基地。上海交通大學于2011年成立遠東審判研究中心（現為戰爭審判與世界和平研究院），研究成果豐碩，收藏數千枚審判照片，紀錄片7000分鐘，出版300冊資料。拍攝《東京審判》3季7集。上海學者徐家俊長期專攻戰后審判研究，著有《上海戰犯審判》等書。上海畫家李斌的系列大型油畫，再現東京審判的場景，被重要博物館所收藏。再有，淞滬抗戰紀念館珍藏有南京軍事法庭石美瑜審判長的印信以及他生前保存的日軍“百人斬”武士刀等重要文物。

據筆者所知，東京軍事法庭國際檢察局局長（亦稱首席檢察官）季南為搜集證據，曾在東京審判開庭前訪問過上海。1946年3月16日，季南與國際檢察局屬員霍克斯赫斯特、洛克李等6人飛抵上海，我國駐東京軍事法庭檢察官向哲浚陪同調查。季南一行特地來到提籃橋監獄，旁聽美軍事法庭審訊轟炸東京的美國飛行員杜立特部下3位飛行員在滬遭日軍槍殺一案的戰犯，這些戰犯為前上海地區日軍司令官澤田茂等4人。美國國家戰犯審訊委員會對此案頗為重視，在此案中判明日本首相東條英機及其閣員負有責任。

審判日本戰犯紀念館的建立，可以重溫中國與各反法西斯盟國并肩戰斗、追求正義的往事，有利于捍衛戰后國際秩序，有利于兩岸的統一大業。也可展示中國對戰勝日本法西斯勢力的擔當與貢獻，激發國人的自豪感，深入開展愛國主義教育。消解日本政界精心建構的戰爭受害者形象，遏制歷史修正主義逆流。在東京，靖國神社的軍事歷史博物館——游就館，無恥歪曲二戰歷史，將日本打扮成受害者，絲毫不提東京審判，卻在館外樹起印度法官帕爾的雕像，因為在11名法官中只有帕爾認為日本無罪，主張釋放所有日本戰犯。所以，在東京根本不可能建立正確史觀指導下的紀念館，因此作為戰勝國的中國有責任、有義務建館。審判日本戰犯紀念館必將與紐倫堡審判紀念館一道，交相輝映，傳諸后世。

（作者系上海師范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上海抗戰與反法西斯戰爭研究會會長）